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口述访谈工作揭示博物馆纪念馆管窥

在欧美国家，尤其是英、美等发达国家，许多博物馆都是口述史课题的发起者。由于与西方学术界的长期交往，口述历史在港台地区起步较早，博物馆口述访谈工作十分兴旺。相对而言，大陆地区的博物馆、纪念馆对于“口述历史”这一名词还比较陌生，以规范化的口述史方法开展工作的博物馆、纪念馆更是屈指可数。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协所出版的文史资料选辑，也有很大一部分是口述史料。应该说大陆史学界很早就开展了对口述史料的收集和整理。同样，大陆地区的博物馆、纪念馆，在征集、展示、教育、研究等日常工作中，早已不自觉地运用了口述访谈的方法。

一

众所周知，口述史料能印证文字史料和实物资料，弥补档案文献的不足，尤其以还原历史的细节见长。况且，口述历史往往还是“活的史料，其他史料是死无对证的，口述历史可以慢慢谈，慢慢问，可以加以补充改正，而其他历史就不能如此”^[1]。因此，在革命遗址类纪念馆创建之际，口述访谈对于历史场景的复原起了巨大的作用。在上海，孙中山故居、鲁迅故居内部的装饰、家具的位置、日用品的摆放，均严格遵照宋庆龄、许广平等历史亲历者的口述指导，容不得半点差错。其中，最为典型的当属中共“一大”会址的确认和复原。

1950年9月，上海市决定寻找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为1951年7月1日建党三十周年献礼。然而，当时中共“一大”是在秘密状态下举行的，没有什么文献档案可供查找，唯一留下的回忆文字仅有原“一大”代表周佛海所撰写的《扶桑笈影溯当年》一文^[2]。当时，周佛海的妻子杨淑慧正在狱中服刑，根据她的回忆，中共“一大”是在望志路、贝勒路口(今黄陂南路、兴业路口)树德里李汉俊家中召开的。近三十年岁月沧桑，原先的石库门房子已改变了模样，当年清水红砖的民居，如今却是白粉墙面写着大大一个“酱”字的店铺。酱园老板董正昌说，他是1924年租下的这排石库门房子，分别开设酱园、面坊、当铺和对外出租，并将外墙刷成了白色，经过一系列改造，那排房子早已变得面目全非。根据当事者的口述回忆，追根溯源，最终确定这里就是李汉俊哥哥李书城出资租借的望志路106号、108号寓所，也就是中共“一大”召开的会场。^[3]

中共“一大”会址确认之后，立即成立了上海市革命历史纪念馆管理委员会，负责领导“一大”会址的修复和展陈工作。由于相关史料的缺乏，于1952年9月试行内部开放的“一大”会址，出现了多处与原状不尽相符合之处。例如，当时会场复原在兴业路76号(原望志路108号)楼上，墙上悬挂着马克思和列宁像，甚至还有毛泽东“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手迹。对此，中央文化部在有关通知中指出：修缮和布置革命纪念馆应以恢复原状为原则。于是，纪念馆工作人员，北上南下，分别寻访“一大”代表董必武、李达、包惠僧、刘仁静，以及“一大”代表的家属杨淑慧、李书城、薛文淑(李书城的妻子)等人，以及出资建造树德里房屋的陈老太和董老太，出资改建房屋的酱园老板董正昌，并邀请他们来现场回忆指导。最后，综合各方面的意见，将会址布置在了兴业路76号(原望志路106号)的楼下。纪念馆还专门邀请了家具业老工人前来座谈，又个别访问了一批制作各种生活用品的工匠，力求“一大”会场布置符合20世纪20年代初期的式样。经过多年的走访、调查、考证，终于再现了中共“一大”会址当年的场景。^[4]

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成立之初，即与上海革命历史博物馆筹备处合署办公，实行“一套班子两块牌子”，负责全市革命文物资料的征集工作。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上海革命历史博物馆筹备处会同上海市总工会工运史研究室、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针对上海工运史上的重大事件，尤其是配合“五卅运动三十五周年图片展览”和“纪念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三十五周年展览”，开展了一系列座谈会和个别访谈，也搜集了大量具有很高利用价值的口述史料。^[5]

二

“文革”期间，文物博物馆事业停滞不前，虽然“一大”纪念馆、鲁迅纪念馆维持着表面的繁盛，但正常的业务工作根本无法开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上海文博事业重获新生，开始走上健康发展的坦途。

1985年1月10日，上海孙中山故居、宋庆龄故居和陵园管理委员会成立(1997年改名为上海市孙中山宋庆龄文物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孙宋管委会)，对孙中山故居、宋庆龄故居和宋庆龄陵园施行统一管理。成立伊始，孙宋管委会制定了“保护文物、开展研究、教育后代、扩大宣传”16字工作方针，集中采访了宋庆龄的亲朋好友和身边工作人员，抢救了一批活史料。

1991年是宋庆龄同志逝世十周年，上海市的纪念活动具体由孙宋管委会承担，重点工作是采访相关人物，拍摄纪录片《宋庆龄和她在上海的故居》。随着岁月的流逝，与宋庆龄有关系的人物越来越少，若不及时开展口述访谈，关于宋庆龄的一些事情就永远也没人知道了。访谈工作从1991年春节后开始，当时采访的面还是比较广的，包括宋庆龄的家属亲友、身边工作人员、有关领导和一些历史事件的当事人。^[6]通过访谈，一些宋庆龄研究领域的重点课题逐渐浮出水面，也发现了不少新的线索。例如，采访长期在宋庆龄身边工作的保姆钟兴宝时，她提到曾经奉命和李燕娥一起去南市咸瓜街寻找首长出生的老屋。^[7]关于宋庆龄的出生地点，当时有“虹口说”和“川沙说”两种说法，^[8]采访钟兴宝后又冒出来一个“南市说”。钟兴宝强调这是宋庆龄亲口对她说的，这样重要的事情她不可能乱讲，具有一定的可靠性。有趣的是，无论是“虹口说”还是“川沙说”，其主要依据仍是“证人的口述”，其中包括黄炎培、黄万里、黄敏之，以及宋庆龄的亲属倪吉士、倪翠福、倪爱珍，川沙居民诸幼文、沈敬之、顾银玲等人。^[9]另外，随着口述史料的不断挖掘，关于宋庆龄的出生日期、宋庆龄就读的学校等“历史的定案”也逐渐产生了新的疑问。^[10]大科学家爱因斯坦曾经说过：“发现问题往往比解决问题更为重要。因为解决一个问题也许只是一个数学上或实验上的技巧问题。而发现新的问题，提出新的可能性，从新的角度看旧问题，却需要创造性的想象力，而且标志着科学的真正进步。”同样，打破“唯古是信”的传统观念，根据各种史料“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这也正是历史学科的魅力所在。

上海市孙中山宋庆龄文物管理委员会开展的一系列口述访谈，所拍摄的影像资料经过剪辑制成了纪录片，部分经过整理的抄本也陆续发表，^[11]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宋庆龄研究的深人发展。

三

世纪之交，口述历史日益受到大陆学界的重视，部分高校历史系有意识地开展了一些口述访谈工作，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还承担了“上海口述历史”重点研究项目。^[12]口述历史可以记录物件的制作过程和使用方法，讲述有关物件的背景故事，可以增强展览的说服力，这一特点和优势也引起了部分博物馆工作者的关注和兴趣。一些博物馆、纪念馆在文物征集、陈列展示、科学研究和宣传教育中，也开始运用口述访谈的方法。

2000年11月，上海市历史博物馆征集到一把1927年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时使用的斧头。了解到文物持有人的叔祖和伯父是三次武装起义的参加者，该馆工作人员当即决定对捐赠者进行访谈。通过数次访谈，不仅明确了这把斧头的来源和流传过程，还收集到了有关第三次武装起义中浦东太古码头湖北籍工人的珍贵史料。当时，笔者尚在上海市历史博物馆保管部工作，由此受到启发，开始关注“博物馆与口述历史”这一课题。^[13]

2003年，上海市历史博物馆决定征集一批七宝皮影，以充实馆藏。七宝皮影戏是上海民间艺术的代表作，一件件精美的皮影道具背后，蕴藏着丰富的无形文化遗产。笔者曾三度采访文物捐赠者璩墨熙先生，目的是为了更深人地了解七宝皮影戏这一民间艺术瑰宝。璩墨熙先生是七宝皮影戏第五代嫡系传人，是上海地区最后一位能设计制作皮影的老人，也是当地一名散居道士。在老艺人绘声绘色的讲述中，更多的是其个人的坎坷经历与生命体验，其价值已远远超出了对捐赠物品的诠释和说明。激动之余，笔者将访谈记录整理成文，并参考相关文献删订修正，不仅为馆藏七宝皮影戏提供了背景材料，更是为工艺美术史、地方宗教史研究留下了一份珍贵的史料。^[14]

一些年轻的文博工作者，出于个人的兴趣爱好，也开始利用口述访谈从事研究。2002年12月，适逢上海博物馆建馆五十周年，举行了一系列的庆祝活动。为配合对外宣传工作，该馆教育部高俊同志专程采访马承源馆长，撰写了《有容乃大——听马承源先生数“家珍”》一文。2004年9月，马承源先生逝世，出于对前辈学者的仰慕和纪念，高俊重新整理发表了当年的口述访谈稿。^[15]2004年10月，雷士德工学院校友会与上海市历史博物馆联合举办“纪念建校七十周年特展”，事后校友会邀请该馆陈列部房芸芳女士牵头为雷士德工学院编纂校史。雷士德校友都已是年逾70的老人，校庆盛会使大家重新聚在了一起。乘此良机，房芸芳带领馆内几位年轻的同志，专门为一些校友做了口述访谈，并整理成文，作为校史的一个章节。^[16]

四

2003年，口述历史“忽然火了”，之后持续保持着强劲的发展势头。^[17]一些博物馆、纪念馆针对本馆的科研定位和展陈特点，也开始有计划地开展口述访谈工作。例如，上海淞沪抗战为了弘扬民族精神、抢救史料，先后前往上海、浙江、江苏、安徽、重庆、广西、云南、广东、贵州、湖南、湖北和北京等地，采访了数十位参加过淞沪会战的老兵。“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18]参与战争的并不仅仅是运筹帷幄的将帅，更多的是在中华民族生死危亡之际挺身而起的普通战士，他们都是不平凡的英雄。这些口述访谈史料，经整理后结集出版，^[19]为抗战研究提供了与一般正史不同的独特视角。陈云故居暨青浦革命历史纪念馆自2000年建成开馆以来，先后采访了陈云同志的夫人于若木，陈云同志的秘书，以及与陈云有较长时间接触或在其领导下工作的相关人员，相继收集了一些老同志的回忆手稿，并邀请部分评弹演员撰写回忆文章。2008年陈云同志逝世十三周年之际，为促进陈云生平业绩研究工作的开展，纪念馆对这些采访记录和回忆文章进行了整理，报经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批准，正式出版发行。^[20]同样，为纪念宋庆龄同志逝世三十周年，围绕宋庆龄同志骨灰落葬仪式和陵园建设三十年风雨历程，陵园管理处采访了一批当年的亲历者和见证者，保存了一段鲜为人知的史料，记录了一段弥足珍贵的历史。^[21]2012年，是上海博物馆建馆六十周年，馆方正在组织年轻员工采访老同志，准备以口述历史的形式编写一部馆史。

纵观上海地区博物馆、纪念馆的口述访谈工作，已经取得了不少成绩，但还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

首先，上海地区博物馆、纪念馆的口述访谈工作，缺乏一定的学术规范，往往是为了纪念某一人物或事件的临时性任务。由于事先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即使抢救了不少珍贵的史料，但其价值打了折扣。

其次，上海地区博物馆、纪念馆开展的口述访谈，缺乏长期的规划，无专职人员，多为零敲碎打的小型项目。某些文博从业者所从事口述访谈，大多出于个人的兴趣爱好，无法与博物馆、纪念馆自身的定位和工作计划相契合。

再次，受经费所限，早期的口述访谈大多没有摄像、录音，仅为事后整理的文字记录稿，有些甚至遗漏了确切的时间和地点。这与规范的口述历史抄本尚有一段差距，也极大地限制了访谈成果进一步的开发和利用。

另外，博物馆、纪念馆所进行的口述访谈，还无法跳出“以物证史”的掣肘，大多是对文物的诠释和补充说明，不太注重受访者的个人感受和生命体验。当博物馆从事民俗文物、民族文物或传统手工艺品征集研究之际，这将是一项致命的缺陷。

总之，口述历史是一门严肃的历史学科，有着一整套科学、规范的操作方法，有其独特的学科优势。步人21世纪以来，中国文物博物馆事业发展迅猛，上海地区的博物馆、纪念馆也逐渐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2002年10月20日至24日，国际博物馆协会亚太地区第七次大会在上海举行，针对无形遗产这一博物馆研究与保护的重要对象，大会通过决议：“声音、价值、传统、语言、口述历史和民间生活等应在所有博物馆与遗产保护活动中得到认可与促进。”^[22]既然无形遗产是依附个人存在的、身口相传的一种非物质形态的遗产，那么口述历史对于无形遗产的传承与保护无疑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如何规范地开展口述访谈工作，进一步提高自身的业务水准，这将是博物馆、纪念馆在新世纪必须面对的一项新课题。(www.xing528.com)

【注释】

[1]唐德刚：《文学与口述历史》，《史学与文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页。

[2]周佛海：《扶桑笈影溯当年》，《古今》半月刊(1943年3月)，后收人《往矣集》，古今出版社1944年版。

[3]关于中共“一大”会址的寻找和确认，可参见沈志瑜：《“一大”会址是怎样找到的》，《党史研究资料》1989年第7期、第8期。

[4]关于中共“一大”会址的修缮和复原，可参见陆米强、张健伟：《中共“一大”会址修缮复原纪实》，《世纪》2001年第2期。

[5]历经“文革”浩劫，又经过数次搬迁，现存于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口述访谈记录还有300余件(原序列号一直编到625，据此推测遗失了近一半左右)，访谈者不乏沈雁冰、杨之华、包惠僧、黄逸峰、许涤新、张承宗、马纯古等当年工人运动的领袖人物，更多的则是参加了五卅罢工、三次武装起义、抗日救亡运动、护厂斗争的老工人。在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也藏有一批未经整理的工运史口述史料，不知道是否是同一批访谈记录的复本。

[6]关于这一系列访谈的情况，可参见华平口述，宋时娟采访整理《续写征程谱新篇——回忆我在孙宋管委会工作的日子》，《史林》2010年口述增刊。

[7]最早的访谈抄本由上海市孙中山宋庆龄文物管理委员会王志鲜整理，以《钟兴宝、尤顺孚访谈》为题，发表于上海宋庆龄研究会编《宋庆龄诞生地研究史料汇编》(2004年10月内部印行)。后经王志鲜、段炼重新整理、校注，以《悠悠清泉娟娟皓月——保姆眼中的宋庆龄》为题，发表于《史林》2010年口述增刊。

[8]虹口说认为宋庆龄诞生在今虹口区东余杭路628C号宋氏祖居，1987年时在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工作的陈小琴女士在《青岛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2期上发表《宋庆龄诞生地考略》一文，首次正式提出此说；川沙说认为宋庆龄诞生在今浦东新区川沙镇上的内史第，1991年时川沙县文化馆馆长王乐德先生在《文汇报》上发表《宋庆龄出生在浦东川沙城》一文，将此观点公之于众。

[9]详见王乐德：《宋庆龄诞生在浦东川沙城——申请论证报告兼答“虹口说”者》，上海市浦东新区文物保护管理署编《宋庆龄母系倪氏暨父系宋(韩)氏家谱》，学林出版社2004年版。

[10]关于宋庆龄就读的学校，一直有“中西女塾说”和“三一堂女塾说”两种说法，前者有宋庆龄出国护照为证，后者出于教会内部神职人员间的口碑相传，参见段炼：《宋耀如与林乐知——兼论宋氏姐妹就读中西女塾问题》，《宋耀如及其时代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国福利会出版社2009年版。关于宋庆龄的出生日期，她在1980年写给全国妇联妇女运动史研究室的信中称自己出生于1893年1月27日，而根据留美护照上的记载，宋庆龄出生于1893年2月14日，还有一种说法说宋庆龄出生于1892年。最近，长期为保盟工作的画家陈宪锜和宋庆龄警卫秘书隋学芳的女儿隋永清口述回忆，宋庆龄生肖属虎，应该生于1890年，参见沈海平：《宋庆龄为何不纠正自己的出生年份》，《世纪》2011年第1期。

[11]这些口述史料主要发表在上海市孙中山宋庆龄文物管理委员会主办的《孙中山宋庆龄研究信息资料》上，发表在学术性刊物上的主要有：李家炽口述，华平、王志鲜采访，宋时娟、王志鲜整理《我所知道的宋庆龄生前身后事》，《档案春秋》2006年第7期；谭明德等人口述，王志鲜、段炼整理《品质高洁唯菊与石——宋庆龄身边工作人员的回忆》，《当代史资料》2009年第1期；钟兴宝、尤顺孚口述，华平、单子恩、孙志远采访，王志鲜、段炼整理校注《悠悠清泉娟娟皓月——保姆眼中的宋庆龄》，《史林》2010年口述增刊。

[12]具体情况可参见熊月之：《口述史的价值》，《史林》2000年第3期。

[13]2002年，笔者撰写《试论文物征集与口述历史》一文，提交上海文物博物馆学会主办的“博物馆文物征集与保管工作学术研讨会”，后收人《上海文物博物馆学会论文集》，上海书画出版社2003年版。

[14]璩墨熙口述，段炼整理《皮影人生——上海七宝民间艺人访谈录》，《史林》2006年增刊。

[15]马承源口述，高俊整理《50年来上海博物馆的文物收藏》，《史林》2004年增刊。

[16]房芸芳编著《遗产与记忆——雷士德、雷士德工学院和她的学生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

[17]参见解玺璋：《忽然火了“口述史”——口述历史出版物出版势头强劲》，《北京青年报》2003年10月9日；郭沂文、钱秀中：《热持续高温——近年口述历史出版状况透视》，《中国图书商报》2005年6月17日。

[18]《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31页。

[19]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编《口述淞沪抗战》第1缉、第2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2008年版。

[20]陈云故居暨青浦革命历史纪念馆编《走近陈云——口述历史馆藏资料辑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

[21]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宋庆龄陵园管理处编《为了永恒的纪念》，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年版。

[22]《上海宪章：博物馆非物质遗产与全球化》，国际博物馆协会亚太地区第七次大会2002年10月24日于上海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