大批学生、知识分子和艺术家奔赴延安，给毛泽东的个人生活带来了重要的影响。毛泽东对蓝藏似乎一见钟情，便同贺子珍离婚，和这个新来的富有魅力的人结婚……
朱德受爱戴，而毛泽东受尊敬，最了解他的少数几个人热爱他……不论那些在1949年年初劝告毛半途停顿革命的好心人和爱好和平的人是谁，他们的劝告没有生效……
1935年秋，当毛泽东率领残部快要抵达在陕西省的终点时，他终于取得了对本党的控制权——虽然他的权威在其后数年内绝非不受挑战。现在到了这样的地区，又有了这样的政治地位，他就能够以最坚定的抗日派的姿态出现，利用日本继续侵略而在中国国内所激起的巨大社会动员力量，达到民族主义的目的。但是，为了达到自己的目标，他不得不时刻在两条战线上作斗争——既反对国民党，也反对莫斯科的支配。
国共之间初期发生的一些争吵无需赘述。虽然共产党和国民党不久都认为还是以合作抗日为有利，而不要再继续相打，但双方都不认为这是一个永久性的解决办法。毛泽东和蒋介石都自信负有领导整个中华民族的使命，谁都丝毫不打算同对方无限期地分享权力。即使在他们合作最热诚、最有成效之时，也经常在算计对方，企图在必然分裂之前加强自己的地位。
同前苏联的关系问题更为复杂，因为两国共产党之间既有斗争，又真心实意求团结。同时斯大林有两个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目标，这两个目标都是毛泽东所完全不能接受的。第一个是，如果有可能危及莫斯科的外交地位的话，不要过于猛烈地推进中国革命；第二个是，确保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在苏联的指导和控制之下。虽然后来这些问题的表现形式有很大不同，但在1935—1949年期间，双方在这两点上始终存在具有根本性质的紧张关系。诚然，毛泽东任何时候都不能公开藐视斯大林的权威，尽管偶尔大胆暗示莫斯科在中国的权利和影响是有其限度的。但是，人们有理由相信，究竟谁最终掌握中国革命的命运，是他们两人始终没有忘怀的一个问题。
1935年9月，在毛泽东率领的“中央红军”抵达前不久，徐海东所辖原在湖南东南部活动的二十五军团结束行军，在陕甘根据地同刘志丹会合。两支部队合并成立一新单位，即十五军团，总兵力约七千人，打退了国民党的一次进攻，尔后继续前进。10月，参加长征的毛泽东及其八千名老战士同他们会师，粉碎了国民党的又一次“围剿”。至此，毛泽东指挥下的总兵力约达一万五千人。1936年，兵力又有增加，因为贺龙的部队已从在湖南的根据地来到陕西，张国焘和朱德的部队远征到西藏边界后也终于回来了。但不论是同周围的国民党部队，还是同1934年在江西提出的组建“一百万红军”的目标相比，总兵力仍然是很小的。[1]
作为一个革命家，他终于掌握了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并且学会按照意识形态的要求正确地制定政策，《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就明显地反映出这一点。在这个报告中，毛泽东对1935年12月底政治局召开的瓦窑堡重要会议作了一个总结，他不仅如1933年以来所一贯主张的那样提出联合“任何武装力量”，而且对当时中国存在的各种力量及其政治态度，进行了比较透彻的阶级分析。不仅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甚至一部分买办和地主也被认为是抗日统一战线潜在的同盟军，因为他们的利益是同英美等国的利益联系在一起的，而这些国家是同日本有矛盾的。此外，他还提出建立一个能够得到所有这些力量支持的单一的“国防政府”。[2]
同时应当指出；这种成立正式联合政府的主张，仅仅是对国民党作出的很有限的让步。因为它虽然如早先的八一宣言一样，提出“国防政府”应经各党派和各社会团体的代表协商产生，但显而易见，共产党将在这种协商中起领导作用，陕北现存的苏维埃政府将构成新的抗日政权的核心。无论如何，不容许蒋介石和国民党起主导作用。这种立场同当时共产国际的路线完全一致。共产国际的路线是1935年夏第七次代表大会上通过的，它号召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建立“反帝统一战线”，但又强调指出，在中国，“苏维埃应成为联合全中国人民进行解放斗争的中心”。[3]
1936年2月毛泽东所填的词《沁园春·雪》，形象地流露出了他这时候的整个观点，这种观点比1935年12月会议讲话那种政治性文章所提出的看法更加引人瞩目，调子也更加和谐：
北国风光，
千里冰封，
万里雪飘。
望长城内外，
惟余莽莽；
大河上下，
顿失滔滔。
山舞银蛇，
原驰蜡象，
欲与天公试比高。
须晴日，
看红装素裹，
分外妖娆。
江山如此多娇，
惜秦皇汉武，
略输文采；
唐宗宋祖，
稍逊风骚。
一代天骄，
成吉思汗，
只识弯弓射大雕。
俱往矣，
数风流人物。
还看今朝。[4]
这首词断言，中国历史上的伟业还有所不足，今日的革命家才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英雄人物。但是我们的历史又是光辉灿烂的。中国的壮丽山河，到今日更加妖娆多姿，而两千年来历代帝王励精图治的英雄业绩到今日则相形逊色，但这些业绩也还是值得钦佩的。
特别引人注意的是提到成吉思汗，因为毛泽东几乎与此同时在他拟定的1935年12月对内蒙人民宣言中再一次提到这位蒙古族征服者：
我们认为只有我们同内蒙古民族共同奋斗，才能很快的打倒我们共同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同时相信，内蒙古民族只有与我们共同战斗，才能保存成吉思汗时代的光荣，避免民族的灭亡，走上民族复兴的道路，而获得如上耳其、波兰、乌克兰、高加索等民族一样的独立与自由。[5]
宣言中说蒋介石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反映出当时还处在毛泽东准备倡议同国民党合作而尚未认为必须把他的老对手包括在内的过渡阶段。痛斥国民党反动性的言辞实际上不见了，而对它最大的谴责也只是说它不保卫中华民族的生存。1936年上半年最常见的对蒋介石的攻击是骂他为“卖国贼”。对蒋介石的这种攻击，当然从反面反映出当时的政策（以苏维埃政府为抵抗侵略的主要中心来动员一切可以想象得到的民族集团或社会团体），是这种政策符合逻辑的必然结果。毛泽东在这方面进行了各种努力，工作很有生气。
这种呼吁反映了毛泽东的思想和当时的形势，自然是极有意义的；但是从政治上看，起决定作用的显然还是同国民党及其领袖蒋介石的关系问题。为形势所迫，两人在同自己的宿敌打交道时，都不得不逐渐克服本能的仇恨，1936年5月，阎锡山军队拦击共军，[6]得到陈诚所辖蒋军两个师和少帅张学良（被日本人赶出满洲）东北军的支援。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最后决定直接向南京国民政府发通电。毛泽东后来说，他在5月5日发出的通电，标志着“放弃‘反蒋’口号”。[7]虽然此后仍然有几次以敌对的口吻谈论蒋介石，但是几年以来共产党报刊上对他的辱骂却很快消失了。
1936年夏，在同斯诺长谈的过程中，毛泽东明确地表示他愿意同其宿敌合作：
必定有一天须要作出抉择，要么抗日，要么被他的部下所打倒，他的部下决不愿作日本的奴隶。他的许多将领现在很难控制，都要求采取抗日的政策……
这种越来越大的来自他自己的将领和抗日群众运动的压力，可能迫使蒋介石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答应人民的要求。如果他停止内战，开始抗日，重新建立国共两党之间的联合，我们将欢迎这种变化，并全心全意地同他合作。但这只能由蒋介石来作决定。这种决定不能再拖延很大了。[8]
此时蒋介石本人无意同共产党合作。但是有人比较愿意响应毛泽东及其同志们关于民族团结抗日的呼吁。其中为首的一个是张学良，他的部队在同共军作战被俘而经过教育释放后，都怀念在满洲的家乡。张便通过各种途径同共产党接触。[9]10月间，毛泽东的确愿意宣布，除非受到攻击，红军不再同张学良的“人民革命军”作战。
毛泽东就此向报界发表声明时说，他和他的同志们不仅准备同人民革命军，而且同南京政府“携手合作”抗日。他宣称：“我们极其希望同南京政府合作。”[10]
蒋介石为这种形势所困扰，又急于发动一次攻势，想把共产党彻底消灭，遂匆匆赶赴张学良在西安的司令部。但他在那里却被扣留，成了张学良的阶下囚。张劝他必须先抗日后反共，而不是攘外必先安内，这就是著名的“西安事变”。
众所周知，结果达成了表面上有利于蒋介石的妥协，实际上他作出了重大的让步。从表面上看，张学良承认自己完全错了，并谦卑地请求蒋介石给予适当的处分。（委员长乐于照办，“事变”后将近三十年了，张学良还被软禁在台湾。）但是与此同时，理论上出于个人的意志，蒋介石改变了以前的态度，很快同意和共产党及所有其他爱国力量合作抗日。[11]
对于同蒋介石合作，毛泽东和他的同志们无疑远比莫斯科有保留。在斯大林看来，蒋介石是唯一可能成为民族领袖的人，他的确一心想让中国在蒋领导下保持某种形式的政治团结，因此前苏联的报刊一听到西安事变的消息，就痛斥之为日本人的阴谋。[12]张学良很快找共产党商议如何处置蒋介石，共产党是不愿放过这个同其宿敌算账的时机的。据斯诺说，在陕西的红色首都发出了要求对委员长公审的呼声。[13]但是最后毛泽东和他的同志们显然认为，他们的力量还不够强大，不能自行发起建立联合政府，蒋介石较之那些更反动的领导人还算好一点，如果把他杀了，那些人就可能在南京得势。下面是毛泽东在当时的一项声明中所作出的解释：
共产党在西安事变中主张和平解决，并为此而作了种种努力，全系由民族生存的观点出发。设使内战扩大，张杨长期禁锢蒋氏，则事变的进展徒然有利于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讨代派。[14]
1937年上半年，双方在达成新时期国共合作的协议方面进展很快。1937年2月10日，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电为达成妥协打下了基础。共产党在此电中作出四项让步：
1.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
2.陕西苏维埃政府改组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编为国军的一支部队，分别受南京政府及其军事委员会之指导；
3.在普选的基础上，在“特区”建立民主制度；
4.停止没收地主的土地。
1.停止内战；
2.保障民主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
3.召集各党各派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力救国；
4.迅速完成抗日之准备工作；
5.改善人民的生活。[15]
1937年9月22日，即日本制造卢沟桥事变并开始大规模入侵中国两个月后，国共双方达成了最后协议，其条件和共产党在2月间提出的要求相类似。其主要区别是增加了一条，即保证共产党的活动有利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三民主义是适合中国现阶段的纲领，这一思想实际上是共产党在1936年8月25日致国民党的一封信中提出来的。那封信要求国民党“恢复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三民主义精神”，并“重振孙中山先生的联俄联共和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16]
这样诉诸国民党所信仰的主义，引起人们怀疑中国共产党是否放弃了自己的主张，不再是“真正的”共产党。这种错觉最后传播得相当广（尽管没有后来所说的那样广），其实是毫无根据的，因为毛泽东在开始出现这个问题时就尽力作了澄清。
1937年3月1日在同美国记者A·史沫特莱（1月间到延安[17]）的谈话过程中，史沫特莱女士直截了当地问毛泽东，统一战线政策是否意味着中共放弃了阶级斗争而变成单纯的民族主义者。毛泽东回答说：共产党人绝不将眼光局限于一个阶级的一时利益，而是极为热忱地关注中华民族的命运，而且是永远以民族命运为怀……中国共产党人是国际主义者，他们支持世界共产主义运动。[18]但同时他们又是保卫祖国的爱国者……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决不矛盾，因为中国只有获得了独立和自由，才可能参加共产主义运动。
由此可见，在中国以及在全世界，其最终目标仍然是共产主义，但只有首先拯救民族免于灭亡才能进行社会革命。在结束谈话时，毛泽东回顾说，1925至1927年期间，他和很多同志曾在国民党及其军队内工作，他们所以能够这样做，是因为他们信仰三民主义，而三民主义也适合中国现在的需要。[19]
1937年5月，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全国代表会议，讨论同国民党合作的新政策，因为这项政策在许多党员中间引起了一些担心。[20]在向会议所作的报告中，毛泽东再次断言，在目前阶段，共产党的纲领虽比三民主义激进，但同三民主义并没有根本冲突。在争取“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这三大目标的共同斗争中，共产党和国民党可以找到合作的基础。[21]
虽然将社会革命暂时从属于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并相应地采取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结成联盟的政策是同列宁的理论和斯大林的实践完全一致的，但毛泽东对问题的看法仍然同苏联领导人有重大区别。在毛泽东看来，一切中国人联合起来救国，不仅仅是一个灵活的策略，而且本身就很重要。重要到何等程度，看一看他贯彻这项政策的热情就知道了。他不仅预言国民党会有“光明的前途”，并赞扬其“伟大的领袖”蒋介石[22]，而且在其向中共六中全会所作的报告中谈到联合的组织形式时，明确而有力地表示支持1924—1927年曾经采用过的“党内合作”方式。他甚至预先表示接受同蒋介石在1926年防范国民党内共产党员活动的办法相类似的两项限制措施：向国民党提交参加国民党的全部共产党员的名单，不吸收国民党员加入共产党。[23]
当这些建议向蒋介石提出时，他企图“大规模渗透本党（国民党）”。[24]而且，这时毛泽东的一切言行，包括1938年10月那次报告中一段话在内，表明他决不打算牺牲自己独立权力的根基。[25]
看来似乎荒谬，毛泽东诚心诚意地（至少有一部分是诚心诚意）提出同国民党合作，反倒使他成了一个更危险的对手。因为其诚意是出于对中国命运的深切关注，这就在当时被彻底发动起来的农民群众的心目中，大大提高了他作为领袖的威望，并且最后在既是民族主义又是社会革命的浪潮中，由农民群众把他推向了权力的宝座。
长期以来，研究这个问题的大部分学者认为，毛泽东所以能够取得政权，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他在日本侵略的形势下，远比蒋介石成功地激发起了群众的爱国心。近年有一部根据日军大量档案材料写成的著作，以可靠的史料证明了这种看法。[26]
中国共产党所以能够以全国抗日的化身出现，游击根据地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可以回想一下，长征在很长程度上被说成是为了北上抗日。1936年1—2月，毛泽东和他的同志们的确曾进行过一次他们称之为“抗日远征”的行动。在毛泽东、刘志丹、徐海东的指挥下，红军主力部队渡过黄河，只遇到阎锡山微弱的抵抗，很快在山西省占领了十八个县。就在此时，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参战；到1936年5月，大部分红军被赶过黄河，刘志丹牺牲。[27]共产党于是展开了一个前面已提到的争取同南京结成统一战线的运动，终于在1937年9月22日双方达成协议。协议中关于军事问题一项全文如下：
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之统辖，并待命出动，担任抗日前线之职责。[28]
按照这项规定，延安地区的红军（已改名为第八路军）于1937年9月再次渡过黄河，几乎立即投入抗日。[29]这样，共产党终于能够经蒋介石认可，去干他们自1934年以来早已宣布他们希望干的事情。
但是，共军的抗日斗争以及后来他们在同国民党的冲突中增强自己的地位，不是靠正规军打阵地战，新编八路军被南京政府限制在四万五千人，无论如何招架不住强大日军的正面进攻。他们却能够以游击战术极有效地打击侵略者，因为他们在这方面既有理论，又训练有素，尤其是因为日军不能占领广大农村，只能占据交通线，沿交通线向前推进。共军的这种军事行动，国民政府也最难于控制，他们在敌后化整为零，分成许多一两千人的小部队，连了解他们的发展情况都不可能。到1945年，共产党控制的部队竟增加了十倍，由五万人发展到五十万。[30]
这样成立的政府，当然还达不到多数人统治意义上的民主，在那种条件下这是不可能的，但它大体上是廉洁正直的政府，得到很大一部分人民的爱戴——日本人也无可奈何地看出这一点。[31]1937年实行减租而不没收土地的温和经济政策，增强了团结抗日的号召力。地主所收的租较前少了，但他们准能收到，因为延安政府及其所发出的各种指示保证他们有权收租。农民则以不超过其收成三分之一的部分交租而得到不少实惠，因为以往的地租通常要占收成的一半以上。“苏维埃”这个名称被抛弃了，西北的根据地改称“边区”。
“新四军”在华中采取了同华北八路军相类似的战术。“新四军”是1937年9月建立的，由各根据地在长征后留下来的残余部队组成。当时，流亡在香港的南昌起义领导人叶挺（由于在流亡期间丧失了党籍，他被认为是一个不像其他某些共产党员将领那样会引起惊慌的人物）被召回任军长。副军长是项英，他曾是江西时期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两位副主席之一（另一位是张国焘）。现任外交部长陈毅，也许是当时他的部下中最能干的一个。1938年春，这支军队改编完毕，开始仿效八路军在华北的做法，以游击方式袭击日本人的交通线。[32]
毛泽东的抗日主张显而易见是真诚的，共产党对侵略者发动的游击战又卓有成效，因而沿海城市大批学生和其他知识分子日益被吸引到延安来，延安成了全国最有生气的政治中心之一。学生参加抗日救国的斗争始于1935年12月9日，当时有数千名学生在北京示威，高呼“抗日救国”口号。这次示威很快波及到国内其他地方，激起了全国学生和教员以至其他社会阶层的同情。示威一开始就是在共产党的强大影响之下，[33]国民党领导人自然不赞成，因为他们一般不喜欢群众运动，而且运动所引起的冲动，可能威胁到避免同日本发生公开冲突的官方政策。于是，越来越多的学生为了寻求一个比较友好的环境而开始川流不息地前往陕西红色根据地。
毛泽东及其同事很快采取措施接纳这些人。1936年2月，毛泽东和周恩来、彭德怀共同签署公告，宣布建立“西北抗日红军大学”，定于4月1日开学。据说学校的宗旨是训练“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干部，以拯救中华民族免遭灭亡，因为日本帝国主义和“卖国贼头子蒋介石”已经造成亡国的威胁。教学内容分为四类，分别培养官员（一千名学员）、政治工作者（一千二百名学员）、游击队领导人（三百名学员）和骑兵、炮兵、工程兵军官之类的专门人材（二百名学员）。前三类课程为六个月，第四类为一年。学员不论其政治背景、阶级出身或性别，只要决心抗日，一概表示欢迎。要求最低学历为高小毕业或具有同等学历，自然欢迎中学生或大学生。[34]
1936年夏斯诺访问苏区时，这个大学已经开学。[35]
边区政府的教育人民委员是毛泽东在长沙时的老教员徐特立。徐学识渊博，知道如何教育不同年龄和背景的人，因为他在1919年四十多岁时，曾作为工读生去巴黎进修，1928年又进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0年回国，在瞿秋白手下任江西苏维埃政府副教育人民委员。1935年瞿被国民党杀害后，他接替瞿任教育人民委员。[36]
大批学生、知识分子和艺术家奔赴延安，给毛泽东的个人生活带来了重要的影响。
1928年毛泽东二十五岁时，开始同一个十八岁的姑娘贺子珍一起生活。她虽然在1930年杨开慧在长沙被杀害以前可能还没有正式成为他的夫人，但在以后九年中为他生了五个孩子，其中一个生在长征途中。贺是寥寥无几的参加长征的妇女之一，尽管她当时已经怀孕。1937年，她去前苏联就医。在她出国期间，一个自上海来的著名电影女演员蓝藏到了延安，在那里的一个剧院工作。毛泽东对蓝藏似乎一见钟情，便同贺子珍离婚，和这个新来的富有魅力的人结婚，此后两人生活一直很幸福。[37]
毛泽东虽然对此感到欣慰，但并未忘却青年时代的伴侣杨开慧。1937年夏在见到蓝藏以前，他曾问史沫特莱是否爱过男人？为什么爱？爱情对她意味着什么？还有一次，他向史沫特莱吟诵了一首怀念其第一个夫人的诗。这首诗和毛泽东平生所写其他诗词中的大部分从未发表过。[38]但二十年以后，他又填写了一首怀念开慧的词，这次公开发表了（这首词即《蝶恋花·答李淑一》）。
毛泽东有了新夫人的时候却同他唯一幸存的弟弟毛泽民分别了。1925年，毛泽民曾应毛泽东的要求进国民党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此后一直忠实地追随着他，两人在政治上共命运。
1938年，泽民在延安辞去主管边区经济工作的职务去新疆工作，任当地军阀盛世才将军的财政部长，盛当时还在同苏联合作。当盛将军脱离莫斯科归顺重庆时，毛泽民在1942年9月被捕，1943年被杀害。毛泽东的妹妹泽红（Tse—hung译音）早在1930年和他的第一夫人同时遇难。毛泽东的弟弟泽覃在1935年牺牲。现在，毛泽东一家就剩他一个人了。[39]
毛泽东在西北时期成了国内外的知名人物。前十年报刊上虽然经常提到他，但只知其名：对一些人说来是匪首，对另一些人说来是革命英雄，但都是个抽象的概念。现在，继1936年夏斯诺的开拓性采访之后，接连不断有人设法去边区访问，对生活在边区的人作了第一手报道。
他们对毛泽东有各种不同的描绘，但有一点是共同的：无不对他深感兴趣。第一个采访他的外国记者斯诺说，毛泽东的特征是将知识分子的深邃和农民的机敏结合了起来。
初次见面，她觉得他像个女性，有点难于接近。“不管他还可能有什么别的特点，”她写道，“他总是一个文弱之人”。后来，她发现他神采奕奕、举止文雅而意志坚强、仪态威严。沉默之中饱含热情和淳朴。但是，尽管他能够同几个好友畅谈，总的说来，他还是沉默寡言、态度冷淡。史沫特莱接着说：“我最初所强烈感到的他那种令人捉摸不透的气质原来是不喜与人交流思想。朱德受爱戴，而毛泽东受尊敬。最了解他的少数几个人热爱他，但是他性格内向，一般人敬而远之。”
在那几年见到毛泽东的西方人都深感他热诚，甘愿为了实现一种理想而牺牲个人的舒适生活，这同国民党大部分政客的贪污受贿和纵欲无度形成了尖锐的对比。他们对毛泽东质朴的农民作风和不在乎个人外表，一般都看不惯。斯诺特别吃惊，他看到毛泽东“心不在焉地松下了裤带，搜寻着什么寄生物”，或者在热天当着来访者的面脱下裤子。（陈志让说得对，人们对此感到惊愕，有些是由于不熟悉中国人的习惯。）另一个见到过毛泽东的人说，他有一个古怪的习惯，抽烟时发出一种令人不愉快的声音，这是中国某些地方的农民所特有的。[40]
由于外国人通过国民党封锁线进入共产党控制区和在访问后发表印象纪要容易得多，中国人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西方记者的报道，才知道国内还有一支大的政治力量。（《西行漫记》完整地记载了斯诺对毛泽东的采访，立即被译成中文。）这些著述为毛泽东和他的同志们树立了怀有崇高目标的爱国者的形象，对中国国内舆论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但是也引起了一定的幻灭感，尤其是在学生中间，因为他们得悉毛泽东为了一个富有魅力的蓝藏而抛弃了一道参加长征的忠实伴侣，他们原来把他视为严格的革命清教主义的化身。）
到1938年夏，尽管中国在上海奋力抵抗，并获得台儿庄大捷，日军还是占领了中国沿海一些大城市，武汉于10月间陷落。日军攻占南京后进行的大屠杀，是当代最野蛮的大规模恐怖活动，进一步激起了中国抵抗侵略者的情绪。国民党大本营迁往重庆，在日军战线后面，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实际上成了唯一强有力的政治力量。在这种条件下，毛泽东撰写了一系列重要著作，开始形成其抗日战争的理论。
在毛泽东的写作生涯中，延安时期，尤其是1938年初至1940年初，是一个异乎寻常的时期。不仅写作质量很高，而且长篇、系统的著作多，报告、讲话、指示之类的东西少，这是他一生任何时期所不及的。其原因不难理解。一方面，同国民党达成协议后根据地局势稳定，他又不亲自参加对日作战，使他有比较多的余暇，这是他自学生时代以来所不曾有过的，在江西苏维埃共和国全盛时期也许地有一两年例外。另一方面，他终于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具有了自信心和从世界角度处理中国革命问题所必需的远大眼光。他在1938—1940年的著作分两类，第一类主要讲抗日战争军事方面的问题，第二类讲政治问题。1938年上半年写的几篇军事著作，构成了一个三部曲，从不同层次对战争进行了分析。毛泽东先是出了一本叫作《基础战术》的小册子。[41]
毛泽东为抗日战争制定的游击战术，同反对国民党的内战中所采用并于1936年加以系统阐述的战术基本相同。这些战术要求“避实攻虚”，[42]集中兵力各个歼灭敌人，重在消灭敌人有生力量而不是夺取地方或据点。毛泽东说：“杀敌一千，自杀八百，那是不合算的。”[43]
在毛泽东看来，抗战和内战的主要区别，不仅在于动员群众的口号不同，还在于抗日战争的战略问题要着眼于世界形势。在军队内部和人民群众中间，政治工作的主要内容是：鼓吹民族复兴，激发民族意识，揭露日本人的残暴，以增强“誓死杀敌之决心”。[44]
毛泽东强调，大无畏是取得成功的关键，这特别能说明毛泽东的个性及使他获得最后胜利的勇士气质：
我们看见敌人的时候，就不要以为敌人手上拿着兵器，就如老鼠见猫一样，怕得不得了，不敢接近他，混入其中，去作破坏的工作。我们是人，敌人也是人，均是人，那么怕什么呢？怕他有兵器吗？兵器我们可用方法夺取过来的，所怕的，不过是怕给敌人打死。可是受敌人压迫到这步田地，难道还有谁怕死？死还不怕，还有什么敌人可怕呢？所以我们看见敌人的时候，无论他是多少，要当他是可以充饥的面包，马上就可以将他吞下去。[45]
前面已多次着重指出，这种民族主义的号召，尽管绝不能概括毛泽东的整个目标，然而是极其真诚的。在国难当头的时刻，这种真诚的感情极大地提高了他的威望。毛泽东宣称：中国的抗战是“战争史上的奇观，中华民族的壮举，惊天动地的伟业”。他又说，这个战争在将来不但影响到中日两国的命运，而且将“推动各国首先是印度等被压迫民族的进步”。[46]
毛泽东完全有理由为中国人民的英雄主义而自豪，稍举一二中国人民所受到的苦难和表现出的勇敢就足能证明。[47]他还正确地预言，中国革命最终将对所有殖民地和附属国产生巨大影响，虽然这种影响的确切性质和范围还不完全清楚。其中，一个比较现实的问题则是世界形势将对中国的斗争产生何种影响。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国际形势变幻莫测，毛泽东或其他任何人都难于确切知道中国能够得到哪一个国家的支持。直至1939年初，他认为，尽管张伯伦实行绥靖政策，“对于日本也至今还保存着怯懦心理”，但“广大民众，包括各个阶层的一切进步人们，都在同情中国抗战”，最终会使英、法、美各国政府相信，反对日本侵略是符合他们各国利益的。[48]1949年9月，在苏德条约签订之后，他谴责所有“帝国主义国家”都像“疯狗”一样凶恶，除了“向他们的敌人，向世界的墙壁，乱撞乱碰”以外，不会干别的什么。他甚至认为，“世界上最反动的国家”的领导人张伯伦比希特勒还坏。[49]中国可以指望从前苏联得到什么援助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作为一个列宁主义者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忠实信徒，毛泽东不会怀疑唯一的社会主义大国将会援助被压迫民族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而且，1939年8月的条约，暂行解除了斯大林对苏联西部边境的担心，使他可以在东方有行动自由——日本人深知这一点，曾在柏林猛烈反对这项条约。这就是毛泽东在当时的声明中所强调的一个方面。
但是，这项条约又是如此明目张胆地将原则服从于俄国的民族利益，不管当前所引起的实际反响如何，势必也在中国造成对前苏联意图的怀疑。除此之外，在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在抗日统一战线中的作用问题上，毛泽东和斯大林之间早已出现紧张（或者不如说紧张关系从未完全消除）。
这时，双方之间的争论是通过王明间接进行的。王明在莫斯科呆了六年，提高了地位，成了斯大林在殖民地问题上的主要专家，并任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于1937年下半年回国。
回国后不久，他就向一名美国记者宣布，他回国是为了同蒋介石进行协商，通过协商共产党可能参加南京政府。[50]1938—1939年期间，他全力从事统战工作，所执行的路线看来是承认抗战的领导权属于国民党。
这就是王在1951年遭到指责的错误偏向。[51]像对所有对手的责难一样（他回国后看来是毛泽东的两个主要对手之一，另一个是张国焘），这个指责无疑过于简单化。我们知道，毛泽东本人在其1938年10月的讲话中，曾预言国民党有“光荣的前途”，虽然他也强调共产党要发挥独立的作用。但是在第二年，尤其是在世界形势因苏德条约而发生变化之后，毛泽东趋向于执行一条更加坚定的路线。在1939年12月所写《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这一主要用作党员课本的著作中，他明确断言，中国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和共产党领导。[52]而一个月以后在为大范围读者所写的《新民主主义论》中，他则比较审慎，甚至有一句表明承认领导权将继续属于国民党（如果国民党证明有此能力的话），这句话在现行版本中被删掉了。
列宁主义认为，在未进入资本主义的国家中，革命必须分为两个阶段，即“资产阶级民主”阶段和社会主义阶段。毛泽东根据这个已为大家所接受的原则宣布，在中国，这两个阶段中的第一个阶段将采取他所谓“新民主主义”的形式。这种新民主主义同“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区别在于，新民主主义不是由资产阶级一个阶级来领导，而是“各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帝国主义者和汉奸反动派的革命民主专政”。[53]
提出这个论点，反映出以适合中国的特殊需要为方向的共产党的正统理论已经形成。列宁曾经谈到“工农革命民主专政”。他还提出在某种条件下可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建立统一战线。但是，毛泽东将行使专政的阶级扩大为“各个革命阶级”，其中之一即以国民党为代表的资产阶级，说明他已经在探索后来他在1949年宣布的“人民的专政”。这个理论上的新发展，带有强调全体中国人民的革命性的倾向。另一方面，尽管毛泽东追随斯大林，认为中国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而且是“伟大的一部分”，但他并没有像今天这样提出亚洲是世界革命的中心，而是以比较正统的调子断言，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是主力军，被压迫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人民仅仅是其同盟军。
到1939年冬至1940年初发表这两篇非常明确而重要的著作之时，毛泽东终于做到将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和指导思想完全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他的两个主要对手均被清除。张国焘同王明一样，主张对蒋介石采取更加和解的路线，于1938年初由延安逃往国民党控制区，同年4月被开除出党。王明被降级从事次要工作，到1939年底，不再能发挥任何实际作用。[54]
毛泽东宣布，共产党此后要在领导国家方面发挥重大的可能是支配的作用，并宣布随之而来的必然是社会主义革命，这当然不会使蒋介石高兴。但毛泽东的行动也许比其言论更加使蒋介石不安。
到1910年春，八路军的正规部队和脱产游击队约达四十万人。
新四军发展慢，未达到数月前党中央规定的十万人的指标。原因之一无疑是单纯搞军事，妨碍了政治工作，新四军领导人当时曾为此受到批评。[55]1940年5月4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的名义作出指示，命令项英、陈毅迅速扩充部队至上述数字，并“西起南京，东至海边……将一切可能控制的区域控制在我们手中”。[56]
诚然，扩展游击根据地是毛泽东和他的同志们最有效的抗日方式。但蒋介石不可能看不到共产党的力量因此而得到巨大发展，并将在赶走侵略者以后加强同国民党讨价还价的地位。如C·约翰逊所说：“虽然共军确实是在抗日，但其方式只容许中国有一个抗日战争的胜利者。”[57]
共产党对国民党统治地位的这种挑战所引起的紧张局面，由于1940年的国际形势而进一步加剧。蒋介石赖以取得支援的欧洲民主国家在军事上的惨败，加重了重庆的悲观情绪，谣传要妥协媾和。3月间，汪精卫在南京成立的亲日傀儡政府，甚至表现出更为危险的倾向。
铁路和其他交通线被破坏，还有一座重要的煤矿被毁。战斗一直持续到12月初，打破了日本最高司令部的计划。
当时，华中新四军同该地区各国民党部队之间产生了摩擦。陈毅因苏南与重庆代表采取敌对行动，于1940年夏派出所属很大一部分部队渡过长江进入苏北。他们在该地袭击和打垮了国民党韩德勤部，将其残余部队驱至该省西北部，[58]导致国民党进一步采取强硬态度。1940年6月国共双方代表达成谅解：新四军撤出华中，交换条件是共产党可以在黄河以北地区（山西南部除外）自由行动。但是，如约翰逊所指出，重庆要求共军北移，并不意味着容许他们消灭面前的一切国民党部队。[59]由于苏北发生战斗，重庆政府于1940年12月9日命令新四军所有部队在12月31日前移至长江以北（另给他们一个月时间去同黄海以北地区的八路军会师）。部队主力按规定日期渡江，但由于一些迄今还含糊不清而有争论的理由，军部直属部队约九千人仍留在长江以南。1941年1月4日，这支部队被国民党军队包围，经过十天战斗，实际上被消灭。项英被杀，叶挺军长被俘，一直关押到1946年。[60]
此事件标志着国共两党在抗日战争期间不再有任何真正的合作。[61]重庆政府极力谴责新四军不服从命令，并令其解散。共产党不仅拒绝解散，而且迅即着手重建，并予以扩充。任命陈毅为代理军长，并派刘少奇这样的人物任政委。这支部队的游击活动很快扩展到刘少奇于1941年春划定的七个军区。这些地区在战争结束时都变成了根据地，而且成立了能够行使权力的地方政府。[62]
正如约翰逊所指出，从长远看，新四军事件对共产党极为有益，因为经过这次事件，已经享有民族勇士荣誉的共产党，又获得了民族义士这一更加可贵的称号。“只要共产党表现出比政府更加抗日，他们就可以若无其事地违背国民党的军事指示，他们也懂得这一点。”[63]这个论断实际上概括了此后整个抗日战争过程中的情况：毛泽东和他的同志们，干脆不再服从国民党的指示，连表面文章也不做了，然而他们作为民族利益最坚决捍卫者的声望却越来越高。
共产党同国民党的关系因而恶化，与此同时，他们还受到日军日益猛烈的进攻。日军早已构筑堡垒来分割和孤立游击根据地，这时更加强化这种政策，以防止再发生百团大战。1941年7月，日军在华北推行臭名昭著的“三光”政策（烧光、杀光、抢光）。结果八路军兵力由四十万减至三十万，华北共产党地区人口由四千四百万减至二千五百万。[64]
经济上的难题，他们在根据地发动一次成功的大生产运动来对付，包括鼓励农民成立互助组和军队参加工农业生产。[65]政治上的难题则以“整风运动”来解决。“整风运动”于1942年2月正式开始。
整风运动有两方面的目的，哪一方面都不容忽视。一方面，增强中国共产党在困难环境中的团结和纪律，向战争期间发展的大批新党员灌输关于马列主义和前苏联政治制度方面的最低限度的知识。另一方面，提高党员的思想觉悟，使其具有毛泽东所亲自培育的特殊品质。简言之，毛泽东的目的是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1938年10月他在六中全会上提出这个口号，并作了如下阐述：
我们这个大民族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民族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予总结，我们要继承这一份珍贵的遗产。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成为伟大中华民族之一部分而与这个民族血肉相连的共产党员，撇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须解决的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66]
在1941年5月5日一次干部会议上的报告中，毛泽东着重阐明了一个与此相类似的论点：
许多马列主义的学者也是言必称希腊，只会背诵马、恩、列、斯的成语，对于自己的祖宗，则对不住，忘记了。对于自己的历史一点不懂，或懂得甚少，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有些人对于自己的东西既无知识，于是剩下了希腊及外国故事（限于故事），也是可怜得很，从外国故纸堆中抽象地搬来的。几十年来，很多留学生都犯过这种毛病，他们从欧美日本回来，只知生吞活剥地搬外国，他们起了留声机作用，忘记了自己创造新鲜事物的责任……[67]
1942年2月发动整风运动之后，毛泽东再一次强烈谴责党八股尤其是“洋八股”。在其第二次长篇演讲中，他抱怨说，1938年他提出的要使马克思主义适应中国条件的号召被当作耳边风，现在要求立即付诸实践。前一年5月，毛泽东只批评从欧、美、日回来的留学生，但现在他想加以清算的“洋八股”，显然是指照搬苏联模式。因而整风运动是部分地针对前苏联在党内的突出影响。中共最近出版的一本官方史书很明确地指出了这一点，书中说，整风运动是针对“以王明同志为代表的教条主义者”，他“不了解党的历史经验”，“只片面地引用马克思主义文献中的词句”。[68]整风运动是为了使中国共产党人更加懂得自己的历史和传统，教导他们以独立和创造性的方式解决中国革命问题，这的确并不意味着反苏。供党员学习的一本材料汇编中，翻译过来的列宁、斯大林、季米特洛夫的文章约占四分之一。[69]但是，如果说整风运动教导中国共产党人掌握其前苏联同志的思想和方法，那么，同时又要求他们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待之，只选择和汲取其中对自己有用的东西。毛泽东的目标是，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要达到完全独立自主，并具有自己的特别是适合中国情况的思想体系。
毛泽东试图为中国共产党奠定一个有别于独立的政治方向的独立的哲学基础，此事值得一提。
延安时期，自1936年起，有几篇重要的前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译成中文，为毛泽东所第一次见到。此外，延安党内知识分子中经过深造的哲学家，开始撰写自己的著作，在不同层次上向大众介绍前苏联哲学思想的当前趋向。既然按照传统，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被尊崇为领袖的人物必须同时是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不仅仅是马克思主义政治思想家），毛泽东也就尝试撰写这类文章。1937年7—8月间，他作了两次演讲，到1950年和1952年才对外发表，题为《实践论》和《矛盾论》。这两篇论文引人注意。因为其中反映出一种看法，认为世界永远处于动荡不定之中，就是在共产主义制度下，也不会达到最终的固定不变的和谐一致——这种观点在后来的“不断革命”理论中表现得更为突出。但是作为严格意义上的哲学著作，这两篇论著乃入门之作。
三年以后，即1940年初，毛泽东又写了一篇理论性文章，题为《辩证法唯物论》。这篇论文不仅内容贫乏，枯燥无味，而且是如此相像地模仿翻译过来的前苏联哲学著作，在其中仅仅两个部分问世以后，毛泽东便决定停止发表。[70]这三篇著作反映出毛泽东试图取得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资格的全部努力。也许他比中国现在把他吹嘘为理论家的那些人更知道自己的局限性。无论如何，他的伟大之处不在这里。
毛泽东根据中国情况，为中国共产党制定了自己的战略和策略；他阐述共产主义的著作，善于运用中国历史上的典故；富于文采，从而使共产主义非常通俗易懂而易于为他的同胞们所接受。尽管他的“思想”现在受到过分的颂扬，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并未作出重大的贡献。
经过这种革命运动，党已经培养出了“自己的身经百炼的优秀干部”。自1935年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以来，共产国际即没有“干涉过”中国共产党的内部事务。但是，他又说，“中国共产党在整个抗日民族的解放战争中的工作，是做得很好的”。[71]
与此同时，第二次世界大战临近高潮。毛虽一心想在中国建立起他自己独立和有独创性的领导权，但他对整个世界局势的看法，如前所述，大部分与莫斯科的观点相同。1940年1月，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甚至提出中国不久将不得不在苏联和英美帝国主义（不是德国帝国主义）[72]日益尖锐的斗争中，抉择其立场。1941年5月，中国共产党机关报曾指责“罗斯福阴谋扩大帝国主义战争”，因为他把美国拖进了对德战争。[73]
希特勒入侵前苏联，使情况发生了突然变化。毛不久即强调美国对苏联和中国进行军事援助和经济援助的迫切性，同时呼吁立即宣布对德宣战。[74]珍珠港事变后两天，中共中央发出指示，强调指出英美参加太平洋反日统一战线的重要意义。[75]
1942年，毛和前苏联领导人一样，对英美不采取攻势日益不耐烦。他在一篇欢呼斯大林格勒胜利的文章中讽刺地说，这两个国家只有在能打一只死老虎的时候，才会最后下决心开辟第二条战线。[76]第二年，当盟国竭力在北非和意大利展开进攻的时候，毛才和斯大林一样对伦敦和华盛顿采取了比较友好的态度，多次满意地谈到英美对战争作出的贡献。[77]
毛对世界局势的看法，和莫斯科一样有了改变。由于中国国内局势的发展，这种改变在1943年底至1944年初，又向前进了一步。一方面，自1941年新四军事件发生以后，勉强维持稳定至今的国共关系，进一步剧烈恶化。另一方面，蒋及其御用文人开始宣传中国传统文化之优越和西方现代革新之无益，这必然使毛怀疑五四时期他热心支持陈独秀提倡“德先生”和“赛先生”的斗争，是否真正最后获得了胜利。蒋的这些倾向在1943年底出版的蒋介石著《中国之命运》一书中，有了最显著的表现。蒋在书中斥责共产主义和自由主义同样有害，断言孔子对一切事物几乎都有过定论。[78]
毛明确将美国十八世纪争取民主和民族独立的斗争与中国在二十世纪进行的斗争等量齐观：民主的美国已经有了它的同伴，孙中山的事业已经有了它的继承者，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民主的势力。我们共产党人现在所进行的工作乃是华盛顿、杰弗逊、林肯等早已在美国进行过了的工作，它一定会得到而且已经得到民主的美国的同情。[79]
这些亲美情绪的表示以及毛及其同志把自己表现为华盛顿和林肯继承人的努力，均有十分实际和直接的目的。如果中国共产党是“民主的”，而国民党是反动的和排外的，则民主的美国理应适当地将一部分援助给延安，而不必一切经由重庆国民政府。（我们马上能看到，共产党事实上提出了此种援助的具体要求。）但是，与这种明显的权术同时存在的，或许尚有某些诚意。抗日战争期间访问过延安或共产党游击区的美国新闻记者和其他旅行者，常感到在这里远比在国民党的中国要自在得多。
他们被这里所见的正直、关心、进步，首先是被这里的高昂士气所吸引。他们有时得出结论说，由于毛和他的同志们即认真又有理想，那么他们一定会和记者自己具有同样的理想。[80]
很可能，毛和他的同志也是此种误解的受害者。当然，他们不可能像某些美国人那样下结论说中国共产党人是“杰弗逊式的民主党人”，而认为美国会喜欢“社会主义民主”。可是，如前面已援引的《解放日报》7月4日社论所指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总是对美国革命的历史作用予以高度赞扬的。当时，毛还未像他在1946年那样，把美国单独提出当作所有帝国主义国家中最凶恶的反动国家和世界各国人民的敌人。多年来，他认为只有德国和日本最反动——但1939年至1941年期间不同，这期间英国也在最反动国家之列。毛预料，中国要有一个漫长的“资产阶级民主”阶段，在此期间内至少需要与一部分国民党人合作（也为领导权而斗争）。在此情况下，他也毫无理由先验地排除与世界范围内反动性最小的“资产阶级”势力进行合作。况且，前面已提到，甚至早在他听说马克思之前，他的想象力已被华盛顿为独立而战所吸引。三十多年以前，毛就赞美过“八年苦战”始获之胜利，在1944年庆祝7月4日美国国庆祝词中，他又不止一次地重复了这些话。不论双方的诚意和政治上的考虑各占几许比例，毛泽东和美国政府的代表于1944年秋开始了第一次重要的接触。8月，美国军事观察组在外交官约翰·S·谢伟思的陪同下终于在延安开始工作。《解放日报》上一篇以《欢迎美军观察组的战友们》为题的社论中，表示希望这个组织的报告会使美国军队重视中国共产党人和他们进行的抵抗。[81]毛对谢伟思本人解释过，观察组虽然在抗日战争中极为有用，而最重要的在于观察组对国民党所起的政治作用上，这个观察组和美国整个对华政策的发展密切相关。观察组是在副总统亨利·华莱士1944年6月出使重庆之后成立，这也是他这次出访的一部分成果。在出访期间，他向蒋介石反复说明了为进一步将抗日战争进行到底与中共改善关系之重要性。与此同时，出现了由罗斯福总统在1944年7月向蒋建议所引起的危机。他建议，由史迪威上将直接指挥包括国民党和共产党军队在内的全部中国军队。[82]
美国政府提出统一指挥全部中国军队的计划，其必然结果是不久又提出了中国建立有共产党参加的联合政府的建议。共产党在重庆的代表几乎立即知道了这个消息，后来延安的领导人正式支持这个意见。[83]
华盛顿和延安的政策具有密切的相似之处，只有在此情况下才能解释1944年10月发生的一桩非常事件。毛亲自捍卫英美民主政体领导人，反对蒋介石的粗暴无礼和排外情绪。10月10日，蒋选中在中国国庆（“双十节”是1911年辛亥革命纪念日）这一重大节日向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发表演说之际，断然宣称他决不在史迪威问题上让步。毛立即在一篇社论中对蒋回击，宣称蒋这样做，“有失抗战领袖的身份”：
一个“四大强国的领袖”，在国庆这样的节日，对于外国人的严肃批评（其中包括丘吉尔首相与罗斯福总统）指为听信“敌寇汉好造谣作祟”，实在有失“中华民国”的体统。十分有趣的是，蒋氏在此次演说中，提出了“本身能自立自强和独立分担作战任务”一项要求。（蒋威胁如果美国坚持要派史达威来指挥中国军队作为进一步援助的条件，他们就要这样做）……这是蒋氏排外情绪的表现。事情是战争到了今天，国民党政府及其统帅部如此腐败无能，某些人认为在中国战场上有设置同盟国联合统帅部的必要。为了拒绝此项要求，平素以专靠外国援助为法宝的人们，也谈起“自立自强”了，并要“独立分担作战任务”了。[84]
众所周知，围绕任命史迪威统帅中国军队而开展的斗争，以蒋介石全部胜利而告终。史迪威被召回，由魏德迈上将接替。罗斯福不再要求魏对中国军队行使权力。首次提出建立包括共产党在内的联合政府的高斯大使，由佩特里克赫尔利来接替。向总统建议召回史迪威的，也正是赫尔利。[85]
赫尔利虽把支持蒋介石作为他对华政策的基石，但他开始时对共产党绝无敌意。正如唐卓清楚表明的，他采取较友好态度是出于两种错觉：他不相信毛和他的同志是“真正的”共产党人，并且他以为他们软弱，最终会和蒋合作，尤其在苏联的政策也把他们推向同一方向时更是如此。[86]在正式任命为大使以前，[87]他曾为此飞抵延安直接和毛泽东洽谈。
赫尔利和毛谈判了两天两夜，他把这次谈判说成是“最紧张和最友好的”谈判。毛最后于11月10日正式在一份修改的协议草案上签了字。赫尔利也签了字，表示他本人同意协议的草案。[88]
对赫尔利来说，协议中有一条决定性的条款，证明了整个协议的正确，该条款规定：“一切抗日军队应遵守和实行联合国民政府及其联合国民军事委员会的命令。”毛和他的同志愿意作出此项保证，以换取在建议中的联合政府及改组后的军事委员会中的代表权、新政府履行民主自由的义务和平等分配外国提供物资的规定。可是，这些条款绝不会为蒋介石接受。赫尔利至多能从蒋处获得一个空洞的、有条件的允诺民权的三点计划，而政府仍归国民党单独所有，根本不作任何改变，其交换条件是中国共产党军队须归编国民党军队。在此情况下，毛泽东于1944年12月24日打电报给赫尔利，谓国民政府并未表示足够诚意保证谈判继续，[89]就不足为奇了。
虽然赫尔利和毛泽东对蒋的本意感到完全失望，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仍希望从美国得到有益的支持，于是，朱德为了鼓励伪军叛离南京伪政府，于1945年2月要求借款二千万美元。但赫尔利拒绝了此项计划，他坚持一切美国物资均须通过国民党政府。[90]于是，美国和中国共产党之间有限的政治合作的短促插曲，并未取得具体的成果，但当时毛对美国仍采取相当友好的态度。
1945年4月13日罗斯福逝世，毛在一份致杜鲁门的电报上签字，表示他的“深切吊唁”[91]。
十天以后，毛在向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所作的报告中，有好几段（现已删去）赞扬美国对战争和中国所作的贡献。[92]
这种气氛的改变，可以非常确切地说，是从1945年6月《亚美》杂志事件开始的。当时，约翰·S·谢伟思由于把他的报告副本交给了这家杂志的主编菲立普·贾非而被捕。[93]可以回想起1944年底和1945年初，谢伟思曾和美军事观察组在延安度过了六个月的时间。贾非在延安无疑给人印象很好，因此他曾编好了蒋介石《中国之命运》一书不加删节的译本。当然，共产党对此事件反应极为强烈。《解放日报》的社论把这次逮捕说成是美国对华政策的一个转折点。文章说，共产党人不反对美国人民，也不反对美国政府，但是他们反对象赫尔利之流的美国帝国主义者。社论通篇调子尖锐，几乎有些寻衅，社论最后警告说，如果美国当局决心支持中国反动派，那他们将从中国人民那里得到其应有的教训。[94]
诚然，他仍强调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之间的共同利益，承认“相当一些政治家和军人”以及大部分美国舆论都懂得中国对自由和独立的渴望。可是，文章的语调却与有关《亚美》事件社论一样咄咄逼人，提出的教训也一样：如果美国政府采取只支持蒋而反动共产党的政策，那么美国将“给自己以千钧重负”。[95]毛在1945年7月4日同当时访问延安的美国民主联盟的两位代表谈话时，情绪更为强烈。他说：“我这几条烂枪，既可同日本人打，也就可以同美国人打，第一步我要把赫尔利赶走了再说！”[96]正当日本投降使中国国内政策不可避免的危机日益临近之时，延安和华盛顿的关系也处于山雨欲来的气氛之中。
当毛准备好他政治生涯新阶段的时候，他加强和巩固了他对中国共产党组织上和思想上的控制。在1945年4月召开的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通过了一个新党章。党章的总纲中正式将“毛泽东思想”奉为“党一切工作的指标”[97]。刘少奇称赞毛“不只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革命家和政治家，而且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理论家和科学家”。[98]
名副其实的对毛泽东的崇拜，可以追溯到1942—1944年的整风运动期间，但它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是含苞待放，从此持续盛开。[99]1942年1月23日，当整风运动正式开始以前，毛向边区部队中的政治工作人员发出命令，指示他们印数千份《红四军九次党代表大会决议》发至连长为止。拿到书的人要把决议当作课本“加以熟读”。毛还加一句，“各级干部均须熟读”。[100]这个决议原为1929年所作，实际上为毛亲自所写，[101]因此，他是在命令认真学习他自己的著作。对毛崇拜的进一步表现可以从1943年底到达延安的劳动英雄致敬电看出，他们欢呼毛是“中国人民的救星”云云。[102]
1945年对毛崇拜的发展，像整风运动为它早期的发展提供土壤一样，应打上强烈要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印记，这是很自然的。刘少奇在第七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在这方面赞扬了毛，还把毛的思想说成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可喜榜样”。[103]
刘这次的赞扬已超出了纯粹的意识形态范围，他坚持应承认毛的思想，亦即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整个世界革命运动中的作用。
他在1949年写道，一切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必须具有和中国一样的“新民主主义”性质。[104]但是，这些声明可以简单地解释为断言一切附属国家会团结起来，断言他们政治形式的特点具有许多相似之处。刘少奇提出一个想法，中国不仅仅是亚洲和非洲反对帝国主义的先锋，而且还是亚洲和非洲反对帝国主义革命的领袖和思想上的导师。
他们要求取得领导权的做法，比起毛自称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莫斯科更加不受欢迎。再加上中国共产党和苏共在政治利益上的分歧，这样做一再使毛同他的俄国同志的关系发生麻烦。
1945年春，毛泽东和斯大林明确宣布的政策目标，暂时相同：在中国建立有共产党参加的联合政府。毛在4月召开的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长篇报告，题目恰恰为《论联合政府》，而苏联人也支持这个口号。但莫斯科和延安对这个问题的轻重缓急上，无疑有些不同。从长远来看，毛和斯大林自然都希望共产主义在中国的胜利。但他们两人中谁也没有认为中国共产党已经强大到足以立即接管政府的领导权。（现在流行的《毛泽东选集》中，毛的报告中有关这方面的建议，都是事后加的。[105]）但是，毛主要的兴趣在于为他的最终胜利奠定基础，而对斯大林来说，更为敏感的则是打内战对蒋愿意满足罗斯福在雅尔塔会议同意的俄国要求（例如在大连建立海军基地）的诚意有何影响。[106]
由于对广岛和长崎的轰炸，日本的抵抗突然崩溃，这使毛和斯大林都不得不在措手不及的情况下提前作出对将来有重大意义的具体决定。主要的问题是有关在中国的日伪军受降问题。在日本投降（8月14日）的那天，斯大林根据雅尔塔的一致意见，与重庆政府缔结了一个友好同盟条约，如果此条约付诸实行，蒋介石对此将极为满意。有个补充协议规定，只要苏联军队在他们之前占领东北的任何一部分领土，就不再算“临时军事作战区”，而应转交中国国民政府予以管理。斯大林在莫斯科的谈判过程中，曾冷嘲热讽地强调这条有争论的条款，他于8月10日警告蒋的外交部长宋子文说，如果不马上在条约上签字，中国共产党就会首先进入东北。[107]毛的意图很实际，为了在扩大和巩固共产党根据地时得到重要的武器装备，他指挥下的部队应当尽量在各地接受日本军队和伪军的投降。8月10日，朱德具体执行这项政策，命令他指挥的一切部队占领敌人控制的城市、市镇和交通线，要求日本军队和伪军投降。蒋立即发出一个相反的命令，指示所有共产党部队在得到进一步指示以前在原地待命，不得解除敌人武装。这就使毛在延安报纸上写了另外一篇不署名文章，强烈谴责蒋是一个“法西斯头子独夫民贼”，他情愿和敌人合作而不愿和同胞合作（8月11日蒋发布一项公告，煽动伪军指战员转而效忠重庆）。毛写道，如果考虑各个军队对抗日战争所作的有效贡献，只有共产党的军队才有接受敌军投降的权利。
仅仅两周以后，毛为了对他不久前称谓（不署名，这是真的）法西斯分子和民贼发出的邀请作出反应，抵达重庆。在离开延安的前夕，他草拟一个党内通知，向干部解释他的政策。他的出发点是在国内的力量平衡。“日寇迅速投降”，他写道，“改变了整个形势，蒋介石垄断了受降权利，大城要道暂时（一个阶段内）不能属于我们。”共产党军队绝不应消极地接受这种形势，相反的他们还应全力来争，特别是在华北方面。但除了军事方面以外，还有其他的可能性。由于苏联、美国和英国均不赞成中国内战，国民党有可能“有条件的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地位，共产党亦可能“有条件地承认”国民党的地位。这就会出现和平合作的阶段。如果这种局面出现，共产党应当努力利用合法手段扩大在城市的影响。作为交换，他们会接受蒋要求缩小“解放区”的某些要求，目的在于取得国内和国际舆论的同情。但是，他们战略的基本原则仍旧与以前一样：“有理有利有节；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108]
这两个宿敌于重庆相见，1926年以来这是第一次。毛和蒋都知道，这个民族不仅要对中国未来两种相对的概念作出判断，而且还要对体现中国两个未来的人作出判断。几个星期以前，毛在延安曾对一位访问者说过：“蒋先生总以为‘天无二日，民无二王’。[109]我不信邪，偏要出两个太阳给他看看！”[110]他抵达重庆不久，就把他写的一首词《雪》给了他的一位熟人，而且发表在报纸上。这首词是毛的佳作之一，它所产生的作用可能有助于抵消他在尊严、讲究的蒋旁边相当笨拙的外表。
毛在重庆期间，四十三天不时穿插宴会的谈判，表明双方虽然都不愿落个阻碍和平解决的罪名，但事实上却没有条件达成协议。共产党认识到他们暂时还没有强大到能坚持参加国民党政府的程度，于是就放弃了他们联合的要求而限于要求在蒋控制的现政府下的民主化。正如毛预料的，这样做是可取的，他们一致同意放弃某些“解放区”，把他们的军队缩编成二十个师，只要国民党政府也把它的军队按同样比例进行缩编。但是他们坚持保留军事力量的牢固核心以及这种力量的根据地，即维持国中之国。毛的推理很清楚，如果他能以某种形式维持现状，那么国民党的腐败无能以及由此引起的国民党政治和军事机构的瓦解，最后定能使共产党通过政治和军事手段的适当结合，使国民党弃权而接管其领导权。从蒋这方面说，他不把希望寄托在时间上，而决心立即打垮共产党的军事力量。因此，1945年10月10日的临时协议墨迹几乎未干，蒋就对根据地加强了攻击，毛也就此结束了他的重庆之行。与其说蒋同意毛所谓事态正向着对共产党有利的方向发展的看法，不如说他过高估计了当时他自己的力量。[111]
报道称斯大林在1948年对E·卡德尔说过，战后他如何劝告过中国同志“参加蒋介石政府和解散他们的军队”，因为“中国的起义没有发展前途”。[112]
在实际做法上，前苏联对中国的政策表现得犹豫不决和自相矛盾。日本投降后的头三个月中，前苏联红军给予中国共产党大量援助以巩固共产党在东北的地位，允许朱德的部队进入重要地区，不让国民党进入。到了11月，莫斯科又一反上述作法，允许蒋的部队占领以前由中共控制的某些地方。然后，1946年3月和4月前苏联最终撤退的前夕，又把援助给共产党。正如唐卓所说，毫无疑问，“苏联对中国明显的自相矛盾和同时使人困惑的行为，表明前苏联在调节它的基本政策，以使之适应于莫斯科所估计的主要形势”。可是，前苏联的“基本政策”是否像唐卓所断言的那样简单明白的“反对国民党和支持共产党”[113]，也许就说不准了。由于斯大林全神贯注于苏维埃国家的安全，也由于他对于一个他可能无法控制的生气勃勃的革命运动缺乏热情，因此上述公式一直含糊不清。
必须承认，斯大林不得不使其政策适应当时的主要形势，而这形势本身确实非常复杂和不明。由于共产党和国民党都不愿承担他们双方都认为是不可避免的破裂的社会责任，因此不论毛的还是蒋的政策特点，都不可能是坦率的和明晰的。美国当时政策的不现实、自相矛盾和犹豫不定，更增加了当时的混乱，[114]这里不需要详细分析。这一年乔治·C·马歇尔使团在中国举行的复杂谈判，尤其是这些事件均已在最近一本确切的、文献丰富和客观的报道中谈到。[115]1946年上半年，毛对他自己在与其说是军事斗争不如说是政治斗争中的前途，比蒋更有信心。这种信心的依据是毛在10月访问重庆时达成的最后于1946年1月履行的政治协商会议大部分有利于共产党地位的提案。但是，尽管有这些差别，毛和蒋继续谈判，可实际上诉诸武力。因此，到1946年年中，这个国家进入全面内战就不令人惊奇了。虽然毛不寻求战争并且宁愿用政治行动来推进他的事业，但毛作出不畏惧战争的决定时，一个重大的因素是他相信美国一般的军事力量，特别是美国的核武器与群众的坚决斗争相比，并不起决定的作用。1945年8月9日《解放日报》关于前一天丢在广岛上空原子弹的报道，题目为《战争技术上的革命》。但是，仅仅四天以后又有一篇文章宣称，原子弹虽然有威力，但不应当夸大原子弹的作用。在日本投降时，起决定作用的还是苏联的参战和其他盟国的地面部队。[116]这第二个观点，直接受毛看法的影响，因为毛于1945年8月13日在延安的一次干部会议上阐述过：
原子弹能不能解决战争？不能。原子弹不能使日本投降。只有原子弹而没有人民的斗争，原子弹是空的。假如原子弹能够解决战争，为什么还要请苏联出兵？这些同志把原子弹看得神乎其神，是受了什么影响呢？是资产阶级的影响。我们队伍中的唯武器论，单纯军事观点，官僚主义、脱离群众的作风，个人主义思想，等等，都是资产阶级的影响。对于我们队伍中的这些资产阶级的东西，也要像打扫灰尘一样，常常扫除。[117]
毛在1946年8月和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著名谈话中，又明确地和有声有色地重申了这个观点。他宣称，原子弹是只“纸老虎”，看样子可怕，实际上并不可怕。[118]当然，这符合当时前苏联官方的观点，虽然斯大林用的语言没有这样生动。但是到了1948年年初，苏联在它自己的核武器计划方面获得了进展，斯大林表示了他对原子弹的赞赏，他宣称原子弹是“一个有威力的东西，有一威一力！”[119]毛的观点则至今没有重大的改变，这个我们在以后会看到。在决定一个人的世界观的时候，由传统和经验形成的个性至少和客观现实同样重要。
从1946年至1949年的内战。主要是军事历史学家研究的问题，不需要我们在此详细来谈。在严格的军事方面，毛的总战略主要和他在1938年著作中有关抗日战争的建议一样，即从以运动战反对强大敌人为主的阶段，转为直接进攻国民党主要据点的阵地战的阶段。1947年圣诞节，他把红军的作战原则概括如下：
1.先打分散和孤立之敌，后打集中和强大之敌。
2.先取小城市、中等城市和广大农村，后取大城市。
3.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城市和地方为主要目标。
4.每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两倍、三倍、四倍、有时甚至是五倍或六倍于敌之兵力），四面包围敌人，力求全歼，不使漏网……力求避免打那种得不偿失的、或得失相当的消耗战。这样，在全体上，我们是劣势（就数量来说），但在每一个具体战役上，我们是绝对的优势……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就将在全体上转变为优势，直到歼灭一切敌人。[120]
现在，毛在过去一样总认为政治动员和赢得群众同情，是取得军事斗争胜利所不可缺少的条件。诚然，他仍然相信他在1938年说过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121]1947年，他号召红军“发扬勇敢战斗、不怕牺牲、不怕疲劳的优良作风”[122]。他也发布了许多“解放区”应当执行的政策，也发布了许多指示，以便巩固革命根据地。当时实行的农村政策要比1937—1945年间的政策激进，因为那时候的政策主要是减祖减息，而不是土地改革，但当时的策略是渐进和适合当地情况的。毛打算仍然把“开明绅士”包括在他决心维持的“极其广泛的全民族的统一战线”之内。[123]
这些规定在约二十年的时间里，以种种形式表明了对老百姓的尊重和反对强取豪夺，这就使红军区别于中国农民所见过的一切军队，从而大大有助于赢得百姓的支持。[124](www.xing528.com)
中国1946年至1949年的内战，无疑是历史上一支比较小的但得到群众支持、有献身精神、组织良好的军队，战胜一支比较强大的但士气低落、领导无能、不得人心的军队的惊人事例。1945年，由八路军和新四军指挥的部队，总数从五十万左右扩大到了约一百万人。国民党部队大约是他们人数的四倍。[125]到1947年年中，经过了一年大规模的内战。国共军队的比例从四比一到二比一，毛才能在一项命令中断言，如果能以同样速度歼灭敌军，那么再有一年，优势将转到共产党方面来。[126]1947年年底，毛宣称已经到了一个历史的转折点——“是蒋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127]六个月以后，国共部队在数量上的对比又有了进一步的变化，毛的部队已仅稍少于蒋的部队。[128]鉴于共产党部队的高昂士气和智谋，事实上现在共产党已经更为强大，而且确实在1948年下半年获得了一连串明显的胜利，从而决定了战争的结局。[129]
中国国统区通货膨胀、浪费和贪污猖獗，人民中普遍厌战和憎恨蒋介石，这些也有助于最后的结局。1947年9月，国民党宣布民主联盟为非法，从而把中国“第三势力”（其实从未成为一股势力）中的一大部分推进了共产党的怀抱，这个错误加强了毛的实力。[130]但是，从纯粹军事方面来说，国民党也打输了，相当重要的是由于蒋在任命重要指挥官的时候，继续顽固地推行任人唯亲的做法。
毛在1948年11月写道，战争进程将比他原来预计的缩短，大约再有一年左右时间就可结束。[131]到12月初，东北和华北实际上已全部落入共产党手中，除了北平和天津附近地区以外，那里大约有五十万国民党军队。毛遵循歼灭敌军为决定性目标的原则，指示林彪切勿立即攻打各国民党兵团，在以后的两星期内采取围而不打和隔而不围的方针，这样敌人才不致从海上向南逃跑。[132]这个计划迅速实现，国民党阵地上的五个主要牢固据点，一一被攻破。天津于1月中旬经二十九个小时战斗以后被攻占；傅作义将军为了避免无谓的破坏，北平和平解放。[133]如果共产党继续他们的攻势，整个中国显然都会听从共产党的摆布。
在此关头，南京开始发起和平倡议。蒋于1949年1月1日亲自发表一项声明，表示他的和平愿望，并申明他不计较他继续任职或者隐退，1月21日他把总统职位交给了副总统李宗仁。但是，一方面，他为自己保留了大多数有效的控制手段并利用它们推行他自己放弃大陆立足台湾的政策。[134]
4月20日，南京政府拒绝了共产党提出的协定最后修正案。[135]次日，毛向人民解放军发布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136]同日，共产党部队在三百英里的战线上横渡长江，4月23日终于战领南京。几天以后，毛在一首诗中抒发了他的情怀：
钟山风雨起苍黄，
百万雄师过大江。
虎踞龙盘今胜昔，
天翻地覆慨而慷。
宜将剩勇追穷寇，
不可沽名学霸王。
天若有情天亦老，
人间正道是沧桑。[137]
正如我们所见：毛虽极钦佩孙子，但他现在却与写“围师必阙，穷寇勿迫”①的军事战略大师反其道而行之。毛提出共产党不应重犯“楚霸王”的错误——指项羽在对汉朝未来的创始人刘邦有生杀之权时，留下了刘邦的命，但最后项羽却被他手下留情的敌人所灭——事实证明毛这个与孙子相反的方针是正确的。毛无意为了一个为主宰中国而同他斗争了近四分之一世纪之久的人，去冒丧失自己胜利的危险。
他在采取这个立场时，不仅仅和孙子背道而驰。1964年发表过一篇对这首诗的权威性评论，文中说：
就在解放南京战役的前后，国内外都有一些好心肠的朋友主张中国南北分治，适可而止，不要惹起了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的干涉。
其实，在这些“好心肠的朋友”当中，肯定有斯大林本人在内。在国内则包括一些中国共产党党员。毛在1948年12月30日写的题为《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年贺词中，斥责了美国政府正在努力“在革命阵营内部组织反对派，极力使革命就此止步；如果再要前进，则应带上温和的色彩，务必不要太多地侵犯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利益。”[138]不论如何，不论那些在1949年年初劝告毛半途停顿革命的好心人和爱好和平的人是谁，他们的劝告没有生效。当毛的军队继续胜利进军的时候，毛又一次开始想到了政治问题——筹备成立新政府和新政权将奉行的政策的基本提纲。
1949年9月21日，在北京召开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第一次会议。9月30日，朱德为会议作了以“毛主席万岁”为结束语的闭幕词。10月1日，毛站在天安门上正式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毛泽东根本就是一个中国小说和戏剧上的人物。毛带有强烈通俗文学特点的领导风格使他和农民有比较密切的关系，但是也可能对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来说容易显得不那么温文尔雅。相反，他使中国西方化和现代化的目标（虽然用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词句），得到大部分城市居民的赞许，却稍稍扰乱了农民的心。
1948年，根据毛的建议，中国共产党公布的《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中有一条是：“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139]为了组织这个会议，共产党的领导人于1949年6月成立了一个筹备委员会。（这个时候，这个会议叫作“新政治协商会议”，以表示和1946年1月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一脉相承，只是那次会议因蒋介石反对会议提出的成立联合政府建议而失败。）毛在筹备委员会上的讲话中宣布，需要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选举代表这个共和国的民主联合政府”。接着，他又重新说明他自1945年以来经常谈到的关于未来中国的定义，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的伟大的祖国脱离半殖民地的和半封建的命运，走上独立、自由、和平、统一和强盛的道路”。[140]
毛在同一个讲话中声明：
任何外国政府，只要它愿意断绝同中国反动派的关系，不再勾结或援助中国反动派，并向人民的中国采取真正的而不是虚伪的友好态度，我们就愿意同它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原则的基础之上，谈判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中国人民愿意同世界各国人民实行友好合作，恢复和发展国际间的通商事业，以利发展生产和繁荣经济。[141]但是，这并不是说他在支持“他们的走狗，中国反动派”的帝国主义者（显然是美国帝国主义者）和前苏联之间，采取了一种中立态度。即使美国到头来也许会“不再勾结”中国反动派，毛也显然不相信和一个“帝国主义”的国家有任何真正合作的可能性。他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二十八周年并于1949年6月30日发表著名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尖锐地声明：
“你们一边倒。”正是这样，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142]
【注释】
[1]关于1935-1936年红军各部抵达北方的情况及其兵力，见陈志让《毛泽东与中国革命》，牛津大学出版社1965年版，第195-202页；陈昌奉《跟随毛主席长征》，第68-76页：《长征》，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66-175页；《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35-136页。毛泽东的湖南同乡任弼时，第一师范学校的毕业生，后来成了他极为忠实的副手。在劝说张国焘东返一事上显然发挥了重大作用。毛泽东则具有解决这种问题的卓越才能，因为他一直（乃至一生）既是一个人人信服的革命家，又是一个满怀激情的中国民族主义者。
[2]现在能够找到的毛泽东1935年12月27日讲话的唯一文本，见于官方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28-148页；该文摘录见施拉姆著《毛泽东的政治思想》，普雷格出版社1969年修订版，第154-158页。此文无疑经过改写，几乎其中每一点都像是现在的观点。但总的说来，我认为它是同毛泽东当时讲话的主旨相一致的。（参见施拉姆上书，第137-138页关于此问题的论述。）不过，我将“人民共和国”改为“国防政府”，“国防政府”是当时的提法。参见1935年12月25日政治局决议当时的说法，见《目前形势的分析》，理论与实践社1936年版，第32-47页。[《六大以来》（上），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735-737页。——编注]“国防政府”的口号是1935年8月1日在毛儿盖发出的告全国人民书中第一次提出的。[可见《六大以来》（上）第681页。——编注]
[3]《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决议》，莫斯科1935年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449页。——译注）。在这次代表大会上，王明已经号召成立“国防政府”。
[4]拖拉姆：《毛泽东的政治思想》，普雷格出版社1969年修订版，第166页。（原文见《毛泽东诗词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61-62页。——编注）这首词的写作时间，近年由1945年改为1936年。
[5]《目前形势的分析》，第52-53页。[《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对内蒙古人民宣言》，《六大以来》（上），第732页。同施拉姆的引文稍有出入，蒋介石前天“其走狗”三字。——译注]鉴于《雪》的意境同毛泽东此时的思想大体上相吻合，特别是这里又提到成吉思汗，笔者认为无理由像陈志让那样对中国在毛泽东诗词最新版本中更改这首词的写作时间持异议见陈志让著《毛泽东与中国革命》，牛津大学出版社1965年版，第341页）。
[6]见由毛泽东单独签署的《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对回族人民的宣言》（1936年5月25日）。[见《六大以来》（上），第764页。——译注]
[7]施拉姆：《毛泽东的政治思想》，第261页。[见《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对哥老会宣言》（1936年7月15日），《六大以来》（上），第766页。——译注]
[8]斯诺：《西行漫记》，英国戈兰茨公司1938年版，第33-36页。（中文本未查到。——编注）
[9]《中国的新西北》，上海平凡出版社1937年版，第74-75页。
[10]《毛泽东关于停战抗日之谈话》，延安1936年版（油印小册子）。
[11]关于“西安事变”的记述甚多，可参看蒋的自述，这一自述是他夫人的回忆录《西安事变》。
[12]C·B·麦克莱恩曾以充分的文件证明这一点，见他所著《苏联政策和中国共产党（1931-1936）》，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79-91页。
[13]斯诺：《红色中国杂记》，群众出版社1983年版，第10页。这种说法可能过分，同毛泽东随后在1937-1938年所采取的态度不协调，下面还要谈到。
[14]《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28页。
[15]参见《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47页。
[16]同上，第231页。
[17]史沫特莱女士关于西安事变发生时她在西安的经历及延安之行的记述，见她所著《中国战争的赞歌》，伦敦戈兰茨公司1944年版，第96-143页。
[18]此处，中文本（唯一的一份）用了一个古老的字眼“大同”或者说“大和谐”来表达共产主义思想。
[19]《时论选集》，上海1937年版，第359-372页。
[20]在前述同史沫特莱的谈话中，毛泽东特别提到，有一批人（显然是在共产党内）害了“左倾幼稚病”，反对在西安事变中释放蒋介石，并反对同国民党合作的整个政策。
[21]《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39页。
[22]施拉姆：《毛泽东的政治思想》，第228页；另见毛泽东著《论新阶段》，第4节第2点。
[23]《论新阶段》，第3节第18点，第5节第5点。
[24]蒋介石：《苏俄在中国——中国与俄共三十年经历纪要》，英国哈拉普出版社1957年版，第87-88页。（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1年第30版，第88-89页。——译注）
[25]施拉姆：《毛泽东的政治思想》，第218-219、247页。
[26]见查默斯·A·约翰逊著《农民民族主义与共产党政权：革命中国的出现（1937-1945）》，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62年版，作者在书中又夸大了自己的论点，提出了一个基本上缺乏说服力的理论体系。两千年来中国人的一个特点，就是对中国作为一个历史和政治实体而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自鸦片战争起，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当务之急，莫不是挽救中国免于夷人入侵。但是作者却要我们相信，这两点同现代中国的民族主义很少或毫无关系，而这种民族主义在1937年就莫名其妙地凭空产生了。另一方面，他认为，农民因受到地主和收税官压榨而引起的不满情绪，对于他们决心拥护共产党，只起了无足轻重和微不足道的作用。但是，尽管有这种片面的看法，这本书仍不失为一部有价值的历史研究著作。
[27]约翰逊：《农民民族主义与共产党政权：革命中国的出现（1937-1945）》，第99页。
[28]《中国共产党抗战文献》，香港1946年版。此宣言于1937年7月15日由中共中央交付国民党，至9月22日由国民党发表。[见《六大以来》（上），第844-845页。——译注]
[29]约翰逊：《农民民族主义与共产党政权：革命中国的出现（1937-1945）》，第99页。
[30]约翰逊：《农民民族主义与共产党政权：革命中国的出现（1937-1945）》，第73页。约翰逊认为这两个数字是极可能的，但他指出那个时期之初和最后实有总兵力也许比这两个数字高得多。
[31]约翰逊著《农民民族主义与共产党政权：革命中国的出现（1937-1945）》一书中处处可见，尤其是第93页。
[32]约翰逊：《农民民族主义与共产党政权：革命中国的出现（1937-1945）》，第74-76、123-132页。
[33]北京的官方史书现在说整个运动都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见何之著《中国现代革命史》（上册），高等教育出版社1957年第1版，第128页。约翰·伊斯莱尔指出；虽然共产党最后控制了这次运动，但并不是他们发动的，见《中国的学生民族主义（1927-1937）》，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66年版。
[34]《目前形势的分析》，理论与实践社1936年版，第62-64页。
[35]斯诺：《西行漫记》，第88-93页。
[36]徐特立的自述，见尼姆·威尔斯著《红尘：中国共产党人自传》，第44-45页。
[37]1937年上海黎明书局曾出版贺子珍传，作为毛泽东对埃德加·斯诺口述自传中译本的附录，并由毛泽东手书作序。据这本传记记载，她是地主的女儿，1927年参加共产党，南昌起义期间她曾率领一个女兵团。不管最后一点是否确切，她显然是个性格刚强的人物。又见陈志让著《毛泽东与中国革命》，150页；梦秋（Mengchiu译音）所著《随军西行见闻录》，上海1938年版，第94-96页。
[38]见A·史沫特莱《中国战争的赞歌》，第122-123页；R·佩恩《一个革命家的肖像：毛泽东》，伦敦阿贝拉德一舒曼公司1961年版，第233页。据佩恩说，毛泽东在延安时曾将其诗词的七十首汇集付印，题名《风沙诗词》，但印数很少，只送给亲密的朋友。
[39]艾伦·惠廷和盛世才：《新疆：是走卒还是中枢？》，密歇根州立大学出版社1958年版；前引陈志让著《毛泽东与中国革命》，第204、210页。
[40]斯诺：《西行漫记》，第69页。史沫特莱：《中国战争的赞歌》，第121-122页；G·斯坦：《红色中国的挑战》，伦敦皮劳特出版社1943年版，第82页；前引陈志让著《毛泽东与中国革命》，第211页。
[41]《基础战术》，汉口自强出版社，1938年3月版。这一著作由在抗日军政大学的几次演讲组成，未收入《毛泽东选集》。英译本已于1967年初由帕尔马尔出版社出版，内有笔者的导言和S·B·格里菲斯将军的序言；（《基础战术》并非毛泽东所著——编注）
[42]见《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在现行毛泽东著作正本中，此文写作时间是1938年5月。这一著作原是《抗日游击战争的一般问题》（1938年7月7日抗战一周年时发表）的第7章。关于此文同S·B·格里菲斯将军译文《毛泽东论游击战争》的关系，见施拉姆著《毛泽东的政治思想》，第285-288页。
[43]《基础战术》，汉口自强出版社1938年版，第6页。
[44]同上，第85页。
[45]同上，第3页。看了这一段话立刻使人想起毛泽东在二十年以前五四运动时期的一段话：“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什么不要怕？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军阀不要怕，资本家不要怕。”见施拉姆著《毛泽东的政治思想》，第162-163页。（《湘江评论》创刊号，1919年7月14日。——译注）
[46]《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41-442页；见《解放》杂志，第4344期，第20页。
[47]史沫特莱的记述饱含热情而带有倾向性，但极其动人，见《中国战争的赞歌》。
[48]施拉姆：《毛泽东的政治思想》，第393页。见1939年1月20日毛泽东给《论持久战》英译文写的序言，见《八路军军政杂志》（1939年2月），第8-10页。
[49]1939年9月14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大会上的讲演，载《解放》杂志1939年9月30日第85期，第1-6页。
[50]麦克莱恩：《苏联政策和中国共产党（1931-1936）》，第113页。
[51]胡乔木：《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9页。
[52]有两个版本，文字上有出入，其摘录见施拉姆著《毛泽东的政治思想》，第247页。
[53]施拉姆：《毛泽东的政治思想》，第230-231页。见《毛泽东选集》第2卷，中共晋察冀中央局1947年版，第85页。（在现行版本中，“专政”前没有“革命民主”一词。——编注）
[54]前引麦克莱恩著《苏联政策和中国共产党（1931-1936）》，第118-123页。
[55]约翰逊：《农民民族主义与共产党政权：革命中国的出现（1937-1945）》，第136页。
[56]《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12页。
[57]约翰逊：《农民民族主义与共产党政权：革命中国的出现（1937-1945）》，第136页。
[58]关于百团大战，见上书，第56-59页。约翰逊：《农民民族主义与共产党政权：革命中国的出现（1937-1945）》，第132-136页。
[59]同上，第138-139页。
[60]以上关于新四军事件的记述，主要根据前引约翰逊著《农民民族主义与共产党政权：革命中国的出现（1937-1945）》，第136-140页。据约翰逊援引一位日本人的记载，该地区的国民党长官命令叶挺在安徽某地渡江，这样会使他处于一个强烈反共将军的支配之下，因此他改向西南方向移动。根据现在共产党的说法，新四军原准备在指定的地点渡江，但为日军所阻，并且缺少弹药。见约翰逊书第22页注（40）。
[61]毛泽东关于三十年代初期内战的长篇专题论文写于1936年，到1941年2月才发表，绝非偶然。
[62]约翰逊：《农民民族主义与共产党政权：革命中国的出现（1937-1945）》，第144-145页。
[63]同上，第139页。
[64]同上，第58页。
[65]1942年12月，毛泽东作了一个题为《经济和财政问题》长达二百页的报告，非常具体地论述了边区遇到的物质困难。在现行版本的《毛泽东选集》中，只收进了此报告的前6页。
[66]施拉姆：《毛泽东的政治思想》，第172-173页，[见《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上），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1948年版，第510-511页。——译注]
[67]《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风文献》东北书店1949年版；B·康普顿：《毛的中国：整党文献（1942-1944）》，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出版社1952年版，第61-63页。后一本书由康普顿翻译并写导言。康普顿是根据整风运动中的原文本翻译的。在现行官方版本中，毛泽东作了删改。在上述这段文字中，毛删去了对“只会背诵马、恩、列、斯的成语”的人的批评：还在这个报告的后一部分删去了一句讽刺性的话，即叫“十七八岁的娃娃”“啃《资本论》，啃《反杜林论》”，而不要求他们学习本国的东西。康普顿的导言，虽然是将近十五年以前写的，但作为对整风运动的全面评价，还是一种比较新的研究，因而迄今仍很出色。此书现已出于装本。
[68]何之：《中国现代革命史》（下册），高等教育出版社1958年版，第251页。
[69]康普顿：《毛的中国：整党文献（1942-1944）》。
[70]卡尔·A·威特福格尔对毛泽东的三篇哲学著作进行了最细致详尽的研究，见他所写《评毛泽东对于辩证法概念与问题的处理》，载《苏联思想研究》，1963年12月第3卷第4期，第251-277页（附有《辩证法唯物论》的完整译文）。虽然在对毛泽东的生平和思想的阐述上，笔者同威特福格尔教授在许多方面有深刻分歧，但笔者认为他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析是有说服力的。笔者关于毛泽东作为一个辩证家的观点以及对这方面其他著作的评论，见笔者发表在《中国季刊》（第29期，第155-156页）上的文章。
[71]施拉姆：《毛泽东的政治思想》，第421-423页。又见1943年5月26日毛泽东在党的干部会议上的讲话。《解放日报》，1943年5月28日。
[72]法文译文见卡里埃·德昂科斯与施拉姆合著《马克思主义与亚洲》，第357-358页。现在这段已被删去和改写，只指苏联和一般帝国主义大国之间日益尖锐的矛盾。参看《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51页。
[73]《解放日报》1941年5月29日社论，毛密切关心此报，常为它撰写不署名的社论，本文现已当作毛撰写并且收在目前流行的《毛泽东选集》中。此社论还进一步反对达成“东方慕尼黑”的可能性。他们认为罗斯福为了在欧洲腾出手来有意如此。几天以前，毛亲自写了关于这一问题的一个党内指示。见《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62-763页。
[74]《解放日报》，1941年11月7日。
[75]《解放日报》，1941年12月13日。指示所署日期为12月9日。
[76]《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44页。这一轻蔑的句子，可见1942年10月12日《解放日报》发表的社论原文。
[77]例如他1943年2月20日发的电报。
[78]正式英译本（纽约麦克米伦出版公司1947年版）中，已取消或删减了某些段落：但在《亚美》杂志主编菲立普·贾非所著未经授权的《蒋介石：中国的命运和中国经济理论》中，保持了原来的段落（纽约罗伊出版公司1947年版）。
[79]《解放日报》，1944年7月4日。
[80]在唐卓（译音）著《美国在中国失败（1941-1950）》（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63年版）一书的第176-236页，可见对此问题有趣和引起争论的讨论。作者在题为《美国人眼中的中国共产主义与美国政治传统》一章中所述，大多具有见地和根据。但他的描述也有美中不足，因为他对某些在三十和四十年代在美国塑造中国形象的记者和外交家，进行了极其尖锐、部分毫无理由的个人攻击。如果“他们对中国共产党本质和意图的误解仅仅是当时舆论的一种反映”，或出于“美国政治传统本身”，那么用这样的敌意和轻蔑来对待他们，看来是不公平的。可是，要对这本无疑是对此复杂时期最明智的、最完整的、文献十分丰富的研究著作过多地吹毛求疵，会显得太苛刻了。
[81]《解放日报》，1944年8月15日。
[82]②休伯特·费斯：《中国的纷乱》，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53年版，第162页。有关此事背景，见唐卓著《美国在中国的失败（1941-1950）》，第162-175页。
[83]同上，172-175页。
[84]此文原为不署名的“延安观察家”所写，发表于1944年10月12日《解放日报》上。现已确定为毛所写（《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56-957页）。但是，可以理解，上面援引该段，已在书中删去。
[85]费斯：《中国的纷乱》，第100-124页。作者对史迪成危机作了极精辟的概括。
[86]唐卓：《美国在中国的失败（1941-1950）》，第176-195页。
[87]赫尔利以罗斯福总统派至蒋介石私人代表的身份于1944年9月6日抵重庆。高斯大使于11月1日辞职，11月30日赫尔利被提名担任此职。见《美国和中国关系》，华盛顿国务院1949年版，第59页。
[88]费斯：《中国的纷乱》，第214页。根据国务院白皮书，赫尔利只作为证人签了字，但林赛勋爵的叙述大意谓赫尔利的签字表示对此协议的同意和支持，这一说法似更可信。见唐卓著《美国在中国的失败（1941-1950）》，第290页。
[89]关于赫尔利与毛的谈判.见唐卓著《美国在中国的失败（1941-1950）》，第289-295页。在《美国和中国关系》第74-75页上，有毛签了字的五点协议，还有蒋的反建议。
[90]唐卓：《美国在中国的失败（1941-1950）》，第178页。向美国呼吁援助的想法，也许是1944年底至1945年初由美国军界和外交界人士作为准备实施的计划而向朱德提出的，即为共产党和美国军队合作，则后者应向共产党根据地派遣伞兵和技术人员，向共产党提供军事援助。见唐卓著《美国在中国的失败（1941-1950）》，第152-153页；费斯著《中国的纷乱》，第205-206页。
[91]《解放日报》，1945年4月14日。
[92]有一段友好的话，见施拉姆著《毛泽东的政治思想》，第74页。毛还宣称，虽然偶有不同意见，但“英、美和苏联”三个民主大国仍然团结一致，将来还会团结一致。见斯图尔特·盖尔德著《中国共产党人》（伦敦戈兰兹出版社1946年版）原书译文，第2页；《论联合政府》（中国出版社1946年版），第2页。
[93]简况见唐卓著《美国在中国的失败（1941-1950）》，第541页。
[94]《解放日报》，1945年6月25日。
[95]②只有7月10日和7月12日两篇社论现收入《毛泽东选集》第3卷。为证明7月19日第三篇社论为毛所写，见施拉姆著《毛泽东的政治思想》，第387-388页。施拉姆：《毛泽东的政治思想》，第401页。
[96]左舜生：《近三十年见闻杂记》，《近代史中国史料丛刊》第4950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67年版，第540-541页。访问毛在7月4日举行完全于出于偶然，但只强调与一年前社论中之气氛已大不相同。
[97]刘少奇：《论党》，《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32页。
[98]刘少奇：《论党》，《刘少奇选集》上卷，第336页。
[99]毛并非没有参加。1945年7月，他给延安写了一篇不署名的文章，说中国人民希望遵循“毛泽东道路”。见施拉姆著《毛泽东的政治思想》，第387页。
[100]《解放日报》，1942年4月15日。
[101]《毛泽东选集》中只摘录了这篇长文中的很短一部分。见施拉姆著《毛泽东的政治思想》，第272-275页。
[102]上面这一句摘自1943年11月21日《解放日报》上的致敬电。1943年12月2日《解放日报》还发表了延安劳动英雄于1943年11月29日的信以及他们要求为毛代耕粮食（1944年2月11日《解放日报》）。
[103]在援引的正式英译文中，这个意思有所删减。根据中文本的法译本，见卡里埃·德昂科斯和施拉姆合著《马克思主义与亚洲（1853-1964）》，第361-365页。
[104]《论党》，《刘少奇选集》上卷，第335页。施拉姆：《毛泽东的政治思想》，第374、377页。
[105]这种增加的例子，如毛提出的在政治制度中的“共产党领导权”，见施拉姆著《毛泽东的政治思想》，第299页。现行版本中关于共产党或无产阶级领导的其他断言，见《论联合政府》或斯图尔特·盖尔德著《中国共产党人》，第25-27页，并与《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78-981页比较。
[106]麦克莱恩：《苏联政策和中国共产党（1931-1936）》，第180-182页，书中分析了当时苏联的动机，作出了上述推理。
[107]对这次谈判的精彩概述，见唐卓著《美国在中国的失败（1941-1950）》，第270-287页。
[108]关于这些情况，见唐卓著《美国在中国的失败（1941-1950）》，第303-311页。毛写的8月12日社论全文已发表在《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083-1085页上。此文与当时《解放日报》1945年8月13日发表的文章相同。
[109]引自《孟子》。
[110]左舜生：《近三十年见闻杂记》，《近代史中国史料丛刊》第49-50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67年版，第540页。
[111]谈判的上述情况以及本段落和下一段里对蒋政策的分析，主要根据唐卓著《美国在中国的失败（1941-1950）》，第316-324页上的材料。
[112]符拉基米尔·戴迪热：《铁托言论》，威登菲尔德和尼科尔森出版社1953年版，第331页。近年来中国许多毫不掩饰的参考材料（下面还要提到）也倾向于确认这种叙述是可靠的。米洛万·德热拉斯著的《同斯大林的谈话》一书中，文字虽稍有不同，重复了这些话。见《同斯大林的谈话》（卢普特·哈特一戴维斯出版社1962年版），第182页。
[113]唐卓：《美国在中国的失败（1941-1950）》，第338-339页。关于1945-1946年苏联在东北的政策，见同书第327-340页。另见麦克莱恩著《苏联政策和中国共产党（1931-1936）》，第79-91页。
[114]唐卓探讨了此种混乱和缺乏现实主义的原因，见《美国在中国的失败（1941-1950）》，第338-339页。
[115]同上书，第401-440页。
[116]《解放日报》，1945年8月9日和8月13日。
[117]《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079-1080页。
[118]同上，第1138-1139页。
[119]在1948年1月欢迎南斯拉夫人宴会上的讲话。见德热拉斯著《同斯大林的谈话》，世界知识出版社1963年版，第108页。
[120]《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91页。
[121]施拉姆：《毛泽东的政治思想》，第290-291页。
[122]《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77页。
[123]同上，第1157页。
[124]同上，第1185页。
[125]陈志让：《毛泽东与中国革命》，第374页上的图表。
[126]《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76页。
[127]同上，第1188页。
[128]陈志让：《毛泽东与中国革命》，第374页。
[129]陈志让：《毛泽东与中国革命》，第374页上的图表
[130]唐卓：《美国在中国的失败（1941-1950）》，第461页。
[131]《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01页。
[132]《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05页。
[133]傅作义将军为此被任命为秋天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水利部长，作为报答。
[134]唐卓：《美国在中国的失败（1941-1950）》，第497-498页。
[135]经过和国民党代表在北平谈判两周而提出的协定文本，见《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89-1393页。
[136]《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86-1388页。
[137]《毛泽东诗词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66页。
[138]《军事篇》，《孙子兵法》第7篇。见《孙子今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81页。
[139]《中共中央关于九月会议的通知》，《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91页注[4]。
[140]《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的讲话》，同上，第1400-1401页。毛在1945年4月向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作《论联合政府》的报告时，宣称他的目标是“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他在当时的著作中常用这个句子。
[141]《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03页。
[142]《论人民民主专政》，同上，第14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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