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阅新近出版的《青浦掌故新编》，里面一篇口述文章引起了笔者的注意。[1]文中说，1963年10月2日上午，宋庆龄同志在上海市委、市政府以及青浦县委、县政府领导的陪同下，来到淀山湖视察工作，并在商榻镇蔡浜村实地考察。查找盛永华主编《宋庆龄年谱》和尚明轩主编的《宋庆龄年谱长编》，不仅没有相关的记载，甚至还有较大的出人。那么，这段史料是否真实可靠?口述史料的价值何在?本文试图对此做一些尝试性的考证和分析。
一
陈更生回忆说：“这一天正值中秋，天气仍然很热。”1963年10月2日，的确是农历八月十五，适逢中秋佳节。然而，根据两本年谱记载，那一年的10月1日国庆节，宋庆龄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北京天安门检阅首都50万群众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4周年的游行集会。当天晚上，还同廖梦醒等到人民大会堂福建厅观看焰火。[2]显然，陈更生的记忆有误，宋庆龄不可能从北京马上赶回上海，并在第二天上午10点钟光景前往青浦淀山湖视察工作。
1949年12月3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接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建议，通过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日的决议》，决定每年的10月1日为国庆节，为法定重大节日。在整个20世纪50年代，每逢10月1日，都会在首都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隆重的阅兵仪式。1960年9月，本着勤俭建国的方针，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改革国庆制度，将每年10月1日的阅兵式改为盛大的集会和群众游行活动。宋庆龄作为国家领导人、著名的民主人士，不仅出席了1949年10月1日的开国大典，之后几乎每年国庆都要前往北京，参加首都各界群众的庆祝活动。期间，只有1958年、1960年和1962年国庆前后宋庆龄没在北京，有可能在上海寓所。[3]1971年九一三林彪叛逃事件发生后，中央决定取消每年的国庆大游行，改为大型游园联欢活动，从此宋庆龄再也没有登上过天安门城楼。
那么，根据陈更生口述的另一层信息，宋庆龄视察青浦县商榻镇蔡浜村，会不会是在60年代前期某一年的中秋节呢?新中国成立后，宋庆龄就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1954年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和全国政协副主席，1959年又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常常往来于上海、北京之间。金秋十月，是北京一年中气候最好的时段。每年的9、10月份，宋庆龄在出席国庆庆祝活动的同时，也会在北京住上一段时间，并处理一些国事公务。查考两本年谱中“文革”之前宋庆龄的行踪，根据相关信息推测：1961年的中秋节是9月24日，那一天宋庆龄应该在北京；[4]1962年的中秋节是9月13日，可能在上海；[5]1963年的中秋节适逢10月2日，如前所述，宋庆龄还在北京；1964年的中秋节是9月20日，应该在北京。[6]自1965年9月起，因筹备纪念孙中山诞辰100周年活动，便于撰写纪念文章，宋庆龄遂以北京后海北沿46号为主要居住地，改变了常住上海的习惯。[7]
根据两本年谱中的史料记载，无论是国庆还是中秋，都可以否定1963年秋宋庆龄的商榻蔡浜之行。在60年代前期，也只有1962年中秋和国庆前后的这段时间，宋庆龄居住在上海寓所。
二
商榻镇是由明代的王巷和朱巷两个小集镇变迁而来的水乡古镇，是太湖到黄浦江来往“商人下榻”之地，故名商榻。蔡浜村位于商榻镇东北1.5公里处，村圩呈菱形，四面环水，原是淀山湖中的一个小岛，风景优美。蔡浜村是个单独自然村，因村民大多姓蔡而得名。新中国成立初期，商榻下设淀西、港北、沙田、石米4个乡，蔡浜村隶属于淀西乡。农业合作化期间为蔡浜农业社，农村人民公社时期为蔡浜大队。1984年9月，重建蔡浜村民委员会，为行政村建制。[8]
宋庆龄一行，坐“轮船从淀山湖东边驶来”。两艘轮船停泊在村西头摆渡口，“分别停在坝堤南和坝堤北”。视察结束后，“等全部人员下船后，各自发动机器，一艘朝淀峰方向驶去，就是宋庆龄副主席乘坐的。王局长他们乘坐的一艘朝急水江方向驶去”。1967年，蔡浜村筑堤与西岸相连，形成半岛。宋庆龄来商榻视察应在“文革”之前，当时湖堤尚未修建，蔡浜村还是四面环水一个小岛，对外交通必须依靠船只往来。急水江即急水港，是青浦县境内的东西向的一条大河，也是苏州淀泖区河水泄人淀山湖的主要通道。淀峰村在淀山湖东南，扼拦路港口，距朱家角镇4公里，水路交通便利。1959年12月，上海市城建局按三级公路标准改建青朱公路，并修建延伸至淀山湖边关王庙的朱淀公路，即日后国道318线上海段沪青平公路的一部分。[9]看来，宋庆龄一行还视察了朱家角地区，或是直接经由318国道回到上海市区。
宋庆龄蔡浜之行，估计有五十多人，有青浦县委领导、县里分管宣传的干部，还有随行记者、负责拍照的同志和安全保卫人员。按照陈更生的讲述，文章提到了几位陪同考察的青浦县领导的名字，为进一步查证史实提供了线索。那一天，青浦县委书记丁明新先行赶到蔡浜村，找到大队党支部书记陆建祥和大队长陈更生，布置落实各项准备工作。对此，陆建祥和陈更生事先一无所知，直到当天上午才知道“有位首长要来了解蔡浜村里的工作”，而且接待场所就在陆建祥家。查找新编地方志书，丁明新于1959年2月至1959年12月任青浦县第二书记，1959年12月至1963年4月任青浦县第一书记，1963年4月至1965年5月任青浦县委书记。[10]宋庆龄作为国家领导人下基层视察工作，由地方党委一把手陪同，并做好相应的接待工作，也符合当时的惯例。
临近结束之际，陪同视察的青浦县水利局王局长说：“蔡浜村田少人多，水面开阔，要靠水吃水，在水上做文章，振兴集体经济。”他还告诫当地干部：“今后农村要向‘四化’发展(即：生活电气化、农田灌溉化、农业机械化、管理科学化)，蔡浜村地理位置不错，要好好规划，建设好新农村。”查找地方志，三年困难时期，为了紧缩机构，裁减人员，下放干部，节省开支，青浦县于1962年9月19日将水利、农林二局合并组建农业局，由副局长王能达分管农机。1963年4月10日，水利从农业局划出，并收进原由农机局管辖的县拖拉机站，建立农业机械水利局，王能达调农机水利局任副局长，仍然分管农机。[11]陪同宋庆龄视察蔡浜的这位王局长，应该就是青浦县水利局副局长王能达，他的讲话也非常符合当时的身份。
由此可见，这篇口述文章虽然收人于青浦区协作协会编的《青浦掌故新编》，但讲述者、采访者均有名有姓，而且有采访地点、有采访时间，相关人物与具体环境均与史实相符，似乎不能简单地以“掌故”视之。[12]
三(www.xing528.com)
众所周知，口述史料能印证文字史料和实物资料，弥补档案文献的不足，尤其以还原历史的细节见长。时隔近半个世纪，陈更生仍清晰地记得：那一天宋庆龄神情端庄，面容慈祥，“上身穿着藏青衣裳，下身穿黑毕叽裤子，脚穿松紧鞋，头上梳着‘S’形发型”，觉得很面熟，一时又想不起来是谁。打过招呼之后，大队支书陆建祥花了半个多小时简要地汇报了村里的工作，又回答了几位领导提出的问题，然后“习惯地拿出一包大前门香烟，向领导们敬烟”。宋庆龄摇了摇手，“这时她身边的女同志从包里拿出一根香烟给她点着，抽了半支就不抽了”。等宋庆龄走后，大队会计薛正荣拿着那根烟蒂说：“这是熊猫牌，肯定是高级首长。”后来，听说这位首长就是宋庆龄副主席，大家都很高兴。
大前门原是英美烟公司的产品，1916年开始在青岛、天津、上海三地生产，烟味浓香醇和，劲头适中。新中国成立后，上海地区烟草生产厂家经过社会主义改造，逐渐合并组建为大型国有企业上海卷烟厂。大前门是上海卷烟厂的著名品牌，1979年被轻工业部评为全国轻工业优质产品，1987年被中国烟草总公司评为全国烟草行业优质产品。[13]1950年7月，上海实行卷烟产品分级，分为甲、乙、丙、丁4个等级。1958年，根据国家烤烟分级标准，又细分为甲一、甲二、乙一、乙二、丙一、丙二、丁、戊8个等级。[14]大前门为乙一级烤烟型卷烟，在计划经济年代一直是凭票定量供应的紧俏商品。由于原料匿乏，甲级卷烟于1960年被列人特需供应范围，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只有中央机关副部级以上或大企业、大单位行政七级以上的领导干部，每个月才可以购买2条甲级香烟。[15]陆建祥拿出的大前门牌卷烟，已是当时上海普通百姓所能享用的最高品牌了。
宋庆龄有抽烟的习惯，但囿于安全保卫方面的有关规定，中央领导人不能随便接受别人馈赠的食品，她只能抽自己随身携带的卷烟。熊猫牌卷烟系甲级优质烤烟型卷烟。1956年初，食品工业部烟草工业管理局通知，要求上海赶制一种特制卷烟作为向中共“八大”的献礼。同年9月，上海卷烟二厂(即后来的上海卷烟厂)将研制成功的熊猫牌卷烟运京，分送“八大”代表试吸，深受好评。1959年，上海卷烟二厂试制熊猫牌、中华牌过滤嘴卷烟获得成功。1963年，中国烟草工业公司以国产熊猫作为赶超英国555香烟的品牌，并成立了相应的领导小组。1966年10月，经过鉴定验收，除单支重量均匀率一项稍微欠缺外，熊猫香烟的各项指标均已达到或超过了英国名烟555牌。熊猫牌卷烟一直属于特供产品，按计划小批量生产，深受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钟爱。[16]有学者认为，宋庆龄自解放后一直抽的是上海卷烟厂生产的中华牌香烟，“文革”开始前后才换抽熊猫牌香烟，偶尔也抽抽555牌外烟。[17]此说其实不确。1956年，宋庆龄虽然还不是党员，但受到特别邀请列席中共“八大”，并在大会上致辞，[18]因此也是“评吸”熊猫香烟的中央领导人。
口述历史注重细节的特点，往往可以起到纠枉补正的作用。《宋庆龄在蔡浜》一文，通过口述访谈获得了鲜为人知的史料，使得那段尘封的历史显得更为真实、更为细化、更为鲜活。
四
宋庆龄是新中国成立后首位到商榻地区指导工作的国家领导人，上海市、青浦县、商榻公社、蔡浜大队等各级党政负责同志都非常重视。此行视察“给商榻人民以极大鼓舞，特别对蔡浜村民们来说是最大的荣耀和激励”，因此“深深印在蔡浜人的记忆中，并口耳相传”。尽管此事在时间上有所出人，但绝不会是空穴来风。笔者愚见，宋庆龄应该是在1962年的中秋节即9月13日，或是国庆节后的第二天即10月2日来蔡浜村视察的。
1965年春天，青浦县召开会议，传达了“市委、市政府决定在淀山湖建上海的‘西湖’的规划，其中设想建一座九曲桥，把淀峰关王庙与我们蔡浜村连接，以便游览淀山湖”。事后，曹荻秋、陈丕显、魏文伯等华东局和上海市领导相继来蔡浜实地考察，并提出了在蔡浜兴建华东地区干部疗养院的设想。蔡浜村民们推测，宋庆龄视察商榻蔡浜，是“为指导规划建设上海的西湖——淀山湖风景区”。如果真是这样，那为何不能公开报道?又不见任何文献记载呢?
如前所述，宋庆龄视察蔡浜并不在1963年，而是在1962年，这与上海市委、市政府提出兴建淀山湖风景区的构想相差了好几年。其实，1962年在中国农村经济发展史上是一个特殊的年份。众所周知，1959年至1961年，中国遭遇了三年困难时期，全国各地尤其是农村地区人民生活状况不断下降，饥荒严重，食品紧缺。1961年1月，在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上，毛泽东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在他的倡导和带领下，中央领导纷纷走出机关，深人农村了解情况。刘少奇在湖南长沙和宁乡蹲点，周恩来前往河北邯郸，朱德深人四川农村，邓小平、彭真在北京郊区调研，陈云再次回到家乡青浦小蒸。在掌握了真实情况的基础上，形成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即著名的“人民公社六十条”，大幅度调整了农业政策，扭转了农村工作的被动局面。经过几次修改，1962年9月27日，中共八届十中全会正式通过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
正是在这个历史大背景下，才有了宋庆龄1962年秋天的蔡浜之行，其目的：“一是想了解蔡浜村解放前后的变化，二是农业生产发展情况，三是农民分得自留田后反应如何及你们村里有何设想。”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用于家庭副业的自留地被收归为集体所有，广大农民几乎成了“无产者”。1960年以后，随着农业政策的大幅度调整，自留地逐步恢复。“人民公社六十条”中就明确规定：“自留地一般占生产队耕地面积的百分之五到七，归社员家庭使用，长期不变。”[19]显然，宋庆龄视察商榻蔡浜是为了调研有关农业政策在上海郊县的落实情况。
当时，为了确切了解农村的真实情况，党和国家领导人下基层调研，大多采取秘密的方式。例如，1961年4月，刘少奇在长沙县广福公社天华大队和宁乡县花明楼公社炭子冲大队蹲点调查44天，就是用的化名。有一次，为了更好地了解当地群众的生活情况，刘少奇还特意戴着草帽扮成一位普通农民去商店买布。[20]因此，宋庆龄视察商榻蔡浜没有进行公开报道，也是合乎情理的。
“文革”结束以后，为发展旅游事业，上海市园林管理局于1978年10月重新提出辟建淀山湖风景区的规划设想，并决定先行建设杨舍和淀峰两处游览小区。[21]1984年，位于金泽镇杨舍村的大观园游览点部分建成开放，1988年全部竣工。淀山湖大观园占地1300多亩，是上海地区规模最大的具有古典园林风格的风景游览区。1990年，中、日、美三方合资经营的上海国际高尔夫球乡村俱乐部在淀峰村成立，占地1600亩，为国际标准的18洞高尔夫球场，另外还有供初学者使用的3洞练习场、发球练习场和推杆练习场。当然，这些已是和本文无关的后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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