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历史古已有之，早在三千年前的周代就设有专门记载君王言行的史官，西汉司马迁撰写《史记》也曾请年长者为其讲述所见所闻。而现代意义上的口述历史，是指由准备充分的访谈者，以笔录、录音或者录像的方式，收集、整理口传记忆以及具有历史意义的观点。在欧美发达国家，博物馆、纪念馆同档案馆、图书馆一样，也是开展口述访谈的重要机构，口述访谈所得到的史料以及口述历史的方法完全可以运用于博物馆、纪念馆的文物征集、文物鉴定、陈列展示、宣传教育、科学研究各个环节。
一
收藏、研究、教育是博物馆的三大基本职能，博物馆通过征集、收藏文物标本，进行科学研究，举办陈列展览，传播历史和科学文化知识。在博物馆的三大职能中，文物收藏是科学研究的物质基础，而宣传教育是实现博物馆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这一最终目的的途径。与其他文化教育机构不同，博物馆是通过文物、标本的展示，让参观者在潜移默化中接受教育，因此陈列是博物馆实现教育功能的主要手段(见图3)。
图3
口述历史是通过访谈征集相关史料的一种方法，可以弥补档案文献的不足，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许多博物馆、纪念馆展示的是近现代历史上发生的重大事件，不少事件的亲历者还幸存于世，为了传承历史记忆，博物馆逐渐开始重视幸存者及其家属的经历与见闻。通过口述访谈所得到的录音、录像资料，经过适当的加工，可以直接运用于博物馆陈列，以突出文物、标本的展示效果。相对于文献资料形式的单调和呆板，口述史料的载体明显地趋于多样化，如录音、录像、电脑多媒体等，这些手段均可以运用到陈列中去，丰富并加强展示的效果。加之口述史料来源于民众，语言通俗化，文字口语化，内容又包含着大量具体而丰富的史实。所以说，口述历史更加贴近现实生活，其叙述形式符合受众的求知需要和审美情趣，从而拉近了博物馆、纪念馆与参观者之间的距离。
二
作为人民群众接受终身教育的课堂，开展社会教育是博物馆工作的基本内容，其中展品讲解又是博物馆教育工作的主要手段。众所周知，参观博物馆可以陶冶情操，增长知识，事实上文物、标本所蕴含的各种信息，并不能完全自动呈现，必须通过人的发现、诠释、整合等诸种行为才能发挥文物、标本应有的社会功用。光有展品没有讲解，势必会影响观众参观的兴致，无论多么精彩的展览都无法体现其真正价值。博物馆宣教工作者，承担的就是向观众讲解展品、介绍展览的重要职责。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中国博物馆借鉴苏联博物馆的经验，建立起了专职讲解员队伍，凡举办展览大都由讲解员进行讲解。专职的博物馆宣教工作者，根据统一的讲解词，一般都是有选择性地介绍展厅中的文物、标本，力图使参观者在最简短的游程中大致了解整个展览的主题内容。受参观时间的限制，以及观众群体彼此的兴趣爱好、参观侧重各不相同，讲解员只能挑选部分重点展品予以介绍。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也使得博物馆讲解工作步人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如今，国内外许多先进的博物馆开始采用录音导览系统，或在展厅内放置电脑多媒体设备，参观者可以凭自己的喜好挑选喜爱的文物标本，听取相关的讲解。在新馆落成开放后不久，上海博物馆即引进了国际上最先进的录音导览系统，不仅能够提供英语、法语、德语、西班牙语、日语等各语种讲解，还节省了大量的人力资源，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而在首都博物馆新馆，每个展厅都有多台电脑多媒体设备，可供观众自由使用，既可选择性地阅读展品介绍，也能滚动播出与展览相关的短片，很受欢迎。由于录音导览系统和多媒体设备采用的是先进的数字化技术，小小的体积可以承载大量的音像资料和相关信息，这就为口述历史提供了技术平台。导览系统，不仅可以录制专业讲解员浅显通俗的介绍，也可以录制该领域专家学者长期研究后的心得，还可以是某件文物标本相关人士经整理编排后的口述访谈实录。展厅里的多媒体设备，可以存储一些珍贵的口述音像资料，从而更好地为观众提供历史、文化、科学、艺术等领域的知识和信息。
除了一般的专业讲解员现场讲解外，许多博物馆、纪念馆开始试行专家讲解。受邀的专家可以是某一行业的权威，也可以是熟知该领域的亲历、亲见、亲闻者。作为科技界的专家学者，可以向观众讲述某文物标本背后的故事，讲述自己从事相关科学研究的感受与体验。作为相关事件或事物的亲历、亲见、亲闻者，可以向观众讲述自己的经历和所见所闻。尤其是地志类、科技类博物馆，一些已经不再使用的仪器、设备、工具，可以邀请该行业的老职工现场讲授使用方式。至于一些人物类纪念馆，也可以邀请他们的亲朋好友，结合现场复原场景，讲述这些著名人物学习和生活的故事。通过亲历、亲见、亲闻者的讲述，冷冰冰的文物标本就好像有了生命，博物馆的陈列展示一下子鲜活生动了起来。
位于上海西南角的黄道婆纪念馆，是一座依托黄道婆墓建造的小型人物类纪念馆。宋末元初，上海乌泥径人黄道婆，在家乡传授先进的纺织技术，推广先进的纺织工具，从而被尊为棉纺织业的始祖。但黄道婆毕竟只是一位民间的劳动妇女，其生平业绩仅散见于方志笔记，根本没有留下任何可靠的实物。薪尽火传，黄道婆发明的三锭纺车和纺织技术却一直传承至今，乌泥径纺织技艺现已被列人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自2007年起，徐汇区华径镇政府对棉纺织技艺传承人康新琴老人给予了补助和津贴，并进行抢救性录音、录像，鼓励她收徒开课传授技艺。镇政府还专门筹措资金，准备在纪念馆西侧建造300平方米的“黄道婆传承馆”，由康新琴老人的弟子定时向观众展示纺织技艺。[1]其实，早在50年代中期，上海历史与建设博物馆(今上海市历史博物馆的前身)曾向民间征集了一台三锭纺车，作为重要展品一直是该馆讲解的重点。然而，纺车的操作十分复杂，讲解人员自身也常常是一头雾水，更何况是从未接触过纺织机械的观众了。总而言之，博物馆、纪念馆不仅要把活态的东西凝聚成书面文本、音像资料予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传承更是文博工作者所面临的新课题。
三
博物馆是交流互动的平台，博物馆教育的目的不在于“教”，而在于帮助观众“学”。因此，在博物馆内，每个人都是受教育者，也都可以充当教育者。具有一定文化知识和艺术修养的父母，常常会利用休息的日子带领孩子参观博物馆。当他们看见自己小时候看到过、接触过、使用过的物品会非常兴奋，情不自禁地就充当起了讲解员的角色，向孩子们讲述往自己的亲身经历。从某种意义而言，他们的讲解也是一种口述历史，比起博物馆宣教人员的讲解更为生动贴切。同样，在宣教人员进行讲解之际，一些上了年纪的观众恰恰是某个历史事件的亲历、亲见、亲闻者，或者对某件展览物特别熟悉，自然会让他们想起往昔的岁月。话匣子一旦打开，这些白发苍苍的老人俨然已是博物馆编外的教育工作者了，展厅里其他的观众也会被吸引到他们身旁，听老人们讲述过去的故事。讲解员与观众的互动，教育者与受教育者角色的互换，此时此刻在不知不觉中得以完美结合。
1996年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六十周年，上海市历史博物馆举办了《红军不怕远征难——纪念中国工农红军胜利60周年图片展(以下称“《红军不怕远征难》”)，吸引了一大批早年参加革命的老同志。历史博物馆借此良机，征集到了30余件珍贵的革命文物以充实了展览，其中包括国家一级文物中共“七大”第294号代表证。[2]为此，历史博物馆专门召开了文物捐赠表彰大会，“七大”代表证的捐献者原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政治部主任段德彰将军代表老同志讲了话，沪上各大媒体均对此事做了报道。展览期间，凡是来历博参观《红军不怕远征难》图片展的观众，在展厅中常常能够看到老同志忙碌的身影。“家藏不如国藏”，这些老同志不仅捐出了文物，还在展厅中结合自己的革命历程向观众们介绍这些陪伴了自己大半生的传家宝。另外，为了配合展览，历博党支部开展了一系列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请原南京军区空军政治部第二主任、老红军瞿道文将军做报告，让大家更深刻地领会长征的伟大意义。在全市老红军、老同志的支持下，《红军不怕远征难》展览相当成功，社会反响普遍很好。上海舞蹈学校师生在编排舞蹈《长征颂》时，专程来历史博物馆参观图片展；闸北区征兵办的同志特地带领应征人伍青年来参观学习；上海园林学校一位政治教师，在开幕的第二天就带着自己班级的同学前来参观，此后又带着他任课的年级前来参观，最后组织全校师生都来参观展览。无锡市博物馆从电视新闻中得知上海市历史博物馆办了这样一个有影响的展览，立即派人来沪商洽，要求去无锡借展两周。由此可见，结合口述历史，灵活利用展览资源，可以把博物馆的教育工作做得更加深人、更有意义。[3]
国际博物馆协会有关文件章程中有这样一句话：“观众不来博物馆，我们就到观众中去。”博物馆是为社会服务的教育机构，进人21世纪之后，博物馆更加强调社会的参与性。如今，为了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城市现代化的要求，我国正在大力加强社区建设，博物馆参与社会，也应该注重参与社区。博物馆联合社区举办各种主题活动，即为社会提供了服务，也在客观上宣传了博物馆(见图4)。以往的研究，强调博物馆资源参与社区建设的较多，其实社区也可以反过来为博物馆发展提供滋养。例如，由博物馆出面，召集社区耆宿名彦举行茶话会，请他们讲讲陈年往事，既联络了大家的感情，又搜集到了珍贵的口述史料，有时还能获得相关文物的征集线索，实可谓一举多得。况且，许多无形文化遗产蕴藏在社区，需要专业人员前去征集、挖掘和抢救，有的可用文字、图片、音像制品保存流传，有的还要引导年轻人学习传承，这是博物馆的职责和应尽的义务。
图4(www.xing528.com)
陈列、导览、讲解、演示、音像视听、茶话座谈、知识竞赛、学术讲座、专业报告会等等，是博物馆开展宣传工作实现教育功能的各种方式。专家学者、民间艺人和事件的亲历、亲见、亲闻者，在博物馆各个不同的场合讲述自己的经历和体验，回答观众的提问，与观众互动，往往会收到意想不到效果。至于博物馆宣教部门的职业讲解人员，从专家学者、民间艺人和亲历、亲见、亲闻者的口述中，也能够学到相关的知识和经验，从而不断提高自身的讲解水平。
四
历史是由人民创造的，应该把历史的话语权还给大众，口述历史与生俱来的草根性和大众性颠覆了传统的史学理念。作为公民接受终身教育的场所，博物馆、纪念馆也必须走下神坛，改走亲民路线。传统的博物馆、纪念馆，等同于“建筑+藏品+专家+观众”，而现代博物馆理念，首先要打破“建筑”那道无形的围墙，真正走向社会，走人民间。在这一过程中，口述历史对于博物馆教育工作，无疑具有普遍的启示意义。
首先，口述历史强调采访者和受访者双向互动，并不是简单的“我问你答、你说我记”。进人新时期后，博物馆教育也不再是“我讲你听”式的传统讲解，必须激发起观众的能动性、自主性和创造性，填鸭式的灌输已逐渐转变为彼此之间的交流。口述历史的互动性与博物馆教育理念的转变正相契合。
其次，口述历史中的采访者和受访者是完全平等的，经整理后的访谈资料是由两人共享的劳动成果。现代意义上的博物馆，不光是“缪斯女神的艺术圣殿”，更是普及科学文化知识的公众课堂。因此，观众并不是被动的受教育者，他们通过各种活动，向博物馆反馈信息、提供帮助，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博物馆教育功能的改善与提高。有时，观众反而比工作人员更熟知某件展品或某一领域，加强交流、相互学习显得尤为重要。
再者，口述历史可以把静态的物品变为动态的展示，也可以把枯燥呆板的教育变成活泼生动的教育。2003年夏天，北京市南城的几家博物馆为所在社区的学生组织了一期夏令营。在三天时间里，同学们参观了古代建筑博物馆、自然博物馆、戏曲博物馆、纪晓岚故居、毛主席纪念堂和正阳门城楼，还在专家的指导下采访自己的家长和邻居，以了解社区内各会馆建筑的沿革和变迁。这是一次非常成功的活动，学生们不仅接受了一次生动形象的城市发展史教育，根据访谈资料撰写的调研报告也为文物部门提供了不少有用的信息。[4]
另外，低门槛、高要求，且没有条条框框的限制，是口述历史的一大特点。同样，博物馆教育工作虽然大家都在做，也没有什么固定的模式，但要做好却并不容易。有了好的展品并不等于有了好的展览，有了好的展览也不等于就有好的社会教育。搞好博物馆教育工作，既要有博物馆专业人员的努力，也需要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和配合。进人21世纪以来，如何转变传统观念，不断探索新的方式，进一步完善博物馆教育功能，已迫在眉睫，这是博物馆、纪念馆必须予以解决的问题。
这两年在大陆学界口述历史一下子火了，博物馆、纪念馆也逐渐成为进行口述访谈的重要机构。然而，无论是在文物征集、科学研究，还是宣传教育层面，始终无法跳出“以物证史”的掣肘。博物馆所进行的口述访谈，大多还是对文物、标本的诠释和补充说明，不太注重受访者的个人感受和生命体验。总之，口述历史是一门严肃的历史学科，有着一整套科学、规范的操作方法，有其独特的学科优势。如何将口述历史与博物馆教育功能有机地结合起来，利用规范的口述访谈促进博物馆、纪念馆各项业务工作，仍有一段很漫长的路要走。
【注释】
[1]蔡丰明：《上海徐汇区黄道婆手工棉纺技艺的挖掘整理与推广普及》，《城市语境中的民俗保护：当代上海城市民俗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0年版，第136—160页。
[2]张文勇、段炼：《珍贵的文物永恒的纪念》，《中国文物报》1999年2月3日第4版。
[3]参见范文海口述、邵文菁采访整理《上海市历史博物馆往事拾“临”》，段炼主编《往事与记忆：上海地区博物馆、纪念馆口述访谈录》，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年版，第42—51页。
[4]北京博物馆学会编写《博物馆社会教育》，北京燕山出版社2006年版，第1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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