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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七宝民间艺人访谈录:了解真实的皮影人生

时间:2023-08-11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璩墨熙口述 段炼整理[整理者按]2003年,为了抢救民间文化遗产,征集上海地方文物,笔者曾三次拜访七宝皮影艺人璩墨熙先生,本文根据当时的访谈记录及一些相关文献资料整理而成。上海的七宝镇就是南方皮影艺术的中心之一,皮影在当地俗称“皮囝头戏”。七宝皮影的创始人为七宝镇毛家塘人毛耕渔。1958年3月6日、7日,上海县文化馆举行民间艺术会演,场所设在闵行七一拖拉机厂。

上海七宝民间艺人访谈录:了解真实的皮影人生

璩墨熙口述 段炼整理

[整理者按]2003年,为了抢救民间文化遗产,征集上海地方文物,笔者曾三次拜访七宝皮影艺人璩墨熙先生,本文根据当时的访谈记录及一些相关文献资料整理而成。

一、七宝皮影溯源

皮影戏古称灯影戏、平面傀儡,是我国最古老的一种民间剧种,起源于汉代,到了宋代已相当繁盛。表演之际,演员手操皮人,借助灯光投影于白布之上。演员融唱、念、白、做于一身,绘声绘色,曲尽其妙,每有俚词俗句穿插其中,逗人发噱。而吹奏曲调多为江南丝竹弦乐,别有风味。金兵人中原后,一部分皮影艺人被劫掠到了北方,也就是现在的河北、东北;还有一部分艺人为了避难,西出潼关,到了陕西、甘肃;而大部分艺人随着迁都到了临安,分布于江南地区。由此,渐渐形成了北方、陕西、南方三大皮影流派。其中,北方皮影多用驴皮制作,侧重于精雕细刻,更接近于剪纸艺术。而南方皮影大多使用牛皮、羊皮,透光度比较高,因此更注重绘工,色彩显得更为绚丽。

上海的七宝镇就是南方皮影艺术的中心之一,皮影在当地俗称“皮囝头戏”。七宝皮影的创始人为七宝镇毛家塘人毛耕渔(1850—1907)。毛年轻时热衷功名,参加武秀才会考时,三箭俱中靶心,但因关节未到,被主考官诬称姿势不合规范而名落孙山。经此刺激,毛耕渔弃绝举业,放浪形骸,被人戏称为“毛痴子”。有一次,毛去金山,居住在一位朋友家中,适逢浙江皮影艺人在此演出。由此,对皮影艺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当即拜艺人殷茂功为师。两年之后,尽得南派皮影真传,临别之际,其师赠以《赋札》等三书[1]和部分皮影,供其创业回家后,毛耕渔收高台山歌能手赵少亭为徒,制配皮人,准备道具。并邀请民间丝竹演奏家砾琳庙僧人释怀周任笛师,铁铺铺主钱连奎主丝竹,道士陈妙根充鼓手,组建了七宝镇历史上第一个皮影戏班子,后由青浦武学生员蔡鸿仪题赠额名“鸿绪堂”以壮场面。光绪六年(1880年),毛耕渔带领皮影戏班首演于七宝镇解元厅,一炮打响。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秋,毛耕渔在庄家桥[2]演出之际不幸染上重病,被病魔夺去了生命,一代艺人至死都没有离开他为之心醉的皮影事业。

七宝皮影自问世起,就受到了大众的欢迎,足迹渐渐遍及华亭、上海、青浦、娄县一带。[3]在青浦和上海、松江毗邻地区,最多时曾有十几个皮影戏班,经常上演的剧目有《封神榜》《三国演义》《隋唐》《杨家将》等,一部戏可连演2个月。演唱曲调,自成一格,虽受昆曲、滩簧的影响,但又带着浓郁的乡土味。演出多采用幕表制,基本规律为十字、三场、五音。[4]至20世纪40年代初,七宝皮影戏影响已及奉贤、宝山、太仓等处,抗战前夕曾在徐家汇、大世界等处演出,连续演出3个多月,一时声势大振。从艺人员也日渐增多,达到了七宝皮影艺术发展史的顶峰。40年代后期,皮影戏逐渐衰落。

解放后,在党和政府的扶植下,七宝皮影艺术再一次得到发展。随着上海市皮影剧团的建立,皮影艺术由乡间步人了大雅之堂。[5]然而,由于剧目内容陈旧,演出方式原始,皮影戏受到的限制越来越大,甚至每次表演都要有关部门批准。当时整个社会大环境对于传统的民间艺术也不太认同,皮影戏作为“四旧”曾一度被禁止。到了“文革”时期,皮影戏受到的冲击就更大了,红卫兵大字报声讨,许多珍贵的剧本、道具、乐器都被烧毁。改革开放后,虽然党和政府再三强调保护民间艺术、弘扬民族文化,七宝皮影戏毕竟已跟不上时代发展的步伐,早已失去了往日的辉煌。现在,除了我们这些上了岁数的老人,皮影为何物恐怕就连七宝当地的居民也很少有人知道了。

二、从艺生涯

我出生于民国16年(1927年),世世辈辈为中农之家。祖居上海县七宝镇南第一村[6]潘家桥22号。父亲璩金余,为正一派居家道士。我是家中的长子,6岁开始认字,习读《千字文》,学写毛笔书法,7岁去七宝镇浴堂街,拜周楣生为师,人读私塾,开始诵读《百家姓》《神童诗》《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等启蒙读物。11岁冬,日寇侵华,上海沦陷,我辍学在家,在从事农耕之余,开始阅读道教典籍。12岁,在松江县九亭朱家湾,结识总角之交毛宝祥,一见倾心如故。毛宝祥是七宝皮影创始人毛耕渔的嗣孙。由于毛耕渔热衷于皮影艺术,家道中落,最后只能依靠卖田度日。毛宝祥为毛家第二子,幼时其父将他送于朱姓人家,改姓易名为朱国明。我们两人同年,相识之际,毛还未读满二年级,因此把自己还不能看懂的家藏《赋札》一书相送。我如获珍宝,日夜认真研读,难以掩卷。至14岁时,由于世道艰难,米贵如珠,为了谋生,我与七宝镇上一阮姓老道士,在赵庄乡合设一所洞真道院。[7]老师伯徐根涛曾教我工尺谱,师从其门下学习道教音乐。由于道院所在的赵庄乡离毛宝祥家只隔一里之遥,因此大家时常往来,友情更加亲密。毛宝样家中本有几十个老皮人,另有数十个硬板纸皮人。在17足岁时,我开始学习皮影画,并有了排练预演皮影戏的计划。排练期间,由外浜[8]一帮丝竹班担任中后场乐曲演奏,很受观众的欢迎。渐渐地,原本只是娱乐的这支业余皮影戏团体,声誉鹊起,各乡各村纷纷邀请我们前去表演,演出费分文不收,伙食则由邀请方提供。演出受到了大家的欢迎,有些场子甚至连演7、8场。混了年余,有位皮影爱好者朱正义先生加人了我们的班子,并带来了许多很漂亮的纸皮人,从此演出队伍日益壮大。不久,日寇战败投降。抗战胜利后第一年,由黄家花园的周国昌邀请去大世界作驻场演出。[9]我们每天日夜演两场,持续了一年有余,临别时周又向戏班的每位艺人赠送了五石大米

1947年春结婚之后,我与父亲分居。那时我患有严重的类风湿关节炎,父亲怕我疲劳过度,让我少做皮影戏表演,因此停演了一段时间。解放以后,我主要还是在乡务农,也曾做过7、8年的公社记工员,又当了10余年蔬菜推销员。1958年3月6日、7日,上海县文化馆举行民间艺术会演,场所设在闵行七一拖拉机厂。我与毛宝祥表演《韩彦直抢挑粘罕》,与罗桂芳表演新戏《老夫妻双双看彩楼》,得到了县文化部门领导的鼓励和赞扬。事后,我拜认罗桂芳先生为师,自此每年秋季与罗师同演,学到了许多皮影戏的诀窍,如挑头、祭宝、短打、演变等。与此同时,又结识了师兄吴国章、吴堂章(松江车墩人)、陆留其(松江洞径人)以及钱秀林(上海马桥人)等一批皮影艺人。1964年秋,松江九亭东牛车径是我最后一场皮影演出,演毕由毛宝祥把皮影箱交给泗联乡政府。1966年春,正是“破四旧”运动,我把涉及道教内容的皮影物件全部付之一炬。

1979年秋,看到《解放日报》火顺根的文章,[10]呼吁抢救包括皮影在内的上海民间艺术。于是,我与赵金山、王友生[11]联名向上海市有关部门写信,不久市文化局回信,让我们找当地文化部门协商抢救保护事宜。我等三人来到上海县文化馆,由唐文清馆长及年庚、胡志新等同志接待。此时,县里正有组织召集民间艺人、宣传地方特色艺术的打算。当时,民间艺人普遍经济窘困,对于抢救民间文化这项造福于后人的事业大多心有余而力不足。多亏七宝文化站站长梅国华先生的大力支持,协助我搞来塑料,开始制作皮影。[12]同时,毛宝祥也在松江九亭废品收购站买到两张死牛皮,做成皮料送至我处。随后,我又去马桥拜晤师弟罗勤余,他将珍藏的皮人罄其所有全部赐赠于我,实在感激不尽。1980年春,我班子中的朱正义、张顺岐、王访仁、徐进泉,并邀请叶金舟班子中的冯妙生、张顺伯、吉宏才,张关茂班子中的张书根,再加上艺友陆跃根、许根清等,重新组织了皮影班子。我们先在七宝图书馆排练,第一场到我所居住的第一村做业余演出,村干部十分热情,要求加演一场。谁知大家过于兴奋,一场下来,演员大多喉咙沙哑,无法再演。于是,只能去洞径联系我师兄陆留其的班子来做第二场演出。之后,我们皮影戏班经常在乡间做业余演出。那一年的国庆节,应虹桥大礼堂的邀演,在那里演出了一个星期。接着,上海县文化馆成立曲艺协会,皮影戏班成为其团体会员之一。

1980年春,上海市筹备第一届“江南之春”画展,因皮影画空白,县文化馆让我绘制一套《三国》皮影画参展。这套作品在展览中得了奖,展毕原画归还,至今仍保存在我处。不久,县文化馆又告诉我,上海博物馆需要征集整套皮影画。由于这是抢救民间艺术、弘扬七宝文化的大好事,因此我兴趣十足,接受了这一任务。一年之后,又接县文化馆通知,让我携带画稿去馆内有事相商。到馆后,唐文清馆长介绍王心鹤先生与我认识。王先生祖籍上海徐家汇,满口沪语,现在香港美术院工作,来祖国搜集一些民间艺术品。他看了我的画稿后,认为南方皮影要比北方皮影的细致得多。接着,他又录了两段皮影唱腔,分别是我拉胡琴、徐顺涛唱基本调的征东“十大功劳”和徐顺涛拉胡琴、我唱三翻调的“十字赋”。事毕,王心鹤先生与徐顺涛、马关根和我合影留念,还赠送我们每人香港烟1包、打火机1只以及稿费若干。

我所画的这一整套皮影画,完全按照浙东“绘草社”[13]的版图描绘。共计263幅,有场面画,包括亭台楼阁、船轿花卉、动物法宝等;有人物画,正邦文靠包括生、旦、净、丑,番辽邦文靠、神话靠、盔脸谱等。我生有4子,当时都未出道,下午和晚上我还要出去演出,生活困窘,皮影画绘制工作难免搁浅。有一次我在吴家巷演出,县文化馆美术组的陈心懋先生再次向我提及此事,并希望我能加紧完成。因此,我又拿起了画笔,专心画画。从接受任务到画本全部完成,整整5年有余。画毕装订结束,约定日期,由梅国华先生陪同到县文化馆。他们邀来一批专家,看完我的画,一致认为画得很好。1985年7月,上海县文化馆在北桥组织民间艺术创作,我又画了一套皮影画《三国》,人选参加比利时安特卫普、荷兰鹿特丹的中国艺术品展览周,后被他国收藏,我获得荣誉证书及奖金若干。不久,又有县文化馆画家邢元虎先生同我商议,想办一个皮影画展。我对他说,希望听听梅国华先生的意见。后来,梅先生对这一活动非常支持,于是邢元虎开始筹备皮影画展。1989年10月,《七宝皮影画展》在七宝文化站开幕,随后又到县文化馆展出,引起了美术专家的关注,也赢得了当地群众的喜爱。

1987年7月,上海市举办国际艺术节,我在上海文庙连续演出皮影戏10天,中外记者相继采访报道,得到了各界的赞扬。期间,上海木偶剧团编剧丁言昭女士相约见面,不巧适逢其家父病危,回家守险,我两次夜访未遇,终引为憾事。[14]

1993年3月19日、20日,《上海县志》主编王孝俭先生出于保存地方文化艺术的需要,邀请上海电视台国际部喻凌宵先生,在七宝书场拍摄皮影戏表演艺术。这次演出的剧目《高宠挑划车》,就是由我自己写的剧本。3月20日演出之际,有人来报丧,我的好友、七宝皮影嫡系传人毛宝祥于当天过世。噩耗传来,我方寸大乱,但只能强忍着悲痛继续演出。皮影戏是一个集体的项目,一般需要五六个人,要有人敲鼓、有人拉二胡、有人唱、有人表演,大家在一起讲究一种默契,而我的一帮老伙计大多都已不在了。这是我最后一场团体演出,时任上海县文化馆负责人的张乃清先生将这场演出定名为“七宝皮影绝唱”。

2002年元旦,七宝老街竣工开放,古镇修复指挥部邀请我表演了二场个人皮影独脚戏。不久,上海市政协主席王力平同志莅临视察七宝,我又表演了一场皮影独脚戏。

同年春,桂林班皮影艺友徐顺林、沈龙江二人,[15]屡屡向我求援,要求提供皮影资料。桂林皮影戏班共有8、9人,他们日夜赶制塑料皮人,前后花了半年多的时间,并请槽河径新生国乐社[16]担任伴奏。经我介绍,七宝古镇修复指挥部朱巨林先生、招商组郑岚先生邀请他们来七宝。7月1日,庆祝党的生日,在七宝镇连演两场,大家得以重睹上海皮影的风采,一时好评如潮,也受到了镇政府的表彰。

作为七宝皮影的传人,我没有培养过一个接班人,实在惭愧。我的长子,幼时曾教过他几首皮影乐曲,后来因为家境不好,就放弃了。其他人员,从未传授过,唯有几位艺友,时常往来,相互切磋技艺,不过那也是陈年往事了。[17]

三、七宝道教概述及其他活动

成年之后,我继承父亲衣钵,成为正一派居家道士。日寇战败投降之后,正一派第63代天师张恩溥真人来上海,组织“中华道教会”,会址设于上海金司徒庙,参加者每人发一份《道教会总章程》,一枚徽章。[18]

解放后,陈连笙道长发起筹建上海市道教协会,我为历届代表。上海市道教协会曾经要我担任上海县道教联络组[19]的负责人,我则介绍师侄王贵荣担任这一职务,他年富力强,比我要能干得多。浦东三林崇福道院重新开放的那一天,[20]上海县宗教局负责人翁永昌又提名我与徐进泉两人常驻该院。当时我正在编写“五套集成”,[21]还未结束,再加上自身患有严重的冠心病房颤,因此立即敬谢辞之,多蒙领导关怀应允。后来,市道教协会又寄来两封信,一封寄至七宝镇文化站,一封寄至我家,信的内容大体相同,是邀请我去市道协季刊编辑部担任文字工作。我才疏学浅,几乎目不识丁,焉能鱼目混珠,于是打电话推辞。1990年,县里将南片散居的道士组织起来,统一活动。我为了支持他们,画了三幅张天师像,绘制了一件“步罡踏斗图罡毯”,[22]并设计鹤氅道袍、八卦法衣等。2002年10月,闵行区成立道教协会,提名我出任名誉会长。

平时,我用毛笔书写道教经籍,如《早科》《夜科》《亡经》《十方经》《血湖经》《观音经》《玉皇经》《斗姥经》《大梵忏》《玉皇忏》等。也写法事科书,如《策役科》《亡斗科》《款王科》《宿启朝觐科》《亡斗十王科》《净坛建坛科》《金刀断索科》《解冤结科》《指灵科》《祭炼科》《赦破地狱科》,自己也记不清写了多少。[23]在挖掘道教音乐方面,打击乐我主要排练大行香、小行香《松竹梅》、[24]管弦乐主要排练《香柳娘》唢呐锣鼓乐,并排练演奏“五言步虚”“七言步虚”以及“朝参三宝”“款王”等偈。[25]

1984年起,我开始扎彩灯。七宝镇文化站梅国华先生要我组织一批扎灯艺人,于是我邀请了王访仁、张顺岐、徐进泉和王顺康,连我总共5人组成扎灯小组。由我负责设计、造型、装潢。我们的作品共计63件,其中比较珍稀的品种有阳伞灯、楼台亭阁灯、牛车棚灯、人踏车灯、蓬打车灯,还包括能够转动的戽斗器具。[26]另外,还有自动的花篮走马灯、龙舟虾蟹灯、孔雀开屏灯、[27]蚌壳灯、七宝塘桥灯、鲤鱼灯等。这些彩灯先在七宝本镇灯会向大家展出,再移至上海县文化馆,最后赴闵行颛桥参赛,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好评。事后,桂林大队[28]支部书记沈纪余同志请我去扎一只大型的花篮走马灯,又有槽河径新生国乐社的杨贤德先生来请,因事务繁忙未能去,至今还抱有歉意。上海县文化馆沈雪兴先生,曾来七宝镇文化站,说是县里需要彩灯,与我晤面协商。我自知手艺粗鄙,承蒙各方厚爱,勉强扎了最后一只灯。

1982年,七宝镇文化站邀我去编写“五套集成”,并召集四乡八隅的老人召开座谈会,年逾八旬者则登门采访。其中有七宝杨旭升、杨阿根,东风陆风翔,联明张补生、张菊贤,中华李根余,新龙张老伯,宝北王友生等。[29]还有定居在上海的李郁盛,由他介绍解放前地下党的斗争史。另有东塘滩春三行[30]沈小公公讲《王弼荣的故事》,东风夏纪生讲《夏八老的故事》。[31]同时,我们还参加了《七宝镇志》的编纂工作,撰写了许多镇风乡俗,包括农谚、婚丧喜庆、婴儿满月、替岁之庆,祀灶祈祷之日等内容。还收集到了夏家旗杆厨师的“捏作”、[32]新龙池河圈茶担舞“跳板茶”,[33]还有沪星大队丁家的江南丝竹班,[34]以及《阮家厍人诉偷河梁庙》《油箍弄人戏弄卖膏药》等故事。[35]

我在七宝镇文化站时,每年一次的七夕诗画活动,总是积极参加,想竭力做好,但力不从心。1987年8月临近农历七月初七的某一天,上海电视台来七宝拍“乞巧”风俗,场地选择在沪星大队。第二天晚上拍摄的时候,恰见飞碟,从西南角往东北方向飘动,越来越近,倏忽之间已至眼前。只见其光似龙尾旋下,靠近地面,亮如白昼,转瞬即逝,持续时间大约为两分钟左右。当时大家内心虽然惶恐不安,这却是千载不遇之景,也属眼福不浅。次日,《解放日报》头版报道了飞碟的消息。[36]当夜,上海县地方志办公室的金九牛先生陪同东方电视台工作人员来采访我。适逢我家正在翻建房屋,只好在七莘路三号桥河北,与电视台作关于飞碟的问答,此是后话。而那一天“乞巧”节目摄制完毕后,我又回到文化站,表演皮影戏《七夕牛郎织女鹊桥相会》,由文化站的冯念康先生现场摄影,照片作为资料留存。

在编写“五套集成”期间,槽河径新生国乐社请我去排练《锣鼓四合》。[37]在海内外江南丝竹创作会演比赛中,我担任鼓司,获个人奖,得紫砂茶具一套、录音带两盒;国乐社获集体奖,奖励琵琶、弦子、笙箫等乐器若干。1986年10月,上海县艺术节,我们的丝竹演奏获优秀作品奖。1987年4月,我荣获上海市文化局颁发的“优秀乐手”称号。1987年9月,打击乐《松竹梅》参加上海县“欢乐晚年活动周”文艺交流演出,获优秀作品奖。1993年秋季,上海市老龄委评选首届“上海赐寿康特色老人”,闵行区[38]共有3人当选,分别是勤学老人朱思学,[39]绝技老人邵康吉,[40]以及艺术老人璩墨熙。

[口述者简介]璩墨熙,七宝皮影艺术第五代传人,原闵行区道教协会名誉会长。

[整理者简介]段炼,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注释】

[1]即《赋札》、《图样》、《脚本》。其中以《赋扎》最为重要,为毛派皮影传人必读课本,分23个部分,除首尾为“规诫总决”和乐曲外,其余都为固定的说唱台词。有开头词“西江月”、引子诗句、定场诗、出将开四门诗、沙场对答词及“金殿”、“升帐”、“探子”、“招亲”、“说降”、“结义”、“逃兵”、“花园”、“街坊”、“患病”、“轻生”、“掠美”、“乞丐”、“酒筵”、“更夫”、“穿窬”等唱白用语各若干套,另为“十字赋”、总杂“调、札”,均可按剧情和不同身份人物的需要配合选用。唱词除艺人自编外,有取自古人诗词、演义小说、评弹及民间歌谣者。曲调常用《悠扬调》,为皮影戏基本曲调。参见《上海县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88页。

[2]位于今松江区九亭镇。

[3]1912年华亭县与娄县合并,改名为松江县,今为上海市松江区。

[4]十字,即一引、二诗、三白、四唱、五哭、六笑、七噱、八战、九腔、十调;三场,即前、中、后场;五音,即前场二演员二音,中场笛、二胡二音,后场鼓一音。均为《赋扎》所记载的表演方法。

[5]1957年,以七宝叶金舟班为班底成立上海市民间皮影剧团。该团曾于1958年在上海锦江饭店为荷兰、日本等国外宾演出,1962年解散。叶金舟(1899~1958),今七宝镇沪星村方更浪人。系毛耕渔第五代传人,前场说唱、后场弹拉兼擅,抗日战争前后已成为皮影魁首。参见《上海文化艺术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版,第521页。

[6]今为闵行区七宝镇联明村。(www.xing528.com)

[7]洞真道院,位于今新闵路560号,元延祐七年(1320年)道士潘复原创建,为闵行区境内最早的道观。1947年12月6日,中国道教总会上海县分会成立于此。1960年后由上海市公安局闵行分局使用。不过璩墨熙老人所提到的洞真道院可能不是这一处。参见《闵行区志》,上海社会科学院1996年版,第491页。

[8]七宝镇地名。

[9]黄家花园,为上海青帮大亨黄金荣的住宅,即今桂林公园。上海著名的游乐场所大世界当时是黄金荣的产业。周国昌,别号“火油箱”,1904年生,浙江余姚人。早年参加三十六股党,曾担任国民党义警中队长,为当地帮会恶势力头子。新中国成立后,周私藏枪支,密谋策划反革命暴动。1951年8月,被判处死刑。参见《槽河径镇志》,1989年内部印行,第117页。

[10]该段记忆有误,查阅1978、1979、1980年的《解放日报》,并没有署名火顺根的文章。

[11]赵金山为七宝皮影第五代传人叶金舟的副手,王友生为叶金舟的门生。

[12]早先的南方皮影多用牛皮、羊皮制作,基本以彩绘为主。后来,由于透明塑料质地轻盈、透光度好且价格便宜,很快成为南方皮影的主要材质。当然,牛、羊皮制成的皮影作为高档的工艺品至今仍具有极高的艺术欣赏价值。

[13]一作“绘革社”,南宋时期都城临安(今浙江杭州)的皮影戏班。参见(宋)周密:《武林旧事》卷3《社会》。

[14]丁言昭,著名作家、文学评论家。1973年至1993年曾在上海木偶剧团工作,为国家二级编剧。其父即当代文化名人、“左翼文化运动”研究专家丁景唐先生。

[15]桂林班为上海县梅陇地区(今属闵行区)的皮影戏班,成立于1955年。参见《上海县文化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7年版,第280页。

[16]新生国乐社成立于解放前夕,业余时间聚集茶馆表演,每逢节日、庙会或婚丧喜庆,则参加礼仪活动负责音乐演奏,直至20世纪80年代仍在活动。参见《徐汇区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7年版,第813页。

[17]2004年3月,上海市长宁区新径镇文化馆开始筹办皮影班。4月,馆文化部主任朱墨钧率领全班人员前往璩墨熙老人家中,举行了一个郑重的拜师仪式,正式成为七宝皮影的第六代传人。参见韩与薇:《民间奇葩——上海皮影艺术濒临失传》,《东方早报》2004年4月12日。

[18]该段回忆有误。1928年11月4日,中华道教会在海上白云观正式成立,系上海道教正一、全真两派的联合组织,会址设于清虚观,1936年又在乔家栅重新成立。(《上海宗教志》,第221页。)另一说,中华道教会成立的时间为1941年,设于新闸大王庙(即金龙四大王庙),由该庙住持李瑞珊任会长。(《静安区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版,第824页。)1946年6月,正一派第63代天师张恩溥来沪,拟筹建全国性道教组织。是年冬,邀集全真派道士在三茅阁(延真观)召开组织地方道教会发起会议。会议强调以“宗教为重,团结为重”,认为要“建立全国性的道教会,必须先建立地方性的道教会。地方性道教会由地方的主要道观主持进行,全国性道教会由张恩溥主持进行”。1947年3月15日,上海市道教会在杭州玉皇山福星观上海分院召开成立大会,由福星观住持李理山任理事长。(《上海宗教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版,第220页。)金司徒庙,为正一派道观,位于今静安区康定路万春街。由此可见,璩墨熙老人所说的成立大会应为后者,其会址也不是金司徒庙。

[19]上海县道教联络组成立于1986年9月5日。参见《上海县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07页。

[20]崇福道院,俗称圣堂,为正一派道观,位于今浦东新区三林镇。始建于北宋,新中国成立后停止宗教活动。1987年重建院宇,1990年8月竣工。参见《上海宗教志》,第198页。

[21]按璩墨熙老人的解释,“五套集成”为民间文艺集成、民间文学集成、民间故事集成、民间音乐集成以及民间舞蹈集成。其实应该是“三套集成”,即民间故事集成、民间歌谣集成、民间谚语集成,总称为《中国民间文学集成上海卷》,当时上海各区各县都在搜集材料组织撰写。

[22]罡毯是道教仪式中绘有八卦等图案的布垫。步罡踏斗,又称踏罡步斗、步天纲。罡原指北斗星构尾的那一颗星,斗即北斗。后来罡斗范围扩大,泛指东南西北中五方星斗。道士在十尺见方的地域内,铺设罡单,脚穿云鞋,在悠扬的乐曲声中,按斗宿之象、九宫八卦之形踱步,以为可以神飞九天。在道教尤其是正一派的修炼仪式中,步罡踏斗是一种基本功。参见史孝进主编《上海道教文化探索》。

[23]这些都是上海地区散居道士日常阐演的科仪。参见史孝进主编《上海道教文化探索》。

[24]《松竹梅》乐谱已捐献给了上海市道教协会。

[25]道教乐曲按唱词内容和演唱时所表达的不同意境可分为颂、偈、赞、步虚四大类。其中,偈是道家的诗,由固定字数的四句组成。步虚则是道士斋坛赞颂时讽诵词章的腔调。参见史孝进主编《上海道教文化探索》。

[26]戽斗,一种汲水用的旧式农具。

[27]孔雀开屏彩灯曾人选赴比利时、荷兰等国巡展。

[28]原上海县梅陇乡(今闵行区梅陇镇)下属的一个生产大队。

[29]七宝为镇名,东风、联明、中华、新龙、宝北都是七宝镇下属的村子。

[30]七宝镇地名。

[31]关于《王弼荣的故事》与《夏八老的故事》,可参见骆平主编《古镇七宝》,学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37—44页。

[32]夏家旗杆是20世纪50年代上海七宝镇郊的一家著名餐馆,以红烧羊肉最为出名。“捏作”即面塑艺术。参见《上海县志》,第1113、954页;骆平主编《古镇七宝》,第133页。

[33]池河圈,应属于中华村,此处有误。茶担舞,又称“跳板茶”,系水乡农村婚嫁习俗舞蹈,模仿茶担职业者(俗名茶炉子)烧水、沏茶、绞毛巾等动作,加以提炼、夸张、美化,风格别致,生活气息浓厚。参见《上海县志》,第955页;《嘉定县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852页。

[34]沪星大队是七宝镇下属的一个生产大队。而丁家丝竹班则是七宝地区著名的同乐国乐社的主要班底,包括丁关禄、丁海林、丁关胜、丁顺岐、丁德其、丁纪林、丁顺德等人。同乐国乐社,由丁关禄于1951年发起创办,叶金舟为辅导。参见骆平主编《古镇七宝》,第131页。

[35]阮家厍,位于九星村。油箍弄,位于七宝镇北。故事可参见骆平主编《古镇七宝》,第8、12—14页。

[36]陈斌:《UFO(不明飞行物)光临上海?》,《解放日报》1987年8月28日。

[37]《锣鼓四合》为江南丝竹名曲之一,相传出自于清末南汇县琵琶名家陈子敬(1837~1891)之手。参见《南汇县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666页。

[38]1992年10月,国务院批准撤销原上海县和闵行区的建制,合并成立新的闵行区,七宝镇成为闵行区的直属镇。

[39]朱思学,曾担任中共上海县委副书记、上海县县长等职。

[40]邵康吉,上海县著名老中医,曾担任中国农工民主党闵行区支部主任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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