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馆是对文物标本进行收集、保藏、研究、陈列，传播文化科学信息，为社会服务的文化教育机构。文物标本是博物馆全部业务活动的物质基础，依法征集、收藏文物标本是国家赋予博物馆的职责。只有文物的不断增加，才能使博物馆的科学研究、宣传教育工作得到加强和发展。因此，文物征集是博物馆各项业务中最基础的工作，是重中之重。
文物征集是一项操作性极强的工作。然而长期以来由于缺少正确的理论指导，许多博物馆仅仅满足于文物的人藏，而忽视了征集工作中有关资料的记录和整理，使文物的价值受到了极大的损失。口述史资料作为文献档案的重要补充，越来越受到史学界的重视。近年来，国内一些博物馆、纪念馆正试图将口述历史与文物征集工作结合起来，并做了一些有益的尝试。
一
口述历史指的是由准备充分的访谈者，以笔录、录音或者录像的方式，收集、整理口传记忆以及具有历史意义的观点。通过访谈、口述的方式搜集、记录历史资料古已有之，中国的《论语》《李秀成自述》①，西方的《荷马史诗》《马可·波罗游记》都是著名的口述作品。将口述历史作为一门严肃的学科，则是近代以后的事情。①据考证，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被俘之后，曾国藩赶往南京亲自参与审讯，并“取伪忠王详供”。于是，李秀成在他生命最后的17天中，留下了一部数万字的“亲笔自述”。李秀成就义仅十几天后，安庆坊间即刊出了经曾国藩删改的刻本，取名《李秀成供》，此后流传的各种版本都是根据这个安庆本演化而来的。直到1962年，在台湾的曾国藩曾孙曾约农将秘藏了98年的“伪忠王供词原稿”交由世界书局影印出版，书名《李秀成亲笔手迹》。但不少学者认为，即使所谓的曾氏秘藏本《自述》，也不是李秀成手书真迹，而是曾国藩修改后重抄的伪作。无论《自述》真伪与否，在曾国藩、曾国荃兄弟的严刑逼供下，李秀成的确有过“供词”，此另类“自述”亦可算作广义的口述史料。
1940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亚伦·芮文斯(Allen Nevins)提出了Oral History的概念，译作中文就是“口述历史”。1948年，芮文斯在哥伦比亚大学建立了第一座现代口述历史档案馆，用以记录、保存美国生活中有意义的私人回忆资料。从此，口述历史在全世界蓬勃发展起来。
口述历史在我国台湾地区起步较早。1959年，“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即开展了口述历史的访谈工作。1960年，该所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口述历史计划”合作，对居住于美国和台湾的一些近代史上的党政军要人进行访谈。1984年，近代史所又成立了口述历史小组。迄今为止，已访谈了700多人，成稿1000多万字，整理出版了《口述历史丛书》70余种，并定期编发《口述历史》期刊，举办“口述历史研习营”以培训口述历史工作者。另外，台湾大学历史系、台湾史研究所、台湾文献研究会等一些科研机构也相继加人了口述历史研究的行列，口述历史在台湾已蔚然成风。
20世纪50年代，为配合当时的需要，全国各地纷纷开展了对太平天国、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等重大历史事件的调查，搜集相关资料，所使用的就是口述历史的方法。当时出版的两套大型革命回忆录《红旗飘飘》[1]和《星火燎原》[2]，近千万字，有相当一部分属于口述资料。各级政协所属的文史资料委员会和各地文史研究馆出版的各种文史资料选辑也有很大一部分是口述资料。应该说大陆史学界从未忽视过对口述资料的收集和整理。但囿于陈旧的观念，这些工作还未上升到理论的高度，还缺乏一定的学术规范。改革开放之后，口述历史日益引起大陆史学界的重视。部分高校历史系有意识地开展了一些口述历史访谈工作，北京大学历史系还开设了“口述史学研究”的课程。近期，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承担了“上海口述历史”的重点研究项目。在史学界颇有影响的学术期刊《史林》和《档案与史学》也相继开辟了《口述史研究》专栏。上海已成为大陆地区口述历史研究的重镇。
二
文物征集应重视征集过程中的原始记录，凡与文物有关的情况，都应有准确、翔实的记录。文物征集原始记录的主要内容有：
(1)名称。包括学名、别名、俗名等等。
(2)流传经过。从哪里得到的、从何人手中得到的、在此之前由谁保存等情况。
(3)地点。包括出土地点、采集地点、发现地点、制作地点、生产地点、使用地点等。
(4)时代。包括制作时间、使用时间、废弃时间、埋藏时间、出土时间、发现时间、采集时间等等。
(5)所属关系。和一定历史人物之间的关系，即原为何人所有、后又为谁所藏、征集时的持有者、他们之间有何承继关系等。
(6)用途、结构和功能。
(7)质地。包括外形特征、样式、纹饰、型制、尺寸、重量、工艺特点、制作技术等。
(8)保存情况。包括出土状况、发现状况、伴出遗物、是否经过修整等等。
(9)征集者和征集时间。
(10)相关的评论、著录。
(11)参考文献和资料。[3]
征集工作中的原始记录是客观评定文物价值的依据，对于文物的进一步鉴定、分级、登记、编目及今后的科学研究至关重要。准确、翔实的原始记录是决定文物是否具有历史、科学和艺术价值的关键，在征集工作中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
文物征集原始记录中的一些内容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是口述资料。但是在传统的征集工作中，原始记录大多以登记表格的形式记述，未免过于简略，而且往往忽视了与文物有关的人物、事件等背景资料的收集和记录。有许多文物，特别是革命文物和近现代文物，其价值并不在于材质、用途等属性，如果原始记录过于简略，必定会降低它们的科研和教育价值，甚至会失去收藏的意义，所造成的损失是难以弥补的。比如，某位著名的革命烈士牺牲时所穿的衣服，它的价值不在于衣料的考究，也不在于做工的精致，而在于它所体现出的烈士的革命精神。如果缺乏相关的资料，那么这件珍贵的文物就很可能成为无法利用的废品。原始记录如果内容翔实就为其他业务工作的开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因此，对于原始记录应该从理论的高度加以重视。(www.xing528.com)
当然，文物征集原始记录中的口述资料还带有较大的随意性，缺乏重点，缺乏针对性，离口述历史的要求还有差距。
三
作为一项专门的学科，口述历史较之于传统的文物征集原始记录有着无可比拟的优点：
一、口述历史事先准备充分，针对性较强。
传统的文物征集原始记录，是文物提供者谈，征集者记，所得的资料往往杂乱无章、缺乏重点。有时文物提供者谈了一大堆，却与被征集的文物所涉甚少，甚至毫无关系。而口述历史在进行访谈之前要做大量的准备工作，比如应对被访者先有一定的了解，要针对所要挖掘的史料设计好问题，准备好访谈所需的纸、笔和录音、摄像工具等等。这样，被访者的谈话就不会天马行空、漫无目的，而可以完全遵循访问者的既定思路进行。正由于访谈限定在事先准备好的题目框架之中，因此所得到的资料主题集中、针对性较强，也较有史料价值。
二、口述历史的访谈过程是双向互动的。
在传统的文物征集原始记录工作中，征集者如同录音器材，完全被动地记下文物提供者的谈话，其主观能动作用丝毫得不到发挥。而口述历史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访问者与被访者之间的双向互动。被访者有丰富的经历，有值得挖掘的史料，但他并不一定是历史学家。而且由于主观的偏见、记忆力的衰退，加上环境、情绪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在访谈过程中常常会张冠李戴、前后倒置，甚至与历史的真实产生偏差。这就需要访问者凭借自身的学术素养，通过提问、讨论等种种方式对被访者加以正确的引导，使访谈质量得以提高。
三、口述历史的成果也是访问者创造性劳动的结果。
传统的文物征集原始记录大多只根据文物提供者的谈话逐条填写登记表格。而在口述历史中，访谈工作的结束只能说是任务完成了一半。如果访谈资料不加以整理，必定是语不成文、颠三倒四、谬误百出的，缺乏史料价值。访问者必须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对访谈资料加以考证、补充、重组、归纳和编排，并对字句进行适当修饰，最终形成一份真实详尽、主题鲜明、文字顺畅的口述历史资料。所以说，口述历史并不是一个人说另一个人记这么简单就可以完成的。在完成后的口述史料中访谈的内容往往只占50%，甚至更少，大量的补充材料是访问者后期的辛勤劳动所得。因此，完成了的口述历史资料更应该是访问者的学术成果。
口述历史是一门严肃的历史学科，有着一整套科学、规范的操作方法。由于口述历史力求详尽、针对性强，以口述历史的方法进行文物征集的原始记录，有利今后对文物的进一步研究。而且口述历史事先经过充分准备，围绕所要征集的文物设计问题，这样常常可以在访谈中获得新的文物征集线索。另外，采用口述历史的方法，既征集到了文物，又挖掘到了珍贵的史料，可谓一举两得。
同时，对文物征集人员而言，在工作中采用口述历史的方法，其自身的学术水平也得到了提高。由此可见，文物征集如果与口述历史相结合，对于博物馆的科研工作无疑会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
四
由于口述历史侧重于收集、整理被访谈者的口传记忆，因此并不是任何文物征集工作都可以采用口述历史的方法。比如，考古发掘所出土的文物基本是古代的物品，对此考古工作者并没有什么“口传记忆”可供记录。当然，文物出土的时间、地点、出土状况，以及考古发掘的其他一些情况，也是文物征集原始记录中的重要内容。但考古发掘工作结束之后，考古工作者一般都会撰写正式的考古发掘报告。对于考古发掘所出土的文物来说，考古发掘报告是最详尽、最科学、最具权威性的第一手材料。
相对而言，近现代文物、革命文物因其年代较近，持有者大多与之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或者对该件文物的流传经过、相关历史事件、相关人物事迹等情况所知甚详。在对近现代文物、革命文物进行征集之际，必须详尽、准确地做好原始记录，务必使文物的内在价值得以最大限度地体现。这无疑为口述历史提供了大显身手的舞台。
2000年11月，上海市历史博物馆征集到一把1927年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时使用的斧头。这件珍贵的革命文物外形上并无特别之处，与平常使用的斧头没有什么不同。如果按照传统的文物征集方式，仅仅填写一份人藏登记表的话，不但该文物的内在价值无法显现，甚至连文物的真伪也难以辨别。因此上海市历史博物馆的文物征集人员并未以取得该文物为满足，了解到文物持有人的叔祖和伯父是第三次武装起义的参加者，即决定采用口述历史的方法收集与文物相关的各种史料。围绕着这把斧头和第三次武装起义这一历史事件，文物征集人员查找了大量的文献资料，精心设计了一系列相关问题。通过对文物持有人的数次访谈，不仅明晰了该文物的流传经过，还收集到了有关第三次武装起义中浦东太古码头湖北籍工人的珍贵史料。事后，工作人员对访谈记录作了考证、补充和整理。经文物持有人签字确认后，这份翔实的材料随文物一起正式人藏。
上海市历史博物馆是一所以收藏上海地方文物、展示上海地方历史为主的博物馆。由于上海历史的特殊性，现阶段上海市历史博物馆所征集的文物还是以近现代文物为主。将文物征集工作与口述历史研究结合起来，是一项新的尝试。对我们而言，每一位近现代文物的所有者都是一部活的历史，决不能使之白白地流逝。将他们对文物的所知所感以文字的形式记录下来告诉后人，这是我们文博工作者的职责。
【注释】
[1]《红旗飘飘》是由中国青年出版社编辑的专发革命回忆录的丛刊，创刊于1957年5月，得到了老一辈革命家何香凝、朱德、董必武、林伯渠等人以及中国人民解放军许多高级将领的积极支持。1962年一度停刊，1979年复刊。自1957年至1993年，《红旗飘飘》陆续出版了32本。
[2]《星火燎原》是记述中国人民解放军民主革命时期战斗历程和优良传统的回忆录选集。全书从“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十年征文”中选编了637篇文章，分为10集，共360万字。1958年9月至1963年10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8集。1979年11月至1982年8月，由战士出版社修订再版，出齐10集。1980年8月改为刊物，1986年1月又改为丛书，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出版社编辑出版。
[3]王宏钧主编《中国博物馆学基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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