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和康
阅读2014年第5期《孙中山宋庆龄研究动态》刊登的《追寻文献失载的伟人行踪——宋庆龄蔡浜之行考证》一文,我完全同意作者段炼的考证和分析。但我认为,由陈更生口述,叶建生采录整理的《宋庆龄在蔡浜》一文说,1963年10月2日上午,宋庆龄同志在上海市委、市政府以及青浦县委、县政府领导的陪同下,来到淀山湖视察工作,并在商榻镇蔡浜村实地考察,这是不真实的。
从1956年,组织上把我调到淮海中路1843号宋庆龄上海寓所任管理员,有幸在宋庆龄身边工作,为她服务了26年之久。寓所里所有的后勤管理工作,都是由我具体负责的。当时我的直接领导是上海市机关事务管理局交际处交际科科长安培亷,上级领导是上海市人委张甦平副秘书长。寓所内所有工作都要向张甦平秘书长请示汇报,然后由他向市委、市人委请示汇报。决定后,我和安科长是后勤管理工作的具体执行人,都要亲历其事,执行任务,陪同考察。为此,我有责任,把事实真相披露出来,以匡正谬误和谎言,还历史的真实面目。对任何一个人来说,不论是口述,还是回忆史料,必须客观公正,言之有据,要讲真话,不能说假话,更不能凭空捏造。
宋庆龄喜爱上海的寓所,“文革”以前,她始终以上海为家,我曾经听她说过:“我喜欢上海,上海是我的家。”每次她离开上海前往北京开会参加国务活动,我送行李到机场,在飞机舷梯旁和她握手道别时,她总是轻声细语地嘱咐说:“周同志,我要去北京开会,家里的事都交给你了,你要谨慎小心,团结大家,齐心协力,做好家里的管理工作。”然后常有感而发“到北京去上班,回上海到了家”,充分表达了她对上海情有独钟的深切感情。
我的工作日记,记载了1960年至1963年宋庆龄往来北京上海行止情况。1960年,宋庆龄在上海,3月20日从上海乘专机飞往北京,一直到8月20日,从北京乘专机飞回上海。1961年5月28日,宋庆龄乘专机飞往北京,一直到1962年1月11日,从北京乘专机飞回上海。1962年3月7日,宋庆龄从上海乘专机飞往北京,一直到7月10日,从北京乘专机飞回上海。1963年4月1日上午,宋庆龄从上海乘专机飞往北京,迁人新居——北京后海北沿46号。宋庆龄在北京参加会议,处理国事公务,接见各国外宾,并于1964年2月26日至29日,对锡兰进行友好访问。1964年3月1日,她离开锡兰乘专机回到昆明,在昆明休息几天后,于3月8日从昆明乘专机飞到上海。事实证明,宋庆龄在1963年10月2日,确实在北京,不是在上海。怎么会有陈更生口述中的宋庆龄蔡浜之行呢?
为了确切了解宋庆龄在上海视察工厂、农村的真实情况,将我所知公布于后,供读者对比考证。1958年10月17日,在上海市纺织局局长张承宗,上海市妇联副主任沈粹缜陪同下,宋庆龄来到上海国棉17厂视察,她深人群众,听取该厂领导的汇报,关心工人群众的工作,生活情况,问长问短,亲切交谈。进人车间,和劳动模范黄宝妹紧紧握手。中午就和工人们一起在食堂共吃午饭,摄影留念。10月18日,宋庆龄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魏文伯,农村工作部部长马万杰和市妇联副主任沈粹缜陪同下,来到上海郊区七一人民公社视察。她深人群众和社员亲切交谈,亲自到棉花地里,参加摘棉花劳动,并和社员一起摄影留念。中午就在农民食堂吃午饭,随后访问了公社的托儿所、幼儿园和保健站。
1960年3月14日,宋庆龄由市委书记处书记、副市长曹荻秋,市妇联副主任沈粹缜陪同下,视察了闵行工业区、闵行一条街和上海电机厂。下午,她在上海县县委书记刘本裕、县长杜述古陪同下,视察了马桥人民公社,参观大队的幼儿园、托儿所、妇产院等,处处体现她普通人的一面。在社员座谈会上,相互热烈交谈,她欣然接过社员递上的一杯茶饮用起来,当我根据警卫秘书隋学芳的提示,意欲急忙替她调换一杯,却被她示意谢绝。回到家里后,她郑重其事地对我说:“周同志,以后我们不论到哪里去视察,请你不要再带上任何东西,这样做下去,影响不好。”于细微处见精神,使我深受教育。3月15日,宋庆龄在曹荻秋、沈粹缜陪同下,视察了上海吴淞工业区、彭浦机器厂和张庙一条街,访问了街上的居民家庭,并在街上一家饭店内吃午饭。下午,她来到吴淞口,视察海军舰艇,参观了舰上的各种设备,亲切地询问海军战士的工作、学习、生活情况,然后在留言簿上题名留念。
有关宋庆龄1958年10月17、18日在上海视察的情况,《解放日报》是10月21日报道的,《人民日报》是10月25日报道的。1960年3月14、15日在上海视察的情况,《人民日报》是3月18日报道的。
综上所述,我作为亲历者来说,从1956年至1981年,从来没有跟随宋庆龄去过青浦县考察,并在商榻镇蔡浜村实地考察。由此可见,所谓蔡浜之行,只能是空穴来风。
值得一提的是陈更生在口述中,对宋庆龄的形象和生活细节描述,也存在不少错误。口述中说陈更生仍清晰记得:那一天宋庆龄神情端庄,面容慈祥,上身穿着藏青衣裳,下身穿着黑哔叽裤子,脚穿松紧鞋。据我所知,宋庆龄外出视察,都是脚穿皮鞋,从来不穿松紧鞋,家里也没有一双松紧鞋,我也没有给她买过松紧鞋,平时在家里都是穿布鞋和软底鞋。接待中外宾客都是穿皮鞋的。陈更生又说,他“习惯地拿出一包大前门香烟,向领导们敬烟”,宋庆龄摇了摇手,“这时她身边的女同志从包里拿出一根香烟给她点着,抽了半支就不抽了”。等宋庆龄走后,大队会计薛正荣拿着那根烟蒂说:“这是熊猫牌,肯定是高级首长。”这些细节,根本不符合宋庆龄的生活习惯。她在上海视察工厂、农村时,始终没有带女秘书一起去,也从未见到在她身边的女同志从包里拿出一根烟给她点着的情景,这既不真实也不符合她日常的生活习惯。宋庆龄的日常生活很俭朴,这是身边工作人员有目共睹的事实。她是有抽烟的习惯,平常在家里抽烟,总是抽完一支烟后,就把烟蒂放在烟灰缸里,我们从来没有发现有半支烟是遗留在烟灰缸内的。她的工作、生活作风,都是亲于其事,自己动手,外出时,亲自携带一只三寸见方的小烟盒,放在口袋里,需要时都是自己从口袋里取出来,抽出一根点着吸烟,根本不用旁人点着给她。据我观察,在公开场所,很难发现她吸烟的情况。宋庆龄日常吸烟,使用烟嘴。自从上海生产出过滤嘴熊猫牌香烟后,就不再使用烟嘴。这类特制的烟,我是按照张甦平副秘书长指示,由市轻工业局直接介绍到上海卷烟厂,向该厂的唐厂长、张厂长定制采购来的。宋庆龄每天吸烟,20支装一包就可以了。她的吸烟史,是很久的了。据李燕娥告知,夫人吸烟是从1925年孙中山先生逝世后开始的,当时她心闷,悲哀,就开始学会了吸烟。
(本文原发表于《孙中山宋庆龄研究动态》2015年第2期)
【注释】
[1]陈更生讲述,叶建生采录整理《宋庆龄在蔡浜》,上海市青浦区写作协会编《青浦掌故新编》,文汇出版社2013年版,第4—6页。下文中凡未标明出处的地方,均引自这篇口述文章。
[2]盛永华主编《宋庆龄年谱》,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657页;尚明轩主编《宋庆龄年谱长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110页。
[3]参见盛永华主编《宋庆龄年谱》,第1552—1553页、第1601页、第1635页;尚明轩主编《宋庆龄年谱长编》,第975—976页、第1057页、第1090页。尚明轩主编的《宋庆龄年谱长编》,引用汤雄所著《宋庆龄与她的三个女佣》说,1960年国庆前夕,宋庆龄专程派人前往王府井大街买了一套衣裳,送给了钟兴宝的儿子、北京工学院学生尤顺孚,让他参加首都群众国庆游行。这似乎又表明那一年国庆宋庆龄在北京。参见尚明轩主编《宋庆龄年谱长编》,第1057页。但查找其他几位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年谱,均没有找到宋庆龄参加1960年北京天安门国庆活动的相关记载。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57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353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494页。
[4]盛永华主编《宋庆龄年谱》,第1620页;尚明轩主编《宋庆龄年谱长编》,第1075页。
[5]盛永华主编《宋庆龄年谱》,第1634页;尚明轩主编《宋庆龄年谱长编》,第1090页。(www.xing528.com)
[6]盛永华主编《宋庆龄年谱》,第1674页;尚明轩主编《宋庆龄年谱长编》,第1126页。
[7]盛永华主编《宋庆龄年谱》,第1688页;尚明轩主编《宋庆龄年谱长编》,第1140页。
[8]《商榻志》,2004年内部印行,第52页。
[9]《上海市政工程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第148页。
[10]《青浦县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年版,第472页。
[11]《青浦水利志》,方志出版社2006年版,第285—286页。
[12]所谓“掌故”,原指旧制、旧例,也是汉代掌管礼乐制度等史实者的官名,后来一种常见的意义是指关于历史人物、典章制度等的故事或传说。
[13]《上海烟草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第177页。
[14]《上海烟草志》,第176页。
[15]高智勇:《北京市困难时期商品供应追记》,《炎黄春秋》2007年第8期。
[16]《上海烟草志》,第180页。
[17]汤雄:《宋庆龄与她的卫士长》,群众出版社2006年版,第138页。
[18]盛永华主编《宋庆龄年谱》,第1465页;尚明轩主编《宋庆龄年谱长编》,第941页。
[19]《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1962年9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次会议通过。
[20]唐群雄:《邻居忆刘少奇往事:戴草帽扮普通农民买布》,《长沙晚报》2014年4月2日。
[21]《上海园林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年版,第3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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