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影另一个成就卓著的类型应该是戏曲片，因为拍摄数量大，且独有风范，被誉为“北影模式”。
在20世纪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戏剧是中国最主流的文艺形式，剧院是老百姓最钟爱的娱乐场所，中国共产党所倡导的新文艺也是从戏剧革命开始的。1951年5月，政务院发布关于戏曲改革工作的指示，明确提出毛泽东主席的“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文艺方针。1951年至1952年间，《人民日报》接连发表《重视戏曲改革的工作》《正确地对待祖国的戏曲遗产》等系列文章，《文艺报》也先后发表周扬的《改革和发展民族戏曲艺术——十一月十四日在北京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闭幕会上的总结报告》、光未然的《戏曲遗产中的现实主义》、张庚的《正确地理解传统戏曲剧目的思想意义——在文化部第一次全国戏曲剧目会议上的专题报告》，这些文章在谈论戏曲改革的同时都提出了重视戏曲艺术传统的重要性。1952年，文化部举行了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来自全国23个剧种的37个剧团、1600多名演员参与演出，上演了82个剧目，包括传统戏63个，新编历史剧11个，现代戏8个，为随后戏曲片的拍摄提供了资源。北影在文化部的直接安排下开始了戏曲片的创作。
在从纪录片创作向故事片创作过渡的建厂初期，戏曲片是北影的主攻片种。1955年至1957年间，北影一共创作了9部影片，其中8部为戏曲片，且全部采用当时最先进的彩色片拍摄技术。北影的戏曲片创作一直延续到60年代初期，《梅兰芳的舞台艺术》（上下集）、《荒山泪》、《游园惊梦》、《杨门女将》、《野猪林》是标志性代表作品。厂长汪洋说：“这些影片不仅记录了梅兰芳、俞振飞、程砚秋、谭富英、马连良、叶盛兰、袁世海等一大批戏曲艺术家的精湛表演，而且对运用电影媒介表现戏曲艺术独特的审美特征和艺术美进行了可贵的尝试，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既为戏曲艺术留下了宝贵的艺术数据，也为戏曲艺术与电影艺术之间的完美结合进行了有益的探索。”[13]确实，戏曲片的拍摄有意无意地承担了民族文化传承的使命。
在当时的戏曲片拍摄中，以《杨门女将》《野猪林》等为代表的北影作品和以《红楼梦》《女驸马》等为代表的上影作品在创作理念和拍摄方式上各有不同，分别被称作“北派”与“南派”。
越剧、黄梅戏等南方戏曲历史较短，剧目接近世俗，表演较为生活化，所以“南派”戏曲电影无须因循演员的舞台表演，可以对剧情表现进行更加电影化的改造，突出镜头画面的渲染魅力。
京剧作为一个古老剧种在唱腔、念白、动作诸方面都更加程式化，舞台方式也更有规范，因此影片拍摄需顾及这些特点，对表演方式不宜做过大改动，否则会减损戏曲本身的魅力。以北影为标志的“北派”戏曲电影一般以舞台表演为主，尊重演员唱念做打的功夫表现。
“北派”风格由吴祖光、岑范、崔嵬等人层层递进，不断探研，精心打造，形成所谓的“北影模式”。“北影模式”最终在崔嵬手中完成，一是因为他的戏曲片拍摄数量大，二是因为他有明确的创作理念。崔嵬认为，电影要服从戏曲，不能离开戏曲的基础。利用电影艺术的表现手段，要更加发挥戏曲艺术的特点，力求做到虚实结合、情景交融、优美动人。[14]在崔嵬的带领下，第二创作集体在拍摄中强调以戏曲艺术为主，通过电影手段保持并强化戏曲的特点和感觉，在具体画面和细节上发挥电影镜头运动灵活、场景时空切换自由的优长，使观众在欣赏戏曲时感到“既是戏曲，又是电影”[15]。
戏曲片的摄制过程不同于故事片，崔嵬领导第二创作集体经过不断实践和摸索，到《杨门女将》拍摄时已形成了一整套规范化的拍摄程序。剪辑师傅正义将北影的戏曲片摄制概括为以下几个步骤：
第一步，影片开拍之前，摄制组全体成员到剧场观看剧团演出，对全剧建立整体印象。
第二步，摄制组主创人员与剧团的主要演职人员商谈如何压缩改编戏曲演出剧本。(www.xing528.com)
第三步，根据商谈结果整理出“删改本”，剧团按照删改本演出，摄制组全体人员再次观看，确认对原舞台演出的取舍之处，若演出时间仍然超过两小时，再予以压缩。
第四步，进摄影棚，演员一面表演，导演一面分镜头（摄影师、录音师、美工和剪辑、场记同时也在场参与），有时“拿掉”一段过场戏，有时删去一段唱腔伴奏，有时将“场景搬家”，有时增添一段“锣鼓经”转场过渡，边演边改边分镜头。
第五步，根据分镜头剧本，在棚内再演出一遍，各方面都认为适合并大致确定下来，便开始录音。
第六步，导演与剪辑一道在声带上分镜头，明确拍摄场次内容，美术师根据已经变动了的舞台演出场面画出布景草图，一边搭景，一边录音，一边排演。
经过这六个步骤，最后依照以声带所录的戏曲音乐为基础的分镜头剧本，影片正式开拍。剪辑师从头至尾参加筹备和摄制过程，熟悉京剧程序、了解导演意图、完成剪辑。[16]
北影这种“先期录音”的拍摄方法在当时独树一帜，与上影《梁山伯与祝英台》《红楼梦》《天仙配》《碧玉簪》《追渔》等片的创作相比别有洞天。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从《荒山泪》《群英会》《借东风》到《杨门女将》《野猪林》，北影戏曲片的拍摄大都是在夏衍、陈荒煤等上级领导的直接建议下进行的，这些戏曲的银幕化不仅仅是某种艺术行为，同时也与当时的政治理念有着内在的隐喻关系。
进入60年代以后，现代戏问题在日益喧嚣的阶级斗争语境中凸显出来。1964年6月5日，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在北京举行，中国京剧院的《红灯记》《红色娘子军》，北京京剧团的《芦荡火种》《杜鹃山》，上海京剧院的《智取威虎山》，北京实验京剧团的《箭杆河边》等几十出现代戏接踵亮相首都舞台，骤然形成一股摄人心魄的新气势。几乎就在同时，彭真指示北影将曲剧《箭杆河边》搬上银幕，讲述的是60年代发生在北京郊区佟各庄的“四清”运动[17]。《箭杆河边》的拍摄拉开了将现代戏搬上银幕的序幕，为革命样板戏的电影化做了预演。后来的发展也确乎如此，“文化大革命”中成为全国文艺典范的八大样板戏主要是在北影拍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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