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亲自飞到重庆指挥战斗，国民党空军甚至投下传单说毛泽东将成为另一个石达开……红军强渡大渡河，避免了重遭石达开的命运。从此以后，毛泽东指挥的部队在抵陕西以前就再也没有什么大的战斗了，但他们却遇到了极为巨大的自然困难……毛还必须进行政治斗争，这就是与张国焘的冲突。
在着手为中国革命制定出新的方针以前，共产国际像往常一样，感到必须弄清楚谁应对过去的错误负责。此事最初是交给1930年9月召开的中共中央全会去处理。但是，尽管共产国际代表米夫和曾在莫斯科参加讨论李立三政策的瞿秋白、周恩来都出席会议，会议结果却远不能令人满意。瞿和周主持通过了一项非常宽容的决议，认为李只在客观形势的判断上有小的失误，并未在政治路线上犯大错误，这表面上是为了维护中共领导的威信，其实是因为他们同李立三的许多看法相一致。共产国际因而不得不亲自出面追查李立三的错误，李立三和瞿秋白都被召到莫斯科。
这段历史同毛泽东本人的革命生涯有直接关系，理由有二：一方面，近年有人称，毛泽东在1930年的路线实际上就是共产国际的路线，共产国际在其1930年6月的决议中为中国革命规定了未来的整个方向。另一方面，李立三同斯大林之间产生分歧的真正根源在于李的中国中心主义，而这种中国中心主义同今天成为毛泽东的特征的中国中心主义却异常相像。
“立三路线”的权威表述见于1930年6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决议，决议规定了不久就要命令红军攻打长沙、南昌、武汉的基本原则。这个文件于6月底以前送到莫斯科，共产国际讨论以后通过的一项决议并未明确批评李立三的观点，而是以比较温和的措辞制定了一项类似的方针[1]。莫斯科和李立三一致认为，红军在迅即到来的危机中可以发挥极有效的辅助作用，但须有一个条件，即无产阶级要加强对军队的领导，而且城市无产阶级要通过总罢工及其他此类传统的斗争方式直接参加战斗。双方都谈到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都预料决战很快就要发生。李立三无疑更加乐观自信；对他来说，“很快”就意味着“立即”，而莫斯科提出必须先加强红军。更重要的是，李认为地区性或省一级的苏维埃不会存在很长时间，一省或数省的胜利会立即在全国城乡引起起义，导致对国民党政权的最后决战。[2]而且中国的这种事态发展，将会引起帝国主义的干涉，导致世界范围内的革命战争，最后推翻资本主义。[3]
诚然，在战术问题上，毛泽东的主张接近莫斯科，而和李立三的看法不同，因为李严厉地将“顽固地坚持游击战的军事概念”斥之为“一种严重的右倾错误”，要求“完全改变过去的游击战术”，而“对敌人的主力进行坚决进攻”。但在另一个也是比较深刻的关于中国在世界革命中的作用和认为俄国不了解中国情况的问题上，李立三和毛泽东的看法则显然是一致的。
李立三的中国中心主义走到了极端。他在6月11日的决议中写道：中国是帝国主义统治世界的锁链中最薄弱的一环，就是世界革命的火花最易爆发的地方。所以在现在全世界革命危机都已严重化的时候，中国革命有首先爆发，掀起全世界的大革命，全世界最后的阶级决战到来的可能。[4]
从这里可以看出，自罗易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提出世界以亚洲为中心的见解直到1963年以来北京所捍卫的立场，在这个发展过程中，李立三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他不仅认为中国在世界革命中具有决定性的影响，而且毫不掩饰他主要忠于中国而不是忠于莫斯科。据称他在9月3日政治局会议上曾说，忠实于共产国际是一回事，忠实于中国革命是另一回事，又说打下汉口以后再同莫斯科讲话就不同了。[5]这种态度当然不会得到莫斯科的赏识，但共产国际对李自称比俄国人更了解自己的国家一事几乎同样感到恼怒。此事在追究李立三和瞿秋白错误的会议上成了主要议题之一。贝拉·库恩抨击这两个人就像以前的陈独秀和谭平山那样谈论中国“民族的特殊性”。俄国的中国问题专家L·马迪亚尔强调指出，这不仅仅是一个个别人特有的问题。他说，“大多数不在这里的中共中央委员也深信莫斯科不了解中国情况”，又说这是自鲁思·费希尔以来所有共产国际叛徒惯用的口头禅。共产国际另一个审查人员曾援引李立三的话，指出他说过：“中国许多特点，国际很难了解，差不多不能了解，因此也就不能够实际上领导中国的共产党。”马努伊斯基概括地指出，李立三竟敢责备俄国人有“狭隘的民族成见”，其实是他自己犯了“很厉害的地方主义”的错误。[6]
当然，共产国际当局绝不是贬低中国的重要地位。马努伊斯基甚至宣称：“中国共产党对于殖民地各国共产党应该起到像苏联党对于整个共产国际那样的作用。”[7]但他同时强调指出，中共还没有“自己的列宁和斯大林”，只有接受前苏联的具体指导，才能顺利地进行工作。
前苏联人自称比中国人更了解中国情况则更加引人注意，因为莫斯科对当时中国发生的事情无知到令人吃惊的地步。
建立苏维埃和红军……据说那里已经成立了苏维埃政府。“我认为，如果这是事实，那是毫不奇怪的。”[8]其实，毛泽东早在1930年2月就建立了赣西南苏维埃政府（当时建立的还只是地方苏维埃）。斯大林不仅对这种形势发展不太了解，而且对其详细情况似乎也不大感兴趣。
如果说斯大林远离中国，那他早在1930年春就派手下人去中国了。新派出的共产国际代表米夫从莫斯科带回了一批他在中山大学时的学生，这些人后来被讽刺为“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这批年轻人没有革命经验，脑子里装满了莫斯科流行的观点，认为有一个良好的列宁主义理论基础要重要得多。尽管得到米夫的支持，他们还是未能夺得对党组织的控制权，因为当时的党还牢牢地掌握在李立三手中，但这成了李立三在莫斯科受审查期间的一条罪状。我们“费了很多力量和钱才能够把他们派回中国去”，共产国际的一位官员抱怨说，“（秋白和立三）不要他们作党的工作”随着李退出历史舞台（他被留在莫[9]斯科，直到1945年方回国）。只有以何孟雄为首的工人运动派和态度灵活的周恩来同这批以陈绍禹（王明）、秦邦宪（博古）为首的留苏归国留学生相对抗。斗争双方的力量极不相称，在1931年1月的四中全会上归国留苏学生派终于牢牢地夺得了对党的控制权。
在“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中的两个领导人物王明和秦邦宪[10]，在几个方面都非常相像。他们两人均出生于1907年，回国时仅二十三岁，二十四岁取得了党的领导权。两人都是中国社会特权阶层的代表，王是一个大地主的少爷，秦是清朝一个县太爷的儿子，两人都在上海念书，后来去莫斯科（王在1925年，秦在1926年），当时都是十几岁的青年人。秦1925年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王1927年才在莫斯科入党。因此，他们作为上海这个沿海大城市的青年人，都不会有关于农民的第一手知识或任何政治经验。
这些人的政策现在称之为“第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毛泽东同他们进行了历时四年的激烈斗争，他第一次成了党内最高权力的直接竞争者。自1927年秋上井冈山以来他一直只是观察党中央内部的派别斗争，尽力避免执行在他看来是灾难性的指示。现在苏区规模和红军实力如此之大，毛泽东和他的所谓“实权派”成了争夺党内领导权的直接对手。
毛泽东同归国留苏学生之间的斗争，仍然围绕着1927年以来他一直同党中央有争论的两个基本问题：土地政策问题和游击战术同城市革命的关系问题。在土地问题上，毛泽东原来在井冈山制定的政策极其激进。但到1930年2月，在建立江西省苏维埃的会议上通过新土地法时，他已经大大地向右转，他的“富农倾向”甚至超过了李立三。[11]他不仅容许自耕农保留自己的全部或部分土地，而且还允许富农保留他们的良田，不要求他们用良田向贫农换瘠田。他把自己的政策归结为两个原则：“抽多补少”，“抽肥补瘦”。[12]
1931年9月1日的指示，标志着居于领导地位的归国留学生开始夺取苏区的控制权，指示中对“富农倾向”的批评是特别针对毛泽东的政策的。[13]
1930年底至1931年初毛泽东开始同归国留学生发生对抗。要正确地分析这时军事战略问题是如何出现在毛泽东面前的，必须先从被称之为“富田事件”的一件模糊不清和令人不愉快的事情说起。此事引起毛泽东同赣南红二十军领导人的冲突。根据多方面的材料可以清楚地看出，其中既涉及原则问题，也有纯粹而露骨的权力上的考虑。红二十军领导人同赣西南特委站在一起，赣西南特委是李立三在苏区的一个堡垒，曾在1930年7月召开一次会议，反对毛泽东在同年2月采取的土地政策。1930年12月他们起来反对毛泽东时所主张的政策，在土地问题和军事策略上同李立三的政策相类似。此时很明显，毛泽东所关切的，不仅是要维护他视为正确的政策，而且要消除对他的权力进行挑战的可能性。
不管其动机如何，他处理得很果断。12月初，他以“AB团”（国民党建立的反共秘密组织）特务的罪名逮捕了赣西南特委的几个领导人，这些人被关押在赣南富田镇。12月8日或9日，驻扎在附近东固的红二十军一位营政治教导员起兵反叛，率部至富田解救被关押的人员。反叛分子逃至赣江对面的一个镇上，他们在那里因不易受到毛泽东的反击，坚持了两个多月，在此期间，双方在宣传上互相攻击，背地里又玩弄手腕，形势错综复杂。在争斗过程中，毛泽东的总前委透露，在那些领导人被关押在富田而触发事件以前，红军中已有四千四百余名“AB团”分子被捕。在平息反叛时，毛泽东极其严酷，约有两千或三千名官兵死于镇压。[14]
某些怀有极大敌意的批评家认为，整个事件完全是毛泽东借以消灭其对手的阴谋，这无疑言过其实，但此事的确是暴露他残酷性的第一个重大实例。他所建立的效率极高的秘密警察在这次事件中也用上了。现在并无根据证明，毛泽东像许多握有绝对权力的人（尤其是斯大林）那样，以杀戮或折磨革命敌人或自己的政敌为乐事。但是，只要他认为必要，他从来是毫不犹豫地使用暴力的。可是也应立即补充一句：若不如此，他就绝难生存。几十万人在1927年国民党的镇压中牺牲，“富田事件”及其后果又造成了几千人的死亡，但这还仅仅是序幕，在亘古未有的最大也是最残酷的革命风暴中，双方后来所造成的杀戮其规模要比这大得多。1930年7月红军暂时占领长沙。从长沙撤离后，毛泽东的夫人和妹妹就在长沙被国民党杀害。尽管人们对此深感悲痛，但她们的牺牲也不过是在毛前三年殉难亲友和同志们长长的名单中增加两个而已，毫无疑问，毛泽东认为这都是革命斗争中难于避免的。他决不发慈悲，也不要求别人的慈悲。
1931年初，毛泽东的处境似乎极为有利。经过“富田事件”，江西党组织中反对毛泽东其人或其政策的人被有效地消灭了。莫斯科和中共中央越来越重视他所开创的苏区工作。实际上，他的成功反而使他倒霉。因为既然党的最高当局和共产国际开始重视苏区，他们自然会拿出大部分时间和精力去制定苏区的政策，并要求贯彻执行。
1931年夏或初秋，中央为摆脱困境，脱离秘密状态，遂决定离开上海迁往相对安全一些的江西中央苏区[15]，斗争因而更加尖锐了。现在的局面不再是一个远在外地的机构偶尔发来书面指示，毛泽东可用拖延战术来顶住，而是党的最高当局就在身边直接发布命令，并且就地监督命令的执行。
周恩来和他的同志们抵达江西后，随即采取措施，限制毛泽东在党和政策中的权力。在限制其政府权力方面，11月成立了中央苏维埃政府。共产国际1930年6月的指示曾提到建立这种政府的必要性，李立三也坚决支持采取这一步骤——不过他想把政府建立在大城市而不是农村地区。1930年夏秋之际，已为建立全国苏维埃政府采取若干预备步骤，但因李立三倒台而停顿下来。[16]共产国际在其1931年8月26日关于中国共产党任务的决议中，以更加确切而急迫的措辞再次提出这个意见，决议明确指出：“应当在最短期间内，在最可靠的地区成立中央苏维埃政府。”[17]
第一次中华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于具有象征性的日子11月7日在瑞金召开，宣布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选举出六十三人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会又选举出人民委员会，由毛泽东任主席，项英、张国焘任副主席。这样，毛泽东在政府中的权力就受到削弱和限制，但并未被剥夺。
毛泽东在党内领导层中的处境甚至更为不利，1931年11月召开的苏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实际上对他在各个方面的政策都加以谴责，尤其是着重指出了军事问题上的错误：即坚持游击战术，并顽固地拒绝将中央苏区同邻近各省的根据地联结起来以扩大和巩固中央苏区。翌年8月党召开的宁都会议上，毛泽东不仅受到批评；而且丧失了军权，红军指挥权落入周恩来手中。这种不利的形势到1933年5月发展到顶点，当时周恩来被任命为整个红军的政委，周是强烈支持“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军事路线的。[18]
1930年夏秋之际，红军攻打长沙和南昌引起了国民党各派领导人的注意，他们发现共产党力量不断壮大，便暂时停止了他们之间的内讧，以便对付这一威胁。1930年12月至1931年1月的第一次围剿、1931年春的第二次围剿和1931年夏的第三次围剿，所动用的兵力大不相同，但红军的基本战术原则却始终如一。这些原则是毛泽东和朱德上井冈山以后逐步制定出来的，现在已经成为一种系统的军事理论的一部分。
在毛泽东的游击战思想中，军事和政治这两个方面当然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但为了研究起见，也可以分开来。两个方面看来都是融合了古今的思想，既有传统性，又具创造性。在军事方面，传统的烙印最为明显，这没有什么可以奇怪的。几个世纪以来，地面部队的作战策略，较之成功地取得人民政治支持的条件，其变化要小得多。实际上，毛泽东的一切战术原则，在中国古代军事著作尤其是公元前500年崛起的著名军事作家孙子的学说中，都可以找到。
首先，其根本思想为每战必集中兵力、以己之相对优势对敌之相对劣势，方能取得胜利。如20世纪30年代红军那样，在同数量上占极大优势的敌人作战时，显然必须采用这种战术，而孙子早就把它视为一切战争的基本原则：故形人而我无形，则我专而敌分。我专为一，敌分为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则我众而敌寡；能以众击寡者，则吾之所与战者，约矣。
毛泽东将这一基本思想用之于红军在江西反围剿的特殊条件，对它作了如下的阐述：
处于战略上内线作战的军队，特别是处于被“围剿”环境的红军，蒙受着许多的不利。但我们可以而且完全应该在战役或战斗上，把它改变过来。将敌军对我军的一个大“围剿”，改为我军对敌军的许多个别的小围剿。……将敌军对我军的战略上的优势，改为我军对敌军的战役或战斗上的优势。……这即是所谓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围剿”中的围剿，封锁中的封锁，防御中的进攻，劣势中的优势，弱者中的强者，不利中的有利，被动中的主动。从战略防御中争取胜利，基本上靠了集中兵力的一着。
中国红军以弱小者的姿态出现于内战的战场，其迭挫强敌震惊世界的战绩，依赖于兵力集中使用者甚大。无论那一个大胜仗，都可以证明这一点。“以一当十，以十当百”，是战略的说法，是对整个战争整个敌我对比而言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确实是如此。不是对战役和战术而言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决不应如此。无论在反攻或进攻，我们总是集结大力打仗一部。……我们的战略是“以一当十”，我们的战术是“以十当一”，这是我们制胜敌人的根本法则之一。
我们是以少胜多的——我们向整个中国统治者这样说。我们又是以多胜少的——我们向战场上作战的各个局部的敌人这样说。这件事情已经不是什么秘密，敌人一般地都摸熟我们的脾气了。然而敌人不能取消我们的胜利，也不能避免他们的损失，因为何时何地我们这样做，他们不晓得。这一点我们是保守秘密的。红军的作战一般是奇袭，[19]除了集中兵力在运动战中各个歼灭敌人的方针。在周恩来等同志的指挥下，第四次反“围剿”取得了胜利。
上述孙子引文中的第一句和毛引文中的最末一句，清楚地表明了“以十当一”必不可少的一个条件，便是对自己一方部队的行动必须保密。这是孙子全部学说的基本思想：
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仗而劳之，亲而离之。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此兵家之胜，不可先传也。……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故善攻者，敌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敌不知其所攻。微乎微乎，至于无形，神乎神乎，至于无声，故能为敌之司命。进而不可御者，冲其虚也；退而不可追者，速而不可即也。[20]
毛泽东并未充分发挥这个论点，主要是由于他认为保守红军秘密（以及有关敌人的补充情报）实质上主要是个政治问题。毛援引国民党将官陈铭枢的话说：“国军处处黑暗，红军处处明亮。”[21]
毛的解释，当然是说由于农民群众喜欢红军而仇恨国民党。但同时，从纯粹军事方面说，他绝不忽视欺诈。毫不奇怪，他直截了当地援引了孙子的论点：“我们可以人工地造成敌军的过失，例如孙子所谓‘示形’之类（示形于东而击于西，即所谓声东击西）。”[22]毛还从他喜爱的小说《三国演义》和《水浒》里学到许多战事中欺诈的做法。这些都是毛的主要战术原则，它们没有得到“归国留苏学生”的赞同，与此同时，这些“留苏学生”无疑并不厌恶党的导，而是厌恶毛的高度灵活的战略概念。后来，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在井冈山发明的有名四行字诀：
敌进我退，
敌驻我扰，
敌疲我打，
敌退我追。
毛和朱在第一次“围剿”期间，为了指导敌人包围中的弱小部队，在这些基本是防御原则的基础上，研究形成了“诱敌深入”苏区的原则，以达到在最有利情况下一口一口吃掉敌人的目的。无需说明，毛并未想过无限期地处于劣势地位；但是与他自己早期的乐观主义相反，他越来越感到斗争的长期性，红军在可预见的将来还不能开始战略进攻。
这种战术方针改变之意义和后果，我们只要比较五次“围剿”，就可以非常明白。1930年12月和1931年1月第一次“围剿”，由于富田事件，情况变得很复杂，当时富田和东固的群众不相信红军并且和红军对立。但由于当时的国民党军队不是精锐部队，在数量上也只具有相对的优越性——十万对四万，所以困难并不突出。那时充分运用了一口一口吃掉敌人的战术，在第一次交战前，须耐心等待有利的时机。用毛自己的话说：
……（我们）想先打谭道源，仅因敌不脱离源头那个居高临下的阵地，我军两度开进，却两度忍耐撤回，过了几天找到了好打的张辉瓒。[23]红军第一仗便打着了张辉瓒的两个旅和他的师部，连师长张辉瓒本人在内九千人全部被俘获。这次战争的胜利，吓得另外两师逃跑；共产党追击其中一师，并将其一半消灭。于是第一次“围剿”就以全部失败告终。张辉瓒后来被当地农民审讯后处决了。[24]
第二次“围剿”作为毛战术例子来说，要更加艰苦和有趣得多。对立双方部队，敌军从数量上说处于两倍以上的优势；进攻部队约达二十万人，而红军只有三万余人，这样，首先打击敌军中最弱之部就显得更为重要。红军于4月底5月初不顾有被发现的危险，驻扎在东固二十五天[25]以等待王金钰撤离富田的战术据点。最后时机成熟，红军同时打王金钰师和公秉藩师总共十一个团，并诱其在富田附近和红军打了一仗。打这一仗的地方，东北距国民党另一师仅三四英里，西南距蔡廷锴精锐的十九路军仅十多英里；但他们竟未觉察，因而也未出来干预，真是国民党军“处处黑暗”，而红军“处处光明”。红军在第一仗打赢后，十五日之内行军七百里[26]，又与敌军弱部打五次仗，缴枪二万余支，这样结束了第二次“围剿”。[27]
毛在此后不久写的一首诗中，表达了他的得意心情：
白云山头云欲立，
白云山下呼声急，
枯木朽株齐努力。
枪林逼，
飞将军自重霄入。
七百里驱十五日，
赣水苍茫闽山碧，
横扫千军如卷席。
有人泣，
为营步步嗟何及！
注释：直立之云代表红军战士对国民党军队在“围剿”期间红军暂时放弃的根据地里胡作非为的愤怒；“枯木朽株”代表敌人，他们虽然还直立着，但已注定要腐朽灭亡。诗的最后两行，反映第二次“围剿”总司令何应钦对几个孤立纵队缓慢推进的失败战术非常气恼。[28]
第三次“围剿”时，国民党努力在战争规模和战术上作出重大改变。蒋介石现在积极起来，亲自到南昌指挥这次作战。在这次战斗中，他还投入了他的十万嫡系精锐部队。在这种新的情况下，红军的日子更不好过，他们未能像上两次“围剿”时那样预见和制订全部战役的步骤。下面是毛本人对这次“围剿”的叙述，他自己还画了一个地形图。图中表示了第三次“围剿”时敌我双方的力量部署。第三次“围剿”时的情况是：（一）蒋介石亲身出马任总司令，下分左右中三路总司令。中路何应钦，与蒋同驻南昌；右路陈铭枢，驻吉安；左路朱绍良，驻南丰。（二）“进剿”军三十万人。主力军是蒋嫡系之陈诚、罗卓英、赵观涛、卫立煌、蒋鼎文等五个师，每师九团，共约十万人。次是蒋光鼐、蔡廷锴、韩德勤三师，四万人。次是孙连仲军，二万人。余均非蒋嫡系，较弱。（三）“围剿”战略是“长驱直入”，大不同于第二次“围剿”之“步步为营”，企图压迫红军于赣江而消灭之。（四）第二次“围剿”结束至第三次“围剿”开始，为时仅一个月。红军苦战后未休息，也未补充（三万人左右），又绕道千里回到赣南根据地西部之兴国集中，时敌已分路直迫面前。在上述情况下，我们决定的第一个方针，是由兴国经万安突破富田一点，然后由西而东，向敌之后方联络线上横扫过去，让敌主力深入赣南根据地置于无用之地，定此为作战之第一阶段。及敌回头北向，必甚疲劳，乘隙打其可相打，为第二阶段。此方针之中心是避敌主力，打其虚弱。但我军向富田开进之际，被敌发觉，陈诚、罗卓英两师赶至。我不得不改变计划，回到兴国西部之高兴圩，此时仅剩此一个圩场及其附近地区几十个方里[29]容许我军集中。集中一天后，乃决计向东面兴国县东部之莲塘、永丰县南部之良村、宁都县北部之黄陂方向突进。第一天乘夜通过了蒋鼎文和、蒋、蔡、韩军间之四十华里空隙地带，转到莲塘。第二天和上官云相军（上官指挥他自己的一个师及郝梦龄师）前哨接触。第三天打上官师为第一仗，第四天打郝梦龄师为第二仗，尔后以三天行程到黄陂打毛炳文师为第三仗。三战皆胜，缴枪逾万。此时所有向西南之敌军主力，皆转旗向东，集中视线于黄坡，猛力并进，找我作战，取密集的大包田姿势接近了我军。我军乃于蒋、蔡、韩军和陈、罗军之间一个二十华里间隙的大山中偷越过去，由东面回到西面之兴国境年集中。及至敌发觉再向西进时，我已休息了半个月，敌则饥疲沮丧，无能为力，下决心退却了。我又乘其退却打了蒋光鼐、蒋廷锴、蒋鼎文、韩德勤，消灭蒋鼎文一个旅、韩德勤一个师。对蒋光鼐、蔡廷锴两师，则打成对峙，让其逃去了。[30]
毛对此次“围剿”的叙述极其有趣，它阐述了如何运用其作战思想——着重隐蔽自己和打击敌军薄弱之点，以及“诱敌深入”根据地之战略。
虽然红军如毛所述采取了计谋，但是蒋的最强部队基本上仍完整无损，要不是在9月18日“沈阳事件”的关键时刻及时得到了消息，蒋的精锐部队本会进攻“苏维埃共和国”的首都瑞金的。蒋介石面对日本的威胁，无法分心于反共的“围剿”，因而延迟了进攻。事实上，蒋认为在1931年10月辞去主席职位是有利可图的，这样可以以另一种姿态在下一年的一月重新上台。[31]
从长远来看，也许会证明日本的长期侵略是毛上台最重要的一个因素。但是在当时，日本侵略对苏区的影响相对来说十分有限。共产党的领导人和共产国际一样坚持下列观点，即在推翻“反动和卖国的”国民党政府以前，无法采取任何行动抵御日本的进攻。因此当时根本没有考虑到与国民党阵营中不同政见力量达成任何一种“统一战线”的想法，更不用说与蒋本人建立“统一战线”了。
如上所述，正是在第三次“围剿”结束和中日冲突开始以后几个月内，毛逐渐被剥夺了他在党内和军内所拥有的权力。
此时，他保留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的职位。他以这种资格继续作为这个政权的主要发言人，但是他发表意见的自由受到了严格限制。因此，当我们要追溯毛在1932年至1934年间的政策时，我们发现情况与其他任何阶段不同。在一般正常情况下，在我们阅读一篇毛的讲话或文章时，我们可以认为这准确地代表了他当时的观点。但是另一方面，拿江西苏维埃共和国阶段来说，把毛真正说过或写过的东西串联起来只是第一步，我们还必须根据可得到的贫乏证据，判定他是当真那样认为还是并不当真那样想。
总的来说，由于1932年至1934年并不是毛一生中最有趣和最有特点的时期，因此费许多笔墨来猜测他在每个问题上可能持有的论点，是毫无意义的。一般地说，他似乎在经济政策方面比在军事战略问题方面享有更多的权力和自由。秦邦宪、周恩来以及其他人可能认为，毛的游击战术虽然已经过时，但他和农民关系密切而且能动员农民支持红军，他仍是有用之才。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经济社会政策的一个方面应该予以特别的重视，因为它非常紧密的符合毛性格的基本倾向，看来很可能他不仅同意这个做法，而且实际上是由他发起的。这就是所谓的“查田运动”。
1931年11月所通过的土改法，是一个相当温和的土改法。诚然，富农分坏田[32]前提是他们不采取反革命的态度，地主则根本不分地。中农可以保留自己的土地，置身于土改整个过程之外，除非他们自愿参加。[33]1933年6月毛发起的大规模“查田运动”，正如运动的名称所示，目的在于检查土地再分配是否合理。但是在毛的思想中，推进阶级斗争的政治目的要比运动的经济目的更为重要。
毛在当时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解释说，农村革命改造有三个阶段：土地改革、检查运动和发展农业。换句话说，他认为只有经过社会关系的彻底改革，才能发展农业生产（在国民党封锁的条件下，这个任务尤为紧迫）。
他之所以如此考虑，可能不是由于对革命的抽象信奉，而是由于他对中国农村社会本质之认识。毛解释说，由于过去的地主富农具有祖传的名望和得到像农民协会那样的群众组织的领导权，他们用这种办法伪装并重新取得了许多他们祖先的特权。为了反对这一种倾向，需要发动贫农反对过去剥削者的阶级斗争，唤醒贫农对他们切身利益的觉悟。毛写道，“革命群众与地主富农之间是严重的斗争着，但这里的斗争，不是像第一时期（土改阶段）里红旗子同白旗子的公开斗争了，而是革命农民群众同戴假面具的地主富农分子的斗争。”[34]
毛认为，查田运动在使农民看清隐蔽敌人的真正阶级本质过程中起着重大作用。几个月以后，毛在叙述苏区首都附近一个模范区所发生的情况时，说明了查田运动在实践中的意义：
五十五天中发动了全区的群众，彻底消灭了封建残余，查出了地主富农二百余家，枪决了群众所谓“大老虎”的十二个反革命分子，镇压了反革命活动。[35]
在此背景下，你必须理解毛于1933年6月写的有关决定农村阶级成分的指示，指示中写着：“地主阶级是革命的主要敌人。苏维埃对地主的政策是剥夺他们全部财产，消灭地主阶级。”[36]
但是我们从毛举的例子中的事实可以看到，三百户地主富农中，也只有十二个“大老虎”被枪毙，而且毛在1933年至1934年鼓吹的“消灭”地主阶级，并不是指肉体上统统消灭这些地主分子。
全部剥夺地主的财产，摧毁了地主作为一个阶级存在的基础；动员农民群众同他们作斗争，目的在于摧毁地主传统上和习惯上所拥有地位的根子。“查田运动”之所以值得注意，不仅仅是由于它是江西苏维埃政府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而且还由于它是1949年以后类似政策和急务的先兆。另一方面，查田运动反映了毛的一个信念，他认为土地改革是经济的又同样是政治的措施，同时又是对农民进行教育的一个过程。就像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时那样，江西常常开会以便把群众和当局的决定结合起来，从而同意严惩敌对阶级的处置办法。毛于1934年1月总结“查田运动”工作的时候，声称“只通过少数几个苏维埃机构来进行这些工作，就会有降低群众斗争情绪的危险”[37]。
这种把注意发动群众作为改革中国农村的关键以及认为应当经常检查现状发现问题以便防止从前的剥削阶级重新抬头的思想，直至今日仍以反复不断的“阶级斗争”运动的形式存在。更一般地来说，毛关于革命首先是一种心理过程的想法，在过去的四分之一世纪里影响了“思想改造”和“整风”等一系列政策，而当前“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则达到了顶点。如果毛能用这个办法在很大程度上把他的特征施加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经济和社会政策方面，那么他对处理军事问题的影响看来实际上等于零。但正是这方面的情况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因为当时中央委员会采用的呆板战略，导致了灾难性的失败，从而结束了江西共和国。
于1931年秋季采用过，由于1932年9月第十二次共产国际全体会议所采取的立场，这种战略方针在1932年底和1933年初得到了频繁的应用。在这种时候，常常说由于“资本主义总危机的加剧”而形成的“革命高潮”，给予共产党员在革命危机成熟前的短时间内发动群众参加即将来临的为权力而斗争的重任。中国共产党的迫切任务正如共产国际所详细列出的，不仅包括动员群众“参加反对日本和其他帝国主义者的全国性斗争”，发展和统一苏区领土和加强红军，而且还要直接为“推翻国民党政权”而斗争。[38]
这样就使他们相信全世界的革命即将成功，中央委员会大多数成员则更为大胆地鼓吹正面攻击蒋介石的军队，因此他们比以前更不能接受毛的灵活游击战术。应当承认，这些城里人对毛的“农民方式”很轻视。从军事上来说，头三次“围剿”已证明“诱敌深入”苏区，使战斗得以在对红军有利的环境下进行的战术方针是成功的，但是政治上这些战术方针具有的不利之点，使苏区人民经常承受战争危险和痛苦。声称是这个国家唯一的合法政府却又不能更好地保护自己的公民，那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一种什么样的政治实体呢？
即使到后来分析江西根据地瓦解的原因时，毛对这些反对意见也只能提出否定的答复。他指出，竭力想维持苏区的稳定状态，反而导致了危机的到来；他并未认为，如果奉行他的战术方针，就会在全国范围内取得胜利：作战线的不固定，影响到根据地领土的不固定。时大时小时缩时伸是经常的，此起彼落也往往发生……
战争和领土的流动性，影响到根据地各种建设工作也发生流动性。计划改变的频繁，是我们家常便饭的事情。承认这种特点，对于我们是有利益的。从这个特点出发，规定我们的日程，不要幻想有进无退的战争，不要震惊于领土的暂时的流动……只有在现在的流动生活中努力，才能争取将来的比较的不流动，才能争取最后的稳定。
“正规战争”的战略方针，否认这种流动性，反对所谓“游击主义”；反对流动的同志们要装作一个大国家的经济者来办事，结果是得到了一个异乎寻常的大流动——二万五千华里的长征。[39]
如果毛在1936年（即他写这些评论之时）没有迅速取胜的。行动计划，那么在1933年至1934年进行决定性的战略争论的时候，他就更加不可能提出一个速胜的行动计划了。从他的态度看来，共产党的上策是维持现状，等待他们能扩大领土和影响的新情况的出现。但是这个时期，他再也不能公开地为他自己的观点辩护了，甚至还不得不赞同对他本人的一场若隐若现的攻击，然而这是在反对“罗明路线”运动的幌子下进行的。
但是，倒霉的罗明不同意用他指挥下的弱小的游击队去正面攻击国民党军队，因而从1933年2月就被“归国留苏学生”们谴责为犯有“悲观主义”、“取消主义”、“逃路主义”和其他“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虽然毛本人并没有公开地谴责罗明，但他还是按照上级的旨意谴责了一切与“罗明主义”有关的异端，并说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完全是由于中央委员会的“出击”路线。但是他自己的兄弟毛泽覃却是“罗明路线”的追随者。党的领导特别指出“罗明路线”的恶劣影响，因为它是清算这一错误倾向的障碍。[40]
在1945年关于党的历史的决议中，罗明被说成是一个优秀的指挥员，他的政策基本上是正确的，但受到当时控制党的“左倾分子”的不公正的攻击。虽然我们在几处都已看到，毛派的官方史书对事实并不尊重，但是在这一具体事件中，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1945年的决议确实反映了毛当时的观点。当时他的地位岌岌可危，不但不能为他的兄弟辩护，反而不得不赞扬中央委灵会的“布尔什维克路线。”
我们已说过，在第四次反围剿过程中，执行这条“出击”路线的结果是取得了胜利。从短期看，这确是值得庆幸的，但从长远看，其结果却不幸地证明了那种认为红军可以与国民党军队相抗衡，能够把他们挡在根据地以外的意见是正确的。在以后一次的围剿中，蒋介石采取了建立碉堡并逐步紧缩对江西根据地包围圈的新战略，上述的乐观和主动出击精神带来了十分不同的结果。但是在第五次、也是决定性的战役开始之前；由于蔡廷锴第十九路军的反叛，抗日统一战线的问题在斗争中显得突出起来了。中国共产党对日本在1931年9月侵略的反应，是严格遵循当时共产国际“从下而上统一战线”的路线的。它承认在广大群众中，甚至在国民党部队中都有真正想抗日的人，但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抗日才能奏效。这是1932年9月共产国际第十二次全体会议和1933年12月第十三次全体会议的观点[41]。这也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1932年4月抗日宣言中的立场[42]，但是，中国共产党在1933年1月提出了一条较灵活的路线。他们准备在三个条件下（停止对苏区的进攻、给予民主权利和武装抗日群众）与“任何部队”——与任何政见不同的指挥员签订协议。[43]虽然他们没有表示愿意和国民党上层领导人（更不用说蒋介石了）打交道，但是，这已比当时的共产国际要走得远了。莫斯科并没有明确表示不同意这主张，因为共产国际的报纸也登载了1933年1月的这份宣言。[44]他把1933年1月提出的与“任何部队”联合的提法看成是纯粹的宣传策略[45]。但在他发言前一个月，即1933年10月26日，中华苏维埃政府真的与得到蔡廷锴在军事上支持的福建“人民革命政府”达成了初步“抗日反蒋”协议[46]。蔡从来就不同意蒋介石对日让步的政策，他领导的第十九路军于1932年1月在上海英勇抗日。事实上，蔡是与共产党达成协议后才开始行动的。但是在蒋镇压福建政府时，红军却袖手旁观。
毛在这些事件中起了什么作用呢？早在1936年他在接见斯诺时就批评说没有和福建的叛乱联合是个极为严重的错误[47]，以后他也一直这样批评这些事的。但当时他表明的立场却完全是另一种样子。1934年1月，在蒋对福建的叛乱者进行决定性的进攻后不久，毛在第二次全中华苏维埃会议上的讲话中谈到他们时是极不友好的。他在结束讲话时说，“至于福建的所谓人民革命政府，一位同志说它有一点革命的性质，不完全是反动的，这种观点是错误的。”他说，“人民革命政府”只不过是部分统治阶级以在共产主义和反动政治之间有“第三条道路”的虚伪口号来欺骗人民的鬼把戏而已。[48]。很难说毛斥责福建叛乱者的这番话是由于他已失去了一切权力，因而不得不违心说的话。事实上，虽然毛对作为社会范畴的资产阶级的态度是比较宽容的，但是在要与资产阶级国民党人（不管这些资产阶级如何爱国）共掌政权时，他常常是极其保守的。江西时期红军的参谋长龚楚（他有时难免出错，但他不是一贯敌视毛的人）说在中央委员会辩论蔡廷锴提出的联合建议时，毛是“游击派”的主要发言人。他们不愿在这样的事件中拿红军来冒险。（因此，他称毛为“保存派”，意思是说他们是只关心保存自己力量的人。）[49]毛本人在1935年12月的报告中虽然认为蔡廷锴的叛乱是“对革命有利的”，但是，他仍像当年那样批评福建政府“守着老一套不去发动民众斗争”[50]的做法。
因此，完全有可能，毛对与蔡廷锴合作的态度比他现在要我们相信的远为保守。另一方面，当时他的影响很有限，如果中央委员会其他委员坚持要支持蔡的话，他一个人是无法阻止的。此外，上面所引王明1933年12月在共产国际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也说明“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对福建的叛乱者并不热情。可能在国内战斗的秦邦宪比在莫斯科的王明的态度要现实些。也许像龚楚说的那样，周恩来是支持蔡廷锴的那些人的领袖。如果情况确是这样，那么，为什么秦和周未能推行与福建政府结盟的政策呢？还必须指出，认为蔡廷锴是共产主义与反动政治之间“第三条道路”的代表的那种不友好的态度是与当时莫斯科的路线完全一致的，莫斯科的路线认为主要打击对象应该是“中间力量”。
总的说来，1933至1934年，中央委员会的大多数都拥护这一敌视“中间力量”的政策，那么在蔡廷锴的问题上，他们为什么要违背这个政策呢？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对待福建叛乱者的政策，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始终是个最弄不清楚的问题。但是不管谁应该对拒绝支持人民革命政府负责，由于这个错误，结果是共产党不久就发现，在愈来愈困难的情况下，他们的战斗是孤立无援的。
这些困难主要是由于蒋的军队在他的德国军事顾问冯·赛克特和冯·福尔根豪生的指导下采用新的、极为有效的战术造成的。前面说过，这些战术是在江西中央苏区周围建立一圈由铁丝网和其他工事连结起来的碉堡。一方面，这种阵地战使红军很难像蒋过去运用运动战时那样歼灭孤立的国民党部队。另一方面，它使国民党部队有可能实行严格的经济封锁。这种封锁对苏区产生了很严重的后果，到1934年夏，那里的居民甚至得不到足够的盐，粮食价格大幅度上涨。
在军事方面，按照毛的说法，除去开始时打了一次胜仗外，红军“辗转寻战于敌之主力和堡垒之间，完全陷入被动地位。”他还说这“真是最蠢最坏的打法”[51]。但是毛本人认为应该怎样打，仍然是不清楚的问题。1936年，他很明确他说明应该采取的打法。红军应乘福建叛乱的机会，掌握主动，向北向东，向南京和汉口方向大举出击，这样可将国民党包围苏区的军队调开，打破蒋的堡垒战术。一方面，这一战略与毛一贯的（至少是前几年的）谨慎作法不一致。另一方面，1933年底至1934年初，毛发表的意见与中央委员会大多数人的意见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即国民党已处于军事与政治崩溃的边缘，红军已成为“无敌的铁军”，完全能够与蒋介石的军队正面作战。[52]换句话说，他在言辞上是太乐观了，而在行动上可能又是太谨慎了，这与他以后所说应该采用的战术是不一致的。
即使战略是完全正确的，也不能肯定共产党就能战胜冯赛·克特的堡垒战术。但是，可能性至少要大些。到1934年夏初；已经基本上作出了从江西撤退的决定。
新政策的第一个具体表现就是1934年7月15日发表的声明，这份由毛和朱德签署的文件称已派出“抗日先遣队”北上抗击侵略者，如果先遣队遇到有部队准备接受1933年提出的联合的三个条件，“我们工农红军的主力即将象先遣队那样与中国的所有武装部队联合，共同奋斗。”这支由方志敏率领的先遣队不久即被国民党部队消灭，只有一小部分留在浙江与福建边界打游击。[53]
毛泽东1934年8月1日在接受访问时宣布全国的红军部队，包括江西和其他华中地区根据地的红军，已受命准备北上[54]。
8月和9月，他得了疟疾，病得很重。[55]
早在8月，负责井冈山老根据地的萧克奉命与在湘黔边界根据地的贺龙会合。这一任务胜利地完成了，10月，这支联合部队改组为第二方面军，贺龙任司令，任弼时任政委。[56]
10月15或16日，红军主力终于开始向西南方向移动。在新丰的速战得胜后，红军打破了包围圈，穿过广东最北端和湖南的南端，然后跨过广西北部的湘江。
他们共有十万人，其中战士八万五千人，党政干部一万五千人。他们没有明确的意图和目的地，而这二者是有联系的。如果他们真的想打日本，他们就该还向北走。如果他们的目的只是想在失去江西根据地后寻找一个安全地区，他们就完全可以在四川停下来，张国焘在第四次围剿中被逐出鄂豫皖根据地后在四川站住了脚。我们可以假定毛泽东本人是真心诚意想打日本的，这一方面是为了有一个能号召群众的新目标，另一方面是因为他深切关心着中国的命运。但是毛那时仍然不能左右局势。部队是由朱德和周恩来领导的，朱为总司令，周为政委，共产国际派了一位名叫奥托·布劳恩、化名李德的德国军事专家来协助。李德要对阵地战的战术负责，这一战术使红军在第五次围剿中损失惨重。这时他又鼓吹走最短的路线抵达目的地，即令这样走意味着与强大得多的敌军正面战斗。[57]
合乎逻辑的第一步似乎应与在湖南西北角活动的贺龙的第二和第六军团会合。因此，在敌军密集的火力下，经过一个星期的苦战，强渡了广西北部的湘江。红军渡河后集合时，人员已损失了一半。在遭到了这样惨重损失的情况下，大家终于同意毛的主张，不在湖南中部孤注一掷地硬拼而向西进入敌人力量较弱的贵州省。[58]
年底，红军渡过贵州中部的乌江。这一战役只是由于少数精心挑选出来的人员的大无畏精神才取得了胜利。他们在敌人猛烈的炮火下用筏子渡过了宽阔的江面，爬上光秃秃的石壁，突然夺取了扼守渡口的国民党碉堡。红军采用了从《三国演义》中学来的战略，包括使用缴获的国民党制服和旗子，实际上未发一枪一弹就占领了遵义。1935年1月第一个星期，政治局在那里举行了著名的遵义会议，终于使毛控制了中国共产党。
这时，红军已抵达四川边界附近的地方，合理的方针应该是像以前准备与湖南的贺龙部队会合一样，与在四川北部的张国焘部会合。但是这种打算，和前次想与贺龙部会合的打算一样，蒋介石看得非常清楚。他迅速采取行动，阻止他们会合。但是，他要四川做到这点比在第五次“围剿”的地区要困难得多，因为四川当时不受国民政府直接管辖，蒋不得不与当地军阀合作。在毛和他的同志们于1月中旬北上时，他们和张国焘的四方面军都遭到国民党和当地军阀部队的联合进攻。[59]
在这种情况下，毛断然采用了他很久以前在李立三时期就提倡的战术：“强敌跟追，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60]。其结果可在本书所附地图上看到。在贵州北部作打圈子运动时，红军一方面军在关键的娄山关一役中取得对该省军阀省长王家烈的重大胜利。当地雄伟的风光和新获得的权力与肩负的责任，促使毛写下了长征途中的第一首词：
西风烈，(www.xing528.com)
长空雁叫霜晨月。
霜晨月，
马蹄声碎，
喇叭声咽。
雄关漫道真如铁，
而今迈步从头越。
从头越，
苍山如海，
残阳如血[61]
虽然取得了这次胜利，毛谨慎地决定不强行通过四川中部敌军坚固的阵地而在遵义重渡乌江，绕道云南和西康赴四川。这时蒋介石亲自坐镇贵阳指挥对红军作战。毛渡过乌江后，直指贵阳，似乎要攻贵阳。他在制定计划时说：“只要能将滇军调出来，就是胜利。”[62]
红军在经西康北上时，蒋介石确信命运已使敌人落入他的手中了。他们或者被迫向西进入西康即四川边界处的难以通行的地区，或者穿过峡口，渡过波涛汹涌的大渡河。太平军的石达开将军就是于1865年在这个地区被清军围困全军覆没的。显然，蒋介石的心里是将这二者作了类比的，他认为共产党与太平军一样都是农村中的痞子，尽管孙中山盛赞太平军是个伟大的革命运动。国民党空军甚至投下传单说毛泽东将成为另一个石达开[63]，蒋则亲自飞到重庆指挥战斗。
抢渡大渡河是长征史中传奇式的业绩。开始时，它与横渡乌江差不多——对守卫安顺场的小股敌军进行奇袭，缴获一艘小船，由十八名精心挑选出来的勇士向对岸峭壁顶上碉堡内的敌军阵地发起攻击。但是这次强占渡口只是战役的开始而不是结束，因为要靠小船将全军渡过去是要旷日持久的，这样，强大的敌增援部队就会有时间赶到。此外，部队易受空袭，而河流又湍急，不可能架起临时便桥，唯一的办法就是抢占大渡河西北上游一百一十英里的泸定吊桥。在作出此决定前，已乘小船渡河的第一师必须在河的对岸前进，以支援主力部队的行动。
两岸的部队在咆哮的河水声中在石壁上攀援狭窄陡峭的小路前进。他们在泥泞中艰难地行军，在阻挡前进的支流上架便桥，偶尔与小股敌军战斗。开始时，军团司令部给左岸的先头部队三天时间行军一百一十英里赶到泸定桥。但是在第二天早上还剩二百四十里（或八十英里）时，该部突然接到通知要他们在二十四小时内赶到。政委们甚至连召集会议的时间也没有，只得边行军，边解释。临近黄昏时，他们发现对岸有敌军的队伍，正以强行军的速度赴泸定桥。夜色降临后，对岸的敌军点着火把。如果红军要沿着崎岖的小路行进，也必需点火把。为避免遭到河对岸敌军的射击，指挥员们命令四川籍的战士在敌军询问时大声答话，假称是日间被击败的三营敌军。5月25日清晨，红军按时抵达，轻而易举地占领了敌哨所。
对岸是泸定城，有坚固的工事防护，并配有机枪和迫击炮。
两岸之间，横跨着十三根铁索，铁索嵌入巨石中。两根铁索当栏杆，另九条上原来铺着木板，但已被敌军抽去。这时又组织了志愿队。下午4时，二十四名人员，带着机枪、大刀和手榴弹，开始沿着摇摆不定的铁索爬行，后面跟着一个连，带着木板铺桥面。有些突击队员坠入河中牺牲了，但其他的人继续缓慢前进。靠近对岸的地方，桥上还有些木板，在最后关头，敌人纵火烧木板企图阻止红军前进。但先头部队中剩下的人一面掷手榴弹一面冲过火焰，架桥连及该团余部随后跟着前进。到黄昏时，泸定的两个敌军团均被击散，红军完全控制了该城。不久，第一师沿左岸赶到，途中击退了遭遇的敌军。红军就这样渡过大渡河，避免了重遭石达开的命运。[64]从此以后，毛泽东指挥的部队在抵陕西以前就再也没有什么大的战斗了，但他们却遇到了极为巨大的自然困难，这使他们的征途成为军事史上的一次伟大的业绩。毛还必须进行政治斗争，这就是与张国焘的冲突。在艰难地翻过高耸的、冰雪封住的夹金山山口后，一方面军与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合了，然后共同向北进到毛儿盖。在这里，这两人的分歧终于达到了严重的程度。
毛泽东继续宣传北上到高岗、刘志丹已建立了苏维埃的陕甘边区，以便充分鼓舞中国人民抗日的情绪。张国焘认为这政策不现实，建议撤到西康、甚至西藏去。现在将这种主张贬为“逃跑主义”与“军阀主义”。它的确是“逃跑主义”，因为它将使红军远离国民党追兵。
双方力量较量的结果，最终形成了僵局。部队一分为二，张国焘与毛各指挥一支部队。张率领他的那一半走向他一直想去的西康，毛和他的部队则向北进。
这一事件中唯一真正难解之谜是朱德为什么陪着张国焘向西走而没有与毛共命运。以前所作的解释是由于自然障碍或者由于国民党部队的行动造成了两支部队和（或）朱毛的分开。但是这些解释都不能令人信服。唯一明确提到朱德这样做的动机的是他对史沫特莱口述的自传。他说是张国焘以枪逼他一起到西康的。[65]他可能被逼或受到压力，但这不可能是全部原因，家乡观念可能也是个因素。张国焘在进入四川后招收了一支新的军队，参加军队的大部分是四川人（这也是他不愿按毛的愿望北上的原因）。朱德和刘伯承都是四川人，刘伯承也将命运与朱德（去红四方面军系根据中央决定，——编注）连在一起。他们可能与张一样想留在家乡附近。总之，有理由认为当时朱并不完全同意毛的意见（他在1933与1934年曾与秦邦宪、周恩来、李德合作执行了一条毛坚决反对的路线）。总之，这两个从1928年初起一直合作（如果不是在思想上）的人这时分手，毛独自率领他的部队北上了。毛泽东和他的同伴们还要经历整个长征途中最艰苦的一段，即越过令人生畏的草地。草地是一大片沼泽地，任何人走错一步，就会陷入沼泽，除非幸而附近有同志用棍子将他拉出来，否则很快就会没顶。更为糟糕的是非汉族居住区的少数民族比红军经过的其他地区的少数民族更仇视汉人，不论这些汉人是红军还是白军。在云南，刘伯承与一个彝族部落的首领歃血结盟。[66]红军在云南和其他地区都使少数民族相信，他们与少数民族以前所见到过的中国军队和政府不一样。但草地上的部族干脆把他们的牲畜赶走，将粮食藏起来或运走，消失在笼罩沼泽的茫茫大雾中。只有当他们从山上将巨大的石头滚向在大片沼泽中、少数在山口行进的红军或伏击掉队的人员时，红军才知道他们仍然留在当地。这样，完全没有可能从当地居民中筹集粮食，甚至用红军在长征途中买东西的银元也换不来粮食。红军带的粮食很快就吃完了。以后他们就吃马肉，再以后就煮或者烤皮靴、皮带或其他可能有营养的东西吃。他们采集或挖得的野菜中有许多是有毒的，吃了就恶心、腹泻甚至突然死去。除此之外，整天有雨，夜间极冷，他们的双腿经常泡在有毒的泥浆中，十分疼痛，除了开水，没有别的药物可用来治疗。只有七八千人经受住这场考验，向东到达腊子口，然后向北翻越岷山，在甘肃南部又遇强敌，但是毛和他的同志们在佯攻天水后，迅速向东北方通过穆斯林聚居的地区，突破了会宁和清宁之间的封锁。
在他们抵达陕西以前翻越最后一道天然障碍六盘山时，毛在另一首词中抒发了他的感情：
天高云淡，
望断南飞雁。
不到长城非好汉，
六盘山上高峰，
红旗漫卷西风。
今日长缨在手，
何时缚住苍龙？[67]
“苍龙”是东方星座的名称。这里指来自东方的日本侵略者。如果“缚”苍龙是指最后战胜日本，那么，这还是十年以后的事。如果这句问话只是指：“什么时候抗日才开始成为我们的事业？”那么，回答是：“很快。”
【注释】
[1]6月11日决议的英文本见布兰特·康拉德、本杰明·施瓦茨和费正清合编《中国共产主义历史文献》，哈佛大学出版社1952年版，第184-200页。我认为共产国际通过决议的时间如俄文本[见《战略与策略》，第272-281页。译文见《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1929-1936）》，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03-112页。——编注]所记是6月下旬，而不是中文出处中的7月23日（或笼统的7月份）。
[2]这并不妨碍他在彭德怀占领长沙期间，以“湖南省工农兵苏维埃政府主席”的名义署名发表公告。公告全文见《湖南近百年大事纪述》，湖南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599页。[作者所注出处可能有误，该书中没有李立三以“湖南省工农兵苏维埃政府主席”名义签署的公告；李立三此时不在湖南，省苏维埃主席由王一芬（即王首道）代理——编注]
[3]鉴于李立三有这种思想，毛泽东当时以及后来一再责备他为“半托洛茨基主义”并非毫无道理。见施拉姆著《毛泽东的政治思想》，第227、228页。
[4]这是萧祚良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内部权力消长史料（1930-1934）》（华盛顿大学出版社1961年版）一书中的主要论点。
[5]《战略与策略》，第290页。[译文见《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1929-1936）》第112页。——编注]
[6]对李立三的审查是在1930年12月，其主要文件发表在《布尔什维克》杂志第4卷第3期（1931年5月10日）第16-41页上。前引萧祚良著《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内部权力消长史料（1930-1934）》一书第7792页上有概要介绍。上述许多细节为萧书所无，系笔者摘自这份期刊。
[7]萧祚良对此问题的概括叙述[见《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内部权力消长史料（1930-1934）》，第86页]略有出入。
[8]《斯大林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220页。
[9]“皮（pí）同志（显然是个俄国人）的发言”见《布尔什维克》第4卷，第3期，第54-61页。
[10]陈绍禹因其20世纪30年代在共产国际的地位，在西方也以化名广为人知，下文均称呼他王明。秦邦宪化名博古，多数读者可能不熟悉，还用其真名。
[11]倒台前夕，李立三在共产国际的心目中是既右倾又“左”倾：右倾，因为他对富农宽容：“左”倾，因为他要立即实行集体化。这种双重错误倾向，是他在莫斯科受审查期间的另一桩罪状。
[12]萧祚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内部权力消长史料（1930-1934）》，第7页。
[13]《布尔什维克》第4卷第3期上到处可见，尤其是马其亚尔的发言（第21-27页）。萧祚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内部权力消长史料（1930-1934）》，第159-162页。
[14]以上关于此事件的记述，主要根据以下两本书中最新的综合性资料：前引萧祚良著《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内部权力消长史料（1930-1934）》，第98-113页以及陈志让著《毛泽东与中国革命》。牛津大学出版社1965年版，第164-165页。
[15]迁往江西的时间说法不一，如说1931年，1932年，甚至1933年。笔者倾向于同意萧祚良的看法，他根据现有材料，认为大约开始于1931年8月[前引萧祚良著《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内部权力消长史料（1930-1934）》，第161-162页]。但肯定还有探讨的余地，况且还可能不是一次迁去的。几乎可以肯定，周恩来是在1931年夏末秋初去江西的。向忠发被处决后，秦邦宪任总书记，他大概是在1932年初去江西。当时王明回莫斯科，在共产国际任殖民地问题专家数年。根据王明向尼姆·威尔斯口述的自传（香蒂·斯瓦鲁普曾经引用，见《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研究》，克拉伦登出版社1966年版，第249页）。他回莫斯科的时间是1931年6月。中央某些领导人未去赣西南中央苏区，而去其他根据地，张国焘去鄂豫皖苏区。
[16]萧祚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内部消长史料（1930-1934）》，第39-49页。
[17]《战略与策略》，第306页。[译文可见《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1929-1936》，第159页。——编注]
萧祚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内部权力消长史料（1930-1934）》，第173页。宁都会议是在1932年10月上旬召开的。周恩来在会上不同意中央局提出的毛泽东离开红军的意见，提出要把毛泽东继续留在红军中指挥作战。但中央局没有同意，随后，宅泽东离开了红军。在此后一段时间内，周恩来暂代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周恩来在制定作战计划时，仍征求毛泽东的意见。1932年10月26日，中央和中央局才正式任命周恩来为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关于周恩来限制毛泽东在党和政府中的权力的说法是不确实的。——编注
[18]萧祚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内部权力消长史料（1930-1934）》，第165、210-211、220-221页。（在第四次反“围剿”开始时，周恩来等同志在前线指挥作战。他们在实践中认识到中央和苏区中央局要求红军先发制人、攻占敌人重兵驻防的坚城南丰和南城的命令是错误的。周恩来向中央和苏区中央局提
[19]《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07-212页。这篇著作写于1936年，总结了毛泽东在江西反围剿的经验
[20]见《十一家注孙子》，第18、80、397-398页。
[21]转引自《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92页。
[22]同上，第193页。
[23]《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89页。
[24]参见同上，第201页。
[25]此时对富田事件的反应已大部消除，红军不必像第一次“围剿”时那样避开这个地区。
[26]一里约等于三分之一英里。
[27]参见《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02页。
[28]译文系作者所译。说明摘自《毛主席诗词浅释》（上海文艺出版社1962年版）。（见《毛泽东诗词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36页。——编注）
[29]毛泽东在《毛泽东选集》第1卷中，加上了“几十个方里”几个字，即不到10平方英里。
[30]《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02-203页。
[31]陈志让：《毛泽东与中国革命》，第168-170页。
[32]毛在1930年2月制定的政策与前完全不同，但他很可能在这个问题上改变了他的观点，而不是屈从于压力。如前所见，他在井冈山时期采用的是激进得多的土地政策。
[33]康拉德、施瓦茨和费正清合编：《中国共产主义历史文献》，第224页—226页；又见萧祚良著《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内部权力消长史料（1930-1934）》，第178-179页。
[34]《红色中华》，1933年6月10日第86期，第3页；《红旗》，1933年8月31日第59期，第32页。
[35]《斗争》，1983年8月29日第24期，第4页：《红旗》，1933年10月30日第61期，第46页。
[36]《怎样分析农村阶级》，载《红色中华》，1933年6月29日，第89页。此件当时并非毛签字，但是一直认为是他所写；见《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13-115页。文中观点比他大多数其他著作修改得更多。
[37]在1934年1月24日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引自康拉德、施瓦茨和费正清合编的《中国共产主义历史文献》一书中的节译文。
[38]琼·戴格拉斯编：《共产国际（1919-1943）》文献第8卷，牛津大学出版社1965年版，第221-230页及其他地方均可见。
[39]关于这次故役的日期，是有意见分歧的。斯诺根据毛的口述认为该战役发生于1933年4-10月（见《西行漫记》，第155页）。陈志让（《毛泽东与中国革命》，第176页）却认为是在1932年6月至1933年3月。萧祚良在大事记中把战役开始的日期定为两个，即1932年6月和1933年春，但未加任何说明[见萧祚良著《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内部权力消长史料（1930-1934）》，第310-311页]，这是独一无二的做法。事实上，1932年6月是开始围剿次要的苏区的日期，而1933年春是对中央苏区的主要战役的开始日期。
[40]见《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19页。（第3卷原文为：“但是因为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战略方针在红军中有深刻影响，在临时中央的错误路线未完全贯彻到红军中去以前，1933年春的第四次反‘围剿’战争仍然得到了胜利。”——编注）虽然没有采纳他的意见，这次战役还是打胜了，可能就是出于这个原因，毛才只简单地谈到这次战役。见《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03-204页。关于“罗明路线”的主要文件，见萧祚良著《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内部权力消长史料（1930-1934）》，第230-247页。
[41]《战略和策略》，第316-370页。[译文见《共产国际有关革命的文献资料（1929-1936）》，第170-277页。——编注]
[42]《苏维埃中国》第1集，中国现代史料编辑委员会1957年版，第44-48页，[本书系根据苏联外国工人出版社的版本（原书第1集第1933年印的，第2集系1935年印的）翻印的。——编注]
[43]同上，第60-61页。
[44]《国际新闻通讯》，1933年1月26日，第91-92页。
[45]《战略和策略》第362页，[译文见《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1929-1936）》，第220-222页。——编注]
[46]《红色中华》，1934年2月14日第149期，第4页；萧祚良对此有简述，见《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内部权力消长史料（1930-1934）》，第248-249页。
[47]斯诺：《西行漫记》，第156页。
[48]《红色中华》，1934年8月1日第221期；萧祚良对此有简述，见萧著上书，第296页。
[49]龚楚《我与红军》，香港南风出版社1954年版，第362-367、395-400页。龚甚至说由于毛在这个问题上持反对意见，他受到了留党察看的处分。
[50]《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32页。1933年12月毛对福建政府作了类似的但尖锐得多的批评，要求福建政府改正这些错误，作为共产党支持的条件。他与朱德共同签名的致“人民革命政府”的电报摘要，见萧祚良著《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内部权力消长史料（1930-1934）》，第253页。
[51]《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04-205页。
[52]毛在1936年12月所作的马后炮的分析见《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19-220页。他在第五次战役时发表的不妥协的言论，见1933年8月12日的发言（《红旗》，1933年11月20日第62期，第10-23页）以及他向第二次全中华苏维埃大会作的报告（《只有苏维埃能够救中国》，第80-89页）。
[53]1934年7月15日的宣言的摘要，见施拉姆著《毛泽东的政治思想》，第220页。显然，派出“抗日先遣队”北上的决定是4月份在重要战略中心广昌落人陈诚指挥的国民党部队手中的前夕作出的。关于这事和先遣队的意义，见萧祚良著《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内部权力消长史料（1930-1934）》，第286，293-295页，及陈志让著《毛泽东与中国革命》，第182页。
[54]《红色中华》，1934年8月1日，第221期；对此，萧祚良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内部权力消长史料（1930-1934）》一书第296页有简述。
[55]关于毛蒙受屈唇的最明确的说法见龚楚著《我与红军》，第395-400页。张国焘在接见萧祚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内部权力消长史料（1930-1934）》，第296-297页]时虽不能证实龚楚所说的细节，也说在1933年末，毛实际上被剥夺了一切实权。龚楚在上述的段落中提到了毛的病。毛的医生傅连漳也在《红旗飘飘》第10卷第3-12页中提到毛的病。陈志让在《毛泽东与中国革命》第183页上也有简述。
[56]陈志让：《毛泽东与中国革命》，第183页；尼姆·威尔斯：《红尘：中国共产党人自传》，第139页。
[57]李德最近因在东柏林报纸（《新德国》1964年5月27日）上发表了一篇充满敌意的、名为《毛泽东是以谁的名义说话的？》的文章，从而知名于世。他本世纪初生于慕尼黑附近，1928年在德国越狱逃跑（由于他进行共产主义活动，以叛国罪被判刑），在被派往中国以前一直住在莫斯科。按他的《新德国》上发表的文章，他不是像人们估计的那样是个职业军人，而是个中学教员，后来成为共产党的工作人员。他的那一点军事素养显然是在赴中国前在苏联获得的。
[58]以上系根据当时红军参谋长刘伯承在《长征》（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一书中《回顾长征》一文（第6页）。刘曾参加南昌起义，在战斗中失去一只眼，因而得名“独眼龙”。
[59]毛有1938年前只是事实上的主席，而不是正式的主席。关于四川的军政情况及蒋对红军采取的措施，见加兰万提《长征》一文，载《中国季刊》1965年第22期，第108-119页。
[60]摘自他1929年4月8日给中央委员会的信。《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01页。本书中译本已将地图省略。——编注
[61]施拉姆，《毛泽东的政治思想》，第283页。（见《毛泽东诗词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48页。——编注）
[62]见刘伯承在《长征》一书中写的一篇文章。
[63]同上，第12页。
[64]关于这一著名的战役，有许多说法，上文基本是采用《长征》一书中两个章节（第5-12页）的说法。但是这个词的主要意思无疑只是指张以他自己的威望和权力与毛对抗。在党内，他曾多年是毛的上级，这时他不愿成为毛的下级。
[65]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379页。《作者的叙述与史沫特莱的原文不符。——编注）关于这时毛、张的冲突，见加兰万提著《长征》，载《中国季刊》1965年第22期，第120-122页。
[66]刘伯承：《回顾长征》，见《长征》，第11页。
[67]施拉姆：《毛泽东的政治思想》，第283页。（见《毛泽东诗词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59页。——编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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