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前的中国左翼知识分子对苏联电影的积极开放态度

20世纪30年代抗战时期，因为同在反法西斯联盟，苏联电影在中国一度是个话题。一些研究者探讨苏维埃电影的国家模式，推崇列宁和斯大林的电影工具论，建言政府把民营电影变为国营体制。比如一位名为王平陵的作者阐释说：“苏联的电影事业，跟着政治的、社会的革命浪潮，由私人的经营，变成国营事业的一种……这以后，电影便随着苏联国策的推进，基于新的现实，和美国式的电影艺术大异其趣，在技术和意识上尽量展开独特的作风。”他的进一步建议是“我们要发挥战时电影对于抗战建国尽其最大的贡献，唯有首先把内部组织机构完密起来，才能积极地展开工作，苏联电影发展的路程，是深足供我们借鉴的”^[2]。

社会理想阶级观念与之相近的中国左翼知识分子，对苏维埃电影始终秉持积极开放态度，特别是1930年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成立，更对苏联文艺在中国的传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他们出版了“苏联电影专辑”，放映《生路》《金山》《夏伯阳》《母亲》《我们来自克隆斯达得》等影片，从不同的层面介绍十月革命前后俄国社会的冲突，艺术家在电影领域的探索。这些影片内容独特，镜头感新鲜，给当时的中国带来了革命性的启示。年轻的夏衍还和郑伯奇联合翻译了普多夫金的《电影导演论》《电影脚本论》，在中国电影史上第一次系统介绍了苏联电影编导理论。

苏联蒙太奇学派营造隐喻意义的镜头手段也启发了中国创作者的灵感，被左翼导演用来表现阶级对立和社会苦难。如《女性的呐喊》在工人抢饭吃的场面后插入一群小鸡啄米的镜头，比喻女工们的非人生活。《桃李劫》里的男主人公看到报纸上有一则广告，上面写着“本行拟聘请熟悉进口运输事务兼有工艺知识之职员一人……”，镜头朝“一人”两字徐徐推近，接着从两字间跳出，转切到应聘现场，只见无数个应征者万头攒动，如鲫鱼过江。通过“一人”和“无数人”的并列，呈示失业者众多的严酷现实。之后的《一江春水向东流》《乌鸦与麻雀》等影片更是大量使用隐喻象征，制造揭露鞭挞效应。(www.xing528.com)

同时受到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和共产国际组织影响的中国共产党积极接纳了列宁的工具论思想，其文艺纲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两次提到列宁的《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毛泽东还把列宁对新闻出版业的论断推广到整个文学艺术范畴，强调：“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是无产阶级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如同列宁所说，是整个革命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3]

中国共产党的倾情认同和左翼文艺工作者的创作实践，为50年代学习苏联的历史性高潮埋下了伏笔，奠定了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