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打算失败了，他们既未得到安全，也未能推进革命，这并不奇怪。但他们倒确实得到了经验教训，有些人从这一教训中还得出了结论：他们可以自己管自己的事，起码也能做到像斯大林那样。
这时，毛已深信根据地是不可少的，1928年秋，毛在对士兵讲话时解释说，根据地之于部队，就像臀部之于人一样。没有根据地或没有臀部，人就不能休息，只得到处奔跑，直到累死。
两年前，毛拒绝执行湖南省委向湖南南部进军的命令，这次，他认为上级党的命令可能危及他的部队和革命根据地的生存时，就有意识地违背上级党的命令。
蒋介石与共产党决裂并无情地镇压了上海的工人运动，从而彻底地结束了国共两党合作的政策。但是过了五个多月，斯大林才同意放弃这个合作的原则，而中国共产党人某些人却过了更久才与过去的政策决裂。斯大林这样做的主要动机是想要保住他无所不知的神话。1927年春，前苏联党内与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反对派作殊死斗争的路线正在形成。如果能证明斯大林应对中国革命的失败负责，那么对他的威信就会是个沉重的打击。因此，从来没有将中国作为主要问题的反对派这时对斯大林发起了全面的攻击。斯大林的辩护是：他早就料到蒋介石会叛变，但这并没有什么了不起，因为现在证明，他的政策在与武汉当局打交道时仍然是起作用的。
但中国共产党对此却有不同而且更为复杂的看法。他们对武汉的“国民党左派”不像斯大林那样抱有那么大的幻想，尽管他们之中仍有人抱有不切实际的乐观态度。但是，如果他们当时就与国民党决裂，他们就会遭到极为严厉的镇压。一些像毛这样的仍然有幸能在汪精卫和唐生智统治下和平地生活的人，从同志们在上海和其他地方的遭遇中完全清楚地看到，如果进行一场实力的较量，他们会有什么样的命运。几乎于蒋介石在上海镇压的同时，张作霖在北京袭击了前苏联大使馆，包括李大钊在内的许多共产党员被捕，不久即被处以绞刑。广东也开始了镇压。在这种情况下，很自然地有两种考虑，或者不惜任何代价，不论需要作出多少妥协，坚持与武汉的国民党联合：或者断然与任何形式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决裂，竭尽全力举行革命起义，推翻国民党政权，为倒下的同志们报仇。这两个政策，党逐一试行过，但都失败了，以后毛泽东经过长期和痛苦的努力，创造并应用了把革命暴力与战术灵活性相结合的工作方法，终于开辟了通向胜利的道路。
国共联合的破裂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在斯大林确定下一步该如何办以前，处于停顿状态，与此同时，共产党尽最大努力与武汉的国民党领导人和好；第二个阶段，力图与汪精卫和唐生智合作，但同时建立共产党对基层的控制，这种作法终于导致7月与武汉方面的决裂；第三个阶段，竭尽人事地利用“国民党的旗帜”和少数仍愿与共产党合作的国民党左派领导人保持一致。
蒋介石在上海发动政变后两个星期，中国共产党在武汉召开了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大会的特点是讨论相当混乱。这不仅由于斯大林的政策本身就是矛盾的，还由于参加会议的两名前苏联代表对莫斯科的路线作了截然不同的解释。一位是鲍罗廷，他的正式头衔是国民党政策顾问，他还是莫斯科驻中国的最高特使。但共产国际不久前又派来了一名正式代表，印度人M·N·罗易。罗易表面上捍卫当时正统的观点，实际上却歪曲它，使之更带有宗派主义倾向，对共产党的资产阶级盟友采取不妥协的态度，自从1920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以来，他一贯就是如此的。鲍罗廷在与国民党左派领导人和好的问题上甚至比斯大林走得还要远，他得到了陈独秀的支持。这两人之间有一个最奇怪和有趣的分歧，这就是鲍罗廷提出了“西北理论”，而罗易却驳斥这个理论。因为它不是要建立一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独立武装，而是寻求一个军事庇护者来代替另一个军事庇护者。当时，唐生智的态度越来越令人感到忧虑，因此，共产党应该离开他的辖区，转而依靠基督将军冯玉祥的庇护。鲍罗廷和陈独秀提出的这一理论的必然结论就是共产党应该支持武汉国民党夺取北京的计划，从而可以打开通向冯在北方势力范围的道路。
罗易的意见与此相反。共产党人不应以这种方式来“扩大”革命（实际上只能是削弱革命），而应该回到革命热情高涨的原基地广东去“深化”革命并进行土地革命[1]。
显然，土地改革对武汉政权的前进方向来说是个试金石，因为只有进行土地改革才能改变农村的阶级关系，最终为“无产阶级的领导权”提供坚实的基础。代表大会在这个问题上，就像在所有问题上一样，决定执行1926年11月至12月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七次全体会议的指示，虽然在全体会议以后，形势已起了根本性的变化。共产国际在土地问题上的指示并不是很明确的。斯大林建议中国共产党继续进行土地改革，但是只能在国民党能接受的范围内进行。共产国际第七次全体会议具体地规定：只应没收反国民党政权的反动军阀、地主的土地。对这一问题，中国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在讨论过程中，出现了三种意见：
1.代表大会只应全面执行第七次全面会议的指示，规定只没收“反革命”拥有的土地。
2.代表大会应继续坚持“政治”没收的原则，但必须改写全体会议的规定，即地主们有责任提出证据，不仅仅没收“反革命”的土地，而是应当没收一切大地主的土地，但凡能证明是革命军队军官家属的“革命”大地主，则不在没收之列。
3.立即没收一切土地。[2]
毛在这次讨论中起了什么作用呢？毛在他的自传中说他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所提出的“在农民运动中采取新的路线”的主张，在第五次代表大会上由于陈独秀的机会主义，根本未能讨论。[3]事实上，毛的报告的最初文本并没有就土地改革[4]提出过具体的建议，但正如前一章所述，毛根据他在湖南的经验确实提出过显然是激进的主张，这个主张他在共产党代表大会召开前不久曾向国民党的土地委员会提出过。他那时提出凡土地超过三十亩的即是反革命，所以他的主张不是接近于上述第二意见，而是接近于第三种意见。（代表大会最后通过的是第二种意见，该意见大致相当于国民党所执行的“政治没收”的政策。）
因此，在1927年4月，毛是属于中国共产党的左翼，虽然不是极左翼，因为他在国民党土地委员会的四月会议上，由于不够激进而遭到其他共产党员的批评。但是如果我们想要了解他那时立场的独创性和对今后的意义，我们要考虑的不仅是他要没收什么人的土地，而且要考虑他所提出的没收方法。
他相当现实，没有继续为这一既为中央委员会又为共产国际代表所谴责的政策辩护。（甚至罗易也赞成妥协解决办法，不没收小地主和革命军官的土地。）因此，毛暂时放弃了由农民采取直接行动的意见。但是，由基层群众采取行动来进行社会和经济改革，始终是他一贯的主张。过了几天，毛对代表大会的气氛感到失望，而不再去参加大会，借口是生病。北京的历史学家们说这是因为陈独秀不让他发表意见，[5]也可能是毛由于瞿秋白代替他成了中国共产党农民部长而愤愤不平。[6]
共产党人和国民党领导人之间表面上的和睦，是第五次代表大会的一个特点。事实上，由于共产国际的代表罗易笨拙地、不讲策略地将共产党人的目标明确地讲了出来，人们有理由怀疑国民党领导人是否在当时、当地就已经明确分裂是不可避免的了。5月4日罗易就共产国际第七次全体会议关于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向代表大会作报告，武汉政府主席汪精卫专程莅会听他的报告。在包括汪和其他国民党名流在内的听众面前，罗易作了如下的讲话：共产党正参加这个政府，因为这是一个要革命的政府。在革命的现阶段，斗争的领导权属于无产阶级，参加这个国民革命政府是为了利用这个政权机构作为实现领导权的工具。
这番话用明确语言来说就是：“我们现在参加你们的政府就是为了接管政府。”在罗易讲话后，汪精卫站起来说，他完全同意罗易的意见，小资产阶级（据认为国民党领导就是其代表）的确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走向社会主义。[7]但是人们有理由怀疑他说这话是否真有诚意。
虽然罗易对汪和国民党的其他“小资产阶级”领导人这样讲是很不策略的，但他的立场与载入5月30日共产国际第八次全体会议的决议中的斯大林的意见十分相像。为了将当时的“三个阶级联盟”[8]转变为工人与农民的专政，并在武汉政府中取得无产阶级的（即共产党的）领导权，共产国际号召中国共产党促进国民党的改组，以便将它变成一个易于操纵的群众组织的松散联盟。应该同时从上（由政府）和从下（由群众）进行土地革命和改组军队。[9]这个意见确实太令人吃惊了。因为它实际上是要求国民党的政治家和将军们自掘坟墓，然后由他们的盟友共产党将他们推入坟墓。但是如果将这个意见与斯大林当时给中国共产党的具体指示比较起来，却又显得几乎是很谨慎的了。
没有土地革命，就不可能胜利。没有土地革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就会变成不可靠的将军们的可怜的玩物。必须反对过火行为，但不能用军队，而是通过农民协会……
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的某些老领袖害怕事变，正在动摇和妥协。
必须根除对不可靠的将军们的依赖性。动员两万名左右的共产党员，加上湖南、湖北约五万的革命工农，编成几个新军，用军官学校的学生来充当指挥人员，组织（目前还不迟）一支可靠的军队……这个工作是困难的，但是没有别的办法……[10]
只有联系到当时中国的具体情况才能感到这一文件的荒谬。虽然唐生智本人还继续装出“革命军人”的样子，他的下属中有些人已经开始以行动表示他们担心农村骚扰所带来的后果了。何键在四月会议上就已表达了这种心情。5月中旬，驻鄂西宜昌第十四独立师师长夏斗寅接到南京蒋介石的命令，要他开赴武汉。虽然他原是唐生智的部下，但在5月18日却起来反抗武汉政府了。幸而有共产党员叶挺将军率领的、匆忙集结起来的军事干部（团）及其他部队，才将局势稳住。叶挺将军率领的部队在离武汉25英里处挡住了夏的部队。主要由国民党官员（同时又是共产党员）领导的工农组织与当地军队的关系越来越紧张。5月21日何键下属驻长沙的三十五军第三十三团团长许克祥上校奉何将军的直接命令突然袭击了共产党员及其支持者。数百名农民民兵在长沙被机枪杀死，共产党的负责人被捕，省工会与农民协会均被解散。此事与夏斗寅的活动有直接联系，因为夏的进军切断了武汉与长沙之间的铁路，他们还用散布各种谣言的办法，加速了这次事变。许和何都背叛了唐生智和国民党左派投向蒋介石，蒋则提升许上校为师长作为奖赏。
在共产党员和他们所执行的政策遭到公开攻击时，鲍罗廷经过长时间的交涉，结果只是指定了一个调查委员会，成员有他本人、唐生智和陈公博，另有唐的两名官员。但他们在赴长沙的途中就被许克祥挡了回来，许威胁说要处决他们，只让陈公博赴长沙。唐生智的确谴责了——以温和的语气——他原部下在湖南的反共行径，但这种抗议只是道义上的。[11]怎么能执行斯大林的命令呢？在收到电报时，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一致认为与国民党谈土地改革无异“对牛弹琴”[12]。因此，他们决定只执行这命令的另一半，即制止农民的“过火行动”。这任务落到毛的头上，因为他是全国农民协会执行委员会中最积极的共产党委员，他忠实地执行了这个命令，但思想上肯定是很苦恼的。[13]
在收到上述斯大林著名的电报前几天，农民协会号召对5月21日的屠杀保持克制。
毛泽东只是为了执行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才继续参加由国民党发起的这个组织并指导农民运动讲习所（在武汉有个分所）[14]的。6月4日中央委员会发出布告要求湖北的农民不要“侵犯”军人的家属。中央委员会说，“所有这种幼稚的行动”“会给反动军阀和官僚以口实，煽动军人反对农民运动。[15]禁止这种幼稚的行动是农民协会的一项重要任务”。因此，农民应该“帮助国民政府重建长沙的政权”[16]。不幸的是，与斯大林的幻想相反，“国民政府”丝毫无意制裁“反革命”军阀。汪精卫反而接近冯玉祥，商谈与蒋介石和解的问题[17]。促使汪作出这一决定的直接原因是罗易向他通报了斯大林5月30日的电报。罗易与鲍罗廷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不同，他真心诚意地想执行斯大林关于同时从上和从下进行革命的命令。他在中央委员会里遭到否决后，想获得汪精卫同意斯大林的由共产党控制国民党的计划，从而迫使他的同志们去执行这一计划。这当然不是一个很有理智的举动，但是，如果过分估计这一举动的后果却是荒谬的。罗易的行动可能使共产党与武汉的决裂提前一周或两周，但无论如何，决裂已是不可避免的了。
7月15日，关系终于决裂。尽管共产党作了一些最后的努力，如6月谭平山辞去农民部长的职务并就他未能使“农民走上正确轨道”而表示遗憾，也未能避免事态的发展；毛泽东在九年以后总结1927年事件时，认为对此陈独秀应负主要责任，但是，他也严厉谴责了共产国际的两名代表。他认为“罗易是个蠢货，鲍罗廷是个冒失鬼，陈独秀是个不自觉的叛徒”。[18]他没有提斯大林，但他肯定会想到这位俄国领袖在这场灾难中所起的作用。二十五年以后，中国人与赫鲁晓夫辩论时说，“我们为斯大林辩护，但并不是为他的错误辩护。对于斯大林的一些错误，中国共产党人是早有切身体会的”。[19]肯定是这个“体验”促使毛后来努力寻找一条新的、有中国特色的通向权力之路。
与武汉决裂后，国共合作的破裂就从第二阶段——同时从上和从下采取行动——进入了第三个和最后的阶段：试图利用“国民党旗帜”的阶段，虽然掌实权的国民党领导人中没有一个人准备与共产党合作。这个阶段只维持了两个多月，从7月中旬至9月底，但这个阶段在毛的事业中，却有着决定性的重要意义。因为就在这几个月里，毛受中央委员会的派遣到湖南，在秋收时组织武装起义。这一行动虽以失败告终，但是，在一定程度上，其反响至今犹在。因为，毛将起义的幸存者集合起来组成一支小小的游击队，由他率领上了井冈山，这正是通向北京道路上的第一站。中国共产党在7月后半月制定了一个战略计划，湖南的秋收起义是其中的一部分。陈独秀在部分由他制定但主要由斯大林制定的政策失败后灰心丧气地撤回上海去了。但是，大多数中央委员仍留在武汉地区。警察的镇压显然并不十分有力，他们还有相当大的自由可以活动和开会。在这样的紧急形势下，他们连续开了三个星期的会。
与此同时，包括李立三、谭平山和瞿秋白在内的一部分共产党领导人在九江附近开会，决定向中央委员会提出建议，由驻南昌的国民党军队举行起义。[20]中央委员会与罗明纳兹在了解这一建议后都同意了。几经讨论，决定一旦起义成功，最好是返回广东与彭湃领导的农民起义会合。设立了指导起义的前敌委员会，周恩来被任命为书记，并于7月25日派往南昌。
7月26日周恩来途经九江，这时包括李立三、邓中夏和谭平山在内的共产党领导人正在开会讨论起义的目标。遵照那时的斯大林路线，决定打着国民党的旗帜，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名义发布宣言。但是，与会人员在土地政策上意见有分歧。谭平山仍对他作为农民部长未能“使农民走正确道路”感到遗憾。他建议起义之后，再也不要没收土地了，以免在部队中引起分裂。周说服全体人员执行第五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即只没收大地主的土地。（占地五百亩以上者为大地主，在中国的那个地区，五百亩是笔很大的财产。）
起义的军事领导人决定由叶挺和贺龙担任。[21]叶挺当时已是共产党员，贺龙则是国民党极左翼的一位代表，但他在起义后不久入了党。贺龙在其下属中威信极高，党希望依靠他的威信能使大部分人倒向起义方面。他的比较保守的同僚们也认为他是个重要人物，曾多次试图争取他倒向他们一边。贺龙指挥第二十军，叶挺指挥第十一军的第二十四师。他们的上级是第二方面军司令张发奎，他似乎不坚决支持蒋介石与汪精卫的反共立场。这至少促使中国共产党某些领导人，尤其是苏联军事顾问加仑对他抱有幻想。7月26日，在中央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加仑报告了他与张发奎最近进行的一次讨论。加仑说张同意回到起义的目的地广东。因此，加仑认为应与张协同举行起义，在抵广东后再与他决裂。他认为，这样起义部队就会有三万人，如果没有张发奎的支持，贺龙与叶挺只能集结起五千至八千人。到会的人一致同意这一结论。
罗明纳兹此时仍是赞成举行起义的。但他拿出莫斯科来的一份电报，电报说如果起义没有成功的希望，可以放弃这计划而将同志们派到农民中去工作，张国焘受命将这一情况通知南昌的起义部队。在途中，他发了一份电报，命令他们在他到达以前不要行动，但他在7月30日抵南昌时发现，不论他怎样说，起义领导人已决心举行起义了。为争取他们同意他自己十分谨慎的立场，他歪曲地传达了莫斯科的电报，他没有传达如果没成功的希望，可以不举行起义，却传达命令说是：只在有成功的把握时才举行起义。
这种说法，毫无效果。周恩来威胁说如果不按计划执行，他就要辞去前敌委员会书记的职务。第二天早晨，张国焘终于服从大多数的意志，但他仍要求再推迟两三天，看看是否能与张发奎达成协议。据了解，张发奎当时正在附近的庐山与汪精卫会晤商谈镇压共产党的措施，因此其他人反对这个意见，起义于8月1日凌晨举行。
中国现在将南昌起义的日子定为红军节。有一种说法，认为南昌起义是在违背斯大林命令的情况下举行的。这一说法的来源是张国焘本人，他在几次与西方历史学家[22]谈话时都是这样说的，其目的是想掩盖他当时没有忠实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
南昌起义后犯了一连串的错误。集结起来举行起义的一万或一万二千名部队于8月4日、5日两大向南开拔，但在向广东撤退的整个过程中，并没有作任何努力去发动农民或进行土地改革，甚至连最大的地主的土地也没有没收。在9月底占领汕头时，他们又急于维护法律与秩序（原封不动地使用原警察并枪毙了几名犯有抢劫罪的人），以致当地老百姓说“这支部队与蒋介石的军队一模一样！”这次起义从头到尾完全是一场军事冒险。
“军事冒险主义”也是对毛泽东领导的湖南秋收起义的指责，但那是另外一种的冒险，虽然毛对军事行动的爱好也肯定起了一定的作用。在中央委员会看来，湖南、湖北、江西和广东的起义都是执行它的基本计划，南昌军队起义只是后来的一次次要的行动。虽然在当时的文件中未提到毛的名字，但是如果毛没有全部参加7月未、8月初制定这政策的中央委员会会议的话，至少也参加过几次。
最有决定意义的会议是8月7日的会议，历史上称之为“八七紧急会议”，之所以称它为紧急会议，是因为按规定开中央全会的法定人数不足，但是，出席的人仍然选出了新的中央委员会，会上毛被选人中央委员会，而缺席的陈独秀则从中央委员会开除出去。“机会主义”受到严厉批判，但是没有指出它来自莫斯科。党的新决策人是对俄国文学有很深造诣的知识分子瞿秋白。不久他就发展了极“左”倾向，并使党执行了一条现在官方的史书所说的“第一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但是，八七会议当时所确定的政策是完全符合共产国际路线的，是相当温和的。再次使用了国民党（“真正革命的国民党”）的旗帜；只没收大地主的土地；尚不组织苏维埃，因为这样做就等于宣布与国民党进行公开的斗争。
会议后不久，毛泽东被派至湖南任特派员，领导该地的起义并纠正湖南同志当中出现的错误倾向。他们的主要错误倾向是“军事冒险主义”，即只信赖各种有组织武装部队（从由工人组成的民兵一直到土匪）的介入，而不相信农民群众自发的起义。不久，中央委员会得出结论，认为毛自己的军事冒险主义比要他去纠正的同志还要严重。除了这个在共产党的词汇中可称为“右”的错误外，毛还表现出其他可称为“左”的错误。其中主要的是他要求立即建立苏维埃。他抵湖南后一周或十天，在8月20日给中央委员会的信中写道：
某同志来湘道及共产国际新训令主张在中国立即实行工农兵苏维埃，闻之距跃三百。中国客观上早已到了1917年，但以前总以为这是在1905年。这是以前极大的错误……[23]
毛认为共产国际已改变政策的印象，可能是由于他误解了斯大林7月底对其观点的修改。斯大林并未承认建立苏维埃的时机已成熟——这就会证明反对派的批评是正确的，反对派从3月份以来就一直提出应建立苏维埃——他说中国共产党应通过宣传使群众对苏维埃的概念有所了解。这样在中国革命高潮再次到来时，就有了实际建立苏维埃的基础了，但斯大林估计在六个月或一年内这种高潮是不会来的，同时，除了可以谈论苏维埃外，绝对不准组织苏维埃。
问题上也参与了“左”的运动。他到湖南以后，在一封信中宣称，他终于明白了国民党不是号召群众的有效工具。他写道：“国民党的旗子真不能打了，再打则必会再失败。从前应把这面旗子交给他们，这已经完全是一面黑旗。我们则应立刻坚决的树起红旗。”其次，毛坚决主张“土地问题一定要全般解决”，无例外地没收一切土地予以重新分配。
毛在5月20日的信中提出的意见，根本没给中央委员会留下什么印象。中央委员会严厉地命令他必须遵守党正式规定的路线，即不得组织苏维埃，应打国民党的旗帜，只没收大地主的土地。在他们谴责毛的“左”的错误的同时，瞿秋白及其同伴却执行着另一种“左”倾冒险主义。8月20日通过的一系列决议明显是一条盲动路线，这条路线在1927年11月的全会上进一步发展了并获得通过。
这条路线具体表现在湖南、湖北的起义计划上，这是由中央委员会详细制定并在8月底传达给毛的。这些指示的中心是以暴力和恐怖作为革命鼓动的工具。在起义前，要共产党人暗杀农村中罪大恶极的地主，以鼓舞农民的革命精神。在起义过程中，他们应全部消灭掉农村中的土豪劣绅和反革命分子以及城市中的所有官员，只有这样才能建立起“平民政权”。暴动应开始在城市中举行，为夺取城市，可以使用土匪、各种军队的游勇散兵和工农民兵本身，但这些人只能作为辅助力量。城乡的起义，主要是武装起来的人民自己的任务。
这种把革命当作连续不断的、自发的群众暴力活动的看法与毛当时开始形成的战略思想是有冲突的，他认为有组织的军事力量是起决定作用的。当然，那时他还没有形成在敌对环境下长期建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的思想。当时他与中央委员会的分歧还只是何者才是夺取全国革命起义首次胜利的最好办法。很快，形势就使毛认为他领导的军事力量是代表革命打击敌人最有效的工具。
在秋收起义时，总共有四个团可供毛使用。从战斗力来说，由原武汉国民党政府的警卫团组成的第一团是主力。该团的军官基本上是共产党员。他们在7月15日决裂后离开武汉，准备参加南昌起义，但在途中听说叶挺和贺龙的部队已经自南昌南下，他们即进入湖南。
从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观点看，第二团最可靠，因为它是由一千多名安源矿工和萍乡、醴陵的农民组成的。第三团是由萍乡、浏阳的农民和湖北的农民民兵组成。第四团则由原属5月份反叛武汉政府的夏斗寅将军的部队改组而成。
毛的计划是以第一、四团为右翼，自东北向长沙进军，第二团为左翼，自长沙东南的安源攻萍乡及醴陵，然后集中攻浏阳。第三团为中路，攻长沙以东稍偏北的东门市，在9月12日与第二团合取浏阳。然后，四个团向长沙集中，于9月15日开始攻打省会长沙。“数百名武装同志”和数千名工人将配合部队行动，里应外合占领该城。
中央委员会得知这计划后，在8月23日的信中（该信同时驳斥了毛关于苏维埃、土地改革和国民党旗帜的意见）说，将占领长沙作为起义的起点在“原则上是正确的”，但毛执行这计划的方法是完全错误的。首先，中央委员会批评他对于武装部队看得过重，对群众的革命力量却缺乏信心，因而，将起义变成了一次“纯粹的军事冒险”。中央委员会于是为他制定了在长沙东、南、西南方向三个地区群众起义的计划。
对此，毛在回信中相当严厉他说，中央委员会执行的是“一项矛盾的政策，它一方面不重视军事，但同时又希望举行群众性的武装起义。”他还说，他把他领导的有组织的军事部队只看作是一种“辅助力量”，用以“补充在春、夏季的镇压中所受的损失比其他省都大。党内文件的统计透露，全国死伤和失踪的人数共十三万人（显然，这数字不包括上海的数字），其中有一半是湖南的。在5月21日长沙屠杀前，全省有二万多名共产党员，其中有三千多名在长沙。现在，一共不到五千人，在省会的只有一千人。肯定就是由于这个原因，他尽管受到中央委员会的批评，说他没有同时在湘南做好起义准备，他仍然把注意力集中在长沙地区。他的部队人数有限，他认为将部队分得太散是不慎重的。
9月9日，起义开始。通向长沙的主要铁路因组织怠工而被切断，在以后的一周内，没有火车通往长沙。10日，第二团按计划在安源起义，攻打萍乡。12日醴陵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宣布没收土地，恢复工会与农民协会，第二团由于受到优势敌军的攻击，不得不从醴陵撤退，但又于15日攻浏阳，结果大败，该团人员损失三分之二。在第一、四团合攻平江时，由国民党部队改编的第四团叛变，从后面攻击第一团，形势进一步恶化。第一团（原警卫团）在损失了一百人后撤走。第三团按计划占领了东门市，进而攻打浏阳，但第二团未能抵约定地点，因此，第三团在元援军的情况下未能占领该城。
面对这一形势，毛在9月15日决定放弃攻打长沙，因为无获胜的希望[24]。他收集第一、三团的残部总共一千人，率领他们从省会走向农村。[25]
这一形势是由一个“马同志”[26]向中央委员会汇报的，他亲自到中央委员会斥责湖南党组织的贪生怕死的背叛，声称如果起义部队转而攻击长沙，肯定是能胜利的。中央委员会根据这一汇报，在9月19日向湖南省委发出强制性命令，要求立即进攻长沙。很难说毛是否收到了这个命令，但他没有执行这个命令。他改组了部队并在每支部队内建立了党代表制度，然后率领部队进入湖南、江西交界的井冈山，于10月建立了第一个根据地。
就在中央委员会的委员严厉斥责毛在长沙“背叛”的那一天（9月19日），他们通过了一个决议，决议中包括了毛在8月底争论中在所有三个至关重要的基本政策问题上的观点，即立即组织苏维埃；放弃国民党的旗帜；无例外地没收一切土地。这简直是一种奇妙的巧合。虽然很快就证明毛在这些问题上是正确的，但是，他在11月的中央全会上仍然受到了严厉的处分，他在中央委员会和湖南省委里的职务被撤销了，因为他未能坚持土地革命的要求，并有“军事机会主义”的错误。
几个月后，毛才知道他受到了处分。他也不知道11月全会通过的政治路线，即把“不停”或“不断”革命的思想作为总的理论原则——如果它的政策失败了，斯大林就可以因此将中国党的领导人说成是托洛茨基分子。对这一原则的实施办法就是不断地举行一系列武装起义，直至最后胜利。目前，这种起义只能在农村中举行，但其目的不是要像毛当时正在做的那样建立巩固的根据地，而是要使群众经常处于革命激情之中，虽然只有以后在日常的经济斗争削弱了统治阶级的时候才能举行城市起义，但是城市无产阶级的起义最终将有决定性的作用。
1927年12月初给湖南、湖北共产党员的一份指示中明确了毛应确切执行的战术。这些战术是：“封锁”各县（未解释如何做到这点），建立革命政府，尽可能多地处死土豪劣绅、反革命分子和大地主，进行彻底的社会革命[27]。在城市，除去上述恐怖与暗杀政策外，还要动员群众“打外国人”。这一指示和11月全会的决议一样，如果传达到毛那里的话，那也已是1928年春季了。当时，他正以完全不同的战术在井冈山忙于构筑阵地。他根本没有按照中央委员会11月的命令使党和军队的干部工人化，反倒联合了两名盘踞在此偏僻和人迹罕至地区的土匪头子袁文才和王佐。这样，他的一千名残部就增加了六百人，他少得可怜的装备还补充了一百二十支步枪。袁与王都被任命为团长（毛自己任军长），据毛自己说，他在井冈山时，他们两人都是“忠实的共产党人”。后来在他们独自留守时，又恢复了土匪的习气，终为农民杀死。[28]
王与袁的这一事件事实上意义非常重大。它反映了毛式马克思主义的特点，即人的意志与客观因素二者相比，他更重视人的意志。不久后，他在谈到他的部队中游民成分比例很高的时候说，唯一可补救的办法就是加强政治教育“来改变这些人的素质。”[29]这种认为经过一定的教育，农村游民可以变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认识是令人吃惊的极端唯意志论的反映，它最终导致了“主观可以创造客观”的观念。[30]
毛的部队中有经过教育而得到一定改造的非无产阶级分子，这不仅反映了他难以招到阶级出身好的官兵（毛自然是这样向上级党报告的），但这也与他自己气质和理想的基本倾向相一致。他自幼就崇拜中国通俗小说中的草莽英雄，虽然他的世界观并不仅仅处在农民起义的水平，但是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并没有否定他少年时代的热情。他在1926年写的关于中国社会各阶级的文章就是明证。他在文章中对五种游民——士兵、土匪、强盗、乞丐和妓女——都有生动的描述，并称赞他们有资格成为革命战士。在此文中并没有现在官方版本里加进去的批评的语言。他在谈到在“政治和经济斗争的互助团体”的秘密组织时也是充满同情的。[31]无疑，他在井冈山时期肯定一直是持这种态度的。对土匪和其他社会渣滓，他不是勉强而是很愿意收容的。袁和王与中国历史上其他亡命之徒一样，都是秘密组织的首领。他们的组织与哥老会有联系。毛认为哥老会在湖南的1911年革命中是起了主要的作用的，可能这使得他对这两人深为信任。[32]
躲在上海的中央委员会对这些旧式造反者并不像毛那样有好感。相反，他们在收到关于毛的情况报告后深感不安。他们写信给朱德，要他与毛会合，那样为民除害，而没有唤起民众自发地进行武装起义。[33]
虽然中央委员会认为那时朱德要比毛更为可靠，但信中也批评他犯了另一种错误，这就是恢复与国民党合作的政策。南昌起义的部队9月底在汕头失败后，朱德集结余部2，000人左右在广东和邻省到处流窜。最后，为保存这支小部队，他同意将部队“改编”为云南将领范石生下属的国民党某部，范则给予朱部相当的给养。中央委员会听到这个联盟的消息后很为恼火，命令朱立即与范决裂，并尽可能地拉走范的部队。朱收到这命令后，即在1928年1月与范决裂开赴湘南[34]。
朱德所做的事并不像初看起来那样离经叛道。在中国的六七个省份里，许多共产党小组仍然竭力通过国民党工作。这一现象很普遍，以致中央委员会不得不在12月31日发出通报，命令所有党组织立即停止这类行动，并开除任何拒绝脱离国民党的党员。[35]
中央委员会只是在12月中旬所谓“广州起义”失败后，才公开批评与国民党的合作。“广州起义”是一个无效的冒险行动，它是在斯大林命令下（全然不顾中国革命的后果）举行的，因为他在与俄国反对派的持续斗争中需要一次胜利来证明他的正确。起初，这一冒险行动使“不断革命”的政策得到更坚决的执行。但不出两个月，莫斯科从这一事件中得出了另一个结论。共产国际第九次全体会议在1927年夏曾谴责陈独秀的机会主义路线，而在1928年2月的决议中又严厉谴责瞿秋白的“盲动主义”路线。在这两条路线完全失败以前，斯大林一直对这些偏差视若无睹，也不承认自己对此负有责任。为此，瞿秋白被召到莫斯科去，并不准回国，他在1930年以前一直留在莫斯科，化名为“斯特拉柯夫”。
共产国际1928年2月的决议在6月初才传到上海的中央委员会，毛则在11月2日才收到这决议。[36]在此期间，井冈山的部队在这近一年内经历了一个艰难阶段，主要是受到执行各种形式的“盲动主义”的代表们的干扰，而这种“盲动主义”都已由莫斯科谴责过了。
事实上，毛自己的政策并不像他现在希望我们相信的那样与瞿秋白的政策有什么根本不同。11月全会所号召的恐怖方法在井冈山根据地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贯彻。第一个冬天，举行了多次游击队起义，“屠杀地主”（而不是像现在出版的“毛选”中所说的“推翻”）。
此外，他认为处决（不只是处罚）几个这样的农民是解决他们反抗土地改革的必要措施。[37]虽然在1928年，他并不是像他现在所说的那样温和，但在湖南省委看来他还是太温和了。理论上，在与中央委员会断绝一切联系的情况下，他是要向省委负责的。在对待城市小资产阶级的政策上，尤其如此。在这方面，他有一段以相当苦中作乐的幽默口气写的话：
3月湘南特委的代表到宁冈，批评我们太右，烧杀太少，没有执行所谓“使小资产变成无产，然后强迫他们革命”的政策，于是改变原来前委的领导人，政策亦变。4月全军到边界后，烧杀虽仍不多，但对城市中等商人的没收和乡村小地主富农的派款，是做得十分厉害的。湘南特委提出的“一切工厂归工人”的口号，也宣传得很普遍。这种打击小资产阶级的过左的政策，把小资产阶级大部驱到豪绅一边，使他们挂起白带子反对我们。[38]
毛所说的“改变”不仅是改变了政策，还使他失去了在边区党内的领导地位。到该时为止，中央委员会任命毛为书记的领导湖南秋收起义的“前委”是井冈山地区党的最高领导。这时，它改为“师党委”，由湖南特委的一名代表任书记。新任书记为显示他的权威，命令毛在湘南采取军事行动。其结果，不但毛的部队受到挫折，而且在他的部队离开根据地时，根据地本身为国民党部队所占。[39]幸而，在这次远征途中，毛与朱德会师了，并在湘南又征了八千名农民入伍。士气又振奋起来的红军回到井冈山，收复了根据地。
1928年5月20日“边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在宁冈附近的茅坪举行，选举了由23名委员组成的“特委”，毛为书记。这样毛又恢复了对当地党组织的控制，部队则组成“红四军”，朱德为军长，毛为党代表。[40]该军由六个团组成，番号分别为第二十八至第三十三团，共有一万多人。但只有两个团配有步枪。其他的团只有长矛。此外，这些外表雄壮的部队是由思乡的湘南人组成的，最后第三十团和第三十二团都开了小差，回到农村去了。[41]
在以后的几个星期内，这时被称之为“朱毛军队”中剩下的四个团多次打退了敌军八至十八个团的进攻。毛与朱德这时已掌握了游击战的一条基本原则：集中兵力，“以免逐各个被歼”。但上级党组织仍认为红军基本上是进行突然革命的催化剂，而不是相当长时期中中国政治形势的一个持久特点。因此，他们发布了只从政治而不从军事考虑的命令。6月底，湖南省委的两名代表杜修经和杨开明抵达边区，命令毛与朱立即开赴湘南。
从杜和杨所说的政策性质看，这封信可能是3月底中央委员会致湖南省委的命令或其大意。这些命令说湘南是湘、鄂、赣三省起义的中心，而这三个省又是全国起义运动的中心。中央委员会认为当前政治形势的特点是各军阀派系混战，因而为消灭地主的政权和军权和准备在全国总起义提供了有利的时机。该信驳斥了“客观上放弃、主观上轻视”城市的观点，因为这不仅会影响到党的成分，而且还“提出了是否由无产阶级领导土地革命这样一个根本性质的问题”。为纠正这一偏见，中央委员会要求“立即改组”湖南的党。至于边区，应任命一“特别委员会”，对政治与组织事宜全面负责。[42]当杨开明知道当时已有了一个“特别委员会”时，他只罢免了毛的书记职务，而由他自己任书记。毛是否先已风闻要成立“特委”的命令，所以在5月份抢先成立了自己的“特委”，这可能是个有趣的猜想。但可以肯定，虽然上级党组织大力支持杨和杜的政策，毛在距离宁冈30英里的小镇——永新召集了同志开会，通过决议，反对省委向南进军的命令。但杨和杜乘毛不在之机和湘南士兵思乡之情，鼓动湘南士兵发动这次战役。很难说朱德是自觉还是不自觉，但他是这次战役的红军司令。这次战役由第二十八与二十九团参加，第三十二团是后卫部队，只给毛留下了有200支步枪的第三十一团来守卫边区。
国民党的第三军的5个团和第六军的6个团乘此机会联合向永新进攻。毛率领装备很差的一个团以游击战抗击了25天，但最终永新和宁冈在8月中都失守了。这时，国民党第三军与第六军之间发生了内讧，然而红军力量太弱了，未能利用这机会。因此毛赴湘南劝说朱领导下的主力返回。
这时朱在7月27日与他的老朋友范石生的恶战中，第二十九团丧失殆尽。但战斗力较强的第二十八团仍未受损失，于8月18日占领桂东。8月23日毛在该地与朱德会合，两人决定同返井冈山。他们返回井冈山时，发现情况很糟糕。红军只占有几个“土匪”出没的山头。[43]平原与所有的城镇都在敌人手里。但到10月，大部分——虽不是全部——失土均已收复。局势稳定后，毛与他的同志们就在10月14日至16日召开了边区第二次党代表大会，并选出新的特别委员会，书记是拥护毛的。[44]
这时毛收到了中央委员会6月4日的信，信中附有共产国际2月决议，该决议批判了“不断革命”的理论和“不断起义”的战术。信中还有颇得人心的命令，即重建以毛泽东为书记的五人前委。11月6日的会议决定总的同意并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组织了前委，但有关军队组织的一两个具体问题则不予执行[45]。11月14日，红军第六次党代表大会任命了由23人组成的军事委员会，朱德任五人常委会的书记。由于特委和军委都属毛的前委领导，并且这两个委员会的成员的观点都与他一致，因而毛牢牢地控制了边区的党组织。
1928年8月及9月；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和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同时在莫斯科举行，1928年至1929年冬，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才传到井冈山。据毛说，他和朱德对六大制定的路线是“完全同意的”。他说：“从那时起，党的领导人和农村地区苏维埃运动的领导人之间的分歧消除了，党恢复了一致。”[46]众所周知，我们在后面还将多次提到，这一说法是完全错误的。当然，这说法有一点正确的地方，即六大至少还承认在农村根据地建立苏维埃，并以根据地为依托进行游击战，而不按瞿秋白所建议的那样四面出击，是有益的。但是，这些战术基本上被视为在全国新的革命高潮到来并可能进行群众起义和推翻国民党政府以前的临时办法。虽然也承认农村的农民当时要比城市工人更为积极，但这被认为是不正常的事，是上海等地大屠杀带来的不幸结果，应尽快纠正。“无产阶级领导权”仍然是无可怀疑的教条。党的工作应特别重视在工业企业中建立核心和“改善党的社会组成情况”。在农村，基本上应从雇农和贫农中吸收党员。党不应该是整个农民的代表，更不应该是游民的代表。[47]
所有这三点——城市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中共在农村的阶级基础狭窄，或者准备在近期内进行全面斗争，或者根本就不进行斗争的战术，而不是逐步扩大红区，直至解放全中国——都与毛在实践中发展起来的战术有明显的矛盾。这时，毛已深信根据地是不可少的。1928年秋，毛在对士兵讲话时解释说，根据地之于部队，就像臀部之于人一样。没有根据地或没有臀部，人就不能休息。只得到处奔跑，直到累死。[48]与此同时，必须指出，毛当时对用什么办法才能取得最后胜利，还没有明确的思想。1928年11月，他几乎绝望地写道：“红军每到一地，群众冷冷清清，经过宣传之后，才慢慢地起来。和敌军打仗，不论那一军都要硬打，没有什么敌军内部的倒戈或暴动。……我们深深感觉寂寞，我们时刻盼望这种寂寞生活的终了。”
在毛的报告原本中，他解释这种寂寞之感的语气表明他也深深受到当时盛行的思想影响：
这不算暴动，这只是打江山[49]，这种打江山的办法是不能成功的。所以如此，是因为完全没有了全国的革命高潮，全国受着残酷的豪绅阶级的封建统治，广大力量的被压迫阶级还没有发动，所以变成冷冷清清的打江山。[50]
显然，这时在他脑子里还没有形成在国民党政权在全国还很稳固的情况下有可能在小片地区内创造革命气候思想。他没有能发现这种可能性的一个原因就是他执行的是教条主义的和不现实的土地政策。在井冈山初期执行的政策是按照毛在1927年8月20日给中央委员会的信提议的那样，先没收全部土地，然后在农民中分田。
1929年4月，这个错误得到了纠正，执行了最初只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在冬季收到了六大的决议，可能是纠正这一错误的部分原因。该决议批判了分田中的“小资产阶级平均主义”。
1929年春，毛转到较大而富庶的地区活动，该地区的社会结构也较复杂。可能因此才在1929年春制定了新土地政策。(www.xing528.com)
1928年11月彭德怀率领红军第五军抵井冈山。多山的边区无力供养这支联合部队，那年冬季的气候异常恶劣，使情况更为严重。国民党军队又向根据地发起新的进攻。因此，决定向东南进入赣南，留彭德怀和王佐留守井冈山的老根据地。
彭德怀从这时起直到1959年受到屈辱以前，在建立和指挥红军中都起着重要作用。彭于1900年左右出生于毛的故乡湖南湘潭县的一个农民家庭。在十岁时，即离家出走，当过牛倌、煤矿工人和鞋匠学徒。1916年，他在湖南参加了军队，逐渐晋升，但不参与政治活动。1926年北伐时，任唐生智部下何键的第三十五军第五师第一团的团长。国共分裂后，在何清除所属部队中的左翼分子时，他仍能留职，1928年初，他任何部第一旅旅长。1928年7月他率部在平江起义，几个月后，幸存者随他上了井冈山。[51]
朱与毛于1929年1月14日离开根据地，大柏地一场恶战使部队损失一半[52]，后来在铜鼓与兴国地区站稳脚。他们在那里建立了根据地，以后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建都瑞金。与此同时，井冈山的部队遭到国民党部队的三面围攻。王佐及其少数随从留在荒山僻岭，又恢复了土匪行径。彭德怀率领第五军残部与毛泽东和朱德在赣南会合。1929年4月这两支部队会合时，毛与朱只剩下两千人，彭只剩下八百人。[53]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收到了2月9日中央委员会的信，对他的整个事业表示毫无信心。信中说，为保存红军并发动群众，要他将部队化为小股分散到农村去，并要求朱德与毛本人离开军队，以隐匿大的目标。对此，毛在4月5日的信中回答说：“愈是恶劣环境，队伍愈须集中，领导者愈须坚决奋斗。”[54]但争论的不仅是战术问题。中央委员会（李立三虽然没有书记的职务[55]，却是中央委员会的核心人物）对江西的做法极为关心，认为它不符合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它尤其对缺乏无产阶级领导感到关心。1928年11月，李在通报中埋怨由于“农村斗争的特殊情况”，农民有意识在党内有了反映，并说只有无产阶级的领导才能克服农民意识带来的危险，因为农民意识可能导致“革命和党的彻底毁灭。”[56]对这种说法，毛在4月5日的信中以十分独特的方式回答说，只要允许他在实际中自行其是，他就接受中央委员会的全部理论。他承认目前党在组织方面的重要任务是“党的无产阶级基础的建立，中心区域产业支部的创造”，并说虽然在农村小片地区内建立苏维埃有助于加速革命高潮，但放弃城市斗争，“沉溺于农村游击主义”是错误的。
如果任何党员有这种意见，我们以为也是错误的。因为半殖民地中国的革命，只有农民斗争得不到工人的领导而失败，没有农民斗争的发展超过工人的势力而不利于革命本身的。[57]
他含糊地提到持有这种意见的“任何党员”，只能是有意地讽刺。事实上，不仅是李立三和他在上海的同事们，而且莫斯科本身对在中国六七个省份中分散的根据地中使用农民游击战术是否有用也是非常怀疑的。在6月7日致中国共产党关于农民问题的信中，共产国际比李走得还远，实际上建议放弃整个农民斗争：
农民群众的斗争必须与城市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紧密地配合。此外，我们在农村中的战术应该与党的工作协调起来，即在日常经济斗争中争取城市无产阶级。完全不需要立即开始农民运动和号召以游击战和起义进行土地革命。相反，中国目前的形势，要求党必须利用具体的、次要的冲突在农民基本群众中发动并扩大日常斗争，反对各种形式的剥削，从而最后将他们提到更高的政治水平上去。
所谓的“日常”斗争包括抗捐、减租或抗租运动。但这封信并未说明，这类基本上根据西欧议会民主国家的情况制定的策略如何在有残酷镇压现象的中国农村中应用。共产国际6月的信对土地政策，尤其是苏区的土地政策有些奇特的提法。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曾有信给毛泽东，要他“与富农结成联盟”，共产国际引了这段话[58]并斥之为严重的机会主义倾向。它认为斗争不仅应指向地主，也应指向富农，不论富农对反帝民族解放斗争的态度如何。[59]这文件可以证实，初期，毛在土地问题上的路线比中央委员会的路线还要激烈，而以前人们认为毛的路线比中央委员的要温和些。这一态度与毛当时持续的革命激情和急躁情绪是一致的。毛在4月给中央委员会的信中提出了在一年内争取包括省会南昌在内的整个江西省的计划，而当时他的部队只有2800人。1930年1月，他仍然觉得一年为期虽然时间短了些，又有些“机械”，但那些怀疑有可能很快地争取全省的人是犯了“过高估计客观力量和过低估计主观力量”的错误。[60]
毛后来指出这种乐观的估计是建立在“革命高潮”即将到来的基础上的。在他形成这一思想时，共产国际在这问题上已采取了相对谨慎的态度。但是在1929年秋，莫斯科突然改变了立场。这部分是由于当时美国发生了经济危机，莫斯科认为资本主义即将崩溃；部分是由于中国内部发生的事态，即蒋介石与敌对的将军们进行了一系列的混战。在1929年10月26日给中国共产党的信中，莫斯科说新的起义正在开始，必须采取措施，在高潮到来时“推翻地主资产阶级的政权，建立苏维埃式的工农专政”。[61]
在1929年12月第四军党的古田会议上，毛公开承认，红军的大部分士兵是游民。他认为这是部队中产生“流寇思想”的原因，但他仍然认为“加强教育”是可以改造他们的。就是要依靠由这些不可靠的阶级成分组成的红军来“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建立政权、消灭反动军队、将革命高潮推向前进……”[62]
李立三不但对一支由游民组成的军队不感兴趣，而且对农村的一切事情都不感兴趣。他在1930年3月写道：“农村是统治阶级的肢体，城市是头脑和心脏。如果头脑和心脏死了，人就一定会死，但如果肢体断了，人却未必会死。”他的这些话只不过是重复共产国际的意见罢了。共产国际在前一年10月的信中说：“苏区能站稳，最近甚至能扩大并巩固他们的活动成果……这些农民活动都是革命潮流的重要支流，它们将发展壮大，汇入全国革命运动中去。”[63]
直到1930年1月，毛本人也认为他们的活动只是“支流”，如果全国没有革命高潮，这支流就会消失在沙土中，虽然他认为这支流的重要性远比莫斯科和李立三所认为的要大得多。但是1929年末和1930年初，红军取得了一连串的辉煌胜利，对苏区的评价突然提高了。到1930年6月，李立三本人得出结论说，虽然城市工人的斗争仍然是未来革命的决定性因素，“红军的强有力的进攻”对胜利是不可缺少的贡献。因此他命令对中南地区的大城市发动一连串的进攻。
首先，彭德怀的第三军团于7月28日攻陷长沙，守城约十日，同时，朱德的第一军团（毛为政委）向南昌进军，贺龙的第二军团向武汉移动。经过24小时激战，朱和毛放弃了占领南昌的打算，向西撤走。在途中，他们与彭德怀相遇。彭德怀此时收到李立三的命令，要他再次攻打长沙。因此，第一、三军团共两万人，再次向湖南省会进军。在与装备精良的蒋介石部队打了十三天后，毛“劝说”同志们放弃这一毫无希望的战斗，返回江西南部的根据地。[64]两年前，毛拒绝执行湖南省委向湖南南部进军的命令，这次，他认为上级党的命令可能危及他的部队和革命根据地的生存时，又有意识地违背上级党的命令。
【注释】
[1]见诺恩与尤丁合著《罗易赴华使命》，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另见布兰特《斯大林在中国的失败》，第121-122页。莫斯科在接到询问对中国革命意见的电报后，冷漠地回答说中国同志应同时执行这两个政策。
[2]《中国季刊》，1962年第9期第162页上江渡辰吉的文章。
[3]斯诺：《西行漫记》，第136页。（此处与斯诺原文不符。——编注）
[4]但有一处提及土地改革，参见施拉姆著《毛泽东的政治思想》，第55-58页。
[5]何幹之：《中国现代革命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57年出版，第106页。
[6]布兰特：《斯大林在中国的失败》，第158页。
[7]引自罗易总结代表大会工作的文章。见诺思与尤丁合著《罗易赴华使命》，第285-286页。
[8]按照斯大林的意见，在蒋介石和民族资产阶级叛变以前的“四个阶级的联盟”（工农、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已变成三个阶级的联盟，见他接见中山大学学生的谈话（《斯大林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219-226页）。
[9]决议全文见《战略与策略》，第167页—179页英文摘录见诺思与尤丁合著《苏联与东方（1920-1927）》，牛津大学出版社，第1957年出版，第369-376页。
[10]尤丁与诺恩：《苏联与东方（1920-1927）》，第379-380页；另见《斯大林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1954，第31页。
[11]夏斗寅和许克祥对共产党员的袭击的最详尽的叙述见蒋永敬著的《鲍罗廷与武汉政权》，第311-354页。该书是使用了他所能得到的档案材料和最近在台北出版的许克祥与何键的回忆录写成的。上两段的细节均取自该书。另见诺思与尤丁合著《罗易赴华使命》，第276-282页。恰巧就在这时，国民党的领导人终于将两个月前就已通过的把两个部交给共产党员的决议付诸实行，任命谭平山为农民部长一其目的无疑是要提高他的声望以镇压农民。另见维·阿基莫娃的《在革命中国的两年（1925-1927）》，第345-355页。
[12]这一词是张国焘几个月后引用的。译后见韦慕庭著《失败的灰烬》，见《中国季刊》1964年第18期，第47页。
[13]毛的朋友蔡和森后来说，1927年5月下旬和6月上旬，毛公开宣传联合一切真正的左派力量反对武汉的国民党领导（诺思与尤丁：《罗易赴华使命》，第284页）。但毛在这时就公开反对国民党的说法是很值得怀疑的，他只是在8月下旬才真正向左转的。
[14]上述1927年6月13日的指示。（原文如此——编注）胡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98页。
[15]换句话说，许克祥的屠杀是农民自找的。
[16]《向导》周报，1927年6月8日第197期，第2150-2151页。
[17]布兰特：《斯大林在中国的失败》，第138-139页。
[18]斯诺：《西行漫记》，第139页。
[19]《关于斯大林的问题》，《北京周报》，1963年第38期，第10页。
[20]除非另注有处外，南昌起义的情况均根据韦慕庭在《中国季刊》1964年第18期上发表的中国共产党党内机密文件叙述的。
[21]北京出版物中说朱德是起义的主要领导人，但现有资料只附带地提及朱德。
[22]见布兰特著《斯大林在中国的失败》，第143-145页。
[23]这封信和本章中有关1927年至1928年3月党内通讯及指示均引自机密的“中央通讯”（后改为“中央政治通讯”）。我在《1927年毛泽东的“异端”的性质》（载《中国季刊》，1964年第2期，第55-56页）一文中对毛8月20日的信有较长的引文。
[24]按当时的文献，这一决定是由中共湖南省委作出的。对此，省委书记彭公达应负相当责任。但毛是特派员和中央委员（毛泽东当时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一编注），在党内职务高于彭。据说他在起义时是省委（他也是省委成员）的“核心”，因此，我简单地将这决定归于他。
[25]上述关于秋收起义的情况主要来源有二：一是当时的党内刊物《中央通讯》，该刊记载了当时的情况，因此比较可靠，但该刊对毛和其他在湖南起义的领导人有明显的不满倾向。二是《湖南近百年大事纪述》，湖南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538-540页。
[26]显然是一个外国人的化名，可能是个俄国人。
[27]彭湃1927年建立的海陆丰苏维埃政权被认为是这方面的楷模。该政权因为执行极端的与恐怖的政策，军事力量又不足，于1928年2月被摧毁。见江渡辰吉在《中国季刊》1961年第8期和1962年第9期上发表的文章。
[28]斯诺：《西行漫记》，第143页。（此说有误，袁、王二人实为误杀。——编注）
[29]施拉姆：《毛泽东的政治思想》，第274页。
[30]见本书第10章。
[31]施拉姆：《毛泽东的政治思想》，第246页。（毛泽东著作的现行版本中并未作实质性的修改。——编注）
[32]关于袁与王是历史上与哥老会有联系的三合会的首领一事，见1929年9月1日有关朱毛军队的报告。该报告载于1930年1月出版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军事部的军事通报《关于朱毛红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刊于《中央军事通讯》1930年1月15日第1期。该报告可以证实一些在他的自传中及给中央委员会的报告中所说他经历的事，可以纠正一些错误说法并增加了一些细节。另见回忆录《回忆井冈山的斗争》，北京工人出版社1955年版，第1-23页。
[33]1927年12月21日给朱德的信，载《中央政治通讯》第16期，第96-104页。
[34]在上述12月21日的信后，又于12月27日发出一封更为直率的信，见《中央政治通讯》第16期，第105-106页。上述1930年1月15日《中央军事通讯》所说报告承认了联盟的事实并提供了细节。朱德在对史沫特莱讲述的自传中提到了他与范石生的联系，但只说联盟是范主动提出的，内容只是在朱德的要求下，范提供了几百套制服及一些弹药，而朱德则未承担任何责任。见史沫特莱著《伟大的道路》，第246页。但这种说法与当时的材料不符。[当时的事实是：朱德于11月21日在汝城与范部第四十七师师长曾曰唯经过两天谈判，在朱德所部是共产党的部队，一切行动听共产党的调动；补充的物资完全由朱德支配；部队内部如何组织，训练工作如何进行，完全由朱德决定，别人不得干涉的条件下，达成协议。朱德所部改称国民革命军第十六军第四十七师第一四〇团。朱德（仍化名王楷）任第十六军总参议、第四十七师副师长兼第一四〇团团长。谈判结束后，范石生赴汝城和朱德会面，并迅速提供一批现款和军用物资。——编注
[35]《中央政治通讯》，第16期，第4-7页。
[36]《毛泽东选集》续编，中共晋察冀中央局1947年编印，第53-54页。
[37]《毛泽东选集》续编，中共晋察冀中央局1947年编印，第55页。[毛泽东当时说：“政权机关是‘工农兵代表会’及‘人民委员会’两种名字，简单称为工农兵政府，没有苏维埃的称呼……这些简单的做法，一部分是闭门造车自己做的，一部分是报纸传来广东12月11日暴动的消息照着这一广告做的（加人民委员会）。”一编注]在现行版本中，广州公社的影响以及从它抄袭来的“人民委员会”都删掉了。这是根据斯大林的想入非非而牺牲了中国人生命的一个臭名昭著的例子，但中国共产党似乎愿意忘记它。（1966年的《毛泽东选集》中，作了一些改动，只说了：“这个时期，土地革命还没有深入，政权称为工农兵政府。”——编注）
[38]《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77页。
[39]同上，第58页。
[40]“红四军”这番号是精心挑选的，以便表明它与有“铁军”之称的国民党第四军是有连续性的，南昌起义时朱德的部队就是来自该军的（原文如此——编注）。
[41]《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60、75页。《中央军事通讯》，1930年1月15日第1期。（《毛泽东选集》上是这样说的：“第二十九团官兵即因政治动摇，欲回湘南家乡……第二十九团随即自由行动，跑向宜章家乡……”—编注）
[42]《毛泽东选集》续编，中共晋察冀中央局1947年编印，附录第84页。《中央政治通讯》，1928年7月3日第30期。
[43]《毛泽东选集》续编，中共晋察冀中央局1947年编印，第85页。这是毛泽东用来形容如果再犯战术错误时可能发生的情况的说法，但它也可以用来形容9月份的实际情况。这个词在现行版本中已删去。
[44]关于这次战役及1928年7月至10月的情况，见《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75页。
[45]《毛泽东选集》续编，中共晋察冀中央局1947年编印，第53-54、80-81页。毛特别反对中央委员会关于取消军内党代表的意见（他的理由，见施拉姆著《毛泽东的政治思想》，第196-197页）。同时，他鼓励通过士兵委员会进行广泛的政治工作，而不是按中央委员会所提出的建立单独的政治部门。见约翰·鲁著《1927-1930年处于反对地位的毛》，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66年版，第93、96、108页。
[46]斯诺：《西行漫记》，第144页。
[47]这政策的主要各点在共产国际1928年2月决议中都已作了具体规定，并写进中共六大的政治决议中。中共的决议和共产国际的决议对此均有所发挥，但实质都是一样的。见《战略与策略》，尤其是第86-87、207-211页；康拉德·布兰持、本杰明·施瓦茨与费正清合著《中国共产主义历史文献》（哈佛大学出版社1952年版），第127-165页。关于六大路线与毛后来发展的革命模式的关系的精确分析，见施瓦茨著《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的崛起》，第115-126页。
[48]《回忆井冈山的斗争》，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11页。
[49]“打江山”这个词的意思是用老式方法征服全国，以前争夺皇位的人是从很小的地盘出发的。
[50]《毛泽东选集》续编，中共晋察冀中央局1947年编印，第82页。
[51]关于平江起义，见《湖南近百年大事纪述》，湖南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576-579页。
[52]史沫特莱著《伟大的道路》，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272-275页上对于下井冈山和大柏地战斗有经典性的叙述。
[53]《中央军事通讯》，1930年1月15日第1期。
[54]《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00页。
[55]自1928年六大到1931年，总书记是船员向中发，他于1931年被捕并被处决。他基本上是形式上的领导人，受其他有力人士的操纵。
[56]施瓦茨：《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的崛起》，第137页。
[57]施拉姆：《毛泽东的政治思想》，第259-260页。（原文见《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99页。文中“党员”前并无“任何”二字，应为“党员中”。——编注）
[58]这段话可能引自中央委员会1929年2月9日的信。对此信，毛在4月5日作了答复。但是，人们只是从毛对该信的驳斥中才知道有该信，因此，不可能对该信的内容有确切的了解。
[59]《战略与策略》，第240-242页。
[60]《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03页。《毛泽东选集》续编，中共晋察冀中央局1947年编印，第98-99页。
[61]施瓦茨：《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的崛起》，第134页；诺思：《莫斯科和中国共产党人》，牛津大学出版。
[62]《毛泽东选集》只以阉割的形式摘录了古田会议的一段决议。决议原文的摘要见施拉姆著《毛泽东的政治思想》，第268-270页。此处最后一句话引自《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香港，新民主出版社1949年版，第26页）。
[63]施拉姆：《毛泽东的政治思想》，第135-138页。（此段引文在1969年修订版中未查到。——编注）
[64]关于这些事件的军事方面的情况，在陈志让著的《毛泽东与中国革命》一书的第156-159页上有明确而详尽的报道。《湖南近百年大事纪述》上的说法有些不同（第594-600页），该书说第二次攻打长沙的联合部队共有三万二千多支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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