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龄身边工作人员回忆：品质高洁唯菊与石

谭明德、陆天麟、刘春生、唐江、周和康、顾金凤口述

王志鲜、段炼整理

[整理者按]1991年2月23日，上海市孙中山宋庆龄文物管理委员会为筹拍纪念电影《宋庆龄在上海》，邀请曾在宋庆龄同志身边工作过的有关人员在香山路7号管委会办公室举行座谈。本文即根据当时的录音整理而成。

一

谭明德:1942年春，孙夫人从香港到重庆，我开始跟在她身边搞宣传。每逢外出，我一般都要跟着夫人。人家请她吃晚饭，饭后安排跳舞、搓麻将，她从不参加，总是吃完后就匆匆赶回家里。回家后洗脚休息，睡到午夜12点到1点多钟，起来写文章，一直忙到天亮。清晨，李妈^[1]烧些点心给她吃。早餐期间也是夫人读报的时间，她总是先浏览一遍报纸的大标题，要细看的地方用铅笔划一下，做个记号，等有空再仔细翻阅。若有需要回复的信函，也是早晨回信，写完后由我帮她去送。吃过午饭，夫人一般都要睡个午觉。

孙夫人对身边的工作人员特别亲切，尤其当我们生病之际，总会过来询问就医吃药的情况，一点架子也没有。廖梦醒^[2]是中国福利会的秘书，她的丈夫李少石在重庆不幸遇难后，^[3]孙夫人也很悲伤，不仅参加了追悼会，还送了鲜花。在重庆大多数时间里，我一直跟在夫人身边，那时还有李妈和一位开车的师傅。

在重庆，孙夫人参与了许多重大的政治事件。1945年，毛主席来重庆与国民党当局进行和平谈判，^[4]我记得夫人曾请毛主席吃过晚饭。那时，夫人经常与廖梦醒、史良等人在一起开会，商议中福会的一些事务。孙夫人的一些日常生活用品包括吃的油都由国民政府供给，每月的工资她也从不去拿，都由廖梦醒帮她代领，放在中福会作为经费。^[5]我们在重庆的住宅离蒋公馆很近，我们住在两路口，蒋介石住在曾家岩。那时，前来拜访孙夫人的宾客，其中不乏宋家、孔家、蒋家的亲属。我记得孔二小姐^[6]，女扮男装，举止像个男的，人矮矮瘦瘦，没有孔大小姐^[7]那么文雅。宋美龄有时也会来，但来得很少，一般都是逢年过节。

1945年抗战胜利后，大约是在10月到11月份的样子，夫人回到上海。车子路过香山路，夫人没有下车，直接去了靖江路45号^[8]。我们在靖江路一直住到1947年下半年，才让出房子，搬回香山路7号^[9]。1948年4、5月间，我们去看了淮海路的房子^[10]，不久夫人就迁人淮海路新居。淮海路住宅是一所漂亮的花园洋房，家具都是从靖江路住宅搬过去的，后来陆续添置了一些。当时冬天烧热水汀用的是柴油，后改成烧煤，夫人平时很节约的。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前夕，国民党当局要接孙夫人去台湾，她坚持留在上海。淮海路住宅下面有一间很小的炉子间，万一有什么情况可以躲进去避一避，她跟我说：“如果有人找我，就说我不在。”

二

陆天麟:我从前在中央信托局秘书处任专员。有一天，宋子文打电话给信托局长刘攻芸，说孙夫人要从重庆到上海来定居，需要一个比较靠得住的人，负责接待孙夫人。他们就找到了我，由我办理孙夫人在上海的一些相关事务。后来李妈告诉我，当时包括市政府在内很多机构都想派人到夫人这里来，都被夫人婉言谢绝了，她说有陆先生在这里就可以了，不必再麻烦大家。孙夫人定居上海，住宅问题是头等大事，为此我把信托局的事先放在一边，专门办理这件事。有关部门与信托局地产处一联系，结果找到靖江路45号，准备作为孙夫人到上海后暂时的住处。1945年11月的某一天下午3点，我与时任上海市长钱大钧^[11]来到机场。大约在5点左右，飞机到达上海，与孙夫人一块儿来的，还有老谭和李妈。之后，我就一面在宋公馆做事，一面替信托局办事。由于抗战刚刚胜利，信托局要处理大量接收事宜，工作十分繁忙。我想回信托局，请局里派另外的人员到孙夫人家去工作。后来信托局局长刘攻芸曾专程到靖江路探望夫人，他对我说：“你暂时维持现状，信托局的事先放下。”夫人知道后，让李妈转告我说：“如你实在忙，就不要天天来了，一个礼拜来三次，或者一、三、五，或者二、四、六，星期日也可以来。如有其他的事，我们电话联系。”同时，夫人写了两张卡片，一张给上海市长，一张给刘攻芸，说以后这里一切对外的事均由我陆天麟负责接头，生活由老谭、李妈等人负责。因就这样，我成了孙夫人身边的专职工作人员。

靖江路45号原来是德国人的房子，房子较小，潮湿闷热，很难受。住了没多久我们就搬回香山路故居去了。一段时间后，信托局地产处处长来对我说：“你请示一下夫人，淮海路有一处房子，若是喜欢就搬过去吧!”我向夫人汇报后，夫人说：“如果房产没什么纠葛的话，你有空就和我一起去看看吧!”有一天，我陪夫人一起去淮海路看房子。这所房子有点名气，有一个大花园，栽满了樟树，碧绿常青。当时这所房子是美华委员会的职工宿舍，我们去看时那些职工还住在里面。我对他们说：“我们是中央信托局的，来看看房子。”看后，夫人非常喜欢，她对我说：“房子蛮好，但现在有人住在里面，是否会有什么纠葛?将来会不会发生其他问题?”我对她说，这不要紧的，一切都可以解决。当时我也在美华委员会兼职，这个委员会就在青海路现上海电视台对面的一个什么俱乐部①内，大华电影院②的隔壁。后来，美华委员会给职工另外找了个住处，不久他们就搬走了。

有人说蒋纬国曾在里面居住过，到底是否住过我不知道。我只是听说，蒋纬国也想住进去，而且想要这所房子的名流闻人很多，信托局地产处很为难，谁都不敢得罪。所以，他们反而和我商量，希望孙夫人能住进去，这样其他人就不能再说什么了。于是，在1948年春天我们从靖江路搬到了淮海路。

夫人平时非常平易近人，对人很友好，坦诚相待。有一次，孔二小姐来探望夫人。平时有客人来，都是我事先通报的，那天我不知道来客是孔二小姐，她也不太礼貌，我请她在会客厅休息，她理也不理径直朝楼上走，我想她可能是夫人的亲戚。后来她下楼时，我想你不理我，我也没必要理你，要走就走吧!没想到她临走时主动对我说：“陆先生再见!”我心里觉得奇怪，想你怎么知道我姓陆?

过了几分钟，李妈下楼来了，李妈对我说：“陆先生今天有点委屈你了，不要不开心。”

我说：“怎么回事?”

李妈说：“刚才那位是孔二小姐，她上去后问楼下是谁?夫人告诉她，‘陆先生是我的朋友，你要客气点’。现在她知道了，因此对你也客气了。”

这种事虽小，却从中看出了夫人的为人，让人心里非常感动。

解放后，我又在夫人身边工作了一段时间。后来我生病了，夫人让我去休息。陈毅市长看我一再生病，也对我说：“你这样的身体看来是不行的，有病就提早退休。”于是，大约是在1952年到1953年，我离开了淮海路寓所。①原为清光绪五年(1879)英国人福布斯(Mr Fobus)创办的英国乡村总会(Country Club)，因位于斜桥路(今吴江路)，又名斜桥总会。抗战胜利后，改名为美国斜桥总会。②此处有误，应为美华大戏院。创建于1939年，原名仙乐大戏院，主要演出话剧、昆剧和越剧。1947年改名为美华大戏院。

三

刘春生:我是1956年7月左右来宋家开车的。原来在市教育局，后调人市政府车队。车队让我到首长身边工作，我有顾虑，认为那里要求高、规矩多，自己不大想去。组织上就来做我的工作。我有两子三女，考虑到革命工作的需要，就答应了。刚来时，我很拘束，当时警卫处交代的很多：诸如车子要保养好，不能出事故，人要住在首长家里，一个星期只能回一次家，周六回家周日晚上必须赶回来等等，管理十分严格。

刚来时，我开的是一辆吉姆，是1952年斯大林送给宋庆龄的。到了1956年，从北京调配来一辆吉斯，由我从上海火车站开回淮海路。后来我国自行制造了红旗轿车，就不用吉斯了。因此，宋庆龄同志在上海一共有三辆车，都由我一个人养护。每逢外出，警卫处都要做我们的思想工作，并详细交代一些相关问题，我们事先必须做好准备工作，熟悉行车路线。由于首长很少外出，空闲的时间比较多，我也会做一些室内工作，忙的时候还要帮忙打扫鸽子棚。有时她回北京，我手头没什么事，就到市里为几个副市长替班开车。有一次，我正在淮海路保养车子，首长来电话说要回上海，我就没回车队。

首长大多在逢年过节时外出，例如国庆节什么的，我就开车送首长到市内兜一兜，从华山路到静安寺、南京路，再折回淮海路。给首长开车是个有利条件，一路绿灯，大家会主动避让，不管是在市区还是闵行区都是这样。首长对我们要求很严，外出时要我们注意衣着端整。出发之前的一个小时，我必须漱洗干净、换好衣服、擦亮皮鞋，做好一切准备工作。有一次，我到机场接机，匆忙中领扣没有扣好，秘书长张甦平^[12]同志看到后，马上走过来让我系好，并关照我不要东走西走。

如果唐师傅^[13]回家了，我还会帮忙烧点便饭。里面关照什么，我烧什么，首长就吃什么。每天清晨5点多我就得起床，四处看看，刚开始不太适应，慢慢地也就习惯了。工作虽然辛苦，但首长对下属很关心，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工作做好，否则对不起首长。逢年过节，首长会送些礼物给我们，有吃的也有穿的，比如中秋节会送我们月饼，过年会买些手绢、袜子、围巾等送给我们。礼轻情义重，我们常常会把这些东西拿回家与家人分享。到了端午节、国庆节，首长就和大家就一起吃饭。虽然她很忙，但总想着身边的工作人员，我们心里觉得热乎乎的。首长逝世后，我们都非常悲痛。

首长生前喜欢花，屋子里摆满了鲜花，有康乃馨、玫瑰、腊梅等很多种，每个礼拜要换，都是从花店订的，然后派人去拿。首长的伙食是由供应站配发的，有时让我开车去取。首长给别人送东西，或者给朋友写信，如沈大姐^[14]、耿丽淑^[15]等，都由我骑自行车去送。

宋庆龄故居成立后^[16]，我又在故居工作了好几年。有一天，我感到不舒服，就睡了一觉，起来后觉得气闷，到华东医院就诊。医院说我这个病不能回故居了，需要住院治疗，在医院住了两年。后来又到新华医院动手术，开了两次刀，出院后我就离开故居了。

四

周和康:我是1956年到淮海路寓所的。当时我在中苏友好大厦^[17]政保处纠察科，领导让我到首长家里去工作，我心里很紧张，因为首长在国内外威望很高，是德高望重的领导人。我想我刚人党不久，能力又差，到这样一位国家领导人身边工作，是否能胜任?后来由戴炳书^[18]陪我一起去，到了以后向我大致介绍了工作情况，到处去看。

记得那年劳动节，首长设家宴，请了一些医院的人以及自己的亲戚。我也在场，看见首长忙说：“首长好!”首长也说：“周同志，侬好!”并问：“侬是不是宁波人?”我说：“是的。”她还问我有几个小孩子?我都一一做了回答。这样一来，我忐忑的心情也就安定下来。首长还自己亲自夹菜给我吃，一位国家领导人对一名普通职工如此客气，让我很是感动，以后我就留在了首长身边。

我是宋宅的管理员，例如伙食采购等首长生活上的事都归我管。首长国内外往来的邮件都要登记，她写好信后交给李燕娥或钟兴宝送下来，由我登记在簿子上，然后再邮寄。寄往国外的信件多是英文的，也有俄文的。登记簿每个月都要交上去让首长查阅一次。首长家里购买东西所用的钱款也有一本记账簿子，每一个月或两个月送交首长查阅一次，阅后签好名再送下来。

从1956年到1981年首长逝世这26年中，我从未听见首长对工作人员大声斥责过，她是一位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的人，讲话总是那么妙趣横生。首长对卫生工作要求较高，每次从北京回来，总要李燕娥同志到室内室外以及花园四处看一遍。我记得有一次她回来时，鸽棚前的水泥地打扫得不够干净，首长并未严厉地指责我们，而是说：“这鸽子又拆烂污^[19]了，请你们再把它搞搞清爽。”接待外宾时，从开菜单到房间布置首长都有明确的指示。菜单一般由我从锦江饭店拿来，等她审定之后再送到锦江去。对于房间的布置她也要事先看过，譬如客人下午3点要来，她会提前一个小时下来，角角落落看看，这些地方是否打扫干净了。因为我们这里来的客人都是国家贵宾，如伏罗希洛夫^[20]、金日成主席^[21]、西哈努克亲王^[22]等等。由于规格较高，我们唐师傅也没法弄，一般宴会招待都是请锦江饭店派人来掌勺。

记得在1980年，刘春生患甲状腺瘤，住院开刀，首长知道后，写信委托我代表她前去探望。而且她考虑得很仔细，连需要买点什么都一一嘱托于我，记得我当时买了麦乳精，还买了水果。每逢过年或节庆前夕，她会对我说：“周同志，马上就要过节了，你去买些东西来，比如衬衫、袜子、围巾和吃的东西。”我买回来后，她就送给我们大家，每个人都有，从无遗漏，甚至还想到了北京的工作人员，也要给他们留几份，等回京时带给他们。过春节时，她写信给北京，让他们包饺子吃，费用由她支付。首长对我们确实非常关心。逢年过节，她会把工作人员的子女喊到她家里去吃饭、看电影，让小朋友们唱歌。电影就在客厅或餐厅放映，银幕设在放古董橱的地方，放映机摆在餐厅里放柜子的地方。

首长把李燕娥同志看作自己的亲姐妹一样对待，我们刚来时首长称呼她为“李妈”。1961年，我们这里发生了一桩事，李大姐为保护首长家里的东西负了伤，首长对她更加亲切了，称她为“李姐”。过去李大姐和我们一块吃饭，后来她就到里面和首长一块吃了。据我所知，李大姐与首长确实是生死患难之交。我听李大姐讲，1937年后首长移居香港，在一次空袭中是李大姐搭了把梯子帮助首长爬到隔壁，去人家的防空洞里躲避，可见她对首长照顾得很仔细，十分体贴。她一生兢兢业业，全心全意为首长服务，首长也非常感动，觉得李姐是非常可靠的人。

我在淮海路当管理员时，每天早上4点半就要起床，到供应站去取菜。供应站在四川路，比较远，首长对我们很关心，就让刘春生开车送我去。我想老刘早上还有许多工作要做，没必要麻烦他，还是骑自行车去比较好。每天我4点半起床时，首长的灯已经亮了，而晚上我们已经睡了，她的灯有时还亮着。首长中午要休息的，吃完午饭到阳台上散步，然后到楼下的按摩间休息。按摩间就是现在的西书房，那里原来有张床。医生、护士就在这间屋子为首长服务，楼上一般人是不允许上去的，即使首长自己的亲戚也不可以上去。中午休息的时候，会在客厅里放放唱片。寓所的唱片贴有标签，上面写着“宋”字。客厅有一台上海牌无线电，是人家送给首长的。在首长办公室里有一架钢琴，礼拜天，如果首长身体好，就自己弹弹钢琴。首长平时工作很忙，每封来信先由钟兴宝将信封剪开，然后首长亲自看阅。阅后交给秘书处理，若要复信，都是自己亲自动手。那时首长身边的秘书是黎沛华^[23]，写得一手好毛笔字，她原来是何香凝何老太太那里的，现在已经过世了。

宋庆龄同志一生勤俭节约、廉洁奉公。《中国建设》杂志^[24]是一手她创办的，每月总有一大叠期刊寄送到上海，再由她分发到国外去。虽然是印刷品，但寄到美国、加拿大某地区邮费还是很贵，总要一块多钱，她每月按时邮寄，这是一大笔开销。按照规定，邮寄费、订报费可由公家报销，但她从来都是自己出。我们根据领导的指示，向李燕娥同志讲：“请你转告首长，根据规定这些费用公家是可以报销的。”但首长让李同志对我说：“这是我的家，这些费用应该由我出。”最使我感动的是，1962年有一位国宾来访，首长让我到友谊商店拿了一些礼品。给国宾送礼，理应公家报销，所以我就根据相关规定给报掉了。首长知道后很不高兴，把我叫到电话间旁的大扶梯口说：“周同志，我同你讲过了，这些都是我自己买的，我跟你讲过了，跟秘书也讲过了，公家报销的是送给国宾的东西，其他的应该由我自己付钱。”可是这笔钱已经报掉了，我记得是293元，她说：“这笔费用应该退回去!从我的账上出，你要照我说的马上去办!”结果按照首长的意见，这笔钱退回给了公家，友谊商店将发票分开重新办理。来淮海路寓所的国宾来很多，所送礼品都是我和老刘一起去友谊商店挑的，放在客厅里供首长挑选，需要的就留下，其他东西一律退回。首长做事非常仔细，她是国家领导人，万一有什么疏忽，影响很大的。这桩事情确实让我很感动，而类似的事例还很多。

首长虽然是国家领导人，但她自己的生活还是非常俭朴的。譬如，她的早点只要一杯酸奶、两片面包即可，有时吃点粥。她喜欢吃大饼油条，原来我们是在外面买的，后来出于安全角度考虑改为去锦江饭店拿，除了她自己的一份外，她会分给工作人员每人一份。首长平时的伙食并不算丰富，只有一个荤、一个素、一个汤，最多时也就两个荤菜。每顿饭总有鱼，因为首长喜欢吃鱼，清蒸桂鱼、红烧鳊鱼或者宁波人吃的大汤黄鱼。有时候她也吃广东菜，或者让李燕娥给她烤羊腿吃，我们那个煤气炉是可以烤东西的。兴致高时她会自己烧点素菜，例如豆腐再放点番茄什么的，原料、配料由唐师傅事先准备好，她和李燕娥、钟兴宝一起下来烧，烧好后分给大家吃。

我们工作人员的伙食费原本是列人政府财政开支的，“文革”时期，受极“左”思潮影响，上海市革委会取消了这笔费用。于是，我们的伙食费就改由首长出钱承担了。其实我们每个月都有工资，伙食费理应自己支付。但首长不肯，她觉得有责任照顾好我们，说：“这是我自己的钞票，你们吃好了，不要管人家怎么说。”但大家心里有点怕，怕被别人讲闲话，要我给首长写信，最后她也只好同意了。

虽然首长平时对我们很客气，也没有架子，但非常细心，一点也不能马虎。举一个小例子，首长的信件多是英文，有时我会登记错，每月例行检查时她会把错处用红铅笔划出来，有些英文名称根据国外的惯例是大写，我写成了小写，她也会指出来。在某些原则问题上，首长还是很严格的，甚至不是很客气。有一次，厨师何元光觉得室内太闷，想把厨房的纱窗拆除。我让管理科的木工师傅来拆，敲打声惊动了首长。她下楼来一看，问道：“周同志，纱窗谁让你拆的?”我将事由向领导做了汇报。她说：“这不好拆的，厨房一定要纱窗，否则苍蝇、小虫要飞进来的。若是觉得闷，可以装个电扇，让它吹吹风。以后凡是家里的东西，要改装或搬动的，你一定要经过我，不能随便谁叫你弄就弄!”当时我们烧水也是烧的煤，炉子没封好的话会有煤气泄漏，首长总要我们仔细检查。

首长的生活经验非常丰富，我确实学到了很多东西。有一次，房子大修，重新刷了油漆，三个月后气味仍未散去。首长对我说：“周同志，明天你去买些洋葱，让唐师傅切成片，放一碗清水在房间里，这样油漆味就没有了。”我们根据首长的指示去办，结果几天后油漆味真的消失了!起初我们不懂，下雨天怕室内过于潮湿，认为空气需要流通，往往把门窗全部打开。后来首长告诉我们，下雨天不能开门开窗，否则潮气更重，东西就会坏掉，除非太阳好的时候，才能打开让它通通风。首长还教我们唱片应该怎样保养，过了梅雨天唱片都要用干纱布擦一擦，去不掉的污迹可用少许酒精。因此，寓所的唱片保存得很好，书籍、地毯都没有发过霉。这些地毯都是毛主席送的，若有损坏不仅可惜，我们也负不了这个责任。每逢房屋大修，张甦平秘书长总要派安培廉^[25]将修理的项目及修理情况向首长报告。譬如楼上的搁栅，某次大修只拆剩下一个空架子，而且时间久远榫头都损坏了，张秘书长就让徐大刚^[26]拍了照片给首长看。首长指示，这些东西全部调换并予以加固，保证了房屋的安全。从这些日常小事可以看出首长一丝不苟的认真精神。

五

唐江:我到淮海路寓所工作比较晚，是1962年从新雅^[27]调过来的，也是由领导做了思想工作才来的。刚开始，也不太适应，觉得自己见识少，技艺上还不够。在刘春生、周和康、李燕娥大姐的帮助下，渐渐地就习惯了。当初进来时，安排我烧饭，同时也做些卫生工作。早上5点钟起床，搞完卫生，再到厨房工作。我们一个烧饭师傅，一个绿化工^[28]，一个驾驶员，还有当管理员的老周，大家烧饭、喂鸽子、养鸡、养鸭，四个人配合得很好。有时首长在家设宴招待宾客，饭后在客厅或餐厅里放电影，结束了还要送客，就会工作得比较晚。

首长对待身边的人，就像对待自己的子女一样。她人在北京心中牵挂着上海家里，在上海又牵挂着北京家里。逢年过节还想着为我们改善生活，常常送我们一些东西，如衣服、帽子、袜子、衬衫等。有时，她会让李大姐拿些东西来，要我分给大家。我和钟兴宝^[29]同年，刘师傅和张秘书同年，李大姐比他们还大两岁，老周年龄小一点，我们几个人就像一个大家庭一样。大家齐心协力，一心只想着把工作做好。在淮海路寓所，每天都要搞卫生，有时天冷结冰，老周就赤着脚上房，将屋顶冲干净，非常认真，我们大家都很团结。李大姐年纪比较大，首长称她为“李姐”，顾金凤来得比较晚。楼上主要由李燕娥、钟兴宝和顾金凤三人负责，我们一般不上去。有时候首长出来晒太阳，我们还没注意，她见到我们总是先打招呼。星期天，首长偶尔会自己下厨房，烧点豆腐，加点素菜、番茄，烧好了会让我们尝尝。平时她自己是一荤一素一汤，有时加一个菜，加的菜也会留一些给大家。有时护士小蒋^[30]来和我们包馄饨，首长会帮着一起包，而不是说我们弄好了给她吃。宴请宾客时，锦江^[31]送来的菜单要由她过目。她也会让老周去买些点心，最后也是分给大家吃，真的像对待自己的儿女一样关心我们，没有一点架子。

六

顾金凤:原来是钟兴宝为首长服务的，后来她身体不好想走，杜秘书^[32]找过好几个人，做做都不行，就让钟兴宝推荐一个年纪轻点的苏州阿姨，结果找到了我^[33]。钟兴宝是1973年回苏州老家的，1969年我爱人去世，当时她还没走，就推荐了我。后来有几个解放军来我家，我正在绣花，他们看了看就走了，也没说什么。第二天，他们又来了，决定要我去。我不肯去，因为我有5个小孩，走了的话他们就变成无爹无娘的孩子了。我母亲早就过世了，父亲、妹妹都劝我，还是去得好。我想想没办法，也就答应了。

1973年5月28日我来到淮海路寓所，6月1日见的首长。淮海路寓所地方很大，当时负责与我谈话的陈同志^[34]对我说：“阿姨，你不要怕，不要紧的，有人会领你上去的。”过了一会儿，李燕娥出来了，她人很胖，我也不知她是谁。在传达室，她问了我的姓名、年龄，说你到上面去见首长，首长叫怎么做就怎么做。我从未见过这种场面，心里很紧张。李燕娥领我上楼，我向首长问好，首长回应：“你好!”并让我站起来，上下打量一番，问我：“有几个孩子?爱人是什么时候去世的?”我回答后，她说：“蛮好，你在这里工作，家里情况我多数都知道了。”其实，有关部门已来过我家两次，情况早就了解清楚了。

我在上海才呆了20天，就随首长到北京去了。北京的那些场面我都没见过，什么也不会做。饮食我也不习惯，北方的面条里放些黄芽菜，吃了就拉肚子。我心里又挂念家中的5个孩子，想想就哭，要回家。我在首长面前虽然没有哭过，但红肿的眼睛是看得出来的。后来首长同我谈话，她说：“阿金，你要想开些，这也是为了革命。有的解放军同志，小孩刚生下来，就跟着部队出发走了。你的孩子最小的已经7岁了，大的都长大成人了。你要看得远一点，好好工作，不懂的地方我会教你，自己也要勤学多问，要有耐心。”首长跟我谈了以后，我还是不适应。有时开宴会，客人要加咖啡、点心，我也弄不明白；北京寓所地方很大，我常常走错路，一会儿走到别人房间里，一会儿又走到厕所里。我心里难受，动不动就哭，一直想要回家，别人都来劝我。其实我既然来了，首长又和我谈了，我就应该诚心诚意地一样一样学起来，熟悉了也就习惯了，什么也都会做了。前三个月，我专门负责洗衣服，因为不熟悉，房间里还不能进去。三个月后，首长就叫我进去了，陪她一起睡觉。钟兴宝年纪大了，身体有病，此后我就一直在房间里收拾。首长房间里水果各种各样都有，我们都不去碰，一切东西都是原样，桌上绝不会少一张纸。她认为我很老实，于是过了半个多月，她就把吃的(包括医生的药)、穿的全部交给我保管了。碰到外宾送来水果或其他东西，首长会一份一份分给我们大家。吃东西的时候，她也总要分成三份，她一份、钟兴宝一份、我一份。若是外宾送来的贵重礼品，她就让我收好。

在首长身边工作蛮吃力的，许多事情要做。开宴会时大家楼上楼下很忙，菜单由首长亲自开，座位也由首长亲自安排。等首长开好菜单，杜秘书就到北京饭店去订餐，为了一次宴会要跑好几个地方。宾客走后，桌布都由我洗，那时是用手搓的。首长很爱干净，睡觉时穿睡衣，起床后又有起床后的衣服，要洗好、烫好。早上7点到7点半首长起床，我们预先得把洗脸间准备好。服务员将早饭端上楼，再由我们端到房间里去。她的房间别人是不能进来的，平时只有我和钟兴宝两个人在房里陪她。后来她腿脚不方便了，才允许大夫上楼。

首长喜欢吃南方的东西，比如清明节要吃青团，端午节要吃粽子，立夏要吃酒酿、咸鸭蛋，这些东西她都喜欢，我们就自己做。还有枸杞子^[35]，园子里很多，我采下来炒给她吃。她不要别人炒，要我炒，因为这种东西北方人不会弄。她还喜欢吃炒酱，这也是南方菜，要用花生米、肉丁、冬笋、火腿丝等，再加一点点酒。每次我炒好炒酱，她会送给马海德、杜述周、史良、蔡畅、爱泼斯坦等几个老朋友每人一份，上面还写着“这是苏州阿金做的”。还有苏州的苏东鱼(音)，逢年过节都要送人。刚开始我也不知道苏东鱼怎么做，李阿姨就请老谭的爱人马宝华来教我。其实就是把河鲫鱼放在油里炸，然后放上葱、姜、酒、醋，煮两个多小时就可以了。^[36]

李阿姨的脚宽，鞋子没地方买，我在上海时就给她做了许多单鞋、棉鞋。首长穿买来的鞋脚痛，也让我给她做。我给她做的是方口鞋，有小方口、圆口，就是农村妇女穿的鞋子。她非常高兴，觉得穿着很合适。大夫来时问：“这鞋是首长您买的?”首长说：“是阿金做的。阿金手多巧啊!我穿着很适意^[37]，我叫她做了好几双。”首长出门时，从里到外弄得清清爽爽，一进家门马上就换掉了。她在家的衣着和普通老太太一样，冬天穿棉袄、棉裤，衬衣、短裤、睡衣都是破旧的，让钟兴宝在缝纫机上缝补。有的衣服横补竖补，我们都觉得难看相，就叫她不要穿了。首长非常节约，凡事都为国家打算。譬如别人送的礼物，那些包装纸、丝绳、绸带，她都舍不得扔掉，绸带还一条一条烫好，有一间小屋是专门存放包装纸、绳子、绸带等杂物的，要用时就拿出来。她说这些东西可以反复使用，不必再买了，能节省不少钱。我和钟兴宝的工资都是首长自己出的，按规定可以报销一个人的工资，首长不愿意，她说我自己用的人不需要国家出钱。耿丽淑、马海德^[38]等好友逢年过节来吃饭都由首长自己掏的腰包。她当时拿一级工资，每月有五百多。1973年我的工资是35元，1976年是40元，到了1979年是50元，钟兴宝也一样，这些钱都是首长自己付的。

当时还有隋学芳的两个女儿^[39]在这里吃用，在北京时她们长期在这里吃，在上海时只是星期六回来住到星期天。逢年过节，首长都要将送苹果、桔子糖给身边的人，包括担任警卫的解放军战士(那时有两个排)，我们还有饺子、猪脚爪、辣白菜等，部队自己有伙食就不送了。还送我们衬衫、袜子什么的，年年都这样。其实首长的工资是很紧的，有时杜秘书对她说，若是钱不够了就去领点稿费，首长不肯。

首长对人非常关心，她对我比我亲娘还好，我有做错的地方亲娘还要责骂几句，她却从来不发火，而是耐心地一样样教我。刚来时，我什么也不会做，经常出错，还出过洋相，想想真好笑。那一次我在打扫卫生，看到墙边有根绳子，上面积了很多灰，顺便擦了擦，哪知这是个警铃，一碰就响，解放军都跑来了。杜秘书问我：“阿金，你怎么打警铃了?”我说：“我不知道，我看见这根线脏，想把它擦一下。”他说：“这个不能打，一打外面的解放军就忙起来了。”每逢宴会，人总是很多，一长排桌子的外宾。有几个服务员是从北京饭店借来的，两个年纪大的，一个年纪轻的，忙起来就乱了，应该左手上菜，却用了右手。等到宴会结束，客人们都走后，首长让我去叫那个男的服务员。她对他说：“小刘^[40]，今天你做错一样事。你今天上菜时，用的是右手，下次记住，千万不要用右手，因为你在背后上菜，假如客人正巧要夹菜，就会翻在客人身上。你不要怕，这不怪你，客人实在太多了。”开宴会时，客人多，工作比较吃力，台布什么的都要洗好、烫好放起来。她总是说：“阿金，你太吃力了，休息休息吧!”

首长患有神经衰弱，平时还蛮好的，可到了晚上就睡不好觉。我晚上也不敢睡着，有时她会在晚上1点钟左右起来弹钢琴，她说：“阿金啊!对不起，你被我拖死了。”我说：“首长，不能这样说，我应该陪你的。”她对我特别亲热，不论为她做什么事情，她总是谢在你前头，即便给她冲一杯茶也是先说“谢谢”。她常说：“阿金，我找了那么多人，从来没有像你这样老实的人。”她还对钟兴宝说：“你是大的应该教会小的，培养小的，不要样样弄。”碰到这么好的首长，我就是要诚诚心心对待她，服侍她到最后。

一开始首长的病还没那么严重，只是有点发烧。那一年的六一儿童节，康克清^[41]要首长题词。那时首长的病已经很重了，坐也坐不起来，我用被子给她撑好，放一块板在她面前，让她在板上写，钟兴宝和我一人一边撑着她。^[42]还有一件事情，沈粹缜大姐正好在北京，想让首长题写《韬奋选集》^[43]的书名。沈大姐来见首长，首长躺在床上，已没有力气了，手抖得很厉害。

首长生病后，每次出去开会，都会问司机老刘：“大力士在哪里等我呢?”她叫我大力士，因为她下车都要我搀扶。她总有许多话对我说，开会时发的点心，都会包好带回来给我们吃，她说：“我要给阿金吃的，还有钟兴宝。”总是一人一半，很公平，从不欺负哪一个。

首长逝世那一年的5月，国外一所大学要向首长颁发博士学位^[44]，当时她发烧40度，有关部门劝她不必参加授赠典礼了，可以预先把讲话录下来，然后在会场上播放。可首长说：“你们管你们录音，我一定要出席。”录音时首长的声音有点哑，因此录了三天，到最后一天才算成功。但她并不满意，还是要去。医生知道我和她关系好，就让我劝劝她。

有一天晚上睡觉，首长对我说：“阿金，你在大夫那里听到我得的是什么病?”

我说：“没听到什么，大夫说这个毛病没啥，你别担心，不要多想。”

她说：“你们还要劝我呢!我比大夫知道得多，我的毛病他们没有办法看好。”

我说：“首长你不要瞎讲，现在随便什么病都看得好的，你放心!大夫说了，那天的典礼你最好不要参加，你身体弱，会吃不消的，能不去就不要去了。可以先录好音，会场上放一下不是一样吗?”(www.xing528.com)

她对我说：“阿金，你们对我讲这些是为我好，我都知道。为什么我一定要去?你们想想，他们从美国^[45]到中国来，我却不到场，多没礼貌?你不要急，我是大风大浪锻炼过来的，吃得消的，到时候你看电视好了。”

首长还是坚持出席了典礼，从电视里看她讲话时蛮好的，其实那是硬撑着的。最后她体力不支昏了过去，在场的医生立即进行抢救。我们在家都很着急，一会儿这个人来报告，一会儿那个人来报告，紧张得要命。我一直守在门口等她回来，她是被4个解放军抬下来的。她见了我说：“阿金，我今天很开心，你看见了吧!电视里好吗?”我说：“蛮好的，首长很神气的。”她拉着我的手，一路说着一路被抬到楼上。第二天，她就不行了，几乎处于昏迷状态。我们不敢睡觉，也没心思吃饭。她一直拉着我的手，我要去拿药，手刚一松开，她就喊：“阿金!”喊一声又昏迷了过去。后来她眼睛已经睁不开了，中央领导来看望她，我就在她耳边说，哪一位首长来了，她勉强睁一下眼，其实已看不见什么了。

[口述者简介]谭明德，1942年春到宋庆龄身边任公务员。

陆天麟，1945年11月受中央信托局委派到宋庆龄身边工作，1953年因病退休。

刘春生，1956年7月从市政府车队调到宋庆龄身边开车，1977年左右退休。

周和康，1956年从中苏友好大厦政保处纠察科调人淮海路寓所任

管理员，1981年后调往中山故居纪念馆任接待科长。

唐江，1962年从新雅粤菜馆调到宋庆龄身边任厨师。

顾金凤，1973年到宋庆龄身边工作，照顾宋庆龄的日常起居。

[整理者简介]王志鲜，上海市孙中山宋庆龄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副研究员。

段炼，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注释】

[1]即李燕娥。

[2]廖梦醒(1904～1988)，广东归善人。廖仲恺、何香凝的长女，是宋庆龄的挚友和得力助手。1938年参加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的筹建工作，任保盟和宋庆龄的秘书，后又兼任保盟财务主任，并负责周恩来与宋庆龄之间的联络。抗战胜利后，保盟改称为中国福利基金会，廖梦醒随宋庆龄来沪，继续担任秘书。

[3]李少石(1906～1945)，广东新会潮蓬乡人，时任周恩来同志的秘书。1945年10月8日，正值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期间，柳亚子到曾家岩50号拜访周恩来。适逢周赴宴外出，由李少石代陪并送柳回沙坪坝。途中，车抵红岩嘴下土湾，不慎撞伤陆军重迫击炮第一团第三营第七连士兵吴应堂。班长田开福向汽车鸣枪，子弹射穿李少石肺部，送重庆市民医院抢救无效，于当晚7时45分牺牲。

[4]1945年抗战胜利后，为避免内战、争取和平，中囯共产党同国民党当局在重庆进行了为期43天的和平谈判，史称“重庆谈判”，国共双方签订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

[5]此处存疑。当时宋庆龄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国民政府委员，也许会有一些薪贴。而且宋庆龄、何香凝作为“党国烈士遗属”，每月可向国民政府领取“抚恤金”，谭明德所说的工资也许指的是这笔钱。

[6]孔令俊(1919～1994)，又名孔令伟，孔祥熙与宋蔼龄之次女。以其在宋美龄身边的特殊地位，及长期男性化的装束而著称。

[7]孔令仪(1915～2008)，孔祥熙与宋蔼龄的长女。

[8]今桃江路45号。抗战胜利后，宋庆龄回到上海，即居住于此。

[9]原为法租界莫利爱路29号，1918年至1924年孙中山和宋庆龄居住于此。现为上海孙中山故居纪念馆。

[10]位于淮海中路1843号，自1948年起宋庆龄曾长期居住于此。现为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

[11]钱大钧(1893～1982)，字慕尹，江苏吴县人。国民党将领，日本投降后任上海市长兼淞沪警备总司令。

[12]张甦平(1913～1987)，山东武城人。1949年后，历任上海市人民政府交际处副处长、处长，市府办公厅副主任，市人委副秘书长，市建委副主任，市政府秘书长等职。逝世前曾担任宋庆龄基金会理事，上海孙中山故居、宋庆龄故居和陵园管理委员会顾问。

[13]即唐江，见下文。

[14]即沈粹缜。

[15]耿丽淑(Talitha Gerlach，1896～1995)，美国人。1926年由美国基督教女青年会派遣到中国工作，曾参与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等发起以宋庆龄为名誉主席的中国工业合作促进委员会的“工合”运动，以帮助中国难民生产自救。1938年12月回美国，在美期间任中国福利呼吁会主席，呼吁美国人民在医疗物资、儿童保育方面给中国人民以帮助。1951年，秘密绕道回到中国，任中国福利会顾问，后任宋庆龄基金会理事、上海宋庆龄基金会顾问。

[16]宋庆龄同志逝世后，中央决定将淮海路故居作为永久性纪念场所。1981年10月9日，上海宋庆龄故居正式成立，实行内部开放。1994年1月，改名为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

[17]今上海展览中心，位于延安中路1000号。由苏联科学院院士安德烈耶夫等人设计，1955年3月建成并投人使用。

[18]戴炳书，宋庆龄身边负责后勤的管理员，1957年调离淮海路寓所。

[19]上海话，比喻做事不负责任、马马虎虎，以致将事情弄糟。

[20]克列缅特·叶菲莫维奇·伏罗希洛夫(1881～1969)，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

[21]金日成(1912～1994)，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主席。

[22]诺罗敦·西哈努克(1922～2012)，柬埔寨国家元首。

[23]1927年北伐时就与宋庆龄有工作关系，自20世纪30年代初出任宋庆龄的秘书，经常随宋来往于京、沪之间，1965年由刘一庸接替黎担任宋的秘书。

[24]1952年1月在周恩来总理的倡议下由宋庆龄同志创办，1990年1月改名为《今日中国》，是我国目前唯一的多文种综合性对外报道月刊。

[25]安培廉，1957年后接替戴炳书任淮海路寓所管理员。

[26]资深摄影记者，1949年后历任上海新闻处摄影记者，上海外联部摄影科副科长，《上海画报》摄影记者，新华社上海分社摄影部副主任，《文汇报》美术摄影部主任。

[27]即新雅粤菜馆，著名广帮餐馆。1927年开设于虹口北四川路，1932年在南京路719号增设总店，以股份有限公司方式经营。抗日战争爆发后，虹口支店关闭，并人南京路总店。该店聘请名师掌勺，烹调选料讲究，制作的粤菜除保留广帮的特点外，还吸收西菜操作之长，形成新雅菜肴的特色。

[28]即王宝兴，淮海路宋庆龄寓所的绿化工。

[29]钟兴宝，江苏苏州人，1952年3月来到宋庆龄身边工作，照顾其生活起居。

[30]即蒋凤珍，时任华东医院按摩护士。

[31]即锦江饭店，位于茂名南路59号，由近代著名女实业家董竹君的锦江川菜馆和锦江茶室发展而来，1951年6月开业。现为五星级宾馆，设有拉丁、印度、墨西哥、日本等特色餐厅。每次宴请宾客，都由周和康从锦江饭店取来菜单，然后让宋庆龄亲自决定。

[32]即杜述周。

[33]钟兴宝是顾金凤婆家的亲戚。

[34]即陈瑞廷，时任淮海路寓所警卫员。

[35]此处应为口误，枸杞子是晒干后人药的，只有枸杞的嫩藤和嫩叶可以热炒或凉拌。

[36]关于苏东鱼(音)，整理者询问了几位苏州老人，都不知道菜名的确切写法，但这种烹饪方法在江南地区十分普遍。

[37]上海话，舒服的意思。

[38]马海德(George Hatem，1910～1988)，祖籍黎巴嫩，出生于美国纽约。1933年来到中国，后经宋庆龄介绍，前往延安，担任八路军总卫生部顾问，筹建八路军军医院，并加人中国共产党。1949年后，经周恩来总理亲自批准，成为第一个加人中国国籍的外国人。

[39]隋学芳，宋庆龄的警卫秘书，负责保卫工作。1963年9月底，隋学芳中风瘫痪，宋庆龄考虑到他子女众多，生活困难，主动承担起抚养他的两个女儿隋永清、隋永洁的责任。宋庆龄没有生育，到了晚年很喜欢这两个孩子。

[40]根据录音，应该姓刘，现已无法查证具体是哪一位服务员。

[41]康克清(1911～1992)，江西万安人。朱德同志的夫人。1949年后，历任全国妇联副主席、主席、名誉主席，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主席，中国福利会名誉主席，宋庆龄基金会主席，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会长等职。

[42]1981年儿童节宋庆龄并没有题词，而是向六一国际儿童节报告会致函祝贺，见盛永华主编《宋庆龄年谱》下册，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008—2009页。估计此时宋庆龄病重，题词最终未能完成。

[43]此处有误，书名应为《韬奋手迹》，见盛永华主编《宋庆龄年谱》下册，第2007—2008页。

[44]即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授予宋庆龄名誉法学博士的仪式，1981年5月8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宋庆龄用英语发表了20分钟的讲话。这是宋庆龄一生中最后一次出席公众活动。

[45]此处有误，应该是加拿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