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龄是否人读中西女塾，历来有着肯定和否定两种说法。肯定者主要依据《宋氏家族》[1]《宋家王朝》[2]以及《我的父亲在中国》[3]中相关的记载，言之确确，甚有其事，而宋庆龄护照上手写“Mc Tyeire”，似乎更是有力的“铁证”；至于否定者，出于宋耀如与林乐知之间恩恩怨怨的推测，认为宋氏姐妹就读的是监理会的另一所学校——三一堂女塾，这一说法主要在教会内部老一辈神职人员间口碑相传，《宋氏家族第一人》[4]《宋庆龄》[5]、《宋庆龄传》[6]等传记采用此说。因此，理清宋耀如于林乐知之间的关系，是进一步考证宋氏姐妹是否就读中西女塾的关键。
一
林乐知(Young John Allen，1836—1907)是美国基督教监理会牧师，1860年携妻子抵达上海，开始了他在中国长达四十多年的传教生涯。此时恰逢美国国内南北战争爆发，差会经费来源中断，传教工作无形停顿。在教会的允许下，林乐知出任上海广方言馆首任英文教习，后又参与江南制造局翻译馆译书工作。由于长期与中国士大夫阶层交往，林乐知意识到要在中国宣传基督教不能光靠教义和教理，必须客观地介绍西方先进的文化和科技，在潜移默化中引导官绅富商子弟成为上帝的信徒。1881年，林乐知重返传教岗位，即向美国总会提出三项“辅助传教”的建议：一，兴办大学；二，办报译书；三，创立印书馆。[7]经过不懈努力，此三项建议最终均得以实现。[8]在林乐知的领导下，传教工作日渐发达，极大地扩展了监理会在以上海为中心的江南地区的势力。
对此，尚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圣三一学院(Trinity College，现为杜克大学Duke University)读书的宋耀如钦佩不已，甚至将这位上海监理公会布道团团长当作在中国唯一可以信赖的师长和朋友。于是他给毫不相识的林乐知写了一封信，恳请他帮忙寻找远在海南且长期没有音讯的生身父亲，并转交一封家信。宋耀如写给林乐知的这封信对于研究两人之间的关系尤为重要，也是了解其早期经历和思想不可多得的珍贵史料，特此转录全文如下：
北卡罗来纳州达勒姆市
1881年6月25日
艾伦先生
尊敬的先生：
我希望你能帮我一个忙，我离家已有六年，我希望我父亲能够知道我现在在哪里和在干什么，他们住在中国东南部的广东省文昌县，他们有帆船从澳门驶往河内，约走六天的水路，我父亲的中文名字是韩鸿翼。我希望你能找到他们，我于数月前已在北卡罗来纳的威明顿皈依，现在达勒姆主日学校和圣三一学校在帮助我，所以我急于接受教育，以使我可以回到中国，告诉人们关于我们救世主的事，收到信后请回信，我为此非常感谢你，再见。
查理·琼斯·宋敬上[9]
遗憾的是那封家信并没有如他所愿送达海南文昌。由于交通条件的限制，当时“从上海到华南地区就像从北卡罗来纳州到那一样是不可能的”，林乐知根本无法找到宋耀如的父亲，只好将信“夹在他自己的文件中带走了”。[10]日后，当宋耀如得知这一情况，彼此之间难免产生了一些误会。
1882年，宋耀如进人田纳西州范德比尔特大学(Vanderbilt University)学习神学。第二年夏天，他再次提笔给林乐知写了一封信：
范德比尔特大学卫斯理堂
田纳西州纳什维尔市
1883年7月27日
我亲爱的艾伦博士：
你友好的来信已收到多日，我确实非常高兴收到它。我知道你将你的工作、生命和心灵全部奉献给了上帝。我希望能按上帝的旨意很快见到你。我不知道我还要在美国呆多久，但我将尽可能彻底地作好准备。当我完成我的学业时，我希望我能把光明带给中国人。我活着的目的是行善、敬人、赞美上帝；为别人做好事，将他们从无尽的惩罚中拯救出来。愿上帝帮助我。几天前，监理会的一位女士问了我一个不寻常的怪问题，她说：“哎，宋兄弟，你是一个传教士，你是否愿奉为基督的事业蒙受一切磨难并且牺牲生命?”我认为对我来说这是个奇怪的问题。但是，为了我的良心，我据实回答。我回答道：“是的，夫人，如果上帝帮助我，在任何情况下，我都愿意为基督受苦。”她又说：“我们应该这样去想，因为如果我们相信上帝，他就会帮助我们。”愿上帝帮助我们大家，把我们的财富置于天国，并使我们以极大的热情侍奉他，最后，我们也许可以说：“我已忠于信仰，我已打了一场胜仗，从今以后，我将得到生命的荣耀。”上帝保佑你和你的全部工作。
查尔斯·J·宋[11]
从这两封充满着仰慕和敬佩之情的信中，我们可以看出，林乐知在宋耀如的心目中是一位将“工作、生命和心灵全部奉献给了上帝”的人，是这位年轻的传教士崇拜的偶像和学习的榜样。而且，我们从后一封信中得知，林乐知也曾给宋耀如写过信，两人之间已建立起了一定的通信联系。
二
1886年1月，宋耀如怀着将“光明带给中国人”的美好愿望来到上海。11月，在虹口林乐知住宅举行的监理公会在华布道团第一届年议会上，成为在华年议会的第一位华人会员，随即以“试用传道”的身份被派往“苏州连环”所属的“昆山循环”传教。[12]宋耀如满怀热情地在新的职位上开始工作，但长期在美国的生活已使他的穿着打扮、行为举止完全“西化”了，因此在中国人眼里宋只是一个有着黄皮肤、黑眼睛的“洋鬼子”。[13]更何况宋耀如根本听不懂苏浙方言，他的一口海南话也常常让当地百姓不知所云。为了打开局面，他不得不脱下西装，留起辫子，努力学习上海方言和日常习俗，潜心研读中国传统的典籍。不久，教会又责成他自筹经费建造一座监理会教堂。[14]晚清时期的昆山县城，“大部分居民都是信奉佛教、道教或回教的”，[15]对陌生人颇有戒心，反感洋人、洋教。在这样的情况下，建造教堂根本得不到任何支持，甚至传教士有时都会成为乡民攻击的目标。
首届年议会后，宋耀如向布道团请假回乡，看望已十年未曾见面的生身父母。[16]可是布道团团长林乐知一定要他推迟一个月，等到了春节再走。为此，宋耀如极为不满，他在给美国友人索思盖特(J.H.Southgate)的信中这样写道：
不，我还没去看望我的父母。林博士说，我在即将到来的春节之前不得动身，我对他这种权势感到极度不悦，但我必须耐心地忍受。如果我草率从事，家中的人(尤其我在达勒姆的朋友)可能会认为我是个不忠的卫理公会会员和破坏规矩的人，所以我像耗子一样保持沉默。一旦期限到，我将置他所有飞扬跋扈的态度和他对本地传教士的憎恶于不顾，摆脱眼前这个监管人的一切骄横的权势。最糟糕的是，他这人一年前就想辞退所有正在传教的本国的传教士，而且他对我有资格享受的特权和平等权不屑一顾。我不喜欢在他手下工作，我将请求换到日本去。[17]
不久之后的1887年5月，宋耀如终于回到了阔别已经的故乡海南文昌，见到了父母双亲，但这件事还是在他与林乐知之间造成了难以调和的矛盾。对于一位思乡心切的游子而言，林乐知的确有些不近人情，但农历春节所有的传教士都可以按例休假，这么做也并非蛮不讲理。[18]显然，是林乐知独断专行的作风和粗暴无理的态度激怒了宋耀如。恰巧在此时，宋耀如发现林乐知根本没有把他6年前写给父亲的信转去，于是两人的矛盾进一步加深了。
宋、林矛盾的焦点主要还在于宋耀如的薪酬问题。监理会每个月支付给宋耀如的薪水不超过15美元，虽然这足以维持一个传教士在中国的基本生活，但与宋所付出的艰辛是不相称的。在林乐知看来，宋“最多只是一个失去民族特征的中国人”，无论是学识还是所取得的成就，都无法与他手下的年轻人相比，“中西书院的男孩子和年轻人远比他优秀”，“除非给他的报酬和地位远远超过他所应得的，他是不会满意和高兴的”。[19]1887年，经好友牛尚周介绍，宋耀如与倪桂珍结婚。即使在寒冷的冬天，这对新婚夫妇也只能用纸糊住窗户上的裂缝，以避免冷风吹进来。宋耀如曾对前来“寒舍”借宿的好友步惠廉抱怨，“最主要的物质负担是他的薪水”，希望等有了孩子的话能再涨一点。[20]
毋庸讳言，作为一名中国人，宋耀如的确遭到了不少许多令人难以忍受的歧视。1885年5月，宋耀如从范德比尔特大学神学院毕业，在资助人朱利安·卡尔先生的支持下，他想“再多留一、二年学医，以使自己更有用处”，然后作为一名教会医生回到中国。而田纳西州监理会会督兼范德比尔特大学校董会董事长马克谛耶(Holland N.Mc Tyeire)认为，“布道团所需的医生已经足够了，多一个也不要”，宋这个“中国佬”(Chinaman)必须“马上派他去做巡回布道工作，即使没有车马也要徒步而去”。[21]宋耀如想做医生治病救人的理想就这样破灭了。多年以后，中西女塾取名Mc Tyeire，以纪念这位会督，宋耀如曾对子女们说：“纪念此公，甚不值得。”
此时的宋耀如已不再是当年那个盲目崇拜林乐知的青年了。外国人对中国人颐指气使的态度，以及自身所遭受的不公正待遇，激发了宋耀如内心的民族主义情绪，加上他在美国所接受的平等、自由、民主的理念，促使他逐渐成为一位职业革命家。宋耀如对基督教的信仰仍然虔诚，但与林乐知等外国传教士的关系却越来越疏远了。
三
迫于林乐知的“淫威”，宋耀如一度产生了转去日本传教的念头，最终却没有成功。当时宋到底准备跟哪些人去日本?他们去日本原因又是为了什么?这还得从监理会传教士彼此不同的传教理念说起。
监理会(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South)是美国卫斯理宗的南方派，北方派称美以美会(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1844年两派因黑奴解放问题而分裂。1848年，监理会派遣秦佑(Benjamin Jenkins)和戴乐(Charles Taylor)医生来上海传教，不久即在郑家木桥(今福建中路、延安东路口)购地建造教堂。1854年9月，监理会教士蓝柏(J.W.Lambuth)夫妇来到上海。蓝柏是位神学家，在他的主持下郑家木桥教堂扩建为圣诞堂，1879年又在西新桥(今广西北路、延安东路口)建造三一堂，是为慕尔堂的前身。[22]蓝柏夫人一到上海，即接手戴乐医生所创办的女校，1870年在郑家木桥建造新校舍，这就是后来的三一堂女塾。蓝柏的儿子蓝华德(W.R.Lambuth)系医学博士，是苏州博习医院的创始人之一。(www.xing528.com)
以蓝柏为首的监理会来华传教先驱，其传教政策主要以“面”和“量”为原则，力争扩大福音传播的范围，追求更多教堂的设立和教徒人数的增加，使整个中国成为“基督的国度”。在他们看来，世人皆有罪性，“灵魂得救”才是最基本的事，至于肉体的需要、知识的灌输、社会的改革，都是次要的工作。也有一部分传教士目睹中国的贫瘠和苦难，产生了“救时”之念，即在非常时期应先行解决世人的物质需要，以开办学校、兴建医院等社会公益性事业作为传教的手段。这两种不同的传教理念又与美国基督教会内部所谓的“保守派”“自由派”纠缠在一起，彼此争论不休。1861年，美国南北战争爆发，差会经费来源中断。在教会的允许下，林乐知出任上海广方言馆首任英文教习，后又参与江南制造局翻译馆译书工作。由于长期与士大夫交往，他意识到要在中国传教，必须以教育为手段，客观地介绍西方先进的文化和科技，在潜移默化中引导官绅富商子弟成为上帝的信徒。显然，林乐知的理念与蓝柏等早期监理会传教士完全不同，更接近于“救时”之念。而且林乐知并不具有平等观念，在美国他就是一个畜奴主义者，家中有许多黑奴。[23]他喜欢“真正的中国官员，对普通人却很冷淡”，甚至从不邀请除学者以外的中国人到他家去。[24]林乐知认为，只要得到上层士绅官吏的支持和帮助，那么整个中国终将成为“基督的国度”。
蓝柏的“福音派”(evangelist)和林乐知的“教育派”(educationalist)[25]传教方法虽然不同，“但两者都有很好的结果，都有着伟大的功绩”。[26]我们无法得知宋耀如的传教理念，但宋与“反对林乐知教育策略”的传教士们始终保持着友谊，他们相信学校应该“自然地增加而不是被人为地硬性建立起来”。[27]然而，作为监理会驻华总办的林乐知却利用自己在差会内的地位与权势，粗暴对待不同意见和声音，甚至早在宋耀如抵达上海的“一年前就想辞退所有正在传教的本国的传教士”。[28]无奈之下，蓝氏父子于1886年去了日本，蓝柏出任监理会日本布道团团长。因此，包括宋耀如在内一批对林乐知专制作风心怀不满的传教士也都想转到日本去，以摆脱林的管制。
1889年7月15日，宋耀如夫妇有了第一个孩子——宋蔼龄，经济更显拮据。此时宋已对中国革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发现了自己在生意场上的独特才能，他曾对步惠廉说：“有时候我认为如果我真的从布道团脱身，我能够为我的人民做更多的事情。”[29]1892年，宋耀如宣布退出布道团，自愿降为不受教会调派不拿薪水的“本处传道”。正如宋所言：“我之所以离开布道团，是因为它给我的(薪金)不足以维持生活。靠每月十五美元的薪水，我养不活自己、妻子和孩子。”[30]退出布道团后，宋耀如继续活跃于宗教工作，1900年还参与组建了上海中华基督教青年会。[31]终其一生，宋耀如一直是虔诚的基督徒。
四
由此看来，宋耀如不把女儿送人林乐知一手创办的中西女塾，而送人另一所监理会女校——三一堂女塾，倒也合情合理。不过宋氏姐妹曾经就读于三一堂女塾却从未见任何史料记载，只在监理会老一辈神职人员之间口口相传。[32]
相对而言，关于宋氏姐妹就读中西女塾的“文献史料”甚多，主要源于埃米莉·哈恩所著《宋氏家族》、詹姆斯·伯克所著《我的父亲在中国》以及斯特林·西格雷夫所著《宋家王朝》中相关的记载。《我的父亲在中国》参考了步惠廉长达55年的日记，《宋氏家族》是作者长期采访宋氏姐妹后撰写的纪实文学作品，《宋家王朝》的作者曾在美国查阅了大量档案文献，均可谓“言之有据”。那么，这三本书真的就是研究宋耀如、研究宋氏家族的信史吗?对此，笔者认为其中尚有可商榷的余地。
《我的父亲在中国》由于参阅了作者父亲步惠廉的日记，可信度相对较高。其中关于宋耀如原本姓韩这一史实，宋蔼龄却“以他本姓宋非姓韩为事实，给出了另一种解释”：
关于你在信中提到的我父亲自己署名为韩教准的事情，这很容易解释。他父亲的妹妹没有儿子，所以当他还是一个婴儿的时候，他被认作宋家和韩家两家共同的孩子，以保证每年清明时韩家坟前香烟不断。[33]
对此，即使与宋家为世交的作者詹姆斯·伯克也困惑不已：“这又引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即如果韩鸿翼只是他的养父，宋为什么不试图与生父联系?而且如果韩是一个没有孩子的姨父，宋为什么会在信中提到他的‘兄弟姐妹’?”宋耀如幼年过继给了叔叔韩鹏翼妻宋氏之弟为嗣子，“宋家的人都知道这一点，只是宋家名声太大，无法再改回韩姓而已”。[34]宋子文曾与堂弟韩裕丰(宋耀如三弟韩致准之子)通过好几次信，并寄赠相片留念。1936年，宋子文回文昌，恰巧韩裕丰在马来西亚，未能相见。[35]按照中国的传统，过继改姓毕竟不是光彩的事，显然宋蔼龄采取的是有意回避的态度。
关于宋蔼龄就读中西女塾，书中有这样的描写：
软师住宅在教堂旁边的云南路上。街角是马克蒂耶学校Mc Tyeire School，是监理公会专为女子开办的学校。一堵高墙立在学校后院和软师住宅之间，但伯克家的男孩子学会了爬到家中后院的树上，去看中国女孩——在他们的爸爸不注意的时候。学校里的女孩之一是查理的长女宋蔼龄。[36]
这段富有文学性的想象话语，实在让人难以确定出自步惠廉当年的日记，更何况男孩们爬树时还得乘“他们的爸爸不注意的时候”。
埃米莉·哈恩所著《宋氏家族》一书，据作者所言完稿之后曾由宋蔼龄亲自审阅订正，书中所载三姐妹就读中西女塾似乎不会有什么问题。可恰恰是这本经过审阅订正的书，在宋蔼龄人学这一章，作者很突兀地写了这么一段文字：
“三一堂”地处洋泾洪(爱德华七世大街)，是一所为穷孩子开设的学校。这所学校的校长是理查森小姐的好朋友，她每天都坐黄包车来看理查森小姐，并总是把霭龄拉到身边，让她坐在自己的膝上。街上的中国人看见这个外国人和这个小姑娘，总这样说：“小洋奴！小洋奴！”[37]
根据基督教教义，“三一”是指三位一体，即圣父、圣子、圣灵本为一体，有特定的用语Trinity，可哈恩在书中所用的是音译San Yin Tang。其实三一堂女塾是监理会早期的一所女校，并没有正式的名字。也许埃米莉·哈恩从其他渠道听到了这所学校的一些信息，却又搞不清楚这所“为穷孩子开设的学校”究竟是所什么性质的学校?与宋氏姐妹究竟有什么关系?对此，审阅书稿的宋蔼龄或许又一次选择了回避。
《宋家王朝》一书的作者“构思此书达十五年之久，为撰写此书曾向美国国务院、联邦调查局、国家安全局和美国陆军总部借阅了数万份档案材料，翻阅了时代出版公司和国会图书馆的许多资料，走访了不少有关人士并阅读了大批信件”。[38]然而囿于当时的政治条件，作者无法到中国大陆来查找相关的史料，书中关于宋耀如在中国的经历，大部分出自埃米莉·哈恩的《宋氏家族》和詹姆斯·伯克的《我的父亲在中国》。至于宋氏姐妹人学问题，该书也采用“中西女塾说”，但谈到宋子文所受的教育，作者却说：“由于没有中西女塾那样的卫理公会男生学校，所以子文在家读了几年私塾，然后被送进圣·约翰大学”附设的少年班。[39]当时上海明明有一所比中西女塾更为有名的监理会男校——中西书院，为何宋子文反而进了圣公会的学校?这是否也印证了宋耀如与林乐知之间的矛盾?
“中西女塾说”另有一个有力的“铁证”，那就是宋庆龄出国护照上手书的“Mc Tyeire”。护照捐赠者周谷先生曾特意撰写了《宋庆龄的第一张出国护照及其婚姻誓约书》，文中写道：
宋庆龄初在上海入学，一说1900年入上海八仙桥“三一堂女塾”，一说1900年入上海“中西女塾”(Mc Tyeire School for Girls)。“三一堂女塾”于1907年并入“中西女塾”，两说似皆均可。但按当年宋所持护照记载，宋于1902年入“中西女塾”。此项争论因宋的护照出土而告冰释。[40]
不过三一堂女塾是1904年而不是1907年并人中西女塾的。据周谷先生推测，宋庆龄护照上的文字“谅为其父或其原读学校负责人所填”。若是后者，作为中西女塾的负责人当然不会填写三一堂女塾这所已不复存在且没有正式名字的学校。看来这一历史之谜并未随着“护照的出土而告冰释”。
五
1848年监理会派遣秦佑(Benjamin Jenkins)和戴乐(Charles Taylor)医生来沪传教，两人在郑家木桥建造教堂并创办女学及小学，于1850年1月举行落成典礼。1854年9月，蓝柏夫妇抵达上海，蓝柏夫人接手女校。1870年，蓝柏夫人用好友克罗布登女士出售结婚钻饰所得的资金在郑家木桥建造了新校舍。1879年位于西新桥的三一堂落成，1883年移全体女生于三一堂，学校由此得名。
与此同时，林乐知决定设立一所与中西书院同样性质同等规格的女校，函请美国监理总会女子部多派独身女教士来华工作。1884年11月17日，海淑德(Laura Haygood)抵达上海，即驻三一堂经理全公会女子部传道及教育工作。1892年3月15日，经过长期筹备，中西女塾正式开学，海淑德出任校长。
三一堂女塾是早期监理会女童教育的实践基地，海淑德、金振声(Virginia M.Atkinson)、傅秀兰(Elizabeth Hughes)、雷金贞(Lochie Rankin)、罗淑君(Ella D.Leveritt)、巴茂恩(Mildred B.Bomar)等许多杰出的女传教士都曾担任过该校的校长或授课老师。即使在中西女塾成立之后，由于两校相距不远，还有不少女教士同时身兼两校教职。
进人20世纪以后，东新桥、西新桥、郑家木桥地区早已成为上海市中心的繁华地段，地价日益昂贵。而中西女塾世俗化和贵族化的教育，比起三一堂女塾刻板的宗教教育更受中国上层社会的欢迎。1904年，三一堂女塾解散，部分高年级学生升人中西女塾，低年级学生全部转人松江慕卫女校。[41]
综上可知，三一堂女塾只是附设于教堂的一所教会学校，甚至都没有正式的名字。1903年，宋耀如想通过步惠廉的关系把女儿送人美国监理会所属的威斯里安女子学院(Wesleyan Female College)[42]，宋氏姐妹在国内读书的经历就显得尤为重要了。1907年宋庆龄出国之际，三一堂女塾早已并人中西女塾，在护照求学经历一栏填写“Mc Tyeire”倒也合情合理。
宋庆龄在1921年的自述中称：“我在家读书，一直到12岁才被送人教会学校，我的父母都是基督教徒。我在中西女塾就读，直到我有了出洋留学的机会。”[43]这与护照上的记载并不相符，盛永华等学者认为“宋庆龄多年后的自述在记忆上可能有误”。[44]1921年宋庆龄才28岁，关于童年的记忆还很清晰，人学时间应该不会记错。1904年，三一堂女塾并人中西女塾，宋庆龄恰好虚岁12岁。自述中所说的“教会学校”是否特指中西女塾?有时翻译上的一点差错，会造成很大的歧义。很遗憾，我们至今无法看到这份自述的英文原件。
在爱泼斯坦所著《宋庆龄：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一书中，描写了宋庆龄“6、7岁的时候在美国教会学校浙江湖群女校每周三次上福音课时的反应”，这是张梅蕾从母亲程兢强那里听来的[45]。程婉珍、程兢强姐妹是宋庆龄幼年时的同学。宋家一直住在上海，宋庆龄为何舍近求远跑到浙江去读女校呢?查考该书英文版，湖群女校采用的是音译，HuChun Girl's School其实应该是位于浙江吴兴的湖郡女塾。1878年，监理会女传教士雷金贞在嘉定南翔开办悦来女塾，由高淑珍帮同办理学务。1901年秋，学校迁至浙江吴兴北城内之马军巷，改名文洁女塾(Virginia School)。1906年，新校舍落成，正式定名湖郡女塾。雷金贞、高淑珍都在三一堂女塾担任过教职，1904年三一堂女塾解散，校长巴茂恩即赴吴兴接掌文洁女塾。或许是程兢强记忆有误，把三一堂女塾错记成了文洁女塾，或许她的确随巴茂恩校长去了文洁女塾。[46]如果这所女校真是三一堂女塾的话，那么在并人中西女塾之前，宋庆龄一定会“像其他许多孩子一样在上马克谛耶女校(即‘中西女中’)之前先上这个学校”。[47]
旅美上海中西女中校友会会员韦增佩说，宋庆龄是她中西女中时期的同学。[48]查阅中西女中同学录，[49]果然在1908年3位毕业学生中找到了韦增佩和程婉珍，而没有宋庆龄的名字。宋蔼龄5岁(应是1894年，若照虚岁是1893年)人学，中西女塾学制十年，1903年没有学生毕业，1904年唯一的毕业生也不是宋蔼龄。宋蔼龄、宋庆龄分别于1904年5月28日和1907年8月28日乘太平洋邮轮启程离沪赴美留学，从时间上看她们似乎都没来得及毕业，这也许就是同学录中没有她俩名字的原因吧!在1902年毕业生名录中，国民党元老钮永建夫人黄馥梅的名字赫然在目，这位钮夫人其实是三一堂女塾的毕业生，[50]是否她也不屑于三一堂女塾这所“为穷孩子开设的学校”?“尽信书不如无书!”看来同学录也未必是信史。
历史学需要的是确凿的证据，不是逻辑的推理。宋氏姐妹在国内到底读的是哪所学校，至今仍是未解之谜。我们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1904年三一堂女塾解散之后宋庆龄肯定在中西女塾读过书，但也不能否定在此之前宋蔼龄、宋庆龄、宋美龄读的是三一堂女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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