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自传：五四时期成为马克思主义者

杨昌济是个很富有的人，其家庭不会让他的女儿嫁给一个不仅思想激进不守古训、不修边幅而且无明显生活技能的年轻人。

毛泽东在其自传中称：“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经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当时中国知识界的激进分子，在为改造中国的习俗和思想而寻找一个模式时，均瞩目西欧。陈独秀等人羡慕法国的民主传统，另一些人则倾向英国。还有一些人，有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同盟国的实力，在《新青年》上著文称道“德国军国主义”，然而在毛泽东准备前往北京时，形势即将发生变化。俄国布尔什维克的革命在爆发一年后开始引起人们的重视。

毛泽东曾经写道，“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1]这是一种过分简单的看法，但在很大程度上是真理。十月革命以前，中国对马克思主义并非一无所知。早在1906年，就有《共产党宣言》节译本，前已谈到，本世纪初就发生过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但确实是在俄国革命之后，马克思主义才作为一种重要的政治力量传入中国。它不是突如其来的。毛泽东反复断言，五四时期是中国政治思想领域中“资产阶级”领导和“无产阶级”领导的分水岭，就含有这个意思。^[2]但其影响增大如此之快，在仅仅一两年内，关于中国前途的论战用语就完全变了。

李大钊在并未真正理解俄国革命的理论基础时，就对其历史和哲学意义大加称道，足以说明这种变化的特点。李大钊后来是中国共产党两位主要创始人之一，另一位是陈独秀。李大钊论述俄国革命的第一篇文章，登在1918年7月的《新青年》上，另一篇更加有名的论文《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10月份发表，几乎在毛泽东抵达北京的同时。他说，十月革命的胜利不仅关系到俄国人，而且是反对军国主义和专制制度的斗争中“人类人人心中共同觉悟的新精神的胜利！”。我们可以特别有把握他说，毛泽东很用心地读了这些文章，因为后来他经杨昌济（刚担任北京大学教授）介绍，在李大钊手下作图书馆助理员。李是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后任历史系教授；毛泽东每月有八块钱薪水，只能节俭度日。——他同其他七名湖南学生共住一个房间，但是故都之美，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一种“丰富多彩、生动有趣的补偿”。他还经常应邀去杨昌济家中，并在那里结识了他未来的夫人杨开慧。

毛泽东在图书馆的职位特别低微，其职业不过是个谋生的手段，他很少有可能同人们或各种思想接触。他打算和去图书馆的知识分子头面人物攀谈，但多半是他们“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说南方话”。^[3]但他最后找到了别的办法去参加大学的文化生活。一方面，他参加哲学和新闻学会，获得了听课的权利。（这并不意味着，在中国一个大学里等级观念仍然很重的环境中，能够容许他充分参加其活动。有一次，他听完讲课想向胡适提一个问题，胡得知他不是个大学生而仅仅是个图书馆助理员后，便拒绝同他交谈。）更为重要的是，他参加了李大钊于前一年春建立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这既是一个结识人的途径，又是确立最终政治信仰的一个步骤。^[4]

对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论述是狭隘的宿命论，完全违背辩证法，并且说，这种社会哲学虽然有用，还必须补充以更加强调人类精神创造作用的其他思想，毛泽东的上司尚且如此，难怪他在北京期间尚未以任何明确的方式信仰马克思主义，更不用说列宁主义了。恰恰相反，他在自述中承认，这时他虽然“越来越激进”，但“思想还是混乱的”，“正在找寻出路”，受无政府主义的影响很大。可是他又说，1918—1919年冬春之际，“在李大钊手下”，他“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为了消除这种说法上的混乱，他又说，在他第一次访问北京期间，陈独秀对他的影响“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人。”^[5]而陈这时既不倾向于马克思主义，也不倾向于无政府主义，而是继续把议会民主和科学精神作为解决中国各种问题的答案。

上述不同说法之间的矛盾也许主要是表面上的。当时正是中国的政治思想舞台上发生极其猛烈的变革的时期，即使博学的成熟的学者也往往在几个月内就改变观点。因此，一个初次接触首都生活的外地年轻人，在思想上同时朝着几个方向迅速发展，是不足为奇的。他为无政府主义所诱惑，是因为他像他那一代的所有人一样，要打碎旧社会加在每个人身上的枷锁。他受陈独秀的影响很深，因陈是他多年来在文学方面的崇拜对象，又因为陈不妥协地拥护一切不受束缚的、充满活力的新兴事物，能够满足他渴求解放的同一愿望。他在“李大钊手下”向着马克思主义方向发展，不仅因为李是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的创始人，毛泽东在这个小组里扩大了这方面的知识，还因为他同李非常相像，也是满怀热情地献身于使中国成为一个伟大国家的事业。李大钊所具有的这种品质，其重要性是无论如何强调也不会过分的。直到1918年秋，他才加入《新青年》编辑部。在此以前，他之所以对“新文化”运动保持一定的距离，恰恰是因为他认为陈独秀在思想上对于民族价值观念重视不够。^[6]这时他跻身于文化革命领袖之列，应当说是象征着这个运动即将向两个方向转化，即不仅如前所述，趋向马克思主义，而且趋向民族主义。当然，正是由于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阐发，强调民族解放运动在世界革命中的作用，才促使这两种趋向结合起来。但是李大钊和继李之后的毛泽东最后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和列宁不同，他们不仅把中华民族的尊严和对世界的伟大贡献当作反帝宣传的旗帜，而且认为它们本身就值得重视。

然而，1919年春，在准备离开北京时，毛泽东尚未宣传过任何流派的马克思主义。在长沙师范学校毕业时，他的思想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思想的大杂烩”^[7]，现在加进了一些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思想，但仍然是各种思想兼收并蓄，并未从中引出正确的观点。而且在这种思想混合体中过去有现在仍然存在着传统主义因素，尽管他不断吸收马克思主义。在李大钊领导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会议上，毛泽东曾因将社会主义同形形色色的中国古代思想流派结合起来而引人注意。据说，他这时甚至敬佩曾国藩，竟视之为楷模，毛泽东所以要效法曾国藩，毋庸置疑，不是由于认为他具有特别保守的禀性，而是觉得他作为一个懂得如何运用政治和军事力这一点也不会漠然视之。

1919年夏的政治运动，有助于毛泽东澄清自己的思想，终于开始使他具有了自己的明确的政治观点和政治风格。他于2月末或3月初离开北京，先去上海，给去法国的一些朋友送行，这些朋友将赴法“勤工俭学”。“勤工俭学”是由一批有影响的学者于1917年发起的，学生用一半时间工作，以支付学费和维持生活。1918年春夏，毛泽东在长沙成立的新民学会就关心此事，准备赴法而去北京的湖南学生特别多。到京城以后，毛泽东继续为这项活动积极奔走，并协助制定了赴法预备生在京期间的学习计划。^[8]

参加勤工俭学的学生中有周恩来，还有毛泽东的密友蔡和森。毛泽东在自传中说，他本人从不想去法国，因为他对自己的国家还了解得不够。而当时知情的人说，他曾认真地考虑过去法国的问题，最后决定不去，是因为他没有学好外语，怕到外国后发生困难。总之，他最后决定留在国内，仅仅陪着他的一些朋友到上海，送他们上船，然后返回长沙。引人注意的是，十七年以后他在回忆此行时，还特别记得他曾游历了中国历史上的里程碑：孔墓和《三国演义》上提过的筑有城墙的名城。

毛泽东回到湖南后，发现省内群情激愤。督军张敬尧特别残忍，^[9]他是当时控制北京政府的实力派段祺瑞将军的亲日派安福系代表人物，因此人们对他的镇压政策更加痛恨。自1915年日本提出二十一条以后，中国国内对日本就日益愤慨，而中国代表团却逆来顺受地承认了巴黎和会关于山东问题的决议。

消息传来，人们更加怒不可遏，因为正是东京从这次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会议上捞到便宜。1919年5月4日，学生举行了大规模示威游行，同时提出反日口号，并放火烧了一个部长的住宅，因为这个部长同四年前中国政府接受二十一条特别有关系。

消息从北京传出立即在湖南引起反响，尽管张敬尧采取措施镇压一切反日活动。在长沙如同在北京一样，运动第一阶段的动力是学生，在毛泽东的积极推动下，6月3日成立了湖南“学生联合会”，当日“学生联合会”代表宣言，要求将5月4日被北京学生烧了住宅的亲日政客斩首。^[10]

6月3日，北京大规模逮捕学生，两天以后在上海，不久又在全国其他大城市，引起商人和工人抗议而进行罢市罢工。进步的知识分子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次动员和组织了一个包括其他社会阶层的群众运动。（然而运动仍局限于城市，农民未发动起来。）

其后数周，各类组织纷纷建立。毛泽东在湖南继续发挥非常积极的作用，既发动成立新的团体，又发动示威游行以反对北京政府和张敬尧的亲日政策，当时两个最重要的团体是“国货维持联合会”（为抵制日货）和“湖南各界联合会”（包括社会各阶层）。后一团体是借鉴了北京、天津、上海的先例，于7月9日由“学生联合会”发起成立，有工商界参加。“湖南各界联合会”的成立，作为当时中国社会各阶层广泛团结的标志，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其重要性还表现在它为五四时期毛泽东极有影响的一篇文章提供了社会背景，这篇文章就是《民众的大联合》，李锐为了证明毛泽东日后的思想和实践中所形成的一切基本概念早在其学生时代即已产生，就竭力说这种“民众的大联合”，实际上相当于1949年毛泽东提出的“人民民主专政”，谓在这种专政制度下，工农要起领导作用，^[11]这完全是一种非历史的看法。毛泽东的确提到农民（虽然他们根本未参加五四运动）、工人、学生、妇女及其他社会阶层都是这个“大联合”的参加者。他还举出俄国革命的胜利，并为“红旗军”在全世界的发展而欢呼。但是，他并未把布尔什维克的红旗和五四运动的红旗加以区分，而五四运动既打马克思的旗帜，也打杜威的旗帜，在他的分析中，丝毫没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范畴。

诚然，在李锐提到的发表在《湘江评论》上的另一篇文章中，毛泽东曾宣称，陈独秀提倡的科学和民主正是中国所需要的。此文即使没有预示毛泽东将会在日后提出马克思主义的公式，但的确标志着他在思想上出现了可以称之为“民粹主义”倾向的极其重要的一面。

毛泽东的上司李大钊早已开始产生农民重要并具有精神上的优越性的思想，其见解与俄国民粹派并无不同。毛泽东的民粹主义还不是这个意义上的，他并不特别关心农民。但是，他曾经是，当时仍然是广义上的“民粹主义者”。他认为，整个中华民族，不仅是一个重要的历史统一体，而且是一个强大的进步力量。这个思想的确可以看作是一个桥梁，引导他摆脱1917年比较保守和带有传统主义色彩的民族主义，而走向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观点。我们看到，他已经开始关心中华民族的生存。他把这个浑然一体的民族划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人民大众”，另一部分是为数极少的同洋人站在一起的军阀和投机商。以后数十年间，毛泽东对于不同社会阶层的进步性或反动性的论断有许多变化，但他对中国“人民”革命使命的信念从未动摇过。

毛泽东主编《湘江评论》，其中大部分文章都是他亲自撰写的。这不仅仅是一个知识分子为了别的知识分子而进行的学术练笔。他这个刊物的影响特别广：创刊号两千份一天之内就卖完，后来每期印五千份^[12]。虽然大多数中国人是文盲，尤其是在农村，但因刊物采用浅显易懂的文体（这是新文化运动早期阶段的重要收获之一），其潜在的读者大为增加。抛弃难懂和矫揉造作的文言文，代之以白话文，这个主张是胡适在1917年1月《新青年》的一篇文章中提出的。到1919年夏，大部分政治和文学著作，都采用了比较接近中国口语的文体^[13]。这次由知识分子在其狭隘的天地里进行的“文学革命”，乃是促使他们走出象牙塔为全体中国人民而写作的必要前提。

像在北京的老一辈比较有名的学者和知识分子那样，毛泽东打算最充分利用自己办的刊物来影响舆论，这种新的形势不可能不触动当局。不出所料，在《湘江评论》出了第五期以后，张敬尧就予以查封，同时取缔了学生联合会。毛泽东毫不畏惧，接着担任长沙另一个学生周刊《新湖南》的主编。张敬尧不久也加以查封，毛泽东就在长沙的主要日报《大公报》发表文章。其中几篇极引人注意，都是论述他一直很关心的一个问题，即妇女权力平等问题。毛泽东办刊物受阻，遂以更多的时间从事实际政治活动。1919年11月，他改组学生联合会，12月组织长沙所有中学和部分小学的学生进行罢课，反对张敬尧。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事，张不会轻易放过反对他的人。几周前，他曾召集学生代表开会，毛泽东虽已不是学生，但也参加了。张在会上痛骂学生干涉政治，不把对日关系问题交给政府去处理，最后厉声向他们喝道：“你们若不听我的，就砍掉你们的脑袋！”此时一个女学生被吓哭了，但毛泽东告诉她，张不过如狗在狂叫，不要去理他。

1919年12月的学生罢课取得了当局的一些让步，但对一些像毛泽东这样的人来说，湖南的形势不久又变得非常危险，他们因搞政治活动而引起了当局的注意。人们逐渐认识到，只有借助外界的力量，才能把张敬尧赶出湖南。于是他们派出一些代表分赴几个大城市活动，毛泽东再次去北京。

这时，毛泽东已经不像一年前那样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学生了。他发表在《湘江评论》、《新湖南》上的文章，博得了当时三家最重要的刊物的好评。这三家刊物即《新青年》、《新潮》和李大钊主办的《每周评论》。他在北京停留的时间虽然比较短，却是其政治发展上的一个重要阶段。当时几种马克思主义基本著作的全译本或摘译本刚开始问世。1919年11月出版了《共产党宣言》的第一章（全译本在1920年4月发表）和考茨基著《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一书的大部分内容。毛泽东读了这两部著作的中译本和柯卡普著的《社会主义史》。他说，这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14]毛泽东恰好此时去北京，也许还有个人方面的原因，杨昌济1月底去世，毛可能想去看望和安慰杨开慧。毛泽东再次从北京去上海，并在那里见到陈独秀，同陈讨论了他读过的马克思主义著作。陈独秀曾因以文科学长身份支持五四学生示威而被扣留六个月，1919年12月获释后去上海避难。在关押期间，他越来越倾向于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在1936年说：“陈独秀谈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15](www.xing528.com)

毛泽东在上海以接洗衣服维持生活^[16]，但不久之后就时来运转。当时国民党的重要成员易培基在谭延闿的保护下呆在衡阳。易在驱逐张敬尧的运动中取得了谭的支持。易培基原是毛泽东在第一师范时的老师，毛在被迫流落外地时在衡阳遇见了他，增进了彼此之间的了解。1920年6月易培基随着谭延闿和赵恒惕的军队胜利地返回长沙后，身负重任，并兼任师范学校校长，遂任命毛泽东为第一师范附小主事。

编注使毛泽东第一次有了一定的物质基础，可以维持生计，甚至过上一定程度的舒适生活。既有地位，又有稳定的收入，这不仅关系到他的工作和政治活动，而且关系到他的个人生活，使他能够在那年冬天同杨开慧结婚。杨昌济是个很富有的人，其家庭不会让他的女儿嫁给一个不仅思想激进不守古训、不修边幅而且无明显生活技能的年轻人。毛泽东在其自传中称：“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17]确实如此，毛泽东既未放弃他在学生中间的政治工作，不久又进而比较明确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进行组织工会之类的活动。毛泽东一生中的这个新阶段，也是同当时中国的整个形势发展进入一个新的时期分不开的。他在1920年冬至1921年春的活动，同中国共产党的建党准备工作紧密地联系在一起。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

【注释】

[1]《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横排本，第1408页。

[2]同上第2卷，第626-633页。

[3]斯诺：《西行漫记》，第127页。

[4]此小组是否于1919年以前正式成立尚有一点疑问，但有可能于1918-1919年冬春之际进行了非正式的活动。见周策纵著《五四运动：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革命》，哈佛大学出版社1960年版，第244页。

[5]斯诺：《西行漫记》，第127-132页。

[6]早在1914-1915年，两人之间曾发生一次著名的论战，争论人民的自由与启蒙同国家的生存相比，哪个更重要。李大钊当时强烈地主张，即使在最专制的国家中受痛苦，也比无国家沦为“亡国奴”好。李、陈论战文章摘要以及从1914年至1927年李牺牲为止二人思想发展之对比，见卡里埃·德昂科斯与斯图尔特·施拉姆合著《马克思主义与亚洲（1853-1964）》，第72-82、280-314页。关于李大钊思想发展的详细研究，见莫里斯·梅斯纳写的李大钊传记，即将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

[7]斯诺：《西行漫记》，第125页。

[8]李锐，《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第84-86页。

[9]他的继任者赵恒惕将军（毛泽东在1911-1912年的老军事长官，也是他在五四时期多次政治斗争中的对手），1963年6月在台北会见我时说，张“不是人，而是野兽”。

[10]李锐引证的宣言最后这句话（见《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第95页），并未见诸当时发表的宣言（载《学生救国全事》，上海1919年10月出版），但这本书是在段祺瑞统治下出版的，可能力谨慎起见而删掉。该文发表在《湘江评论》第二、三、四期上。《湘江评论》是学生联合会主办的刊物，于1919年7月14日创刊，毛泽东任主编。

[11]李锐：《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第103-104页。（作者此处引文有误，李锐的原文是“人民革命统一战线”而不是“人民民主专政”。——编注）

[12]此文摘录，见施拉姆著《毛泽东的政治思想》，第239-241页。

[13]李锐：《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第100页。

[14]斯诺：《西行漫记》，第131页。

[15]同上，第133页。

[16]李锐：《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第120页。

[17]斯诺：《西行漫记》，第13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