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后，孙瑜在一场疾风暴雨式的《武训传》批判中被打翻在地。其实在1949年前，孙瑜的农村诗化情结也每每遭到同时代人的揶揄。
当时的著名评论家苏风在批评《火山情血》时说：“孙先生于片中对那个柳花村的风土人情的描写，给予了观众所谓‘世外的安乐桃源’的印象。但事实上，‘十年前’……‘或者就是现在’，我们的农村的凋敝，是不能掩饰也不容掩饰的。”[3]
当时的活跃导演沈西苓在评论《小玩意》时说：“以前有柏拉图、拉斯根，他们都有艺术的根底，他们也都有着他们各自的乌托邦、理想之乡。现在我们的孙瑜，也是有他的乌托邦、理想之乡。——不信，这剧中的桃叶村，桃叶村中的人物，不是一个证明吗？”“我们极佩服在他的智力上，同时，我们极惋惜在他的空想上，美化了的桃叶村，美化了的桃叶村和人是在这半殖民地的中国找不出来的。”[4]
其实，在孙瑜的作品中，没有一部真正写实意义上的农村电影，或者可以说没有一部完整的农村影片。从《野玫瑰》《火山情血》到《天明》《小玩意》，他的农村只是其中部分反衬性景观，并且只具有一种情感色调：乡土影像渗透着浓郁的浪漫色彩，农夫村姑散发着稚雅的童话气息。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对现实的无视和对社会的逃避。正如睿智的批评家柯灵所说：“他虽然总是使农村充满诗情画意，仿佛世外桃源，把穷愁交迫的劳苦大众写得融融泄泄，好像尧舜之民。但他也写了军阀混战，地主土豪横行不法，写了农村破产，农民无家可归，写了城市的畸形繁华和普遍贫困。他并没有掩盖真实，替日趋崩溃的社会粉饰太平。”[5]事实上，他的理想农村正是腐败城市的批判性对照物。
以贡院举人、安徽石埭县知事为家庭背景，以天津的南开中学—北京的清华大学—美国的维斯康辛大学—纽约电影摄影学校—哥伦比亚大学电影科为成长过程的孙瑜，其实只在四川乡村读过两年小学。在那短短的两年中，河塘垂钓、田野追逐给他留下梦幻般的印象，或许就是这孩童时代的朦胧记忆成为他以后对美好生活想象的原型。(www.xing528.com)
也许是因为他这样文化背景的知识分子摆脱了和田野的生存联系，也许是他的出身使他从未具有农夫式的与自然的原始统一。孙瑜作为一个生活优越的知识分子，对农村始终怀有一份居高临下的深情凝视，一种悲天悯人式的乡村感知和乡村文化思考。“‘到民间去’！在今日的艺术界，已经不是几个人的呼声了。在民间，我们可以看到许多劳苦、勤俭、朴实的农工，挥着血汗，挣那一碗吃不饱的饭。……影戏假如能用来描述民间的痛苦，至少可以促进社会的自警，让社会自己想一想，应该如何地改善自己。影戏虽然没有多大的力量为人类增加幸福，但也许可以为全人类指示幸福的途径吧。”[6]“他们说我将破碎的农村写成世外桃源，但我觉得农村固然被土豪劣绅与帝国主义经济的侵略而破产，而大自然的美并不因破产而消失。”[7]“我始终提倡青春的朝气，生命的活力，健全的身体，向上的精神。”[8]在对自己寄身其间的城市和上层社会进行批判的同时，孙瑜把工农作为认同的标准，把工农化树为自己转型再生的目标。于是，他影片中的乡村永远宛若南国之春：年少的村姑是野玫瑰，做小玩意的大嫂是鬼精灵，穷苦的人们相亲相爱，健康向上。比之堕落的城市，农村永远孕育着生命之歌。那里有荷塘月色，有田野美景，有强壮的男人，有纯洁的女人……当他忘情地倾诉大地之爱时，常常忘记这份爱只是他个人的理想。在由衷塑造农民形象的时候，孙瑜似乎在为社会变革和自我转型献上一份真诚誓言。
孙瑜的思想并不是无源之水。尽管中国从未出现过真正意义上的“到民间去”的运动，然而这一历史意识和俄国农民参与革命成功的范例却使当时寻求进步的左翼知识分子始终怀有农村幻想。那一时代的重要政治家都曾发出礼赞乡村的声音。章太炎在按职业划分道德水平时说：“农人于道德为最高，其人劳身苦形，终岁勤动。”[9]李大钊则在1919年就宣称：“都市上有许多罪恶，乡村里有许多幸福；都市的生活，黑暗一方面多，乡村的生活，光明的一方面多；都市的生活，几乎是鬼的生活，乡村中的生活，全是人的生活。”他呼吁：“青年呵，走向农村去吧！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耕田而食，凿井而饮。那些终身在田野工作的父老妇孺，都是你们的同心伴侣；那炊烟锄影鸡犬相闻的境界，才是你们安身立命的地方呵！”[10]这种对农村生活和农民道德的浪漫态度，基于对都市浮华的不满和对旧有风俗的批判。孙瑜的认识与之血脉相承。当然这种观念不过是一种思想层面的探讨，显然缺少社会实践性，因为要把长期受压迫，往往麻木、软弱、愚昧的农民升华为集体的解放力量，必须经过优秀知识分子的启蒙、发动和组织。
洪长泰先生对孙瑜的乡土观念做出了概括，他说：“1920年至30年代提出的响亮的‘到民间去’的口号是一种复杂的现象，它至少囊括三方面的内容：一是知识分子对民众的想象；二是知识分子对自己的想象；三是知识分子愿意深入民间的行动趋势。”[11]孙瑜虽未真正步入乡村，但却在电影中构想着民间生活的意味。作为一个接受了现代文明的学子，孙瑜显然不满既有的生活方式。他在艺术中试图叛逆，于是孜孜不倦地编织乡土的颂歌，他那些诗化的农村人物和美化的农村景象寄托着他个人的理想，也寄托着他对社会的希望。假如套用洪长泰先生的说法，那么我们就可以说，孙瑜的乡土影像是他对民众的想象，对自己的想象，对国家的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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