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的艺术被描述为一部大历史叙事的衍变。世纪初的清末文学讲述的是一个黑暗社会的腐朽故事，四大谴责小说是这个故事的核心。辛亥革命后弥漫的是新旧交替中的伤感，鸳鸯蝴蝶派成为其象征。“五四”时期呈现出传统和现代裂变的主旋律，不论是电影或文学，震撼人心的故事都围绕于左翼革命和都市序曲。
1949年后，革命与斗争成为唯一主题，而诞生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革命样板戏使这一主题获得了最纯粹的形式。80年代的思想启蒙运动推出了解构老中国的寻根演义。90年代精英思潮衰落，大众文化崛起，悄然复归的是现代化与民族传统的冲突母题。在这个世纪叙事的循环中，农村是一个永远的景观，农民是一个写不尽的形象。他们时而被当作历史的客体，时而又被当作历史的主体。但不论是主体还是客体，20世纪的中国文艺都显示出农民策略的视野。事实上，早在20世纪20至40年代，一种清醒的历史意识就已经形成：农民作为中国人口的大多数，他们必然是社会变革的生力军。毛泽东于1940年构想“新民主义”文化总战略时就指出：“中国的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实质上就是授权给农民。新三民主义，真三民主义，实质上就是农民革命主义。大众文化，实质上就是提高农民文化。……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是农民，……因此农民问题，就成了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农民的力量，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1]这一决策性思想和随之而发生的社会运动在20世纪不仅成为许多知识分子行为与艺术的出发点，同时也成为他们实现自身转型和再生的途径。(www.xing528.com)
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一般被划分为四组代群：“第一代群是‘五四’一代，即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生长、20至40年代进入社会角色的一代，这一代人中还有极少数成员尚在角色之中；第二代群为‘解放一代’，即30至40年代生长、50至60年代进入角色，至今尚未退出角色的一代；第三代群为‘四五’一代，即40年代末至50年代末生长、70至80年代进入社会文化角色的一代；第四代群……60至70年代生长、90年代至21世纪将全面进入社会文化角色。”[2]作为农民艺术形象的缔造者，不同代群的知识分子有着不同的历史感怀和文化想象。在纷繁的世纪变化之中，知识分子将个人的理想和政治憧憬投射在自己塑造的农村形象和农民典型之上。而不同的成长背景和心理结构，又使他们对同一个对象有着不同的方式和态度。可以说，在对农村和农民的艺术表述上清晰地记录着几代人的思想印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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