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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安的《离散的家》:流散者的遭遇与留守者的尴尬

时间:2023-08-11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最早彰显华人家庭离散的是当今炙手可热的国际导演李安。贾樟柯的电影分别讲述了离开者的遭遇,留守者的尴尬,小镇青年的迷离,无法返回的故乡,到了《山河故人》,流散已展开在世界的版图。流散在路上的山西富豪,家庭破碎,生活没有重心也没有目标。

李安的《离散的家》:流散者的遭遇与留守者的尴尬

21世纪才走过一个十年,离散的人群已遍布全球,资本的无限扩张加速了人与物的不断流动,世界的进程被演绎为一个逐渐远离故土奔赴他乡的文明苦旅。中国是农业社会,一直有安土重迁的传统,人们轻易不背井离乡。但是,中国的历史也是一部以中原为中心向外推展的历史,晚近的“走西口”“闯关东”“下南洋”都是其中的精彩段落。而从20世纪80年代重启的现代化潮流,更大规模地加速了乡村到城市,城市到世界的迁移过程,农村青壮年向都市转移,都市青年向其他国家流动。而人口的流动从结构上改变了家庭,不再稳定的家庭越来越疏离隔膜。

最早彰显华人家庭离散的是当今炙手可热的国际导演李安。从《推手》(1992)到《喜宴》(1993)再到《饮食男女》(1994),他的父亲三部曲立足东西方文化碰撞,着眼代际矛盾,揭示中西方冲突,从日常生活表现了全球化背景下华人家庭的破碎。在这三部影片中,东西冲突演绎为具体的家庭矛盾:《推手》里中国父亲与美国儿媳暗战激烈,从饮食到作息,从工作到教育,处处有隔膜,事事起争端;《喜宴》中情爱价值观和婚娶方式轮番博弈,台湾地区父母对教堂婚礼的不屑、对闹洞房习俗的欣悦以及对同性爱的无知,是东方与西方的差异,亦是传统与现代的冲突。《饮食男女》看似没有洋人面孔,但女儿的留学经历,从美国归来的邻居,还有父亲和女儿们的不和,以及他们各自不可思议的爱情,都是中外观念混战结出的果实。

在谈论自己的父亲三部曲时李安说道:“我在农业文化中长大,它试图强调和平与社会和自然的平衡,所以会努力尽可能减少冲突。但在西方文化,尤其是戏剧文化中,一切都是冲突,它主张个人自由意志,还有个人意志如何在家庭内甚至更大的社会内创造冲突。我发现自己对于处理这种情况比较有天分。”[3]而台湾地区资深电影人焦雄屏认为,李安的成功来自东西方文化的“缠斗”。他占尽了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优势,没有其他人如此清楚地懂得跨文化[4]。如果说父亲三部曲的原始动力是李安青少年时代与父亲的精神拉锯,那么影片的电影效果则在于对好莱坞类型法则和中国家庭情愫的混合:现代生活理念对峙传统人情事理,东西之间,新旧之间,充满苦涩的揶揄与含泪的幽默。

当下中国的重要电影作者贾樟柯讲述的也是他山西家族“走西口”的故事。在他的系列影片中,那些贫困的主人公从汾阳流落到北京、四川、深圳,通过微缩景观的主题公园领略巴黎纽约伦敦。2015年,《山河故人》里的人物跨出了国土,来到了澳大利亚

贾樟柯的电影分别讲述了离开者的遭遇,留守者的尴尬,小镇青年的迷离,无法返回的故乡,到了《山河故人》,流散已展开在世界的版图。而这次的出走不是由于穷困潦倒,而是因为骤然而至的金钱与财富。在《山河故人》里,贾樟柯的乡亲步入了以前可望而不可即的“西方”世界,但这个世界空旷寂寥呼救无门,难以从容不迫地生活。流散在路上的山西富豪,家庭破碎,生活没有重心也没有目标。影片的女主人公是从来不曾出走的沈涛,她的经历象征了离散的所有悲情——挚友悄然离去,丈夫薄情寡义,父亲意外病故,儿子被掠夺,就连身边那只小黄狗也离她而去。这个曾经被男人们追逐的女子最终被男人所遗弃。

44岁的贾樟柯表示:“触发我拍这部影片的动机在于,今天我们放弃、忽略了很多应该珍视的感情。因而我会幻想,再过十年,我们会怎样理解今天的生活?”在《山河故人》中,他精心设计了过去、现在、未来三种时态,通过三种画幅描述他的乡亲们在社会转型时所承受的精神代价,感慨山河依旧,故人不在。透过这个家庭在三个时段的生活方式情感状态,我们看到了近在眼前的沧桑。事实上,贾樟柯所刻意设置的2025图景不是遥远的未来,而是当下已经发生或正在发生的现实。戛纳影评人曾说《山河故人》是一部中国人的家庭史诗。贾樟柯认同外国媒体对自己的评论,认为他的《山河故人》就是要“讲述中国人的一次大流散”。

作为集体神话载体,类型电影如同社会神经的感应器,它既要对生活的变化做出敏感的回应,也要将新的价值观传输给电影观众。家庭生活虽然琐屑,但与人类的整体生存状态相关。家庭情节剧的使命就是从现实中发掘善恶,从庸常中寻找戏剧性,聚焦家庭内部的紧张,或是两性纠葛,或为代际冲突,通过象征性的人物与情节展现道义冲突,呼应人们“对新世界的焦虑”。

20世纪的中国一直处于动荡之中,各种政治变动都对电影生产造成重大影响。而家庭作为个体与社会、国家之间的纽带,更是意识形态角逐的热闹空间,银幕上的日常生活情景往往透露着社会变迁的征兆:早期默片讲述传统伦理,故事往往是忠孝节义的载体;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故事围绕于民族抗争与都市序曲,苦难的家庭弥漫着新旧交替的伤感;1949年以后革命与改造成为主题,勃兴于乡土农民变化使这一主题获得了最通俗的形式;21世纪中国进入WTO,电影开始表现家庭在全球化潮汐中的流动离散。而这些影片始终不变的形式元素则是:在情节剧的框架中铺陈矛盾,阐述伦理。无论是表现国破家亡的苦情戏,塑造新权威的革命叙事,还是揭示现代化陷阱的写实电影,都充分调用道德拷问机制,以家庭冲突表征中国社会于不同历史阶段的问题与遭遇。(www.xing528.com)

2016年

【注释】

[1]焦雄屏.费穆与《小城之春》[G]//《小城之春》的电影美学:向费穆致敬.台北:国家电影资料馆,1996:40-41.

[2]冯牧.革命家庭[N].文艺报,1961-01-20.

[3]肯尼.DGA专访——李安谈李安的电影之路[EB/OL].(2016-03-15).https://m.sohu.com/a/63627962_206086/.

[4]表江.李安:从爱、变、家、国中一路走来[EB/OL].(2017-10-30).http://ent.sina.com.cn/r/m/2007-10-30/09451769439.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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