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历史与博物馆陈列展示-互联网视角下的学术传播

博物馆是文物和标本的主要收藏机构、宣传教育机构和科学研究机构，是我国社会主义科学文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博物馆通过征集、收藏文物标本，进行科学研究，举办陈列展览，传播历史和科学文化知识。在博物馆的三大功能中，典藏、研究功能必须服务于教育功能，而陈列展示文物标本是博物馆最主要的教育手段。近年来，口述历史作为史料搜集的方法之一，越来越受到博物馆界的重视，国内一些博物馆、纪念馆已成为开展口述访谈工作的基地。21世纪是中国文博事业大发展时期，各地博物馆、纪念馆相继建造新馆，或对旧馆进行改造，广泛采用先进的多媒体音像技术，原先单一的陈列展览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这些因素为口述历史在博物馆、纪念馆陈列中的运用提供了物质基础和技术保障。

一

博物馆在展示历史文物、科学标本，向观众传递知识文化的同时，还要对所展示的文物、标本按照自然、历史或事物的发展规律，根据特定的主题进行科学的排列组合，并配以一定辅助性展品，使之构成传播信息的直观的展品群体。这样的展品群体在博物馆学上称为陈列，对这些文物、标本进行排列组合的方法和艺术表现手法在博物馆学上称之为陈列艺术。

长期以来，国内的博物馆、纪念馆一直沿用“实物+说明牌+通柜+自然光”式的陈列手法，就博物馆藏品而言，其种类、型制千差万别，这种单一的陈列手法难以充分地诠释文物、标本的历史、艺术、科技内涵。进人新世纪以来，观众群体日趋多元化，博物馆既是市民获取知识的终身课堂，也是寓教于乐的休闲中心，千篇一律的展览难免会使参观者感到厌烦。为了吸引观众，必须利用各种手段让观众参与进来，实现展品与观众的互动。随着科技的进步，计算机已广泛运用于各个领域，网络更是迅速渗透到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从录音、录像的滚动播放，到电脑触摸屏、三维动画、影像合成，多媒体技术逐渐成为博物馆陈列展示的新手法。

文物也是史料，大部分属于实物史料，珍贵的图书、手稿属于文字史料，那些老照片、唱片、胶卷(包括珍贵的录音带、录像带)属于音像史料(见图1)。既然是史料，其内在必然蕴涵着人文、历史、自然、科技等方面的各种信息。多媒体技术就是以图、文、声、像四种形式传达信息。图是静止的图片，文是文本语言，声是声音话语，像是动态画面。一件典型的多媒体作品可以是文本、图片、动画、声音、视频的任意组合。博物馆中运用多媒体技术的目的就是利用计算机对各类媒体的强劲处理能力，来传递、表现各种文物信息，这类信息大量地表现为图片、声音、视频等。

图1

上海市历史博物馆是国内较早在陈列中运用多媒体技术的博物馆。1994年10月正式对外开放的“近代上海城市发展历史陈列”中，不仅有关于上海金融证券业、“八一三”淞沪抗战、庆祝上海解放等内容的珍贵影像资料，还有利用电脑技术汇集老上海歌曲、戏曲制成的“听音台”，以及影视模型合成装置——“弄堂之声”。通过多媒体技术，“近代上海城市发展历史陈列”在视觉、听觉、触觉上最大限度地调动起了观众的感受能力。例如，在上海近代史上，租界扩张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仅仅依靠文物、文献、数据、图表，很难表述清楚。而计算机技术的应用解决了这一难题，根据预先编制的电脑程序，租界的每次扩张均以不同的指示灯在电子动态示意图上显示，再配上录音讲解，就能直观地说明上海租界扩张的全过程。至于灯光透影的“布幕背景照”，以及与场景相符合的海关钟声、轮船鸣笛、汽车喇叭、叫卖吆喝、儿歌童谣等声光电技术，更是随处可见。这些先进手段和新颖形式，在国内历史博物馆的陈列中，均为首次运用。^[1]

世纪之交，隶属于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的上海博物馆、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上海鲁迅纪念馆相继建造新馆，并新建了一批规模较大的行业博物馆和人物纪念馆。多媒体音像技术开始广泛运用于新建或改扩建的博物馆陈列之中。其实，多媒体音像技术只是陈列展示的一种手段，任何形式、手段都是为内容服务的，其核心内容可以是文物、文献，也可以是口述访谈史料。

二

口述史有什么价值?在博物馆陈列展示中到底有什么作用?这是摆在每个博物馆展陈人员面前的问题。

博物馆收藏了大量的具有历史价值、艺术价值、科学价值的文物标本，为科学地研究和传播文化知识提供了可靠的物质基础。博物馆对于“历史记忆”传承的科学性，使其成为重要的科研教育机构，对于“文化遗产”保护的有效性，使其成为沟通历史与未来的桥梁。口述历史是通过访谈征集相关史料的一种方法，可以弥补档案文献的不足，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许多博物馆、纪念馆展示的是近现代历史上发生的重大事件，不少事件的亲历者还幸存于世，为了传承历史记忆，博物馆逐渐开始重视幸存者及其家属的经历与见闻。在博物馆、纪念馆陈列展览中适当运用口述历史，既可补充档案文献记载所缺漏的部分，也能提供历史事件发生的相关证据。

由于国内学界开展口述历史工作起步较晚，虽然早期进行过一些访谈，但并不符合学术规范，所获得的史料难以达到信史的标准和要求。囿于当时的展陈理念和技术手段，将口述访谈直接引人博物馆、纪念馆的陈列，更是无法想象的事。如今，多媒体音像技术在陈列展示中的广泛运用，为口述历史提供了广阔的舞台。例如，位于江苏省东台市的黄逸峰纪念馆，是一所建在故居旧址的人物纪念馆，受文物保护建筑所限，无法使用一些先进的多媒体展示手段。为了增强“黄逸峰生平事迹陈列”的感染力，该馆陈列扬长避短，因地制宜，数台VCD电视设备穿插其中，不间断地滚动播放黄逸峰生前知交故友、老同事、老部下的访谈纪录片，显得质朴真实，使人倍感亲切。再如，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中专门设有一面“档案墙”，摆放着12，000多份证人的档案以供观众查阅。这些档案不仅包括当年大屠杀幸存者的原始证言录音、目睹日寇暴行的德国外交官的日记，还有参与大屠杀的日军老兵的证言影像等，正反双方皆以其亲历、亲见、亲闻还原了历史的真相。台湾地区的口述历史开展较早，当地的博物馆、纪念馆往往是口述访谈工作的实际组织者。在台湾“二二八”纪念馆二楼展厅中，展示着由死难者妻子、儿女、兄弟姐妹所做的“二二八证言”，这些影像资料正是建立在该馆长期持续进行的口述访谈基础之上的。国外博物馆、纪念馆的一些经验，也为我们提供了成功的范例。在德国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大屠杀规模展示厅”内，地上的玻璃刻有犹太遇害者的所写日记、书信或遗书。这些音像资料、文字记录，不是简单的数据或意象符号，而是重大事件的见证，昔日的历史也不再是课本中的章节，更是活生生有血有肉的具体经历。

口述历史另一个重要功能，便是印证文字史料和实物资料。这对于博物馆文物的征集、鉴定，尤其是陈列展示中的场景复原，具有直接的推动作用。场景复原是常用的一种陈列手法，即按照文物、标本的本来面貌予以科学的复原，使得某些历史现象或自然现象真实地再现于展厅之中，观众犹如身临其境。口述历史的特点之一，就是可以最大限度地保留真实、具体、生动的历史场景。因此，完全可以通过口述访谈，获取那些仍然存活在人们记忆中的历史细节，重现当时人们的生活和生产方式，帮助构建昔日的物质文明。例如，要恢复人物故居场景，诸如室内的装饰、家具的位置、日用品的摆放等细节，就必须向当事者或同时代的人询问。同样，口述历史的这一重要功能也可用于重要建筑遗址的复原和保护。1969年，美国通过并颁布了《国家史迹保护法案》，规定将考古学、建筑学、民俗学和口述历史的观点应用于文物古迹的保护。

由此可见，将口述历史运用于博物馆的陈列，既是现代化陈列技术手段发展的趋势，也是博物馆、纪念馆还原历史、追求真实的客观需要。

三(www.xing528.com)

1976年周恩来总理逝世后，有关方面在中国历史博物馆举办了“纪念周恩来总理展览”，影响很大。其中周总理生前佩带的上海牌手表尤其引人注目，指针永远停留在了总理逝世的那一刻，背景墙为悲壮的《国际歌》词曲五线谱。参观至此，人们不禁泪流满面，久久不愿离去。可惜展品的说明文字过于简单，事后出版的《纪念周恩来总理文物选编》也没有说清楚这块手表的来龙去脉。^[2]同样，在以往的陈列展示中，观众所看到的仅仅是静态的展品和文字，所观所想也只是展品的外部特征及其表层意义。一些更为重要的信息深蕴其中而渺不可得，这无疑窒碍了观众对展览的理解和欣赏。这也是传统博物馆、纪念馆陈列展示难以突破的局限。

其实，许多历史细节并不是难以破解的谜团。就拿周总理的那块上海牌手表来说，我们不知道它的来龙去脉、辗转流传，但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出版的《周恩来和他的秘书们》一书中，总理的贴身卫士乔金旺回忆讲述了关于这块手表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3]根据这一线索，收藏这块手表的国家博物馆^[4]应该对乔金旺同志进行访谈，进一步收集相关口述史料。将来若有类似的展览，再次展示总理手表的时候，可以配放乔金旺亲口讲述的故事。珍贵的文物，震撼的背景画面，声情并茂的讲述，必定能进一步加深观众对展览的印象。因此，通过口述访谈所得到的录音、录像资料，经过适当的加工，完全可以直接运用于博物馆陈列，以突出文物、标本的展示效果。

口述历史不仅是历史研究的一种工作方法，一种成果形式，更是一种全新的理念。口述访谈的成果，经由研究人员考证、分析之后，作为信史可以间接运用于博物馆陈列之中，以勘正谬误、拾遗补缺。例如，国家博物馆反映淮海战役那段历史，特别展示了解放军所使用的防毒面具。然而，根据崔永元口述团队采访曾任华东野战军特纵工兵二团某连指导员的方远老人，获知了一个任何历史文献都没有记载的细节。当时，国民党军队用烟雾弹做掩护撤退，解放军战士根本没有任何防护设施，大家从衣服上撕下布片遮在眼睛上，但眼泪还是哗哗地往下淌。^[5]可知当时解放军不可能都装备了防毒面具。从事历史研究，讲求“无一字无来历”，但在博物馆具体展示的时候，常常会不自觉地夸张走样，甚至会犯一些“想当然”的错误。口述历史注重细节的特点，往往可以起到纠枉补正的作用。

前文提到，多媒体技术是以图、文、声、像四种形式传达信息。图可以是口述访谈时的现场照片，文可以是经整理后形成的文本史料，声可以是访谈录音，像可以是访谈录像。访谈所得的音像资料，既可以采取音频、视频的形式作为独立的展示手段，也可以作为相关文物展品的背景介绍。比如青铜器大克鼎是上海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但作为艺术类博物馆上博的展陈目的必然是体现大克鼎的艺术特色。然而该件器物何时、何地出土?抗战时期如何躲过日寇的浩劫?又是怎么进人上海博物馆的?大部分观众对此更感兴趣，这些光靠讲解员的讲解是不够的。与文物关系最为密切的当属文物的捐赠者或征集者，把他们的回忆记录下来，无疑是研究文物相关历史背景的第一手资料。试想，若是能在器物旁摆放一台电脑多媒体触摸屏，以图片、文字、音频、视频的形式全面展示文物的信息，包括捐赠者或征集者的口述回忆，将更加有利于观众加深对展览的印象。如今，文字说明、图表、照片、音频、视频等辅助陈列展示手段(见图2)，已越来越受到博物馆、纪念馆的重视。

图2

相对而言，访谈音像资料最适合于历史纪念类博物馆的陈列，但口述历史并不是历史纪念类博物馆的专利。民族民俗类博物馆、地志综合类博物馆，甚至自然科技类博物馆和人文艺术类博物馆的陈列展示都可以运用口述历史的成果。2008年9月8日，由上海美术馆举办的“快城快客”2008第七届上海双年展正式开幕。当前，世界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城市化现象，尤其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城市化是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具体表现为人口向城市集中，城市数量增加、规模扩大以及现代化水平日益提高。实现由传统的农村社会向现代城市社会的转变，也是中国在21世纪进一步深人发展的必由之路。在这一语境中，把人作为对象和主题，揭示城市人群的多元身份，凸显以人为本的根本关怀，进而思考城市是否能让生活更美好?城市如何让生活更美好?这就是“快城快客”的深层次含义。德国女艺术家乌尔莱克·奥汀格参展的作品为《流亡上海》，内容是对五个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上海生活过的犹太人的采访。依据年代，奥汀格把这些人对过去生活的回忆和纪录片以及今天的日常生活场景结合在一起。影片宁静的流动与回忆的叙述风格十分贴近，而现代生活场面的切人表现了移民生活中最具代表性的本土与异乡的冲突。^[6]除此之外，这次双年展中还有许多真实记录外来人员在上海生活工作的影像资料。这些影像资料真实地记录了各种文化在都市生活中的冲突和融合，透视出当代中国“快城快客”在社会学、人口学、经济学和城市学中相互的节点，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冲击。艺术与历史在此构成了完美的契合，真正的艺术必然是真实的历史，而人类历史本身就是宇宙最完美的一件艺术品。

【注释】

[1]参见潘君祥：《试论〈近代上海城市发展历史陈列〉的选题和陈列手段》，《上海文物博物馆学会论文集(一九九七)》，1997年内部印行，第19—29页。

[2]中国历史博物馆编《纪念周恩来总理文物选编》，文物出版社1977年版，第229页。

[3]乔金旺：《“老乔啊，文化大革命把我累垮了!”》，程华主编《周恩来和他的秘书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第434—435页。

[4]2003年2月，原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革命博物馆两馆合并组建为国家博物馆。

[5]边巍：《崔永元：期待建立一座口述历史博物馆》，《文化纵横》2010年第12期。

[6]程方主编《快城快客：2008第七届上海双年展手册》，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2008年版，第2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