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历史与近现代文物鉴定的重要性

文物是博物馆全部业务活动的物质基础，博物馆必须花大力气去征集适合本馆陈列需求的各种文物，不断充实库藏。虽然中国是拥有5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国，文物资源极为丰富，但文物作伪也由来已久，假古董层出不穷。博物馆的征集工作不能好大喜功、滥竽充数，一定要重视文物的质量。因此，鉴定是文物研究的基础和首要内容，是博物馆工作流程中极为重要的一个环节。同时，文物鉴定本身也是一门专门的学问。

一

近现代文物是指1840年以来在反抗外来侵略和封建统治、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能够反映国家、省、市或一个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典型事件、典型单位、典型人物的典型实物。

近现代文物包括不可移动文物和可移动文物，其中可移动文物的范围包括：

一、反映中国近现代社会历史变革及有关社会历史发展的文物。

1.近代中国(1840年～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之前)重大事件、重要人物、著名烈士和爱国志士的有关文物。

2.现代中国(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1949年9月30日)重大事件、重要人物、著名英烈和爱国志士的有关文物。

3.当代中国(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重大事件、重要人物、著名英烈和爱国志士的有关文物。

二、反映中国近现代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宗教等方面发展的文物。

1.有关政权建设、政治制度、政策法令等的文物。

2.有关经济建设、经济制度、经济政策、生产技术、生产工具、重要产品等的文物。

3.有关国防建设、军队建制、武器装备等的文物。

4.有关科技体制、科技设备、科技发明、科技成果等的文物。

5.有关教育制度、教育发展、重大活动和重要成果等的文物。

6.有关文化(含艺术、新闻出版等)事业发展、重大活动和重要成果的文物。

7.有关卫生、体育事业发展、重大活动和重要成果等的文物。

8.有关宗教工作、宗教组织、宗教政策等的文物。

三、反映中国近现代各民族的社会发展及民族关系、民族团结、民族自治、维护祖国统一等方面的文物。

四、反映中国近现代各民族的生产活动、生活习俗、文化艺术和宗教信仰等方面的文物。

1.各民族有代表性的生产工具、生活用品和有关宗教信仰的典型物品。

2.各民族有代表性的年画、剪纸、风筝、皮影、雕刻、漆器。

五、反映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反抗剥削压迫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的文物。

六、反映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抵御外侮、反抗侵略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的文物。

七、反映近代以来中外关系、友好往来和政治、经济、军事、科学、文化、艺术、卫生、体育、宗教等方面相互交流的文物。

1.中国参与创建联合国和参与联合国活动，以及参与其他国际组织、各种国际会议的有关文物。

2.中国与世界各国建立外交关系的有关文物。

3.中国对外交往、与其他国家合作交流的有关文物。

4.中国参与各类国际竞赛、评比活动并获奖的有关文物。

5.中国政府、政党及其领导人与外国政府、政党及其领导人友好交往，中国民间团体、知名人士与国际友好团体、友好人士交往的有关文物。^[1]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近现代文物特别是革命文物的征集、保护工作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从全国总的情况看，反映我国近现代社会发展变化的文物征集面狭窄，收藏较少，难以全面反映1840年以来波澜壮阔、艰难曲折的中国近现代历史。虽然近现代文物数量巨大，但一般的博物馆并不重视，反而使得许多很有价值的近现代文物随着社会现代化进程而不断消失或流失。近现代文物的抢救保护工作已日趋紧迫，刻不容缓。

二

文物鉴定是一项细致而复杂的研究工作，是指运用科学的方法揭示文物的内在价值，并做出科学的论断。其主要任务是辨明真伪、考证内涵、评定价值和定名分级，为文物研究和其他学科利用文物研究历史提供可靠的资料，也为文物保管提供科学的依据。(www.xing528.com)

传统的文物鉴定方法通常可分为直观法、比较法、考证法和调查法：

所谓的直观法即是通过肉眼的观察来辨别器物的真假。这一方法完全依靠文物工作者在长期实践中所积累的经验，随着作伪技术的不断提高，难免也会走眼失误。但由于古代文物艺术品的特殊性，直观法至今仍是文物鉴定最为常用的方法。

比较法是选取已知真伪、年代的同类文物作为标准器，与需要鉴定的器物进行比较，观察两者间在质地、造型、纹饰和制作工艺诸方面的异同，在比较、分析的过程中得出正确的鉴定结论。

考证法是通过对器物的铭文、纹饰、题款、印章等诸要素进行仔细研考，并查阅相关的典籍文献，从中寻找疑点或证据，以达到辨别器物真伪的目的。

调查法所下的功夫则完全在器物之外，采用的是类似田野调查的方式，对物主或其他相关人员进行访谈，搞清器物的来源和流传经过，对其真伪做出科学的判断。^[2]

除上述通用的基本方法外，对于青铜器、陶瓷、玉器、书画、雕塑等具体的鉴定对象，还得采用各自适用的一些鉴定手法，这是由不同种类文物的性质所决定的。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一些高科技的检测手段已成为文物鉴定的新方法。如用碳十四测定远古文物的年代，用热释光测定陶瓷器的年代，用定性分析、定量分析、光谱分析、金相分析检测器物的构成成分，用X光、红外线、全息照相来探测器物的内部结构等等，尤其适用于那些作伪手段高明肉眼难以辨别的赝品。传统的鉴定方法和现代科学技术互为补充，相得益彰，大大提高了文物鉴定的准确性。

与古代文物不同，近现代文物种类复杂，流动性大，科学价值、艺术价值并不突出，蕴藏其中更多的是古代艺术品所无法替代的社会教育意义。例如，一支普通钢笔，其工艺并无特别之处，价格也不昂贵，它只能是一件平平常常的物品。如果这支钢笔是某著名革命烈士使用过的物品，那么它就不再是一件平常的物品了，它所体现的是物主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属于珍贵的近现代文物。如果这是某重要领袖人物签署某重要文件时所使用的钢笔，那么依照国家文物局颁布的《近现代一级文物藏品定级标准》，这支钢笔作为重大历史事件的直接见证，可以定为一级文物。可见，近现代文物除了形成时的原始要素外，在流传过程中还会不断增加新的要素，文物要素越多，其价值就越高。然而，近现代文物的外形、质地与日常生活中的物品并无本质区别，单从其外表结构很难鉴别真伪。在利益的驱使下，近现代文物同样也有伪造，所蕴藏的文物要素更有假冒，这就需要文物工作者认真加以甄别。

长期以来，我们将文物简单地等同于古物，因此古代文物鉴定的历史较为悠久，至今已形成了系统的理论。近现代文物鉴定则处于刚刚起步的阶段，并没有长期累积的经验，很难总结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加上近现代文物距今年代比较近，碳十四、热释光、红外线、全息照相等先进的检测技术根本使不上劲，这也正是近现代文物鉴定的特点和难点。

三

综上可知，出土或传世的古代文物比较侧重于运用传统的直观法、比较法和考证法，也可以利用现代技术设备予以检测。而近现代文物往往与重大事件或著名人物有关，更侧重于社会调查，口述历史就属于一种特殊的社会调查方式。通过社会调查，搞清楚某件文物在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所起的具体作用，即与何人有关、与何事有关、发生在什么地区、实际斗争中是否使用过、如何使用、原本的用途又是什么、如何流传到现在、在流传过程中又起过什么作用等等。近现代文物基本上都是传世品，一件来源明确、流传有序的文物，可以更好地体现其内在的价值。

近现代文物的持有者大多与文物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对文物的流传经过、相关历史事件和人物事迹等情况所知甚详。但是，文物持有者有的虽是当事人，但多为古稀之年的老同志，日久年深，记忆已模糊不清；有的则不是当事人，或是已故老同志的亲友，或是听别人转述，也难免会以讹传讹；还有个别人出于各种动机，提供不真实的情况，有违历史事实。只有对所征集的器物仔细加以考证，才能确认其文物价值。作为一门严肃的历史学科，口述历史有着一整套科学、规范的操作方法，因此对于近现代文物鉴定就有了用武之地。

例如，我们在文献上常常可以看到这样的记载，凡是黄埔军校早期毕业生，校长蒋介石都会赠送一把“中正剑”。但由于资料的匿乏，“中正剑”的样式既无原始照片图像，也没有相应的文字描述，谁也不知道“中正剑”的具体样式。一时之间，粗劣的仿制品充斥文物市场，有的剑鞘上写着“中正剑”，有的写着“中正赐”，有的写着“蒋中正赐”，有的写着“蒋中正赠”，有的写着“蒋校长赠”，长长短短不一而足。直到2003年，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开展的“收集黄埔军校口述材料”的活动中，通过对近50位黄埔老校友的采访，证实了每一期黄埔毕业生的确都有一把“中正剑”。而且得知，该剑剑鞘上写的是“中正赠”三个字，因此凡是写着“蒋中正赐”等其他字样的一定是伪造的赝品。正是通过口述访谈，印证了一件近现代文物的真伪。^[3]

而且，以口述史的方法询问文物提供者有关器物的来源、流传经过以及其他相关问题，常常可以发现一些细微的矛盾、疑点和纰漏，这对于推断器物的真伪很有帮助。1985年是何叔衡同志牺牲五十周年，江西省一位青年手持一支老式钢笔来到中国革命博物馆，说是何叔衡牺牲时所用。该笔已破旧，为19世纪三四十年代美国出产的派克钢笔。当博物馆工作人员问及钢笔来历时，这位青年说是他父亲与何叔衡一起工作时所赠，再问他父亲的姓名、工作经历，他又改口说是老师转送给他的。几经追问，前后矛盾，破绽百出，显然这是一件假冒的革命文物。原来，这位青年是打算骗取前往北京旅游的路费，但他没想到博物馆员工会问得这么详细。^[4]

若是口述材料与文献记载不相符合，既不能偏听偏信，也不能迷信书籍，应该与相关人物、事件联系起来加以分析。如果是真正的文物，即使与文献记载有些矛盾，也必然是合乎情理的，很容易解释清楚。而一些伪造假冒之物，其来源或流传过程往往在细节方面疑点重重、漏洞百出，且自相矛盾根本无法自圆其说。可见，一件来源明确、流传有序的器物，不仅可以确定其自身的真伪，而且能弥补史料的不足。

其实，凡属文物征集必须要认真做好原始记录工作。一份准确、翔实的原始记录是决定文物是否具有历史、科学和艺术价值的关键，对于文物的进一步鉴定、分级、登记、编目及今后的科学研究至关重要。但是，传统的文物征集原始记录，大多以登记表格的形式记述，未免过于简略，而且往往忽视与文物有关的人物、事件等背景资料。如果依照口述史的方法，在征集之前做好充分的准备，拟定访谈提纲，有针对性地设计问题，这样挖掘出的史料无疑会更有价值。

四

除了向文物提供者直接询问外，博物馆工作人员还应该采访其他一些相关人士，包括参与过该历史事件的当事人、知情人，原文物所有者的亲属、朋友等等，要尽可能多地寻找—些旁证。这对于校正鉴定过程中的疏漏与失误会大有裨益，文物真伪的辨别才能更为精准。当然，鉴定工作不仅仅是辨别真伪，还包括为文物定级，这就需要挖掘文物内在的价值。近现代文物因其年代相对较近，趁着许多当事人、知情人还健在，就文物的相关问题对他们进行访谈，是一件时效性很强的工作。

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革命博物馆珍藏着一套共和国国徽的石膏模型和母模，但不清楚其塑造时间和相关的具体情节。根据原始档案提供的线索，博物馆工作人员找到了国徽的设计者之一著名雕塑家高庄教授。经多次调查访谈，终于弄清了石膏模型的来龙去脉，并搜集到了有关国徽图案的设计及修改过程等一批珍贵的口述史料。事后不久，高庄教授就去世了。这让人既感到庆幸又觉得后怕，庆幸的是抢救到了珍贵的活资料，后怕的是如果再晚一步那将留下历史性的遗憾。^[5]

通过访谈，搞清楚文物的来源和流传过程，可以更好地显现文物的价值。江西省博物馆曾收藏有一张1932年江西省委妇女干部在兴国的合影。最初，由于没有任何文字记录，关于照片的内容、照片拍摄的年代、照片中人物的具体情况以及照片的来源和流传经过，都一无所知。尽管意识到这不是一张普通的照片，但苦于没有依据，只好将它束之高阁。后来，一次很偶然的机会，博物馆工作人员在原江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谢象晃家中看见了一张一模一样的照片。谢象晃同志详细叙述了这张照片的来龙去脉，以及照片中每个人当时的情况和之后的去向。至此，这张因缺乏相关史料支持而被弃置多年的照片，成了一件珍贵的革命文物。

反之，如果文物来源不明，原始记录不详，就很容易使一些珍贵的文物失去其应有的价值。同样是在中国革命博物馆的库房内，珍藏着一件精美的牙雕作品《韶山》，却无创作者和创作时间等相关记录。后经采访北京牙雕厂美术师杨士俊，方知该件作品是工艺美术大师杨士惠、杨士中等人于1958年集体创作的，但二人均已去世，具体情节已难搞清。^[6]因此，这件文物的价值就打了折扣，非常令人惋惜。再如，在上海市历史博物馆库房内，藏有一块元代景教墓顶石。相同的景教墓顶石在内蒙古自治区博物馆也藏有一块，1996年出土于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境内。景教是明以前对流行于中国北方的基督教聂斯脱利派的称呼，这种墓顶石是典型的北方器物，存世十分稀少。为何地处江南的上海会有这样一件文物呢?据推测，这块墓顶石也许是新中国成立前亚洲文会上海博物院的藏品，由西方传教士从北方边远地区征集而来。^[7]可惜的是，该藏品没有原始记录，老一辈的文物保管人员也提供不出任何有价值的线索。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既然推测难以证实，文物的内在价值也就无法体现。

一般而言，以文物鉴定为目的的口述史访谈必须以器物为中心，所涉及的人物、事件也必然与器物有关。在访谈过程中，文物工作者要仔细寻找其中的疑点，或一些有力的证据，加以考证分析，从而对器物的真伪和价值做出一个科学的判断。由此可见，口述史访谈对于近现代文物的鉴定至关重要，而一件来源明确、流传有序的近现代文物也必定是口述史料最有力的佐证。

【注释】

[1]国家文物局：《近现代文物征集参考范围》，文物博发[2003]38号。

[2]王宏钧主编《中国博物馆学基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49—152页。

[3]黎淑莹：《在革命纪念性博物馆运用口述史之探析》，《中国博物馆》2005年第4期。

[4]肖贵洞：《由流传经过判断近现代文物的真伪》，《中国文物报》2004年8月11日。

[5]季如迅：《新中国国徽是怎样诞生的》，《文史通讯》1984年第1期；季如迅：《浅议革命历史类博物馆的藏品鉴定》，《中国博物馆》1991年第4期。

[6]季如迅：《浅议革命历史类博物馆的藏品鉴定》，《中国博物馆》1991年第4期。

[7]段炼：《独特的元代景教墓顶石》，《殡葬文化研究》2002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