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自然博物馆初创者—陈赛英女士访谈录

江冬妮、沈宁访问整理

段炼校注

[整理者按]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上海仅有1868年开办的“震旦博物馆”以及1874年开办的“亚洲文会上海博物院”。这二处博物馆遗留下来的标本于1950年由上海市军管会接管。1956年11月，上海自然博物馆筹备委员会正式成立，规划筹建动物馆、植物馆、天文馆、地质馆、人类馆5个分馆。受访人陈赛英，1932年8月出生，福建仙游人。1956年毕业于厦门大学生物系，为上海自然博物馆元老，中国贝类学会理事。在上海自然博物馆动物馆筹建期间，确立了按动物进化为主线的展陈思路，以后该馆常设展览基本沿用了这一体系。2009年6月15日，陈赛英女士在上海市东平路寓所接受了我们的采访。

一、筹建动物馆，举办小型流动展览

1956年，我毕业于厦门大学生物系，分配到上海市工作。9月30日晚，我来到上海市人民政府报到。负责接待的同志很客气，先安排我到上海大厦休息，一周后介绍我去上海市文化局。首先找我谈话的是文化局社会文化处沈之瑜①处长，他对我说：“我们要建一所自然历史博物院，下设动物馆、植物馆、天文馆、地质馆、人类馆5个分馆，把你要来就是承担动物馆的筹建工作。解放前上海没有自然博物馆，旧政府也没有能力去建立。过去曾有过两个外国人创办的馆，一①沈之瑜(1916～1990)，浙江杭州人。历任上海军管会文艺处美术室主任，上海市文化局社文处副处长、处长，上海美术工作者协会党组副书记，上海新成区文化局局长，上海博物馆副馆长、馆长和名誉馆长，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兼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副校长，同时被选为中国博物馆学会副理事长、中国文物保护科学技术协会副理事长。个称震旦博物院^[1]，由法国传教士韩伯禄(Pierre Heude)于1868年创办；一个是英国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下属的博物馆^[2]，创办于1874年。这两个馆是对我国进行文化侵略和文化掠夺的机构，解放前夕他们匆匆忙忙运走了几箱标本。在他们的陈列中，西藏被划出了中国版图，并放上西藏人的头盖骨，展室里还陈列着小脚女人的鞋子来羞辱我国的落后。1950年，上海市军管会接管了这两个馆。你先休息几天，改天派人陪你去参观、考察，我们一定要建立一座属于人民的上海自然博物馆。”听了沈处长的话，我深感自己的责任重大。

1956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全国知识分子会议，发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对于筹建上海自然博物馆，社会各界呼声很高，市委、市政府也很重视，准备成立“筹备委员会”^[3]。馆址最初打算把“中苏友好大厦”^[4]争取下来，这样5个馆就能集中设在一起了，但不知何故这一计划最后搁浅了。

休息了几天之后，沈处长派行政科一位姓余的同志陪我参观上海博物馆、上海图书馆、鲁迅纪念馆、中共“一大”会址、孙中山故居，又考察了震旦博物院和亚洲文会。震旦博物院位于卢湾区重庆南路复兴中路口，标本大部分已由中国科学院接收，只剩下的一些鸟、兽和昆虫标本。其中有两个好标本，一为木叶蝶，一为竹节虫，都带有附着的生态环境，作为展品能让观众直观地了解动物的“拟态”^[5]，遗憾的是没有采集时间、地点等起码的资料。另有一只柜子，陈列着一些长江流域的淡水贝壳，大部分并不完整，也没有相关资料。亚洲文会位于黄浦区虎丘路20号，靠近北京东路口，是一幢六层高的小楼。标本集中在二楼、三楼，展陈面积较小，标本叠罗汉似地放在一起，只有几个较大的布景箱，如大熊猫、羚羊、金丝猴和生态型的鸟类。这里基本上也是以鸟、兽为主，有少量大型的鱼类、两栖类、爬行类和甲壳类干制标本，也有一些浸制标本，由于长期没有更换福尔马林和酒精，标本都已变黄或已腐烂。在亚洲文会，我看到了西藏人的头盖骨及小脚女人的鞋子等少量文物。

参观了各种类型的博物馆、纪念馆，我对博物馆事业略有所悟，但如何才能把动物馆建立起来?我们所接管的标本只偏于鸟、兽类，而作为动物馆的展示，理应包括所有动物门类的代表，并能反映相互间的系统演化关系，这让我感到压力很大。那时已是年终岁末了，我们先在南昌路铭德里2号二楼设立了临时办公点，共有财务、总务、打字员、勤杂工等不足10人，由老干部王永全负责组织我们学习。1957年春，大家集中到虎丘路20号六楼办公。

1957年4月左右，上级派来党支部书记张天明、专职人事干部刘金凤，还有美工翁锡明，人员逐渐增加，当时的编制约20人。我们开始着手接触标本，举办各种小型的流动展。第一个展览是“农林益害鸟”，接着又举办了“四大经济淡水鱼”“十大病虫害”等展览，配合农业生产进行科普宣传，在各区县文化馆巡回展出。1957年正是“反右”斗争开始的一年，政治运动压倒一切，我们没有时间搞大型展览。但通过小型展览，既可逐步熟悉家底，又能为日后正式建馆打下业务基础，也算是一种练兵吧!

二、确定馆址，征集动物标本模型

1958年春夏之交，在文化局副局长方行^[6]的带领下，我们察看了三个地方：第一处位于外滩，即如今的上海市总工会所在地；^[7]第二处是位于淮海中路的原法租界公董局办公楼，后来成了比乐中学；^[8]第三处就是延安东路260号，其前身是英国人办的华纱交易所。比较下来，我们一致认为华纱交易所建筑结构坚实，楼面整齐，面积较大，用作公众参观的展览场所更为适合。我们的意见被上级批准后，搬迁工作很快就开始了。但要把震旦博物院和亚洲文会所有的标本整合在一起，诸多细节还需妥善安排。搬迁之前，我们把两处展室的标本按原貌留影存档，以便今后查核。

搬迁适逢大热天，筹建处男男女女十几位同志齐心协力，都希望能早一些完成任务。动物标本类型千差万别，形态多样，需分类装箱，搬动时轻不得重不得，工作量不小。王永全同志和唐家几位身强力壮的男同胞，在炎热的天气里累得汗流浃背，装拆箱时又必须万分小心，汗水不能滴到标本上以免损坏皮毛。唐家是标本制作世家，祖上几代受雇于亚洲文会，在标本界素有“南唐北刘”^[9]之称。但唐家有个传统，就是技术不外传，在家族内也是传男不传女。我曾亲眼看到唐仁宫、唐兆魁、唐兆杰父子三人在虎丘路20号一楼后间制作标本，那种不怕苦不怕累的敬业精神令人感动，他们对自然博物馆实在是功不可没。

限于经济条件，建馆工作必须因陋就简。华纱交易所大楼不能大规模整修，当时二、三楼还住有居民，只有一楼作为展厅对外开放。旧的橱柜能利用的尽量利用，柜型、颜色、立面等等都不统一。至于那些动物标本，如果有啥排啥，罗列一大串，只能让观众知道这叫什么、那又叫什么，这样并不符合现代博物馆展陈理念，且显得杂乱无章。因此，我们试图以动物演化为展示主题，从形态解剖学的角度简述它们各在动物界系统演化中的位置及亲缘关系。我们购买了各个门类一些代表性动物的模型，然后把接收来的标本按系统分类陈列。作为博物馆，顾名思义应以“物”为主，模型再多再好看，毕竟缺乏真实性，但作为适当的补充还是具有一定的辅助作用。

除了以模型替代之外，其他标本采用种类罗列式的介绍，以鸟、兽居多，比较引人注目，配合生态景箱，利用一楼大厅，特制了一些长廊式的柜子，请著名画家泼墨挥毫，绘就锦绣河山，其间栖息着形形色色的动物。那些画家年纪都很大，不管天寒地冻蹲在长廊柜里埋头画个不停，十分认真，也很辛苦。但在那么急促的情况下，要表现各种动物不同的栖息环境，其意境画家们不易领会，实在是难为他们了。

总之，在1958年“大跃进”的形势下，我们搬进了延安东路260号，在有限的空间内，利用原有的动物标本和一部分新购买的动物模型，从形态学和解剖学的角度系统地展示了动物的进化关系。由于时间紧迫、条件简陋，我们既没有专门的设计人员，也没有进行展区装修，只是一次内部的演练，因此决定不对外开放。值得一提的是，在那全民炼钢的狂热年代，老干部朱华、张天明、王永全、翁锡明等同志，尽全力保住了延安东路260号的大铁门和楼梯的铜扶手，使得这些精美绝伦的饰物避免了被送人熔炉的不幸命运。也正是他们的勇气，给我们工作人员带来了安全感。真是不容易啊!感谢他们!

三、布展工作与专家咨询委员会

1959年，洪泽^[10]调来我处就任筹备委员会办事处主任，谭治、张天明、王永全、翁锡明分管行政、陈列、美工设计和标本制作等部门。洪泽同志是老红军、部级干部，人非常干练，是很好的掌舵人。由于健康原因(手术后只剩下一叶肺)，他一周只来两个半天，但他时时刻刻都关注着博物馆的筹建工作。从新馆的陈列提纲一直到具体布展工作，都考虑得非常仔细，一发现问题就打电话给我。那时我还住在延安东路260号二楼，有一天深夜，门卫叫我接电话，原来洪泽觉得我们对冬眠狗熊的陈列位置没有考虑到观众参观的方便。以他的资历，完全可以命令我们做任何事，可他却用商量的口吻与我这个初出茅庐的学生谈自己的建议，并耐心地阐述他的理由，最后问：“你看行吗?”洪泽同志就是这样一位知识型的老革命，能力、品行在他身上都很突出。他从不人云亦云，偏听偏信，了解事情都靠自己观察，一切都安排得井然有序，从而赢得了全馆员工的尊敬。从陈列大纲的着手实施到正式开馆只用了半年时间，这与他的领导能力是分不开的。上海自然博物馆正式开馆后，洪泽同志被调往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负责理论教育和文艺工作。^[11]

洪泽同志来的那一年，我们成立了陈列组，那时是政治挂帅，由张天明任组长，我是副组长，具体搞业务。在正式布展之前，必须有一个清晰的陈列方案。但大家在讨论中有不同的设想，很难统一。譬如，我提出陈列应该体现出动物进化、动物与人之间的关系，而有的同志主张按区域展示。于是，馆领导派谭治、张天明和我外出考察。我们去了北京自然博物馆^[12]、天津自然博物馆^[13]，详尽地了解他们的展陈思路。回来的路上，我们三人经讨论后决定，新馆陈列应该按照动物进化的体系来展示。根据达尔文的理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生物的进化就是自然选择的结果。上海自然博物馆应以进化论贯穿整个陈列，展示动物的系统演化、动物与环境的关系，以及人们对动物的利用、控制和改造，宣传辩证唯物主义，让观众对丰富多彩的动物界有个知其然及其所以然的基本概念，从而在自然界中取得主动权。展览的主线就这样确定了。

在陈列布展的同时，我们还有一项重要的任务，那就是征集工作。陈列内容需要通过典型标本来说明主题，但我们的标本门类不齐，为此我们借助了社会方方面面一切力量。例如，复旦大学黄文几^[14]教授和华东师范大学钱国桢^[15]教授把用于教学的一对雷鸟标本捐赠给了我们，这是他们从苏联带回来的，十分心爱，听说动物馆陈列需要，毅然割爱相助；华东师范大学朗所^[16]教授为了让观众明白蜗牛的全态，把精心麻醉而结构完整的蜗牛浸制标本献出；上海第一医学院的徐荫祺^[17]教授好不容易采集了一条几米长的绦虫，制成标本送给我馆展出；吴光^[18]教授将毕生研究的寄生虫标本连同图书资料全部捐赠给了我们；此外，青岛博物馆、厦门大学生物系也为无偿提供了文昌鱼等标本……类似的事例很多很多，各大院校的教授学者以及社会各界给了我们很大的支持。

在这里必须提到上海自然博物馆筹建工作的坚实后盾——专家咨询委员会：张作人^[19]，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无脊椎动物研究权威，开馆后第一任动物馆馆长；郎所、堵南山^[20]、洪黎民^[21]、忻介六^[22]、杨平澜^[23]、吴光、徐荫祺，无脊椎动物研究专家；朱元鼎^[24]、孟庆闻^[25]，鱼类专家；李致勋^[26]、盛和林^[27]，两栖爬行类动物研究专家；钱国桢、黄文几，鸟类研究专家；薛德焴^[28]，哺乳类动物研究专家；谈家桢^[29]，遗传学泰斗。他们都是动物研究领域的权威人士，组成了阵容强大的专家咨询委员会。我们的陈列初稿都会征求他们的意见，并与他们一起讨论，尤其是用于陈列的标本，都请他们一一过目。上海自然博物馆筹建工作得以顺利地进行，与他们的鼎力支持是分不开的。

四、动物馆的陈列体系

1959年7、8月份我们根据大纲着手布展，1960年春节动物馆正式对外开放，“上海自然博物馆”馆名由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题写。动物馆的陈列体系由两大部分和序幕、尾声组成：

首先是序幕部分。走进门厅，磨石子的地坪正中镶嵌上国宝大熊猫的图案，随即映人眼帘的是“大自然一角”景箱，它是江南自然界的缩影，从高山到平原，从森林到草原，从海洋到湖泊，从天空到地面，栖息着形形色色的动物。这是上海美术设计公司按我们的要求度身定制的，栩栩如生，效果非常好。如此多姿多彩的动物世界是怎么形成的呢?它们最初的形态又是怎样的呢?紧接着的就是“系统演化树”。我们选取各个门类中的代表性动物，放在系统演化谱系图相应的位置，配以电动装置，形象地表现了动物从单细胞到多细胞，从无脊椎到脊椎，从水生到陆生，从卵生到胎生逐步进化的过程。

第一部分是按门类展示动物的起源与进化，以实物标本为主。一楼从无脊椎动物的原生动物、海绵动物、腔肠动物、扁形动物、圆形动物、线形动物、环节动物、软体动物、节肢动物、棘皮动物到脊索动物，发展到脊椎动物的圆口类、鱼类。最低等的单细胞原生动物，肉眼无法看到，必须借助显微镜。但当时条件不允许，只能放大倍数，用有机玻璃雕刻，从底部打上电光，倒也格外清楚而饶有趣味。多细胞动物的形成与中胚层的出现是整个动物进化的重要环节，我们在标本旁配以剖面图来进一步说明。柱头虫、海鞘和文昌鱼，在脊索动物发展到脊椎动物的过程中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我们设立专柜，展示从头索、尾索到脊索，最后进人脊椎动物的鱼类。其起源与进化，以油画形式予以表现，使内容前后贯通，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二楼展示两栖类、爬行类、鸟类和兽类各自的起源与演化。两栖类是水陆兼栖的动物，我们着重表现从水中排卵孵化的蝌蚪到上陆跳跃的青蛙整个蜕形变化。爬行类是真正开始登陆排卵并靠阳光孵化幼仔的一支。鸟类是向空中飞翔发展的温血动物，能靠自己的体温孵化雏鸟，对环境有广泛的适应性。例如雷鸟会随着气候的变化而更换羽毛以保护自己，春夏为褐色，冬天为白色，我们就用反光镜的作用来表现雷鸟毛色的变化，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兽类是动物界从卵生到胎生且能依靠自身乳汁哺育后代的恒温动物，具有更加复杂、高级的适应能力，所以展示的内容和形式更是多种多样，例如狗熊冬眠的习性、蝙蝠善于夜间飞行、猛虎与山羊的扑斗等等，我们都用非常形象的生态景观予以展示，很受观众欢迎。

第二部分位于三楼，是人类对动物的利用、控制和改造。这一部分主要展示人类与自然息息相关，从认识自然到利用自然、改造自然而造福于人类的一系列活动。例如原鸡到家鸡、野鸭到家鸭、野兔到家兔、野猪到家猪的驯化等等。自古以来，人类在与自然界斗争的同时逐步认识了自然界，根据动物的不同习性进行驯化与改良，培育出许多新的品种为人类服务。

尾声部分主要展示我国特有动物种类和分布情况，让观众了解祖国锦绣河山蕴藏着极为丰富的动物资源，需要我们去保护、开发和利用。^[30]

1960年春节期间，上海自然博物馆动物馆正式对外开放，当年观众就达40余万人次。为了满足观众的要求，我们延长了开放时间，讲解员每天早晨8点半上班打扫陈列厅，9点开馆，晚上9点闭馆，节假日不休馆。北京、天津自然博物馆的同行也来参观，认为动物馆陈列主题明确，内容丰富，形式多样，体现了科学性和艺术性的完美结合。我们接待的外宾也不少，他们对陈列很有兴趣，看到利用反光镜表现雷鸟习性的展示方法，还建议我们去国际上申请专利，可惜当时我们没有这个意识。

1962年9月，上海自然博物馆划归市科委领导，植物、古生物、人类、天文等专业组的筹备工作也逐渐展开。①之后，又分进来许多大学生，各部门的业务力量得到了充实，博物馆的工作慢慢步人了正轨。

[口述者简介]陈赛英，上海自然博物馆副研究员，原动物专业组组长。

[整理者简介]江冬妮，上海市历史博物馆馆员。

沈宁，上海自然博物馆馆员。

[校注者简介]段炼，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www.xing528.com)

【注释】

[1]震旦博物院，初名自然历史博物院(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设于徐家汇天主教堂旁，又称徐家汇博物院。1930年，迁往吕班路(今重庆南路)223号，改属震旦大学管理，遂改名为震旦博物院。

[2]又称上海博物院，虎丘路原名博物院路，即由此机构而得名。

[3]1956年11月“上海自然博物馆筹备委员会”成立，次年3月改名为“上海自然历史博物院筹备委员会”。金仲华副市长兼筹委会主任，著名科学家陈虞孙、卢于道、任鸿隽任副主任，委员由各学科著名专家及房地局、园林局、水产局、文化局等部门主要负责人组成，共12名委员，后增补至26名。筹委会下设办事处。

[4]今上海展览中心，位于延安中路1000号。1955年3月竣工，是新中国成立后上海建成最早的会展场所。

[5]拟态是指一种动物在形态及体色上模拟环境，是动物在自然界长期演化中自然选择的结果。

[6]方行(1915～2000)，江苏常州人。长期从事文献史料的编选和文物、博物馆管理的领导工作。曾任上海市文化局副局长、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并为上海社联常委、上海市历史学会理事和上海图书馆学会会长。

[7]今中山东一路14号，原交通银行大楼。

[8]今淮海中路381号，如今这里是中环广场裙楼。

[9]“北刘”指的是北京动物园标本制作技师刘树芳及其弟子。

[10]洪泽(1918～1998)，浙江宁波人。1938年3月加人中国共产党。上海解放后，曾任全国总工会华东办事处副主任、华东局企业管理委员会副秘书长、市委工业生产委员会直属工委书记等职。此处可能有误，1959年6月洪泽调任上海自然博物馆筹备委员会副主任兼党支部书记，并非筹备委员会办事处主任。参见《上海文物博物馆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7年版，第286页。

[11]此后，洪泽曾担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学习室主任、宣传部副部长。“文革”后，历任上海市出版局党委书记、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上海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上海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常务副主任。1998年因病逝世。

[12]1951年中央自然博物馆筹备委员会成立。1959年1月，位于北京天桥南大街博物馆正式对外开放。1962年北京自然博物馆正式命名，古生物学家杨钟健教授任馆长。

[13]天津自然博物馆的前身是北疆博物院。1914年，法国耶稣会士、动物学博士桑志华(E-mile Licent，1876～1925)筹建，1930年建成。1952年6月，天津市人民政府批准在北疆博物院的基础上组成天津人民科学馆筹备委员会，1952年11月，天津市人民科学馆成立。1957年6月，天津人民科学馆更名为天津市自然博物馆。1959年陈列展览和办公地址迁至河西区马场道272号。

[14]黄文几(1910～?)，原籍福建厦门，生于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1935年毕业于沪江大学生物系。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沪江大学副教授，复旦大学教授、生物系副主任，全国兽类学会副理事长，上海生态学会副理事长，上海动物学会副理事长，《兽类学报》副主编。

[15]钱国桢教授(1918～1985)，江苏江阴人。1942年毕业于同济大学生物学系。华东师范大学生物学系教授、副系主任、博士生导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评议组成员，中国生态学会常务理事、理事长，中国鸟类学会副理事长，上海生态学会理事长。

[16]郎所(1918～?)，江苏镇江人。1940年毕业于沪江大学生物系。1950年获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理学硕士学位。历任沪江大学生物系副主任，华东师范大学生物系主任、博士生导师。曾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二届理学评议组成员。

[17]徐荫祺(1905～1986)，江苏苏州人。1926年毕业于东吴大学生物系，1929年获燕京大学理学硕士学位，1932年获美国康乃尔大学研究院昆虫学系哲学博士学位。历任东吴、燕京、圣约翰、沪江大学教授、系主任等职。1952年执教于上海第一医学院，任教授、寄生虫学教研室主任、卫生系副主任，兼任复旦大学教授。

[18]吴光(1904～1977)，浙江金华人。1927年毕业于东吴大学理学院。1931年赴美国密歇根大学专修寄生虫学，获博士学位。回国后任中山大学农学院教授、浙江省寄生虫病防治站站长、上海雷士德医学研究院研究员、上海第一医学院教授、军事医学科学院研究员兼寄生虫学系主任、全国血吸虫病研究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医学科学院寄生虫病研究所研究员、农业部上海家畜血吸虫病研究室主任等职。

[19]张作人(1900～1991)，江苏泰兴人。1917年考人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博物部，毕业后曾在上海中国公学、上海大学、大夏大学讲授生物学、达尔文主义等课程。1930年获比利时布鲁塞尔大学科学博士学位，后转到斯特拉斯堡大学生物研究所工作并攻读博士学位。回国后任中山大学生物系主任，同济大学教授兼动物系主任，华东师范大学生物系教授、系主任，中国科学院海洋生物研究所特约研究员，上海自然博物馆学术委员会主任、动物馆馆长，中国动物学会副理事长，上海市动物学会理事长，中国原生动物学会理事长、名誉理事长。

[20]堵南山(1917～)浙江绍兴人。1944年毕业于同济大学生物系，专长甲壳动物学。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及博士后导师。曾任中国甲壳动物学会副理事长、上海市动物学会理事长。

[21]洪黎民(1924～)，浙江乐清人。1949年毕业于复旦大学生物系，专长无脊椎动物学、病源微生物学。复旦大学教授。曾任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生物学史专业委员会委员、上海动物学会理事、全国微生态学会理事。

[22]忻介六(1909～1994)，浙江鄞县人。1929年日本京都帝国大学农学部昆虫病科肄业。1935年获德国罗斯托克大学森林昆虫生态学博士学位。同年赴英国伦敦大英博物馆自然科学部从事研究工作。回国后任江西农业院昆虫组技师，四川大学农学院教授兼系主任，江南大学教授，复旦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动物学教研组主任，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粮食专业组委员和贮藏小组组长，中国昆虫学会副理事长，上海昆虫学会理事长。

[23]杨平澜(1918～1995)，江苏泰兴人。1940年浙江大学农学院植物病虫害系毕业，从事小麦吸浆虫、柑橘害虫、水稻螟虫及蚧虫等研究工作。上海昆虫研究所研究员。

[24]朱元鼎(1896～1986)，浙江鄞县人。1920年毕业于东吴大学生物系。1934年获美国密歇根大学博士学位。回国后任圣约翰大学教授、理学院院长、代理教务长。1952年起，历任上海水产学院教授、院长，东海水产研究所所长，厦门水产学院院长和中国水产学会副理事长。

[25]孟庆闻(1926～2007)，女。江苏常州人。1949年毕业于同济大学生物系。历任华东师范大学讲师，上海水产学院教授、院长，上海水产大学教授，中国水产学会副理事长、理事长，中国海洋湖沼学会理事，中国鱼类学会理事，亚洲水产学会理事，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

[26]李致勋(1928～)，浙江丽水人。1954年毕业于复旦大学生物系动物学专业。历任复旦大学生物化学教研组副主任、遗传学研究所副所长、生物工程系主任、遗传学与遗传工程系主任、生命科学学院副院长等职。曾任中国遗传学会常务理事兼秘书长，上海市遗传学会、生物化学学会、动物学会、生物化工学会理事。

[27]盛和林(1930～)，江苏无锡人。1954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生物学系，专长哺乳动物生态学。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曾任中国兽类学会副理事长。

[28]薛德焴(1881～1970)，江苏江阴人。1913年毕业于日本国立大学动物学系。回国后历任江西高等师范学校教授、博物部主任，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大学教授，安徽大学动物学系主任，浙江大学农学院、文学院教授兼总务长，同济大学教授、动物系代理主任、理学院院长，华东师范大学动物学教授等职。

[29]谈家桢(1909～2008)，浙江宁波人。1930年毕业于苏州东吴大学，1932年毕业于北京燕京大学研究院，获硕士学位。1936年获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博士学位。回国后任教于浙江大学，1952年后历任复旦大学生物系主任、遗传研究所主任、副校长、生命科学学院院长等职。1978年后，担任中国遗传学会副会长、会长和名誉会长，《遗传学报》主编，中国生物工程学会会长。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30]1974年后，动物馆改为按门类分厅展出，展陈面积缩小，以腾出空间供古人类、古生物部门布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