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少年时代：东方巨人的成长与破迷信

毛泽东站在城内一个高地上，亲眼看到了起义军取得胜利。当他凝视为欢呼“大汉民国”而树起的许多旗子时，怎么也想象不到，三十八年以后，几乎是在同一天，他会站在天安门城楼，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他试图把原来对康有为、梁启超的钦佩同新产生的对孙中山及同盟会的热情结合起来，于是提出建立民国，请孙中山当总统，康有为任总理、梁启超任外交部长。

1893年12月26日，毛泽东诞生在湖南省湘潭县^[1]韶山冲的一个村子里。他父亲原是一个贫农，后来家境好转，生活达到小康水平。1936年毛泽东向埃德加·斯诺叙述自己的生平时说，他十岁时，父亲已经成为中农，并且做些小买卖来增加收入。再往后，据毛泽东说，他父亲成了富农，兼作米商。他在说明这种阶级成分时指出，他家成为中农时，有田地十五亩^[2]，每年可收六十担谷②；成了富农时，有二十二亩地，可收谷八十四担。^[3]

虽然中国农村非常贫穷，一个人生活稍有宽余，即足以定为“中农”甚至富农，但毛泽东也可能稍微夸大了他家的阶级成分。这可能是因为他从前经常同父亲发生激烈冲突而对他不那么孝敬了；也许是他在1936年想借此说服学生中间的许多富农子弟，他们的阶级出身并不一定妨碍他们参加革命活动。无论如何，不管毛泽东的父亲后来拥有多少财产，他出身贫农这一点肯定对其家庭有深刻影响：不讲究体面，不追求生活舒适，也不注重衣着。除纯粹为了实用外，他父亲对学习完全不感兴趣。

毛泽东的父亲上过两年学，认识一些字，足够记账用。他母亲完全不识字^[4]，毛泽东对她怀有深厚的感情。他母亲是个虔诚的佛教徒，毛泽东也信佛，直到青年时代才破除迷信。此事对毛泽东后来的思想发展具有什么意义，还难于作出论断。佛教思想含有辩证法因素，这也许能说明毛泽东何以自学生时代起就往往以对立统一的观点分析问题。但民众信佛是出于虔诚而不是把它作为哲学。毛泽东的母亲一定就是这样。

毛泽东常常同他父亲发生激烈冲突。有时人们从毛泽东同他父母的关系中去寻找他产生革命倾向的线索。（台湾学者通常认为，他对父“不孝”，证明他生性邪恶，注定最后要沦为匪或某种叛逆。）其实，这种冲突是很普通的，尤其是在当时的中国，做父亲的常像毛泽东的父亲那样，以高压手段管教子女。而且，毛泽东对待他父亲的态度并不完全是一味痛恨，从他对斯诺的自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一点，从后来得到的其他材料来看就更加清楚。这并不是说，注意性格结构的观察家不能从我们所知道的毛泽东同他家情况上，毛泽东可能的确体验到，一般说来，长者总是更加尊重敢于反对他的人，但是，从毛泽东同他周围一个更广阔的天地的接触中，可以更好地找到形成其政治品格的关键因素。

从八岁起，毛泽东在旧式小学念书。在这种学校中，学生只背诵儒家经书，不求甚解。毛泽东感到枯燥无味，就像他那一代的其他中国学童一样，又私自读一些几个世纪以前根据口头传说编写的通俗小说，教师走近时就用经书遮着，这些小说对他无疑有深刻的影响，尤其是历史小说《三国演义》和《水浒传》（赛珍珠的译本题名为《人人皆兄弟》）。《水浒传》是描写绿林豪杰造反，反对腐败的朝廷和贪官污吏的故事。尽管毛泽东说他“不喜欢”那些经书，他倒学得很好，他在后来的著作中常常引经据典就足可证明。还应当指出，《三国演义》贯穿着儒家原则，其主题是将刘备和曹操两人作对比，把建立蜀汉的刘备描写成理想的儒家君主，曹操则是一个冷酷无情的现实主义者（实际上没有小说上写的那样坏）。就是《水浒》这部伟大的描写农民造反的古典小说，也只反苛政而并不批判帝制本身。绿林好汉起义的目的是，在发生动乱而皇帝失察的年代，维护真正的儒家之道。因此，这些小说，不管学校的老师认为多么具有颠覆性，充其量也不过促使毛泽东成为一个脱离不了传统轨道的叛逆者。

毛泽东十三岁时，为父亲所迫，不再在韶山小学堂读经，开始整天在地里劳动，并帮助记账（他从六岁起就用部分时间在田里帮助劳动）。他继续不断地看各种书，不仅看他所喜爱的小说，还读《盛世危言》（买办郑观应著）之类的时论著作。《盛世危言》主要呼吁推进技术和经济现代化，实行君主立宪，但也谴责洋人在上海对待华人的态度。据毛泽东说，这本书进一步激起了他想恢复学业的愿望，于是他离开家庭，跑到一个失业的法科学生家里去学习，后来在村中一位老先生那里又读了一些经书。但是，这些零敲碎打的学习，满足不了他的要求，终于在十六岁那一年，他不顾父亲的反对，进了现代高等小学，即东山高等小学堂（设在附近他母亲娘家所在的湘乡县）。

毛泽东进了这个学校后，身临闹市，大开眼界，他在思想上和政治上的发展实际上是这时才开始，但在本村度过其少年时代时已经打下了基础。1904年，黄兴试图刺杀聚集在长沙为慈禧太后祝寿的朝廷官员，事败后逃离长沙。这一英勇行为传到韶山，使毛泽东思绪起伏。湘鄂边界的反清大起义，他在自传中虽未提及，但大概有所风闻。这些起义在1906—1907年冬春之际爆发，由在当地农民中影响很大的秘密会社哥老会领导。三年以后，即1910年春，发生饥荒，民众起来造反，遭到镇压，许多人被处决。毛泽东和同学们就此事议论了许多天。毛泽东说，他觉得造反的人也是像他自己家里人那样的“老百姓”，“对于他们受到冤屈，我深感不平”。不久以后，韶山哥老会的人造反，反抗一个恶霸地主，在山里扎寨据守。毛泽东和同学们也“都同情这次起义”，认为最后被处决的起义首领是一个英雄，^[5]虽然如毛泽东所说，这些事件在他的心灵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但他当时对待社会问题的态度仍然是比较含糊的。1910年发生饥荒，韶山的贫穷村民要求邻近的富户接济，但毛泽东的父亲照样把粮食运到城里去。其中一批被饥民扣留了，他怒不可遏。毛泽东说：“我不同情他，可是我又觉得村民们的方法也不对。”在去湘乡前不久，他读了一本哀叹。

中国丧失朝鲜、中国台湾、印度支那，缅甸以及其他领土和属国的小册子，他认为从此自己有了“一定的政治觉悟”。1936年，他还清楚地记得这本小册子开头的一句：“呜呼，中国其将亡矣！”他告诉我们，读了这个小册子以后，对国家的前途“感到沮丧”，并“开始意识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6]毛泽东对中国同外部世界的关系问题比对国内问题看得清楚，这在当时的中国具有代表性。

中国自1840年鸦片战争起，经过1860年英法远征军火烧圆明园，1895年被日本人（一直被视为一个渺小而不开化的民族）打败，1900年义和团起义被镇压——这里仅列举了几个最重要的事件——一再蒙受巨大屈辱，这使人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必须采取大刀阔斧的措施，以使中国摆脱任人摆布和软弱无能的处境。

最初一个时期，就是最有雄心的朝廷大臣也认为，只需采用夷人的技术，不必触动中国的社会和政治模式，就能做到这一点。到了毛泽东少年时代那个时候，人们日益清楚地认识到，西方国家的实力不仅来自机器，而且来自能够将全国人民的力量动员起来的思想和制度。这就是严复在他的论文和译著序言中鼓吹了十余年的一种见解。^[7]后来人们普遍地认识到这一点，连反动的慈禧太后在死去前两年，也同意采取若干小心翼翼的步骤，实施更大程度的君主立宪，而她在1898年还曾因谭嗣同有维新思想而把他斩首。几年以后，歌颂民主和个人自由的呼声就高涨起来，影响很大。但在这时，在应当向西方学习什么这个问题上，人们还往往把议会、工厂、思想同等看待，认为都仅仅是达到自强救国目的之手段。有几个极端保守分子仍然认为，就是民族的存亡也不如保存中国的“儒家之道”重要，他们认为，只有“儒家之道”才能使生活有意义，能够维持尊严。但是，这种“文化主义”，虽然在几十年前还占支配地位，却很快让位于现代民族主义。现代民族主义以国家的生存为最高目标。^[8]各种不同的治国方略对国家命运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对此意见分歧很大。1898年维新运动的领袖康有为、梁启超是君主立宪派；孙中山和他的合作者汪精卫、胡汉民倡导共和。两个集团都片断地读了一些马克思的著作，并就“社会主义”展开论战。^[9]但在救国这一点上，他们的目标是一致的。

在东山高等小学堂，毛泽东第一次直接接触到这些思潮。他表兄送给他一本梁启超编的《新民丛报》和一本论述1898年维新运动的书。这两本书毛泽东读了又读，他非常钦佩康有为和梁启超。他又学习了一些历史和时事。也就是在那里，在1910年，他才听说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已经死去，实际上他们已死了两年。他还从一位曾在日本留学的教员那里听说了一些日本如何强大以及1905年战胜俄国后如何引以为骄傲的故事。在一部叫做《世界英杰传》的书里，他读到了叶卡德琳娜女皇、彼得大帝、惠灵顿、拿破仑、格莱一个同学说：“华盛顿经八年苦战始获胜利遂建国家。”他的结论是，中国也需要这样伟大的人物，以求富强，避免重蹈安南、朝鲜、印度的覆辙。^[10]在中国古代的统治者中，他特别向往传奇式的帝王尧、舜，向往秦皇、汉武的业绩，读了许多关于他们的书。可见，从日本到美国，从现代的西方到古代的中国，能够激起毛泽东的憧憬和热情的人物，既是勇士，也是开国元勋。（毫无疑问，主要是因为这个缘故，他才钦佩公元前三世纪建立了统一大帝国的秦始皇和在伺匈奴交战中扩大了帝国版图的汉武帝这位“英武之帝”，而不是因为前者焚书，后者实行强迫劳动，尽管近年对焚书一事又产生了若干疑问。）尚武，无疑是毛泽东个人性格中一个根本特征，这个特征我们在毛泽东一生每个转折关头都能看到。但是，还应当指出，中国主要因西方拥有军事优势而遭受屈辱，而日本在亚洲国家中却第一次取得了对欧洲人的胜利，在这种时候，一切有政治觉悟的中国人最关心的始终是军事实力问题。

毛泽东在东山高等小学堂念书的那一年，不仅更广泛地接触到世界上的问题，而且对中国社会上的阶层也有了新的体验。同学中大多是地主子弟，穿着讲究，行动文雅。毛泽东只有一套像样的衣服，通常是身着破旧的短衫和裤子。而且，由于他曾因父亲反对而辍学，是在比较不顺利的条件下念书的，他比别的学生大六岁，个子比大家都高。这个高个子衣着寒酸的“新来的乡巴佬”受到大多数同学的嘲笑和敌视。

就像毛泽东同他父亲的关系那样，他在东山的经历在他心理上所产生的影响，作为他日后思想发展的一个因素，不应当加以夸大，但这一年是不会使他对待地主阶级的态度较以前温和一点的。^[11]

那年冬天，实际上是1911年初，毛泽东“开始向往到长沙去”，他听说那是个“很繁华的地方”，想进那里的一所中学。他经一位高小教员介绍，乘轮船到了省城。他几乎不敢希望“真正能进这所有名的学堂”。实际上他没有遇到什么困难就入学了。他虽然在长沙待的时间很短，但却标志着他在政治上和思想上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在长沙，他第一次看到报纸——孙中山的机关报，得悉湖南同乡黄兴领导攻打广州衙门。黄兴是仅次于孙中山的同盟会主要领导人。这次广州起义，是在孙中山及其同志们的策划下所进行的最后一次不成功的尝试。下一次尝试就将是10月10日在武昌爆发的辛亥革命。在其间相隔的几个月中，长沙同全国一样，政治浪潮不断高涨。毛泽东读了报纸，又见此情景，非常激动，就写了一篇文章贴在学堂的墙上。这是他第一次发表政见，如他后来所承认的，当时思想上还“有些糊涂”。他试图把原来对康有为、梁启超的钦佩同新产生的对孙中山及同盟会革命分子的热情两方面结合起来：于是提出建立民国，请孙中山当总统，康有为任总理，梁启超任外交部长。^[12](www.xing528.com)

毛泽东从发表政论发展到了采取政治行动。像当时中国其他许多青年一行剪去了十几个同学的辫子，因为他们本来答应剪辫子，后来却又食言。武昌起义后不久，一个革命党人来到长沙毛泽东所在的那个学校，作了一次充满爱国热忱的激动人心的演讲。毛泽东深受感动，几天以后决定去武汉参加革命军。但是，他还未作好准备就因长沙也爆发革命而受阻。后来，如前所述，他站在城内一个高地上，亲眼看到了起义军取得胜利。当他凝视为欢呼“大汉民国”而树起的许多旗子时，怎么也想象不到，三十八年以后，几乎是在同一天，他会站在北京天安门城楼，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注释】

[1]县为地域区划，原为帝制明代最低一级行政单位，县以下由乡绅治理。这个词及其所代表的地域单位，在民国和共产党中国继续存在。

[2]亩为传统的中国土地面积单位，约相当于0.15英亩。

[3]斯诺：《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05-106页。尽管在细节上有许多错误，其中一些我将在我这部书中加以指出，但毛泽东本人对斯诺先生的自述，仍然是关于他的身世的唯一最重要的资料。即使不完全准确，但因为它反映了毛泽东本人对自己的过去的看法，所以也是极其令人感兴趣的。为避免不必要的重复注释，此后我只在同别的资料加以比较或引用一段特别长或重要的文字时，才注明这部著作。但应当讲明白，除另有说明者外，凡毛泽东关于自己截至1936年生平的自述，均引自《西行漫记》。（以下凡《西行漫记》中引文出处，均以三联书店1979年的中译本为据，——编注）

[4]斯诺：《西行漫记》，第108页。

[5]斯诺：《西行漫记》，第110—111页。这些事件的发生时间在毛泽东的自传中很含糊。我尽力根据历史背景加以澄清。

[6]斯诺，《西行漫记》，第111-112页。

[7]本杰明·施瓦茨：《探索富强之道：严复与西方》，哈佛大学出版社1964年版。在这部研究严复生涯的光辉著作中，施瓦茨论述了严复如何本着使中国强盛的目的来阐述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家的学说，并从而揭示出十九世纪乌托邦的潜在倾向，尽管他的论述肤浅，歪曲了诸如亚当·斯密、斯宾塞、穆勒等人论自由主义经典著作的原意。关于毛泽东受严复影响的一些分析，见我对施瓦茨这本书的书评，载《法国政治科学评论》，1965年第1期。

[8]约瑟夫·利文森著《儒家的中国及其现代的命运》第1卷（伦敦鲁特利奇与基根·保尔公司1958年版），对这个转变有出色的记述。

[9]见R·斯卡洛皮诺与H·希夫林著《中国革命运动中的早期社会主义思潮》，载《亚洲研究杂志》，1959年5月第18卷第3期，第321-342页。

[10]斯诺：《西行漫记》，第114页；萧三：《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人民出版社1951年版，第28页。至今毛泽东还崇拜拿破仑。1964年，毛泽东对法国议会代表团说，虽然罗伯斯比尔是个伟大的革命家，但拿破仑给他的印象更深。

[11]毛泽东此时和后来在长沙师范学校的同学和朋友萧旭东（萧瑜），对毛在东山高等小学堂的困难处境作过一次大事渲染的描述。他在回忆录中，竭力把毛泽东的性格说成是融高傲、残忍、顽强于一体，这肯定是漫画式的描写，虽然其中不无真实之处。关于毛泽东同其他同学的关系以及他这时的思想状况，萧则提供了有用的材料，对毛的自述是一个补充。见《毛泽东和我曾是乞丐》，锡拉丘兹大学出版社1959年版。

[12]斯诺：《西行漫记》，第1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