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种电影流派的诞生都是整体社会心理和文化氛围孕育的结果,爱森斯坦的电影思想或许可以从两个方面找到其构成的动因:一是1917年弥漫于整个俄国的革命意识,二是20世纪初滥觞于欧洲大陆的现代主义艺术思潮。
了解俄罗斯历史演变过程的人大都知道,在十月革命爆发的日子里,许多左翼知识分子对布尔什维克的行动做出了积极回应。文学中的象征派、阿克梅派曾狂热地歌颂革命,认为莫斯科点燃的火焰将烧遍整个世界。激进的艺术家们以胜利者的骄纵宣扬新纪元的到来,马雅可夫斯基等未来派诗人公然号召艺术伙伴“越过心灵的障碍”,把街道作为画笔,让广场成为调色板,以革命为己责,用对国家的贡献来衡量诗歌的价值。在自上而下的革命话语之中,新型苏联艺术家们试图进行一场观念变革,推翻旧的再现艺术,创立全新的表现规范。
在这种历史关头投身电影的爱森斯坦显然深受影响,他自诩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宣传家,认为电影是意识形态的实用工具。他追求艺术和功利的双重价值,把启迪观众视为最重要的创作诉求。他的每一部影片都以宏阔的史诗风格表现重大历史事件,贯穿英雄主义,充满煽动气息,点燃情绪,激发观众。可以说,对革命现实的深切认同是爱森斯坦的创作基点。(www.xing528.com)
爱森斯坦时代的另一个文化特征是现代主义的兴起。现代主义是一种艺术风格,也是一套特定的文化逻辑。它激烈反抗资产阶级秩序,充满乌托邦式的幻想,追求个人天才式的创造,有人说现代主义艺术家想要创造的是涵盖一切的宇宙之书,想阐释的是绝对的终极真理。现代主义注重个人体验,善于编织寓言,主张消除审美距离,追求冲撞效果、同步感和煽动性。譬如文学引入“意识流”,美术抹杀画布上的“距离”,音乐破坏旋律与和弦,诗歌中废除韵脚……各个领域都摒弃了模仿原则,所有的艺术都呈现出激动人心的开放格局。而当时在苏联占主导地位的构成派与未来派与现代主义一脉相承,也反对制造现实幻象,拒绝古典美学原则。
爱森斯坦秉承现代主义精神,试图把蒙太奇改造为传达理念的手段,他按照新奇、轰动,同步、冲击的法则组织镜头,实验“纯粹的理性电影”。他梦寐以求的是要把《资本论》拍成电影,并幻想这部新片“不受传统的限制,把观念、体系和概念直接表现出来,而不要任何转折和释文”。他声称对“电影眼睛”不感兴趣,而追求“电影拳头”的效果。他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电影的任务是让观众‘吃便饭’,而不是‘招待’他们。是要抓住观众,而不是让他们消遣。是要使观众得到武装,而不是消耗他们带到影院来的力量。”为了达到这种带有强制性的效果,他甚至希望发明一种确实可靠的刺激系统,使观众在观影时能够“分泌唾液”。爱森斯坦这种强调即刻反应、情感力度、把观众拉入的创作企图体现了强烈的现代主义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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