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风吹拂：杨远婴自选集》- 北影四大创作集体及其艺术标杆

北影厂长汪洋率团赴苏学习的时候，在莫斯科电影制片厂见识了由导演、剧作家及其他主创人员凭兴趣自愿结合，自行选择拍摄题材样式的所谓创作集体形式。蔡楚生、司徒慧敏等人出访欧洲各国时在东欧也注意到了类似的摄制组织，回国后曾向电影主管领导介绍推荐。^[18]1956年“双百”方针提出后，电影领导和自由创作的关系曾是各个电影制片厂讨论的重点话题。在“大鸣大放”中，电影工作者的意见主要集中于要求领导放手创作，让艺术家发挥自己的能动性和独创性。雄心万丈的汪洋还乘机提出了“自由创作、自愿结合、自负盈亏，以导演为中心”的口号^[19]，这个所谓的“三自一中心”的内涵就是导演中心制的创作集体。

其实，历史积淀更厚的上影和长影比之北影早就拥有切磋技艺的创作团体。可恰恰因为这种无根基的滞后，北影躲过了反右风暴，而上影和长影遭受了重创。安然度过反右运动的北影保存了实力，为自己的辉煌埋下了伏笔。

北影创作集体的成立拖到了1959年。1958年底中央要求各制片厂为国庆十周年拍献礼片。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宣传部（简称“中宣部”）部长周扬对献礼片提出“三好”要求：内容好（宣扬共产主义思想）、风格好（民族形式）、声光好（技术水平高）。电影界据此延伸为“四好”：好故事、好演员、好镜头、好音乐。为了在短时间内制作达标的献礼影片，北影领导几经讨论，决定下放职权，采取分组包干的办法完成任务：把导演、编剧、摄影、录音、美术、化妆、剪辑等创作人员重新排列组合，照顾创作兴趣，强调工种搭配，以四个创作集体的独立操作达到高效拍摄。这样的组合虽然顾及了创作人员的兴趣和特点，但依旧要体现党的领导，每个集体都有一定数量的党员，制片主任通常兼任该集体的党支部书记，大事仍由厂领导敲定，剧本也要通过审查。

这四个创作集体是以“四大帅”（水华、崔嵬、凌子风、成荫）、四大制片（胡其明、杜子、史平、何云）、四大摄影（朱今明、高洪涛、钱江、聂晶）、四大录音（陈燕嬉、吕宪昌、蔡军、傅英杰）、四大美工（秦威、池宁、俞翼如、张先得）为核心的创作群落。

第一创作集体由水华任艺术指导，史平、李秉忠任制片主任，导演有谢添、史大千、欧阳红樱等，摄影师有朱今明、陈国梁等，编剧和编辑有颜一烟、岳野、林兰、宋日勋等，美工有池宁，录音有蔡军，化妆有张竞，制片有曹增银等。第一创作集体以名著改编见长，《林家铺子》《革命家庭》《烈火中永生》是其主要的代表作品。

第二创作集体由崔嵬任艺术指导，胡其明任制片主任，导演有陈怀皑、许珂等，摄影师有聂晶、吴生汉等，编剧和编辑有葛琴、曹顾龙等，美工有秦威，录音有陈燕嬉，化妆有孙鸿魁，制片有张起等。第二创作集体在戏曲片创作上独树一帜，《群英会》《杨门女将》《野猪林》是其主要的代表作品。(www.xing528.com)

第三创作集体由凌子风任艺术指导，何云任制片主任，导演有李恩杰、马尔路、伊明等，摄影有钱江、张庆华，编辑有施文心，美工有俞翼如，录音有付英杰，化妆有孙月梅，制片有黄兆义等。第三创作集体的代表作是《红旗谱》。

第四创作集体由成荫任艺术指导，杜子任制片主任，导演有谢铁骊、魏荣等，摄影有高洪涛、李文化，编辑有杨金铭，美工有张先得，录音有吕宪昌，化妆有王希钟等。第四创作集体的代表作是《停战以后》。^[20]

四大创作集体基本上是导演中心制，在电影史中耳熟能详的“四大帅”在四大创作集体中起领导作用。尽管都是来自延安，“四大帅”的创作诉求各有不同。成荫着眼于革命历史，代表作为《南征北战》（1952）、《停战以后》（1962）、《西安事变》（1981）。水华刻意于语言风格，创作了经典《白毛女》（1950）、《林家铺子》（1959）、《革命家庭》（1961）、《烈火中永生》（1965）、《伤逝》（1981）。崔嵬的《青春之歌》（1959）和《小兵张嘎》（1963）在“十七年电影”中独领风骚。凌子风的成功影片是《红旗谱》（1960）、《骆驼祥子》（1982）、《边城》（1984）。置身在1949年后中国的政治中心北京和电影腹地北影，“四大帅”作品中的革命主题和阶级叙事往往是当时政府权威话语的直接投射。“四大帅”由此成为北影乃至整个电影界的政治标杆和艺术标杆，四大创作集体在“四大帅”的统领下也形成了各自的风格特色。

四大创作集体之间有着良性的竞争风气，厂长汪洋根据各集体的特点分派剧本，四大创作集体也比较注意年龄梯队的合理结构，有计划地通过“以老带新”培养青年力量，维系了“北影”在相当一段时间内的持续发展。因为各种不同原因，长影、上影、八一厂的创作集体都未能成形，于是有着四大创作集体的北影就成了无可争议的“老大”，成为当时许多电影人向往的地方。据于蓝回忆，筹拍《烈火中永生》的时候，水华让她写信给赵丹，告诉他许云峰不是绝对的主角，但赵丹丝毫不以为然，热切地回答道：“我多么向往水华同志和你们一起合作的集体呀！我来，我一定来！”^[21]由此可见，四大创作集体在60年代已经建立了品牌效应，在电影界具有足够的号召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