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影出品：文学名著改编的优秀影片

苏联电影和文学有着特殊的亲缘性，优秀的文学作品一直是其电影创作的源泉。苏联电影的这个特点也影响了1949年后北京电影的类型选择，北影出品的剧情片主要根据文学作品改编。建厂伊始，北影以《吕梁英雄》《新儿女英雄传》开启了革命叙事；苏联实习归来，以《祝福》创出优质电影品牌；20世纪60年代前后，更凭借《林家铺子》《青春之歌》《红旗谱》《暴风骤雨》《早春二月》《烈火中永生》成为新中国电影生产的中心。厂长汪洋这样归纳：“由于这一时期北影拍摄的优秀影片不少都是由小说和话剧改编，因而得到了‘文学名著改编厂’的美称，北影领导和职工都为此感到自豪。”^[12]

1949年至1966年间北影的文学名著改编可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1949年前的解放区文学。这些作品出自被中国共产党所高度认同的作者之手，思想过硬，为改编提供了意识形态保证，如赵树理在1943年发表的《小二黑结婚》是解放区脍炙人口的乡土文学；周立波在1948年完成的长篇小说《暴风骤雨》获得过1951年的“斯大林文学奖金”，《吕梁英雄》《新儿女英雄传》也是翻身解放的典范之作。这类小说的改编大都顺利通畅，一经面世便成为当时舆论倡导的艺术摹本。

第二类是1949年后创作的革命历史小说，如《青春之歌》《红旗谱》《烈火中永生》《小兵张嘎》等。这些原著都是当年具有轰动效应的文学作品，主流认同度高，读者群大，有未映先热的社会效果。如梁斌于1957年完成的长篇小说《红旗谱》作为中国农民的史诗，风靡一时；杨沫于1958年面世的长篇小说《青春之歌》在《北京日报》天天连载，读者口口相传；1960年出版的长篇小说《红岩》（罗广斌、杨益言合著）是一部具有共产主义精神和革命气节的教科书，全国上下咏颂。北影在第一时间就抓到这些热点作品，动用各种力量大干快上，抢先出品，制造了当时电影观摩的高票房。(www.xing528.com)

第三类是五四运动以来的文学名著。新文化运动造就了数量可观的优秀作品，为电影改编提供了丰富的文化资源。但“十七年”间被搬上银幕的只有《腐蚀》《我这一辈子》《早春二月》《祝福》《家》《林家铺子》六部，其中北影以《祝福》《林家铺子》《早春二月》三部占据半壁江山。这几部幸运的作品都在讲述旧中国黑暗压抑的故事，所描写的人物无一不饱受折磨：祥林嫂是封建礼教的牺牲品，小商人林老板被权势挤压吞噬，乡镇教师萧涧秋苦闷而彷徨。按照当时的阶级观念，他们分别表征了小知识分子、城市平民以及农民的生存困境，他们的不幸烘托了革命的必要性。而这几部影片的银幕改编也主要在于增加反抗斗争的情节，强调革命力量的普遍生长。如《林家铺子》增添了学生抗日游行，《早春二月》让萧涧秋走出小镇奔向远方，就是最愚昧的祥林嫂也被镜头大肆渲染了砍门槛的激愤。这几部电影也比原著更强调阶级对立和阶级迫害，《林家铺子》中增加了卜局长觊觎林老板女儿、索婚不成羁押林老板的情节；《祝福》将贺老六和阿毛的死亡归咎于王师爷的逼债。这些旨在告知观众旧社会暗无天日，新中国才是康庄大道。于此，历史被重塑，思想被强化，意识形态宣传效果得以达成。

北影在这些名著改编作品创作中所获得的人力支持和财力供给，彰显出作为国家制片厂的优越与能量。《青春之歌》面向全国海选女主角林道静的饰演者，拍摄班底是当时的豪华阵容（导演崔嵬和陈怀皑，摄影聂晶，美术秦威，演员于洋、康泰、秦怡、赵联、赵子岳、秦文等）；《林家铺子》（导演水华，摄影钱江，美工池宁，演员谢添、于蓝、赵子岳）；《红旗谱》（导演凌子风，摄影吴印咸，演员崔嵬、赵联、鲁非、葛存壮等）的拍摄也无不在社会上下的瞩目和期待中完成。

这些改编影片的成功也在于各级领导的切实帮助，身为电影负责人的夏衍亲手操刀，参与了《祝福》《林家铺子》《早春二月》《烈火中永生》四部影片的剧本改编。而且，一旦和兄弟制片厂题材“撞车”，那他们必定拱手让北影先行。譬如，《祝福》和《青春之歌》两部小说都是上海电影制片厂改编在先，但最终却由北影拍摄出品。北影得天独厚的头牌优势由此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