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求学经历辛亥革命与湖北省的联系

毛泽东退伍后决心继续求学。他为报纸上的招生广告所吸引，先后到一所警察学校和一所肥皂制造专科学校报了名。毛泽东又注意到法政学堂的广告，广告许诺三年内教完全部法律课程，期满后马上可以当“官”。毛泽东对这种前途产生了兴趣，遂写信向家里要学费，后来毛泽东又为另一则广告所说服，认为最好能学成一个商业专家，就进了一所高级商业学校。最终，毛泽东考进长沙第一师范学校……

武昌起义后不到两周长沙爆发革命，绝非偶然，而是由于两个省内的同盟会领导人事前相约起事。要弄明白何以毛泽东的故乡湖南省站在革命的最前线，必须对当时湖南的形势和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该省的政治传统有更多的了解。

湖南地处华南，属亚热带，境内多崇山峻岭，又有四大江河横贯其间，自古以来为土匪出没之地。湖南人喜食辣椒，以个性强悍并有政治才能著称（毛泽东甚至提出过一种辣椒和革命之间关系的理论）。谚云：“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1]其实，过去一个世纪，出生于这个省的著名人物走着极其不同的道路。太平军最后主要为曾国藩的湘军所消灭，而曾国藩这个大学者和清朝的官吏就是湖南人。同这个旧秩序的著名维护者齐名的有诸如谭嗣同和黄兴这样的人物。谭是1898年维新运动中最有名的殉难者。黄不但是孙中山的副手和同盟会的最高军事领导人，而且他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的革命人物，其革命经历可以追溯到1902年。他属留日学生，这类人在本世纪初几十年间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居于极其重要的地位。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国人才真正大批地赴欧美留学。在这之前，主要是从日本吸收现代思想，因为日本近在咫尺，中国人学日语也比较容易，当时赴日留学生中湖南人最多，其中不仅有黄兴，还有陈天华。1905年同盟会成立后，陈就是这个组织的主要理论家，直到他1908年自杀。

孙中山和黄兴赖以组织起一支力量从而推翻清帝国的主要手段是秘密会党和“新军”。“新军”是清政府为应付现代战争而按西方建制编组的一支军事力量。这两种组织在湖南居于特别重要的地位。尤其是秘密会党，异常众多和活跃。

1903年12月华兴会在长沙成立，黄兴在成立会上致辞时宣称：今就湘省而论，军学界革命思想日见发达……且同一排满宗旨之洪会党人，久已蔓延团结，惟相顾而莫先发，正如炸药既实，待吾辈引火线而后燃。^[2]

四分之一个世纪以后，毛泽东点燃了火线，引爆了秘密会党的革命潜力。而在1904年那个时候，黄同湖南秘密会党头目马福益结成联盟，约定马配合城市，在农村举行起义，黄及其在军队学员中的同党则在城里以炸弹暗杀省府主要官员，并夺取城市。他们动员了几十万哥老会及其他秘密会党的成员来进行这项斗争。结果秘密败露，马福益被捕处死，黄兴被迫逃亡日本。

我们知道，这些起义的消息传到韶山，对毛泽东的思想产生了很大的影响。1906年的起义不是同盟会所策划，事出孙中山和黄兴的意外。当时在东京的同盟会总部立即派人前往联络。

起义军坚持了一个多月，尽管进行了英勇的抵抗，这次运动还是被镇压了下去。残酷的镇压使湖南的革命活动暂趋缓和，但也不过平静了两三年。正是在这个短暂的重新组织力量时期，辛亥革命在长沙的未来领导人焦达峰、陈作新完成了学业，开始进行革命活动。焦主要在秘密会党中做工作，陈是新军中的一个尉官，两人都在辛亥革命前几年参加同盟会。1936年毛泽东没有把他们视为老练的革命者，而说他们是哥老会的代表人物，这说明毛很注意传统的造反势力。^[3]（诚然，他当时看得比较简单，可能并不了解他们的背景或身份。）^[4]

当时湖南经济困难，有利于该省许多革命领导人开展革命工作。由于天灾，1910年发生米荒，米价上涨一倍多，但官府顽固地反对平粜。4月13日，一万多人聚集起来请愿，抚台表面上似乎听取他们的申诉，实际上却派兵镇压，杀伤多人。群众怒不可遏，不顾士兵开枪射击，赤手空拳地冲进衙门，放火烧了官府。

诸如此类的事件，使农民因备遭困苦而产生的不满情绪达到了一个新的高潮。1911年春，黄兴攻打广州衙门虽然失败，但在湖南以及全国，人们感到即将发生决定性的事变。在这种情况下，焦达峰和同盟会在湖北省的领导人进行接触，约定一旦武汉（在湖北省）或长沙首先举行起义，另一省的革命党人要在十日内相继发难，予以支援。1911年10月10日革命爆发，焦达峰原拟按约行事。长沙以省咨议局议长谭延为首主张共和的温和派有所犹豫，使起义推迟了几天，但湖南还是在革命爆发十二天之内发难响应。毛泽东在向埃德加·斯诺讲起自己的生平时，对1911年10月22日事变作了十分生动的叙述。他说，在长沙城外打了一个大仗，工人在城内攻占城门，支援拥护革命的军队攻城。^[5]实际上，谈不上打了“大仗”。革命党人攻打的两座城门，其中一座根本未遇抵抗；焦达峰率部攻打的另一座稍遇反抗，但晓以民族大义后守军迅即投向革命。在城里，焦达峰、陈作新两位领导人一度准备联合攻打抚台衙门，但抚台发现其卫队无斗志，已从事先准备的在后墙挖好的洞中逃跑。当时的各种材料也未提到曾发生工人或平民起义；整个战斗任务由新军担任，为时很短，实际上没有流血。很明显，毛泽东像许多年岁大阅历多的人回顾革命往事一样，自己曾身临其境的那些激动人心的场面仅仅留下了一个模糊的印象，在四分之一世纪以后，就想当然地来描述辛亥革命当时应有的情景。

但是，如果说他关于革命起义本身的叙述多属想像，并如前所指出，他把焦达峰和陈作新误说为仅仅是秘密会党的领导人，那么，他对于后来的政治风云的描写则要准确得多。他说，焦、陈“不是坏人，而且有些革命要求”。

毛泽东解释说，代表省内有产者利益的谭延，组织了一次叛乱，把他们杀死。一天毛在街上行走时，看到他们已经陈尸街头了。这的确是实情。士兵中的“暴乱分子”在焦、陈掌权后一周杀死了他们，极可能是谭延指使的，谭肯定得到地主和商人的支持。同时，应该承认，“心地善良的年轻人”在1911年那个时候的中国是没有什么地位的。甚至孙中山不久后也发现，面对掌握实权的军阀，自己也无能为力，直到他在苏联顾问和中国共产党创始人的帮助下建立了自己的军队，孙中山才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发挥真正有效的作用。

毛泽东原来就想参军，既然革命已经发展到长沙，他就不必去武汉，在湖南就能够入伍。他参军后，成了赵恒惕上校的部属，最高上司是谭延。谭在消灭了对手后已经大权在握，成为最高军政领导人。这两人当时谁都不可能注意到毛泽东这个十八岁的列兵。不过后来他们对他就很熟悉了。赵恒惕成了毛泽东的敌手，而谭延，说来也怪，在他算作国民党“左派”时，成了毛的盟友，毛泽东参军的目的，是“为完成革命尽力”。看来他从未参加过战斗。正当孙中山和袁世凯（原为朝中高官，后转而拥护共和）双方支持者之间的武装冲突似乎不可避免的时候，两人达成了和议，孙解散了他在南京的政府，就理论上说重新实现了统一和和解。其实，袁独揽一切权力，真正主张共和的革命党领导人，不是很快被抓、被杀，就是被放逐或被剥夺言论自由，但是，在1912年春，毛泽东认为革命已经结束，便决定退伍，继续求学。他一共当了半年兵。如果说毛泽东实际上并未在很大程度上参加辛亥革命，那么，他在军队的六个月却标志着他在接受教育方面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正如他的朋友埃米·肖（EmiHsiao）所说，这段很短的军事生活是否就使他早在此时就断定军队在中国是政权的关键因素，是值得怀疑的。实际上，只有经历了军阀时代长期的分裂和元政府状态之后，才能得出这种结论。但是，毛泽东的确扩大了他的接触面，特别是同一个矿工和一个铁匠交上了朋友。这时他还存在着浓厚的学生心理，要从每月七元的薪饷中拿出相当大一部分去向挑夫买水。士兵必须到城外挑水，但毛认为自己是个知识分子，干那种事有失尊严。^[6]他这样节省下来的时间用于读报。剩下的银饷，他都用来订报纸。有一种报纸登了论述社会主义的文章，他就是从那里第一次知道社会主义这个名词的。他还读了江亢虎写的几种小册子（江曾经留学日本，于1911年11月建立“中国社会党”）。他为这些著述所鼓舞，就同其他士兵讨论社会主义和社会改良主义，还同学生时代的几个朋友通信讨论这个问题，但响应者寥寥无几。

毛泽东说他在1912年对社会主义抱有“热情”，我们肯定不能据此认为他这时已经支持社会革命。我们知道，五年以后他发表的第一篇文章中几乎没有丝毫激进思想，但当时第一次接触社会主义思潮所产生的想法，对他后来的思想发展不会毫无影响。

毛泽东退伍后决心继续求学，但是他不能确定究竟应该选择何种科目或专业，在这个问题上，他在当时的中国很有代表性。旧学在相当大程度上受到非议。虽然在最新式的学校里仍然读过去的历史和哲学著作，但只有少数极端保守分子才认为它们在现代还有用。而且，旧的科举制度，在帝制被推翻以前，就于1905年废除了，只读经书的人从此不再有任何前途。但是另一方面，虽然人们认为必须采用现代西式的教育，也建立了一定数量的新式学校，可是还不知道，这些学校的毕业生在国家生活中将居于什么地位。

因此，不是只有毛泽东一个人感到选择道路困难。当时他为报纸上的招生广告所吸引，先后到一所警察学校和一所肥皂制造专科学校报了名。一个法政学堂的朋友，又使毛泽东注意到他那个学堂的广告。广告许诺三年内教完全部法律课程，期满后马上可以当“官”。毛泽东对这种前途产生了兴趣，遂写信向家里要学费，并把将来“当法官”的光明前景向他们描述了一番。后来毛泽东又为另一则广告所说服，认为最好能学成一个商业专家，就进了一所高级商业学校。他在那里实际上只学了一个月就退学了，因为大部分课程都用英语讲授，他听不懂。

他又在长沙省立第一中学进行了六个月的尝试，在那里读了更富有传统性的历史著作。之后，他决定还是自学为好。于是他又退学，每天去湖南省立图书馆看书，从早到晚呆在那里，这样度过了半年。就是在这个期间，他读了严复翻译的反映西方自由主义传统的经典著作，如《原富》、《法意》，以及达尔文、穆勒、卢梭、斯宾塞等人著作的译本。他又第一次看到一幅世界地图，并学习了俄、美、英、法及其他国家的历史和地理。^[7]

虽然这个期间毛泽东极有收获，但他难以为继，因为家里不支持这种似乎漫无目的的学习。而且他认真地考虑了自己的“前途”，认定自己最适合当教员。一则招生广告又引起了他的注意，这次是长沙省立第四师范学校的广告。1913年春毛泽东考进这所学校。次年秋，第四师范学校并入第一师范，毛和同学们遂转到第一师范。1918年春，毛泽东在该校毕业。

这五年在毛泽东一生中的重要性怎么估计也不会过分。首先，他所受到的教育有很大一部分是在这五年里获得的，其内容既有古典的也有现代的，既有中国的也有西方的。但是，这五年的重要性还不止于此。这五年使毛泽东能够进入教育界，执教时间虽然不长，却是一个使他得以发挥更大作用的阶梯，更为重要的也许是，长沙第一师范和其他男女生学校的学生团体，思想活跃，有政治觉悟，给毛泽东提供了一个理想的使自己成为一名政治工作者的演练场。他在那里产生了后来付诸实践的思想和方法，在那里结交了朋友和同志，其中一些人追随他直到1949年革命取得胜利。

胜利之日，毛泽东在师范学校的两个极亲密的朋友都不在他身边。其中一个是蔡和森，多年以前在革命斗争中牺牲；另一个是萧旭东，他选择了不同的政治方向，成了毛泽东的死敌。

蔡和森同毛泽东的母亲一样，是湘乡县人。他是六个孩子中最年长的一个。他父亲一度是上海江南兵工厂的一个小职员。蔡因其母而同曾国藩有远亲关系。蔡和森、毛泽东、萧旭东被认为是学校中最有才华的三个学生，他们也以此自负，喜欢自称三豪杰。豪杰一词，是毛泽东爱读的小说《三国演义》的常用语，表示不仅有力量和勇气，而且智慧过人，品德高尚。

顺便提一句，在长沙的那些岁月里，毛泽东始终重视体育锻炼。他和朋友们有意识地通过长途跋涉和经受风吹、雨打、日晒来锻炼身体的抵抗力。在师范学校时，毛泽东结交了另一个同代人，这就是在他日后的经历中有很大影响的李立三。

有一天，毛泽东在报上登了一个广告，署名二十八画生（他的名字三个字原共二十八画），邀请关心国家前途的青年同他联系。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收到“三个半人的回答”。“半个回答”来自李立三，他听了毛泽东说的话以后，没有发表自己的意见就走了。1936年，毛泽东稍带讽刺意味地说：“我们的友谊始终没有发展起来。”实际上，两人在十几年之后，在什么才是最能保证像中国这样的农业国取得革命胜利的战略这一问题上，发生了激烈的冲突。

毛泽东从未受过大学教育。但是，这个学校的标准很高，就其所学而论，同进一个省立大学一样。特别是师范学校里有两位教员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影响。一位是绰号叫“袁大胡子”的国文教员，他嘲笑毛泽东模仿梁启超的文风，叫他以唐朝著名散文家韩愈为楷模。1936年毛泽东说：“多亏袁大胡子，今天我在必要时仍然能够写出一篇过得去的文言文。”^[8]

另一位是伦理学教员杨昌济。杨只教高年级，所以毛泽东直到1915年或1816年才成为他的学生。当时，中国知识界已在酝酿五四运动，跃跃欲试。

从狭义上讲，“五四运动”指1919年5月4日在北京爆发的学生示威游行，其目的是反对巴黎和会决定将德国在山东的租借地转让日本而不归还中国。但是“五四运动”又泛指1915年至1921年这个时期，以及在此期间席卷中国的激进思想。

辛亥革命前夕，中国几乎无人公开主张全盘模仿西方的习俗和思想为己所用，而是探讨如何使西方的某些东西适合中国需要的问题。

1898年维新运动期间主张“全盘西化”的谭嗣同是为数很少的几个例外中的一个，康有为、梁启超也未走这么远。但在1911年以后的几年里，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其标志就是《青年》评论杂志（不久改名为《新青年》）的创刊。

《新青年》的灵魂是北京大学（国内知识分子中心）的陈独秀，陈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任总书记。陈主张完全彻底西化。他认为，只有“德先生”和“赛先生”能够救中国，它们将把过去的愚昧、迷信、野蛮一扫而光，并为一个新的、现代的、世俗的西方式国家奠定基础。

陈独秀对中国的过去，几乎是一切都厌恶，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不关心国家的前途。恰恰相反，他说：“吾宁忍过去国粹之消亡，而不忍现在及将来之民族，不适世界之生存而归削灭也。”^[9]这句为人们经常引用的话表明，他将现实主义置于对过去的自豪之上，其目的正是为了救国。但是，毋庸置疑，陈在其1915—1918年的著述中那样彻底地抛弃中国的历史遗产，的确在一定程度上有伤民族尊严，从长远的观点来看，是难于容忍的。再者，整个民族，而且大部分农民是文盲的一个民族，抛弃其整个历史遗产，代之以根本不同的传统，也是一个问题。在评价陈独秀的历史作用时，必须看到，在二十世纪初叶，压在中国身上的传统和权威的负担多么沉重。如果没有陈独秀及其朋友们对过去率先发起猛烈的、摧毁性的有效进攻，就简直不可能在后来从传统中大量推陈出新而不再沦为传统的奴隶。

毛泽东的伦理学教员杨昌济，差不多从《新青年》创刊之日起，就是这个刊物热情的读者和坚决的支持者。他还鼓励他的所有学生看《新青年》，正是通过他，毛泽东很快接触到中国知识界的主流。毛泽东还通过上课从杨那里受到融合中西思想为一体的教育，杨对此十分胜任，因他不但对中国古文有坚实的基础，而且曾在日、英、德留学十年。在那里他成了康德和托马斯·格林的信徒（也敬佩塞缪尔·斯迈尔斯），但并不放弃十二世纪著名哲学家朱裹的理学。杨昌济在毛泽东进入他授课的班级以前，在长沙发表了一篇文章，其中有如下一段话，无疑概括了他的教学精神：

夫一国有一国之民族精神，犹一人有一人之个性也。一国之文明，不能全体移植于他国。

杨昌济对毛泽东的影响确实是很深的。毛泽东在1936年谈到杨时，还忘不掉他后来同杨的女儿结了婚。他很爱她，但她后来在1930年被国民党杀害。人们有一切理由相信，毛泽东说杨是“一个道德高尚的人”，“努力鼓励学生立志做有益于社会的正大光明的人”，^[10]这不仅是出于对岳父的爱慕，而且表现出对老师的衷心敬佩。(www.xing528.com)

杨昌济不仅指引毛泽东去接近《新青年》杂志社、主张西方化和反对偶像崇拜的激进派，而且指引他接近另一个团体，其成员从十七世纪初湖南大学者王夫之的著作中寻找鼓舞力量，以求在保持中国固有传统的前提下使国家达到复兴。这个团体就是船山学社，或称工夫之研究学会，^[11]是由长沙一批杰出的文人学士建立的，它几乎和《新青年》同时出现。清统治者征服中国后，有几个很有名的人物拒绝为异族统治者效劳，王夫之是其中最激进的一个。这些人批判朱熹和其他宋明理学家著作中的唯心主义邪说。他们认为，宋明理学家使文人脱离实际，闭门修养，以玄想代替实践，导致民族丧失独立。他们还强调尚武精神，这种主张即使不是同经书直接对立，也是同传统观点格格不入的。船山学社的成员从他们身上找到了当代催人奋进的力量。在杨昌济的推动下，毛泽东曾出席船山学社的会议，接受了他们的观点（袁大胡子在这方面对他也有所鼓励）。^[12]

毛泽东的第一篇论著，是1917年4月发表在《新青年》杂志上的那篇文章，从这篇文章看，毛泽东那时主要是从这些新传统主义者那里而不是从刊载他文章的那种杂志上吸取新的思想。该文题为《体育之研究》，向同胞们推荐了一套毛泽东自己设计的锻炼方法，作为既增强体质又陶冶性情的手段。毛泽东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一个大力提倡体育运动的人，因而此文用这个题目并非毫无意义。但是更为引人注意的是，他认为体魄矫健、意志坚强的重要性乃在于能够使中国人顶得住外国的压力，挽救自己的民族。文章开头的几句极其明确地说明了这个目的：

因力恭弱，武风不振，民族之体质日趋轻细，此甚可忧之现象也。

长是不改，弱且加甚。夫命中致远，外部之事，结果之事也；体力充实，内部之事，原因之事也。体不坚实，则见兵而畏之，何有于命中，何有于致远？^[13]

在论述体育的功效那一段，毛泽东说得很清楚：“夫体育之主旨，武勇也。”^[14]

关心中国之命运，强调勇气、力量和尚武精神是救国之道。相比之下，对于“自觉”（这是1917年毛泽东自己的用语）的认识，则看来仅仅是初步的。毛泽东写道，“非动其主观促其对于体育之自觉不可”。他已经从赞赏十九世纪欧洲自由主义传统的中国人（包括杨昌济）那里知道，促使国家富强的活力蕴藏在每个社会成员身上，只有激励个人的主动性才能迸发出来。但是他尚未得出这样的结论：为了发挥这种力量，必须打破束缚个人自主性的旧的思想和行为模式。相反，他还引用孔夫子《论语》上的话（“君子求己”）来论证自力更生的必要性，并把曾国藩视为性格坚强的楷模。但是，尽管1917年毛泽东在思想上看来仍然是以中学和传统主义为主，但这并不意味着他读了《新青年》并接触到激进的欧化思想后未受影响。就是一个生活在北京或上海，懂得一种或几种西方语言的中国人，要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理解同自己的传统迥异的各种概念也非易事。对于一个不懂外语、从未离开过本省的年轻湖南人来说，就更为困难。虽然如此，毛泽东还是在朝着这个方向前进。

毛泽东趋于采取更加进步的态度，无疑也是受了另一位教员的鼓励，这位教员后来成了他的忠实政治信徒，这就是徐特立。徐是湖南人，农民出身，曾在日本留学，并在那里参加了孙中山的同盟会。徐特立不仅在言论上而且在行动上反对传统观念，他是因步行去学校而引人注意的两位教员中的一个。（其他教员多坐人力车，几个富有的教员，包括杨昌济在内，还坐轿子。）在长沙求学时期，毛泽东个人品格中追求新思想的一面，在他的各种活动中要比在那篇保存下来的文章里体现得更为明显。这是非常自然的，因为成立一个组织，探讨新的思想，要比用一种不为人们所熟悉的文体展开系统而充分的论证要容易一些。早在1915年，毛泽东在师范学校就当选学生会秘书，在这项工作以及其他活动中，毛泽东越来越积极地提倡研究新思想，并反对呆板地遵守校规的旧观念。其最初一个极富有特色的创举，就是建立“学生自治会”，主要是为了组织学生集体抵制学校当局的无理要求。

就是在最初采取这种步骤组织大家抵制陈规陋习时，毛泽东也表现出深受童年时代那种农民生活环境的影响，有一件事可以证明。1917年春，各派军队在湖南发生混战，不断进行抢掠，毛泽东指挥学生保护第一师范学校。他率领学生“志愿军”采取湖南农村中的老办法，将嫩竹削尖插在校园墙头，士兵翻墙就会被刺伤眼睛。（谁也没敢翻墙！）

1917年中秋节，毛泽东又一次而且更为明显地流露出了头脑中的传统观念。一群学生聚集在第一师范后面的山上讨论救国之道，有些人提出进入政界。对此，毛泽东回答说需要有金钱和关系才能当选。又有人提出利用今后当教员的职位来影响后几代——但毛泽东表示反对，说这个办法需时太久。别人要他提出办法，他答道：“学梁山泊好汉。”^[15]

梁山泊是一个山地要塞的名字，毛泽东所爱读的小说《水浒》上的绿林好汉在那里安营扎寨，兴兵起事，除强暴以伸张正义，处乱世而求国泰民安。刚好十年以后，毛泽东上井冈山，开始走上了一条与此并非毫无相似之处的道路。但在此刻，1917年底，他即将采取另一个步骤以吸收西方的新思想。这方面最重要的实际行动是他发起成立新民学会。学会于1917年初开始活动，1918年春正式成立。这是当时中国最激进的学生会社之一，其成员最后都参加了共产党。

这种世界观要比数月前在《新青年》上发表的那篇文章的观点激进得多。这时，他在伦理学教科书上写了以下批语：

吾人应充分发达自己身体及精神之能力……凡有压抑个人、违背个性，罪莫大焉。故吾国之三纲在所必去，而与宗教、资本家、君主国四者，同为天下之恶魔也。^[16]

这段批语不仅提到资本家，而且断然否定“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而这正是儒家伦理道德的核心。但这时表现出来的新的个人品格，同毛泽东作为一个传统主义者时的思想有很大的连续性。对经书的尊崇，让位于进行革命和激进改革的热情，但民族主义和对武德的强调，仍然是毛泽东个人品格中的两个核心特征。

如果说毛泽东在1917—1918年开始形成更新的观点，这无疑主要是由于他在自己的发展历程中达到了相应的阶段。但这也是同五四运动酝酿时期整个中国在社会和思想上的变化急剧加快分不开的。形势的发展决定了毛泽东的归宿。1918年他在第一师范毕业时，尽管有政治觉悟，仍不过是一个来自乡间的学生。1919年夏，他在北京呆了半年后回到湖南，并投身于五四学生示威以后的各种政治活动，这时，他已经走上了一条通向职业革命家生涯的道路。

【注释】

[1]1920年，后任中共总书记的陈独秀写这句谚语并非夸大其词。见陈著《欢迎湖南人的精神》一文摘录，载H·卡里埃·德昂科斯图尔特·施拉姆合著《马克思主义与亚洲（1853-1964）》，巴黎阿芒·科林公司1965年版，第291-292页。此作品的英译本不久将由企鹅出版社出版。

[2]薛君度：《黄兴与中国革命》。（中译本见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6页。——译注）1905年，华兴会同孙中山的兴中会合并建立同盟会。

[3]斯诺，《西行漫记》，第116页。

[4]毛泽东的生平事迹中还有许多情节模糊不清，对于涉及其革命生涯的所有重要论述，我都尽可能作出旁证。所以从第3章起，脚注甚多。为了避免注释过多，第1、3章所述关于毛泽东少年时代中国和湖南的一般情况，都未引证参考材料。关于焦达峰、陈作新和辛亥革命在湖南的发展情况，主要参考《辛亥革命》（《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六），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32-171页；李时岳：《辛亥革命时期两湖地区的革命运动》，三联书店1957年版；同时期发行的《华北先驱报》；薛君度：《黄兴与中国革命》。

[5]斯诺，《西行漫记》，第116页。

[6]斯诺：《西行漫记》，第117页。

[7]斯诺：《西行漫记》，第120页。

[8]斯诺：《西行漫记》，第121页。

[9]引自《青年》杂志第1期社论。此文的摘录见周策纵著《五四运动：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革命》，哈佛大学出版社1960年版，第45-47页。周这本书对五四运动进行了必不可少的基础研究，关于陈独秀的思想，另见本杰明·施瓦茨著《中国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起》，哈佛大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12-27页。因此，他虽然倡导学习西方的各种思想和制度，深入利用西方的科学和技术，但又要求学生不要忘记自己的民族遗产。在他看来，向西方学习的益处，不是以一种新的文化来整个地取代中国的文化，而是借以推动中国文化的恢复活力。

[10]杨昌济：《劝学篇》，载《公言》杂志，1914年10月第1卷第1期。（译文引自《杨昌济文集》，河南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第199页，署名杨怀中。——译注）

[11]斯诺：《西行漫记》，第121-122页。

[12]王夫之，号船山。船山是山名，是他在清政府统治中国后的隐居

[13]施拉姆：《毛泽东的政治思想》，普雷格出版社1969年修订版，第152-153页。全文的译文和对1917年毛泽东的思想更细致的分析，见毛泽东《体育之研究》法译本，巴黎莫顿公司1963年版。（原文见《新青年》，1917年3卷第2期。——编注）

[14]同上，第157页。（原文见《新青年》，1917年第3卷第2期。——编注）

[15]此事及毛泽东早年其他各种事迹，是我访问台北国立政治大学白瑜教授时了解到的。白很友好，允许我在这里引用他的回忆录。白教授原是长沙第一师范的学生，比毛泽东晚两年进校。

[16]施拉姆：《毛泽东的政治思想》，第27页。所谈教科书是二流新康德主义者弗里德里奇·泡尔生著作的中译本。（中译文引自李锐著《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年版，第4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