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导演来中国拍片
1949年9月，当时苏联的重要电影导演格拉西莫夫（莫斯科国立电影学院以他命名，代表作有《青年近卫军》《静静的顿河》）和瓦尔拉莫夫等25位苏联电影工作者来到北京，执导斯大林建议拍摄的反映中国人民夺取胜利的影片。最终，格拉西莫夫创作了影片《解放了的中国》，记录1949年10月1日的开国大典；瓦尔拉莫夫创作了影片《中国人民的胜利》，表现解放军与国民党军的最后决战。
这两部影片在当时备受重视，几乎调动了所有的文艺骨干给予全力配合。1950年7月，《中国人民的胜利》与《解放了的中国》相继完成，成为当时最耀眼的电影，被称为“大型彩色纪录片”。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于1951年9月19日在北京大华电影院庆祝《解放了的中国》摄制完成，军事委员会参谋长聂荣臻致辞赞扬影片的成功，总司令朱德授予创作者荣誉奖状。文化部于9月20日在北京首都电影院庆祝《中国人民的胜利》摄制完成，文化部部长沈雁冰高度评价影片是中国电影史上第一部具有伟大政治教育意义和高度艺术水准的纪录片，并号召中国电影工作者向苏联同志学习。电影局局长袁牧之发表感言，说他在与苏联电影工作者合作的过程中体会到必须向苏联同志学习马列主义修养和艺术服从政治的任务观。
苏联导演的影片从1950年10月1日起在全国15个大城市同时上映，并共同荣获了斯大林文学一等奖。
2.集中放映苏联电影
1949年前，中国影院放映的外国电影主要是美国和英国的影片。1950年7月，当时的政务院颁布了《电影旧片清理暂行办法》和《国外影片输入暂行办法》，责令“电影指导委员会”恢复电影检查制度。随着抗美援朝的开始和控诉资本主义毒害的强化，影院不再放映美国影片。
与之相对应，各类报刊媒体宣传苏联电影的教育意义：首先是教育了观众……使他们有可能在帝国主义的文化影响下，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文化影响下解放出来……其次是教育了已经参加和准备参加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知识分子，激发并加强了他们为人民服务的决心……最后是教育了进步的电影、戏剧、艺术工作者，以具体的例证解释了革命艺术。[5]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呼吁“多多生产用华语配音的苏联影片，并把这个任务作为我国电影制片事业的最重要的任务之一……让我们伸开双臂欢迎苏联进步电影的大量到来”[6]。著名导演蔡楚生也激情撰文《向十月革命欢呼！向苏联电影学习！》。[7]
在这样热烈的背景之下，苏联电影成为中国观众唯一的观赏对象。1952年举办“中苏友好月”，60个城市同时放映苏联电影，观众高达一亿。截至1957年，全国共发行放映苏联剧情片206部、纪录片59部、短片203部。
3.全面拷贝苏联艺术教育体系
50年代的中国在文化艺术上拷贝苏联方法，可以说是跟在苏联的后面亦步亦趋。作为教育的使者，苏联专家频繁地来到北京，开班讲授不同学科的苏式理念，诸多新老艺人会聚首都，接受社会主义文艺的精神洗礼。
1953年11月，格拉西莫夫在电影局艺术委员会导演业务学习班上讲授“电影导演业务”课程。
1955年11月，由B.伊万诺夫、B.卡赞斯基、A.西蒙诺夫、B.安东年柯主持授课，北京电影学院举办导演、演员、摄影、制片专修班，学制两年，培训来自全国电影制片厂的创作人员。(www.xing528.com)
1954年1月，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涅米洛维奇·丹钦柯的学生普·乌·列斯里应邀到中央戏剧学院讲学，为各地院团培训导演人才，在两年内完成了莫斯科戏剧学院导演系五年的本科教学计划。
借助这些讲学，北京成为艺术培训的中心。北京电影学院、中央戏剧学院等艺术院校相继开启了系统的专业教育，其教学体制、科系设置、课程内容全面照搬了苏联模式。
4.批量翻译苏联电影理论
如果说1949年前苏联电影理论在中国是外国理论之一，那么1949年后它已成为电影理论之唯一。
作为当时唯一译介各国电影文化理论、实践经验、电影剧本和影视信息的学术性杂志《电影艺术译丛》在50年代主要以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为研究对象，集中介绍有关编剧、导演、表演的艺术理论和创作技巧。[8]从1952年到1956年，这个刊物先后译介了50余种苏联电影文学剧本、50余种苏联电影理论著作，以及达600万字的苏联电影评论文章，其中包括苏联共产党关于电影问题的主要决议和指示，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表演体系，爱森斯坦、普多夫金等人的著作，以及苏联著名电影导演的评介。
50年代的电影与艺术出版社也大力推荐苏联专著，相继出版了普多夫金的《论电影的编剧、导演和演员》（1957）、《普多夫金论文选集》（1962），库里肖夫的《电影导演基础》（1961），尤特凯维奇的《论导演》（1958）、《银幕上的人》（1963），罗姆的《文学与电影》（1956），尤列涅夫主编的《爱森斯坦论文选集》（1962）。
从这个书单可以看出，具有实践指导价值的创作理论被优先推崇。
5.照搬苏式电影片场
1949年后，我国着力再造的电影片场也得到苏联专家的具体指导。
1953年1月，文化部邀请技术工程、发行放映方面的5位苏联专家（戈尼沙列特斯基等）到京，协助制订新中国电影事业的第一个五年计划。
1956年1月，建筑师库德里舍夫等4人来到北京，协助北京电影厂规划新厂建设。1957年底，在苏联专家的建议下“北影”选定北京北郊小关，厂房规模完全按照莫斯科电影制片厂设计，前面是制作区，后面是外景地。[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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