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及其信仰起源

毛泽东在长沙发起成立共产主义小组，同时又着手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支部。这两个组织，是毛泽东仿照其师长李大钊和陈独秀的做法而建立起来的。

毛泽东还比较有创造性地建立了文化书社，目的是在湖南发行各种激进书刊，当时这类书刊在北京和上海越来越多。为办好这件事，毛泽东说服新任都督谭延闿为书社写了招牌。

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是土生土长的，其组成人员在第三国际代表插手以前，就基本上相信前苏联的理论和方法能够解决中国的问题。但是，他们在探索行之有效的革命公式的过程中，若无莫斯科的帮助，就不会那样快地或以同样的方式建立起一个组织。俄国人的干预为中国革命分子提供了某些有利的条件：有经验比较丰富的同志给予理论上和组织上的指导，还有物质援助。但也有两方面的消极作用。前苏联领导人不仅仅是要在全世界推翻资本主义的革命家，他们还要对俄国的命运负责。经验证明，当被迫作出抉择时，他们往往将后者的利益置于前者之上。而且，就大多数居于领导地位的布尔什维克而论，他们只有欧洲的经验，并具有欧洲人的心理，即使他们一心想向中国同志提供无私的援助，他们分析问题也往往严重脱离中国的实际，出不了什么好的主意。

这两个因素大体上结合在一起而朝着同一个方向发展。莫斯科过于强调城市工人阶级的重要性，因而认为，既然亚洲无产阶级力量薄弱而不成熟，当前就只能满足于在资产阶级领导下进行“民族革命”。这种革命，既反对西方帝国主义势力，又不会在一个邻国激起大的社会动荡，完全符合前苏联外交政策的利益，因为前苏联首先需要在东方建立起一个稳定和友好的缓冲地带，以防止外部进行新的干涉。这并不意味着前苏联向中国共产党人提出的建议总是目光短浅和自私的。在初期，前苏联人的确提出过非常有益的忠告，帮助他们克服宗派主义错误。但是从长期来看，由于前苏联将对外政策的目标置于首位，斯大林又天真地认为他完全了解中国，一切都在他的控制之下，结果一再把中国引向灾难。这一点，中国领导人，尤其是毛泽东，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列宁在欧洲革命家中首先充分认识到殖民地解放运动的意义。自1905年日本战胜俄国而在整个东方激起新的民族觉醒和反抗浪潮以后，他便逐渐产生了将亚洲民族革命纳入世界革命大目标的正确策略思想。但直到1920年7月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他在“民族和殖民地问题”上的各种观点才写成一个提纲，为共产国际所正式通过。

1920年，共产国际还没有像后来那样成为前苏联政策的驯服工具，列宁不得不在非常激烈的讨论中为自己的结论辩护。他的主要对手是印度共产党人罗易。他们之间的辩论在许多方面反倒成了当前中苏论战的先兆。一方面，罗易如今天的中国人那样认为，苏联领导人在准备同资产阶级妥协方面走得太远，而没有在亚洲革命中充分地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另一方面，他断言，世界革命的关键在亚洲，殖民地若不先发生大动荡，动摇资本主义秩序的基础，并为推翻资本主义创造条件，西欧无产阶级则将一事无成。欧洲社会民主党人，包括像罗莎·卢森堡那样的激进分子，往往极度轻视非欧洲民族的革命性，认为他们仅仅是有待欧洲无产阶级去解救的消极力量。列宁长期同这种倾向作斗争，但他并不准备附和罗易而走到另一极端，而且严厉地告诉这位印度人说，他走得太远了。

代表大会最后所采取的立场基本上是列宁的，而对罗易作了一些很有限的主要是文字上的让步。在策略上，代表大会规定，宁像在其原提纲草案中所写的那样同“资产阶级民主”运动合作，而不能同“民族革命”运动合作。列宁在向代表大会所作的报告中十分清楚地指出，这种更改纯粹是形式上的，因为就其性质来说，殖民地的任何民族运动，都将是资产阶级民主性质的。代表大会断言，欧洲革命和亚洲革命存在着相互依存关系，但未明确说明何者更为重要。^[1]

这种立场虽然在1920年7月就已经确定下来，但在1922年1月前没有在中国发生影响。中国共产党人当时刚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他们还不知道马克思主义的信徒和理论家中间存在着分歧。那时指导他们前进的还不是列宁的思想，而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概念。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把革命的全部责任寄托在城市无产阶级身上，根本没有准备为争取民族独立的共同目标而同资产阶级结成联盟。

共产国际的上述立场之所以没有立即在中国发生影响，毫无疑问，主要是因为中国人一时难于接受如此陌生的一种思想，但也由于苏联领导人向中国传播他们的信仰时行动迟缓。早在1918年，列宁和契切林即开始致力于既同北京的保守政府也同孙中山建立关系^[2]，但是直到1920年初，共产国际的第一个代表魏金斯基才到达中国。在当时前苏联驻北京外交官的协助下，他同李大钊进行了接触，李又将他介绍给在上海的陈独秀。结果，首先于3月间在北京建立了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然后于5月间在上海、9月间在北京建立了共产党的核心组织。^[3]

9月或10月间，即从北京接到那里已经建立共产主义小组的消息后不久，毛泽东也在长沙发起成立一个小组。同时他又着手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支部，这个组织于1920年12月末成立。（青年团最早出现在上海，8月间成立。）在湖南，这两个组织的很大一部分成员都来自新民学会^[4]。

这两个组织，像他在9月间建立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一样，是毛泽东仿照其师长李大例和陈独秀在别处的做法而建立起来的。他在同一时期办的其他某些事比较有创造性，其中之一是在7月底建立文化书社，目的是在湖南发行各种激进书刊，当时这类书刊在北京和上海越来越多。为办好这件事，毛泽东说服新任都督谭延闿为书社写了招牌^[5]。谭原是清朝翰林，书法写得好。另一项也是更加非凡的活动是湖南自治运动。当时中国因内部争斗而陷入四分五裂，各种不同政治倾向的人都在宣传地方自治思想，谭延闿本人1920年夏返回长沙后也表示拥护。按照官方历史著作的说法，毛泽东举起自治的旗帜，其目的是想利用当时的形势，达到两个方面的目的。一方面，鉴于谭延闿的意图显然不是要建立真正的人民自治，而是在同北洋军阀对立的情况下巩固自己的势力范围。正如毛泽东已开始进行的，组织一个运动支持人民参与制定新的省宪法，就能够暴露谭延闿的民主的虚伪性。另一方面，只要未来的省宪法能够保障公民的自由，就可以为推进革命工作创造更有利的条件。上述看法无疑有一定的道理，但未必完全如此。赵恒惕于1920年11月取代其前任督军而成为湖南的统治者后，于1921年8月通过了省宪法，并规定自1922年1月1日起生效。

1920年冬至1921年初，毛泽东开始了他作为一个工人运动组织者的生涯，但为时不长。（这只是一种业余活动，他仍然任长沙小学主事。）在此过程中，他产生了我们前已指出的那样一种当时整个中国共产党所持有的“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观点。

在致旅法友人蔡和森的信中，他说世界由三分之一的资本家，三分之二的无产阶级所组成，根本未从民族上加以区分^[6]。

到1921年春，中国国内有六个共产主义小组（在上海、北京、长沙、武汉、广州、济南），巴黎中国留学生还成立了一个小组。

经过一些初步商议之后^[7]，1921年7月在上海召开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国内六个小组每组有两名代表，还有一名旅日华侨代表，总共十三人出席会议。会议代表中，日后最知名的除毛泽东外，还有张国焘（北京）、董必武（武汉）、陈公博（广州，1944年继汪精卫之后任亲日傀儡政府首脑），李大钊和陈独秀均未出席。李仍在北京，陈早在1920年12月应邀去广州在孙中山依靠军阀陈炯明保护而刚建立起来的政府中任教育委员会委员长。

代表大会还有两名共产国际的代表出席。不久前才有个荷兰人亨利克斯·斯尼夫列特同魏金斯基一起工作，斯尼夫列特化名“马林”，后来在决定中国革命的方向上起了重大作用。人们常说，代表大会是在戏剧性的环境中召开的^[8]。第一次代表大会原在上海中国当局管不到的法国租界一所正在放假的女子学校举行。代表们进进出出引起了警察局的注意，但一个可疑分子（显然是警察局的侦探）的闯入使他们提高了警觉，全体代表除二人外均及时逃脱（此二人经审问后不久也获释）。为了更能保证安全，遂决定离开上海，最后一次会议在浙江省嘉兴南湖的船上举行，伪装假日游览。

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的文件特别突出地反映了“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纲领中提出的目标是，“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并“采取无产阶级专政”以消灭阶级。一项关于党的实际工作的决策，所谈几乎完全限于组织工会问题，根本没有提到列宁所主张的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的合作，连有别于阶级目标的民族目标也没有提。相反，决议规定：“对现存各政党应采取独立、攻击和排斥的态度……”

决议还规定每月应向第三国际作报告，如有必要，应向第三国际设在伊尔库茨克的远东书记处派出一名代表。鉴于要同共产国际建立这样密切的联系，莫斯科又派代表出席了代表大会，而党所制定的路线并不接近列宁的路线，令人感到奇怪。但是，看来马林和魏金斯基并未参加最后一次在南湖举行的会议，而正是在这次会议上通过了决议。不管出席与否，国际代表很可能感到，会议主要目的是建立党的组织，即使其组成人员具有各种各样甚至异己的思想倾向，以后总有机会加以处理。

代表大会显然曾就同其他政党的关系问题进行过某些讨论，即使未作全面研究，至少也探讨了同孙中山合作的问题。据说在这个问题上分歧很大，致使原为大会准备的一份“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宣言始终未能公布，因为与会代表中许多人认为，孙中山并不比北洋军阀好。^[9]

现在没有真凭实据证明，在这种辩论中毛泽东究竟站在哪一边。经认可的毛泽东传作者李锐说，毛泽东既反对那种认为无产阶级专政是党的直接目标的思想，又反对“拒绝知识分子入党的极左的错误观点”。^[10]这似乎是说，他站在非宗派政策一边，暗示他支持同国民党合作，这很符合毛泽东在思想和行动上久已有之的倾向性，即致力于中国“民众的大联合”。但从他在前一年冬致蔡和森的信看来，更为可能的是，他此时在思想上正经历着一个宗派主义阶段，可能赞成集中全部力量在无产阶级中间进行工作，而这正是第一次代表大会文件的特点。

不管毛泽东在1921年夏的态度如何，他不久就同整个党一样改变了观点，表示接受甚至热心拥护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合作。但在按照这条路线制定出任何明确的政策以前，莫斯科必须决定它要支持哪一派民族主义者。1921年12月，马林在前往孙中山在广州附近桂林的总部途中，不仅拜访了统治中原的亲英军阀吴佩孚，还访问了湖南督军赵恒惕^[11]。毋庸置疑，莫斯科之所以举棋不定，不仅是出于外交政策上的考虑和希望同中国的实权派打交道，而且是由于孙中山的政治行动步调紊乱并缺乏坚实的组织基础。经过1921年12月的会谈，双方确信在一些方面互有需要，才为前苏联代表第二年同孙中山作进一步讨论奠定了基础。但莫斯科在孙中山和其军事庇护人陈炯明之间仍然犹豫不决。

这时，毛泽东已经回到长沙，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全国党员仅六七十人，因此要建立一个郑重的有实力的组织，需要做的事情很多。不过，除进行党务工作和工会工作外，毛泽东还在文化领域搞了几项创举，其中最具有特色的也许是1921年8月创办的“自修大学”，其宗旨是创造一种环境，时而听演讲，时而同教员和同学展开讨论，以推动学生像毛泽东本人曾经做过的那样，进行独立学习和独立思考。“自修大学”设在船山学社，这绝非一个偶然的枝节问题，恰恰相反，它可以被看作日后在毛泽东领导下所形成的马克思主义，但也非常重视中国的文化传统，其中特别包括像王夫之这样的持批判态度的唯物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想家。中国共产党许多未来的干部，都是这个学校的学生，毛泽东在参加那里举行的各种讨论会的过程中，继续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奠定基础，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正是他后来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最大成就。

毛泽东的另一项创举，像创办“文化书社”一样，证明他善于利用有社会地位的人士和机构来达到激进的目的，这就是1922年下半年他在湖南开展的“平民教育运动”。“平民教育运动”原是中国基督教青年会的领导人在美国的支持下于1921年大规模发动起来的。在毛泽东的指导下，湖南的“平民教育运动”同原来的运动一样，其目标也是教会每个文盲认识一千个常用字，但是不采用别处使用的课本，毛泽东叫别人另编了一套教材。这套教材首先讲社会上的所有财富都是农民和工人创造出来的，然后解释共产主义、俄国革命和工农联合等问题。毛泽东指示各地运动负责人在各个村子中同当地士绅联系，使有声望的人支持此事。(www.xing528.com)

尽管教育领域的这些创举饶有兴味和富有特色，毛泽东当然主要还是致力于党务工作尤其是工会工作。1922年全国到处发生工潮。1月间，赵恒惕在长沙残杀两名无政府主义劳工领袖，毛泽东随即发动了一个反对赵的运动。他还和另外两个后来在中共历史上发挥了关键作用的湖南人即李立三和刘少奇一起，在全省领导了一系列罢工。毛泽东还在石匠、印刷工人和其他各行各业工人中间进行工作。^[12]

在毛泽东从事这些活动时，他所处的政治环境即将发生根本变化。1922年1月，一个包括国共两党代表的中国代表团，在莫斯科和彼得格勒出席了远东第一次劳动人民代表大会。会上，他们受到了季诺维也夫直截了当的斥责，他要他的中国同志不要轻视那些“老板和罪人”，即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而要同他们从事共同的事业^[13]。于是，中国共产党便在1922年7月召开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开始抛弃了前一年所采取的宗派主义态度，而通过了一项拥护同国民党联合的决议。毛泽东说，他曾去上海准备出席这次代表大会，但因忘记了地址，找不到任何同志，只得又返回长沙。^[14]

此时中国发生了戏剧性的事件，苏联人必须决定他们在中国究竟支持哪一个“民族主义者”。陈炯明此时转而反对孙中山，孙幸免于被捕，再次到上海避难，不再有任何活动基地。共产国际代表达林和马林先后在上海访问了他。他虽然地位不稳，但却拒绝了他们提出的国共两党按通常方式结成统一战线的建议，显然是担心会难于控制他的新的同盟者。但他准备同意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这样两党之间就可以建立合作。

这项建议可能使大多数共产国际代表感到震惊，马林则不然，因为他在荷属东印度群岛参加过大体上与此相类似的“党内合作”，他在发展那里的社会民主运动中发挥过重大作用。那里的社会主义者曾同一个带有宗教色彩名为伊斯兰联盟的民族主义革命组织亲密合作，但合作在似乎即将取得成就时而告中断。现在有了一个再次运用这一策略的机会，马林迅即抓住时机，合作的决议^[15]。

于是中国共产党就冒着风险同国民党合作，在中国进行“民族革命”。

这次冒险在似乎就要取得胜利的时候，却以失败和党在城市中的基地全部遭到破坏而告终。

【注释】

[1]关于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对此问题的讨论，见卡里埃·德昂科斯与斯图尔特·施拉姆合著《马克思主义与亚洲（1853-1964）》，第40-48页。

[2]关于这方面的情况，见艾伦·S·惠廷著《苏联在中国的政策》，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54年版，第25-41页。1919年7月著名的加拉罕宣言允诺将中东路无偿归还中国，这本书对关于这个宣言的各种说法进行了详细的研究。

[3]有些材料断言，并没有明确决定要同第三国际联合。关于这个问题，我同意韦慕庭的看法，他在为前引陈公博文所写的导言中提出了根据，见陈公博著《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第33-34页。

[4]李锐：《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第146-153页。

[5]同上，第137-141页：周策纵：《五四运动：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革命》，第249页。

[6]施拉姆：《毛泽东的政治思想》，第40、296-298页。

[7]鲍·舒米亚茨基在共产国际东方书记处机关刊物《远东人民》杂志1921年第1期上发表的文章中提到，“最近”在华中召开了一次会议，有各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出席。会议决定，必须建立“一个革命无产阶级的统一政党，即共产党”。舒米亚茨基又说，这项决议已经付诸实践，因为他写这篇文章时，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已经闭幕。“在华中”召开的会议；可能是董必武所说1921年5月的那次会议（见尼姆·威尔斯编《红尘：中国共产党人自传》，第39页）。据他说，那次会议，李大钊和陈独秀都出席了。

[8]关于代表大会最详尽的记述，包括对与会代表姓名和会议确切日期的考证（官方确定的7月1日建党日期是大有疑问的，代表大会可能在当月晚些时候举行），见陈公博著《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这是陈在1924年写的一篇文章，经韦慕庭校订并写了导言，纽约哥伦比亚大学1960年出版，东亚研究所曾加以翻印，内部散发。（中译文见陈公博著《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98-102页。——编注）

[9]关于此问题，可参看韦慕庭为前引陈公博文所写的导言，见陈公博著《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第30-31页和陈的文章。陈公博在1943年同日本人相勾结时所写的回忆录说，国际代表曾试图改变反对同其他政党合作的决定。见前引书第53页。（此事在中译本中未查到。——编注）

[10]李锐：《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第150页。一大通过的纲领中有这一说法：党“完全与黄色知识分子阶级……断绝一切联系”。见陈公博著前引书第126页。

[11]见1921年12月19日赵恒惕致谭延闿函，存台湾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12]李锐：《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第160-211页。关于中国工人运动史，见让·谢诺思著《中国的工人运动（1919-1927）》，巴黎莫顿公司1963年版。

[13]艾伦·惠廷：《苏联在中国的政策》，第5章；卡里埃·德昂科斯与斯图尔特·施拉姆合著《马克思主义与亚洲（1853-1964）》，第79、296-297页。

[14]斯诺：《西行漫记》，第134页。

[15]此事是马林自行决定，还是根据莫斯科的直接指示，是一个还没有弄得很清楚的问题，见康拉德·布兰特著《斯大林在中国的失败》，哈佛大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30-32页；E·H·卡尔著《苏俄历史：一个国家的社会主义》，第3卷第2部分，麦克米伦公司1964年版，第689-692页。我在这里所表达的看法和布兰特、卡尔相同，即马林自行决定，事后才得到莫斯科批准。但根据不足，尚不能作为定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