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3月5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提出：党的工作重心必须从乡村转移到城市。接着，毛泽东明确指示新中国将定都北平。在这个大变动的背景之下，中国的电影版图也开始了新的绘制。
早在1948年，身为中共电影主将的袁牧之两次以书面形式向中宣部进言，为下一步发展献计献策：“北平解放后，当奉示即于中宣部领导下，建立电影事业的统一领导机关，成为日后国营电影企业的中心……在中心领导下，应有一直属厂，使中心不脱离生产太远，并随时总结全国各厂经验交付该厂实践，当为重点来培养该厂为第一种国营厂中之典型，以便再推广到全国各厂，故北平厂之前途应是这样的重点……”[1]
根据袁牧之的报告，《中共中央对电影工作的指示》于1948年12月发出，其中第四条指出：“平津攻下后，电影事业的领导机关应该设在北平。”[2]这些战略性决策预示着北京电影将纳入规模化的有计划发展。
在中共中央的统领下，各路人马陆续会聚北平，北京电影制片厂于1949年开始了筹备和组建工作。
北影的前身是国民党的“中电三厂”，当时参与老厂接收的有汪洋带队的晋察冀军区政治部电影队，有以田方为首的东北电影制片厂人员，还有陈怀皑等华北大学文工团成员。汪洋这样描述当时的情况：大量从业人员，有创作的、技术的和管理的，来自五湖四海，对电影专业还很不熟，甚至是完全陌生，又不可能全部接受应有的专业训练；技术设施也十分落后……总之，整个队伍和事业都处于草创时期。[3]所谓的北影只是一个制片厂的雏形。
对于新中国电影的未来发展，1950年已任电影局局长的袁牧之曾提出过一个宏伟的“电影村”构想：在北京西郊从青龙桥到黑山扈8000亩土地上建设“电影村”，村内建筑按性质分为14块，第一块是故事片厂；第二块是洗印厂、配音间、特技摄影棚及剪接间；第三块是木偶片和动画片厂；第四块是文献片厂；第五块是教育片厂；第六块是电影大学；第七块至第十三块分别是电影剧本创作所、电影工程研究所、行政管理、膳食中心供应站、总车库、暖气供应中心、运动场等；第十四块是住宅区。[4]
袁牧之的构想呈报中央后，周恩来总理认为，电影事业要充分利用现有设备，发挥潜在力量，而不是在北京另谋发展……如果电影制作全部调集北京就会脱离全中国广大的实际。[5]“电影村”计划就此搁浅，苏联电影模式再度成为参照。
1953年1月，文化部邀请戈尼沙列特斯基等5位技术工程、发行放映方面的苏联专家到京，协助制订新中国电影事业的第一个五年计划。
1954年6月，电影局代局长王阑西率团访问苏联，用3个月的时间“对苏联电影事业作了全面的访问，与苏联电影领导者、领导部门作了多次亲切的谈话，参观了各种影片的主要制片厂、学校、研究院、演员剧院、工业厂，了解了电影放映网的情况，并和许多电影艺术大师进行了多次会谈。”[6]这次参观访问进一步明确了中国电影走苏联之路的方向。
同年，文化部开始从各个电影部门调集创作人员和技术人员，组建了由电影局技术研究室主任汪洋，电影局艺委会秘书长成荫，东北电影制片厂何文今、吕宪昌、张尔瓒、朱革，北京电影制片厂王希钟、刘鸿文，上海电影制片厂朱今明、钱江、朱德熊、池宁、王雄，北京电影洗印厂周从初和夏惜芝，专业翻译郑国恩、关胜多、王兆麟、白燕茹、李甸秀组成的赴苏实习团。这个实习团由汪洋任团长、成荫任副团长，出国前在中央电影局接受集训，为苏联进修强化政治和俄文。
中央电影局给实习团提出的学习任务是：(www.xing528.com)
（1）在技术上学会苏联的特技、活动马斯克布景设计、置景的工艺过程、录音、宽银幕、立体声、彩色印染拷贝等技术；掌握彩色影片的全部摄制过程，回国后能独立拍摄和洗印彩色影片。
（2）行政方面要学习苏联制片厂的管理、创作、生产技术、行政领导方式，了解各种生产、行政、人事制度的执行情况。在生产领导方面学得越具体越好，要具体了解如何进行剧本的审查，如何召开艺委会，文学编辑部如何工作，生产计划如何制订，怎样领导生产，如何建立摄制组，如何计算摄制周期，如何确定影片成本，如何领导摄制组，摄制组如何运转。同时还要了解各种奖金制度和分配制度，摸清技术管理的方法和新技术发展动向。要积极参加生产会议、调度会、创作讨论、审查样片等活动，熟悉制片厂的整体运作流程。
（3）在艺术上要学习苏联的创作经验，了解苏联电影发展的历史过程，分析和研究苏联影片的特点。要到摄制组学习苏联导演的工作方法，了解有关影片摄制的所有步骤。多看在苏联放映的外国影片，了解其他国家电影的新动向。[7]
电影局根据实习团成员的个人专业特点，为他们分配了学习任务：汪洋学习制片厂管理；成荫学习彩色电影故事片创作程序，包括导演、剧本创作、分镜头剧本以及组建摄制组的方式；何文今学习制片及财务管理；朱今明、钱江学习摄影；刘鸿文学习布景制作、布景搭建及道具制作；张尔瓒学习特技摄影，包括红外线特技摄影；朱德熊、池宁学习美工；朱革学习特技美工；吕宪昌学习录音；王希钟学习化妆造型设计及塑形化装；夏惜芝学习洗印、查验，包括化学分析、感光测定；周从初、王雄学习洗印工艺。翻译人员也进行了具体分工：白燕茹跟管理和制片；李甸秀跟导演和特技；郑国恩跟摄影；王兆麟跟录音、化妆和美工；关胜多跟洗印。前期准备工作全部完成后，赴苏联实习团于1954年9月底启程前往莫斯科。
赴苏学习是电影界的一个大动作，目标是以苏联电影为范本打造全新的社会主义制片厂。实习团经过在苏联考察学习，初步掌握了规范管理的制片理念和系统的电影技术知识。团长汪洋回国后立即向上级要求把实习团成员全部留下来充实北影，他的建议得到夏衍、陈荒煤的赞同，陈荒煤说：“这个主意很好，北京是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如果没有一个像样的故事片厂，是和我们的首都不相适应的。不仅要把实习团的人留下来，将来还要逐步将各厂优秀的创作干部、技术人员集中到北影来，以后，还要把赵丹、郑君里、白杨、张瑞芳等人调过来。”[8]这个大调动的计划虽未完全实现，但在文化部电影局的统筹下，赴苏实习团的所有成员确实都留在了北影，成为北影各个部门的精锐力量，这也说明了北影在新中国电影整体规划中的显要位置。
苏联的艺术工作者对新中国电影的制作确实给予了多种指导：《解放了的中国》和《中国人民的胜利》的拍摄曾有著名导演格拉西莫夫和瓦尔拉莫夫的参与。作为中苏友好的使者，苏联专家频繁地来到北京。1953年11月，格拉西莫夫在电影局艺术委员会导演业务学习班上讲授“电影导演业务”课程；1954年1月，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涅米洛维奇·丹钦柯的学生普·乌·列斯里应邀到中央戏剧学院讲学，为各地院团培训导演人才，这个训练班在两年内完成了莫斯科戏剧学院导演系五年的本科教学计划；1955年11月，由B.伊万诺夫、B.卡赞斯基、A.西蒙诺夫、B.安东年柯主持授课，北京电影学院举办导演、演员、摄影、制片专修班，学制两年，培训来自全国电影制片厂的创作人员。借此北京成为中国艺术教育的中心，无论是北京电影学院还是中央戏剧学院，都在苏联的影响下开启了系统的艺术教育，教学体制、科系设置以及讲授方法全面照搬了苏联模式。诸多新老艺人会聚北京，接受苏联专家的专业培训，倚仗天时地利，北影的骨干力量大都参与了这次职业洗礼。
北影的厂房建设也得到了苏联专家的具体指导。1956年1月，建筑师库德里舍夫等4人来到北京，协助北影规划新厂建设。1957年底，“汪洋通过苏联专家向电影局推荐，选定北京北郊的小关。计划征地一千多亩，完全按照莫斯科电影制片厂的规模施工。前面是制作区，后面是外景地。这个方案是听了苏联专家的意见，经电影局报国务院批准后施工”[9]。
北影新厂是第一个五年计划中电影工业建设的重大项目，1956年第2期的《大众电影》为之做了这样的宣传：未来的北京电影制片厂，是我国最大的一个电影制片厂，规模宏大，建设工程按三个五年计划分期进行。厂的总面积约为目前的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的二三十倍。每年可生产彩色故事片二三十部。北京电影制片厂的全部建成，虽在第三个五年计划中，但在1958年就可以开始部分投入生产。
北影新厂的第一期工程用地200余亩。完成后厂区将有录音楼、综合技术楼、3座摄影棚、1座特技摄影棚、照明车间、置景车间、电力车间、车库等。生活区有6幢宿舍楼及职工食堂。此外尚有相当面积的外景场地，其规模及技术配置已是当时国内第一。[10]
1958年7月，经中共中央批准，文化部将北影暂时下归北京市文化局，北影新厂的筹建又得到了彭真、万里等北京市委领导的支持。1959年1月，北影新厂厂房动工，北京市有关部门还将同期北京十大建筑的剩余材料拨给北影使用，这使得完成后的北影新厂的建筑设备达到了国内的一流水平。[11]由于产业规模，也由于作品的影响，北京电影制片厂真正地成为中国电影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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