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学术传播：从储物馆到记忆库

近年来，著名媒体人崔永元组建了一支口述访谈团队，早期的成果散见于他所制作的系列电视节目中，为大家所熟知的有《电影传奇》《我的抗战》《我的祖国》等。在母校中国传媒大学的支持下，崔永元的最终目标是建造一座庞大的“口述历史博物馆”。^[1]根据相关介绍，依托于中国传媒大学的这座“博物馆”，应该是保存口述访谈音视频的音像资料馆，其性质应该是一所专业性的档案馆。这一类的音像资料馆若没有常设陈列室的话，并不能归属于博物馆。那么真正意义上的博物馆，或者说狭义的博物馆，有没有可能成为口述历史的收藏和研究中心呢?

一

尽管中国有着悠久的文物收藏传统，但在古代并没有“向公众开放的非营利性社会服务机构”^[2]。近代的“博物馆”一词译自西语，无论是英语、德语的museum，法语的musee，还是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意大利的museo，或者是俄语的музей，都源自于希腊语的musesion，即“供奉艺术女神缪斯及从事研究的处所”。17世纪英国牛津大学阿什莫林博物馆建立，museum成为各类博物馆的通用名称。因此，博物馆在西方最初是作为艺术品的公共展示场所出现在世人面前的。而1949年以后的中国，博物馆体系主要受前苏联影响。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之后，为发展博物馆事业，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制定了一系列方针政策，其中包括以下几条原则：“1，建立博物馆是为了保护和利用历史文化珍品；2，要优先在文化落后地区和民族地区建立博物馆；3，建立博物馆一定要考虑社会需要，要反映民族革命运动历史；4，要广泛利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5，博物馆必须开展群众的民间教育和政治教育。”^[3]由此可见，苏联更加强调博物馆的宣传教育功能，大力发展地志博物馆和革命纪念博物馆，从而形成了与西方完全不同的社会主义博物馆体系。新中国成立之后，出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需要，经济、文化、科研、教育等全面学习苏联。当时中国的博物馆学专著，开门见山直接指出：“博物馆是文化宣传教育机构之一，它要为国家建设服务，为科学研究服务，为广大群众服务。它要适应国家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要求。”^[4]在苏联博物馆体系的影响下，大大小小的博物馆在大陆地区遍地开花，历史类博物馆数量最多，其中很大一部分又是带有中国特色的各种纪念馆。全面学习苏联，在短时间内推动和促进了中国的博物馆事业，但也使我国的博物馆发展具有较大的局限性，其中的经验教训值得我们借鉴和反思。

博物馆究竟是艺术的殿堂?还是宣传教育机构?1946年11月，国际博物馆协会(ICOM)在法国巴黎成立，其章程规定：“博物馆是指向公众开放的美术、工艺、科学、历史以及考古学藏品的机构，也包括动物园和植物园，但图书馆如无常设陈列室者则除外。”1951年，国际博协修订章程，规定：“博物馆是运用各种方法保管和研究艺术、历史、科学和技术方面的藏品以及动物园、植物园、水族馆等具有文化价值的资料和标本，供观众欣赏、教育而公开开放为目的的，为公共利益而进行管理的一切常设机构。”1962年，国际博协章程重新定义：“以研究、教育和欣赏为目的，收藏、保管具有文化或科学价值的藏品并进行展出的一切常设机构，均应视为博物馆。”1974年，第11届国际博协大会召开，新的章程规定：“博物馆是一个不追求营利、为社会和社会发展服务的公开的永久性机构。它把收藏、保存、研究有关人类及其环境见证物当作自己的基本职责，以便展出，公之于众，提供学习、教育、欣赏的机会。”1989年9月，国际博协第16届全体大会通过新章程，再次修改定义为：“博物馆是为社会及其发展服务的非营利性的永久机构，并向大众开放。它为研究、教育、欣赏之目的征集、保护、研究、传播并展示人类及人类环境的见证物。”这是迄今为止国际上比较通行也相对稳定的博物馆定义，已被绝大多数国家所接受，也被不少博物馆学论著所引用。根据这一定义，无论哪种类别的博物馆，必须具有四大要素，即：1，必须具有实物藏品；2，必须具有基本陈列；3，必须向社会公众开放；4，必须具有专业工作人员。在一些西方国家，某些特殊的图书馆、档案馆，也具有一定的收藏和展示功能，也可以归人博物馆系列。例如，隶属于美国国家档案与文件署管辖的历届总统图书馆，既保存总统的档案文件，又收藏与总统相关的各类实物，其实就是美国总统的研究、展示中心，相当于中国的人物类纪念馆。

二

那么，什么是口述历史呢?简单地说，就是“以录音访谈(interview)的方式搜集口传记忆以及具有历史意义的个人观点”^[5]，或者“就是指口头的、有声音的历史，它是对人们的特殊回忆和生活经历的一种记录”^[6]。但在实际运用的时候，问题并不那么简单。既然是访谈，必须要有访谈者和受访者，一个人说另一个人记录，也许是录音，也许是录像，也许是笔录速记。如果仅仅是口头表达的“有声音的历史”，也可以采取“口耳相传”的形式。这样一来，口述历史的时间和空间内涵将大为扩展，甚至变得模糊不清，难以界定。自远古流传至今的英雄史诗和传说故事算不算口述历史?道听途说却具有一定真实性的轶闻掌故算不算口述历史?为研究工作而专门展开的田野调查算不算口述历史?老师课堂讲课，学生做笔记算不算口述历史?同样是我问你答的心理咨询算不算口述历史?同样使用录音、录像设备的新闻采访算不算口述历史?显然，要给口述历史下一个准确的定义是非常困难的，因为不同的研究者有不同的需求，有不同的侧重点。因此，如何给口述历史下定义并不重要，关键是要把握住口述历史的精髓——即运用一切手段，主动记录“人类的声音”，保存“历史的记忆”。

1940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亚伦·芮文斯(Allen Nevins)首先提出了口述历史(Oral History)的概念。1948年，芮文斯在哥伦比亚大学建立了第一座现代口述历史档案馆，用以记录、保存美国生活中有意义的私人回忆资料，标志着现代意义上的口述历史得以正式确立。1960年，杜鲁门总统图书馆宣布了第一个总统口述历史计划，口述历史很快成为建立总统档案资料的标准作法。基于历史学家传统的观念和偏好，口述历史档案馆成立之初，所访谈的大多是政界、商界、文化界、体育界的名流。而在欧洲，口述历史一开始就是社会史学者的天下，目光主要集中在妇女、儿童、产业工人、无业游民、少数民族等底层民众，由于缺乏类似精英阶层所能提供的文献档案，历史学者更注重收集他们的口述史料。现代意义上的口述历史的出现，颠覆了传统的观念，即历史不光是统治阶级的历史，更是普通民众的历史。借助口述历史，能够让不掌握话语权的底层大众发出的自己声音，让他们的经历、行为和记忆真正成为历史的一部分。

就像有了人类就有了历史，最终形成了历史学科一样，有了人类的语言就有了口述，能得以保存下来的就是口述史料。中文里的“古”字，正是“十口相传”的意思，即古代的事情是由人们通过口述一代一代流传下来的。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在人类历史上只占据很小的一个时间段，限于信息载体的阙如，远古时代的历史只能存在于先民的头脑中，只能通过诗歌和传说得以承续和传播。直至今天，除了考古发掘，我们大多是通过口耳相传的史诗和传说来了解人类的远古时代。即使史诗和传说充斥着荒诞不经的神话，但其中多多少少仍然保存着真实的历史信息。人类进人文字时代之后，基本改变了以口耳相传保存历史记忆的状况。所谓“有字为据”，用笔记录克服了语言的局限，最大限度地改变了口耳相传过程中历史信息的扭曲和变形，“声不能传于异地，留于异时，于是乎书之为文字”^[7]。但在古代，甚至近现代一些贫穷落后的地区，文化是精英人士所专享的，底层民众基本没有接受教育的权利，创造历史的人民大众却成了历史的失语者。况且，世界上还有很多语言是没有相应文字的，使用这些语言的民族也有自己的历史。但失语者并不等于失声者，搜集他们的“声音”，记录他们的“历史”，是史学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即使到了人人都能熟练掌握文字的理想社会，历史研究仍然离不开语言和声音。根据语言学的原理，语言分为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文字是书面语言，而口头语言远比书面语言丰富，包含着更多的信息。只有声音、文字、实物相互补充、相互印证，才能构建起全面立体的人类历史场景。

现代意义上的口述历史，是录音器材发明之后的产物，以1948年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档案馆的成立为标志。从口耳相传，到笔录速记，再到音像摄录，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历史信息的保存方式有了质的变化。录音器材的出现，改变了以往“口说无凭”的尴尬局面，大大提升了口述史料的可信度，也确立了口述历史的学科地位。但我们不能以今天的标准来否认过去的成就，广义的口述历史就是指经过访谈所得人类口述的“声音的历史”，尽管其中存在着许多真伪难辨的信息。从这个意义而言，口述历史不仅包括音像资料、文字抄本等各种形式的口述材料，更是指利用口述材料研究历史、还原历史、展现历史的一种全新的理念和方法，有着严格的学术规范。总之，一切基于口述史料的搜集、整理、研究，都属于口述历史的范畴。

三

从理论上说，传统意义上的博物馆似乎是排斥口述历史的。因为，博物馆一直强调的是以“物”为主，而影像、声音只是抽象的“物”。即使是磁带、光碟、文字抄本这些具有物质载体的口述史料，若不具有唯一性、首创性等所谓的“文物属性”，也很难获得博物馆的青睐。“必须具有实物藏品”，且以“物”为主，尤其以“文物”为主，这是博物馆的特征之一，也是博物馆与图书馆、档案馆的本质区别。然而，博物馆毕竟是向公众开放的展示人类文明见证物的永久性机构，“物”或者“文物”只是博物馆对外展示的一部分，音像资料完全可以作为博物馆陈列展示的辅助手段。况且，“物”或者“文物”展示的形式，必须具有一定的学术内涵，需要包括口述历史在内的历史学科的支撑。例如，场景复原是大部分遗址类博物馆的基本陈列，除了有限的文献记载，更要依靠亲历、亲见、亲闻者的回忆和口述，这已形成了博物馆界的共识。而且，博物馆的展示功能必须建立在“物”的征集、鉴定工作基础之上，这些环节也离不开口述史料和口述史方法。因此，传统意义上的博物馆，即使认为典籍、文献“不尽足凭信”，必须奉金、石等有形器物为“首重资料”，甚至强力抵制“口说无凭”的口碑资料，但在具体工作层面也不知不觉地进人了口述历史的领域。

在中国，口述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物，早在三千多年前的周代就有专门为史官搜集人们言谈的书籍，^[8]汉代司马迁所著的《史记》中也有不少从民间搜集的口述史料。^[9]新中国成立后，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协所出版的文史资料选辑，也有很大一部分是口述史料。自20世纪50年代起，全国各地纷纷开展对太平天国、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等重大历史事件的田野调查，搜集相关资料，所使用的就是口述访谈的方法。各个地区的博物馆、纪念馆，往往是此类田野调查活动的中坚力量。其实，在欧美发达国家，许多博物馆都是口述历史项目的发起者。^[10]1972年，伦敦帝国战争博物馆甚至还成立了声音记录部，专门收集和储存佣人和妇女的口述证词。^[11]由于与西方学术界的长期交往，口述历史在港台地区起步较早，博物馆口述访谈工作十分兴旺。^[12]相对而言，大陆地区的博物馆尽管已经在征集、展示、教育、研究等日常工作中不自觉地运用了口述史料和口述访谈，但对于“口述历史”这一名词还比较陌生，主动推行口述历史项目的博物馆更是凤毛麟角。

与博物馆相比，图书馆、档案馆的收藏比较单一，而珍稀的图书、档案也是“历史遗留下来的在文化发展史上有价值的东西”^[13]，具有一定的文物属性。根据国际博协的定义，辟有专门陈列展区并向公众开放的图书馆、档案馆，都可以归人博物馆类。出于研究工作的需要，或作为辅助陈列品，博物馆也会征集一些普通的图书或档案复制件，但博物馆收藏的绝大部分文物、标本肯定不能算作图书或档案。尤其是进人21世纪之后，博物馆的功能、作用、性质已经发生了一些显著的变化。2000年7月1日，“上海数字化博物馆”在“东方网”推出，全市25家博物馆、纪念馆加人其中。借助计算机技术，通过网络即可参观博物馆的展览，欣赏馆藏文物，而这些博物馆、纪念馆也实现了文物、文献的资源共享。^[14]数字博物馆的出现，使得博物馆“以物为主”的传统理念受到了极大的挑战。而且，随着物质载体的逐渐改变，文献、档案、文物之间的界限已不那么明显，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的功能有了交叉，逐渐趋向于融合。博物馆与其固守一个“物”字，还不如凸显一个“博”字，或许无形的“博物”终将取代有形的“文物”，成为博物馆区别于图书馆、档案馆的本质特征。

即使坚持以“物”为主，博物馆也应该做到“物”中有人、“物”后见人。众所周知，历史是人创造的，博物馆中的“物”是人类文明的见证。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国际博协博物馆学委员会主席鹤田总一郎已经提出，博物馆是“人与物之间的结合”。1987年，鹤田总一郎与博物馆学专家苏东海教授进行学术对话，再次指出“必须把对人的研究提到与物平等的水平，才能成为真正的博物馆学研究”，并预言21世纪的博物馆学主要就是研究“人与物的结合”。^[15]所谓的“物”，是指博物馆馆藏的全部资料，可以是直接的资料——文物、标本、模型、复制品等，也可以是间接的资料——各种文献和图书；所谓的“人”，是指参与者和利用者。在博物馆里，“物”和“人”是平等的，相互关联的，“物人合一”才能演化出博物馆的种种活动，发挥博物馆的社会职能。1994年9月，新任国际博协博物馆学委员会主席马丁·施尔进一步阐述了博物馆的“人与物关系”的本质意义。他说，博物馆是为社会服务的机构，博物馆收藏实物是为了服务于社会，博物馆应该致力于研究“人和物的关系”。^[16]由单纯地坚持“以物为主”，到更多地关注“物人合一”，是传统博物馆学所经历的一次重大变革。博物馆涉足口述历史，即是对“物人合一”理念的最佳实践。例如，在陈列展览和宣传教育环节采取口述方式，讲述者实际被赋予了双重身份——既是“物”的见证者和阐释者，也是整个展览的组成部分，于是，博物馆所展示的已不仅仅是“物”的历史、艺术、科学价值，而且还有与物有关的“人”——当事者或旁观者——对“物”所要表达的个性化理解。

四

随着时代的发展，博物馆以“物”为主的观念越来越受到质疑，国际博物馆界也逐渐开始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最早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1997年6月马拉喀什咨询会议中提出，当时的名称是“人类口述遗产”(Oral Heritage of Humanity)。1999年11月，教科文组织将该名称改为“人类口述和非物质文化遗产”(Oral and Intangible Heritage of Humanity)。到了2003年10月，教科文组织大会通过公约，名称演变为“非物质文化遗产”(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17]虽然“口述”(oral)一词逐渐让位给了“非物质”(Intangible)，但还是可以看出口述历史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

在无形文化遗产的保护方面，国际博物馆界急于奉献自己在保护有形文化遗产方面丰富的经验。国际博协在1997年澳大利亚墨尔本大会期间已经开始关注对保护无形文化遗产的责任；国际博协博物馆学委员会于2000年11月26日至12月5日在德国慕尼黑召开了主题为“博物馆学与无形遗产”的学术研讨会；2001年国际博协西班牙巴塞罗大会，在章程修改中第一次把“收藏和保护无形遗产”列人博物馆定义的外延之中，并且将“博物馆与无形遗产”确定为2004年博协大会的主题。2002年10月20日至24日，“国际博物馆协会亚太地区第七次大会暨博物馆无形文化遗产国际学术讨论会”在上海召开。经过充分讨论，大会最后通过了《上海宪章》，向全世界呼吁：“声音、价值、传统、语言、口述历史和民间生活等应在所有博物馆与遗产保护活动中得到认可与促进。”^[18]依据《上海宪章》的定义，口述历史与声音、价值、传统、语言、民间生活等都属于非物质遗产，博物馆应该予以必要的关注和保护。在2004年国际博协韩国汉城大会上，正式明确了博物馆不仅要继续保护管理好物质遗产，也要调整工作方向、业务流程和工作规范，成为保护、传承、管理非物质遗产的积极力量。2007年国际博协在奥地利维也纳召开大会，通过了重新修订的章程，将博物馆定义为：“一个为社会及其发展服务的、非营利的永久性机构，向公众开放，为研究、教育、欣赏之目的征集、保护、研究、传播、展示人类及人类环境的有形遗产和无形遗产。”国际博协章程确认了博物馆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的合法地位，《上海宪章》则以博物馆界最权威文献的形式宣告了博物馆涉足口述历史的合法性。

国际博协博物馆学委员会前主席冯·门施认为：“博物馆属于信息科学。因此博物馆哲学的最主要之点在于信息。博物馆的物是信息的载体。”^[19]图书、档案、文物都是信息的载体，图书馆、档案馆也是保存人类记忆的信息库。在新时期，随着信息载体的数码化和虚拟化，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收藏“声音”和“影像”已不再是虚幻之事。口述访谈就是积累各种“音像信息”的一种独特方式，口述历史的终极目标就是要建立包括历史资料库、心理档案库、国情信息库、教育资源库、文化资源库等在内的人类记忆总库，这是人类认知自我的重要途径。^[20]如今，图书馆学和档案学早已被归于信息科学的旗下，^[21]博物馆工作除了加强对“物”的保护，也应该进一步挖掘“物”中所蕴藏的各种信息。从“以物为主”到“物人合一”，保护、抢救、发掘、整理各种有形或无形文化遗产，是博物馆义不容辞的责任。博物馆在保护有形文化遗产——“文物”方面所积累的丰富经验，使之完全能做到《上海宪章》所要求的：“制定全面开展博物馆和遗产保护实践活动的档案记录方法与标准”；“开展试点项目，为建立社区参与制定非物质遗产资源清单的方式做出示范”；“努力确保以符合地方特色的方式，真实地保护、展示、诠释遗产资源”；“评估并着手开展物质与非物质遗产统一管理所需的培训和能力培养”；“为博物馆和其他遗产机构建立一套物质与非物质遗产相结合的标准与方法”等等。^[22]

五

博物馆不仅仅是宣传教育机构，以馆藏为基础的研究工作也是博物馆主要职能之一。口述史料不仅承载着许多不见于文献典籍的历史记忆，而且还可以与实物互为参校、印证和诠释，可以活态地再现历史场景，可以生动地呈现迥然不同的诸多观点。因此，发挥“以物为主”的特点与长处，准确恰当地利用口述史料，真正做到“物中见人”“物人合一”，将极大地推动博物馆的研究工作，拓宽博物馆学的研究视域。

步人新世纪以来，文物博物馆事业发展迅猛，博物馆、纪念馆逐渐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从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中国先后在贵州、内蒙古、广西、云南等地建设了生态博物馆。这些地区，生活相对较为贫困，民族文化丰厚，无形遗产保护工作尤为重要。既然无形遗产是依附个人存在的、身口相传的一种非物质形态的遗产，那么口述历史对于无形遗产的传承与保护无疑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然而，口述历史在大陆地区博物馆界仍处于边实践边摸索的阶段，学术规范还有待加强，相关理论探索更为匿乏。另外，博物馆、纪念馆所进行的口述访谈，还无法跳出“以物证史”的掣肘，大多是对文物的诠释和补充说明，不太注重受访者的个人感受和生命体验。当博物馆从事民俗文物、民族文物或传统手工艺品征集研究之际，这将是一项致命的缺陷。如何规范地开展口述访谈工作，进一步提高自身的业务水准，是博物馆、纪念馆在新世纪必须面对的一项新课题。

对于口述历史，博物馆不应该畏首畏尾、缩手缩脚，完全可以更主动一些，更大胆一些。有学者把口述历史分为三个类别，即自然形态的口述历史、人为形态的口述历史、自觉形态的口述历史。^[23]所谓自然形态的口述历史，就是自然讲述的历史记忆，或是没有文字的先民时代所流传至今的英雄史诗、神话传说，或是老者讲给儿孙听的历史故事，也可以是通过各种途径传播的轶闻。传统的博物馆，一直强调“以物为主”，对于这一类自然形态的口述历史当然是极力抵制的。然而，事实证明，无论是神话还是轶闻，只要不是故意的编造，里面或多或少都包含着文献典籍所不具备的历史信息。人为形态的口述历史，就是人类有意识地去采撷和记录的历史记忆。中国古代官方的“采风”传统，孔门弟子记述孔子言行而形成的《论语》，为研究工作所做的田野调查，以及新闻媒体的采访活动等等，都是人为形态的口述历史。近年来，一些博物馆在文物征集、陈列展示、专题研究等工作环节，也逐渐接纳了人为形态的口述历史。至于自觉形态的口述历史，就是严格按照学科规范进行的口述访谈，以及事后对访谈录音的整理、辨伪、纠错，并对口述史料加以研究和利用整个过程。由此可见，这三种类别其实是人类口述的三个发展阶段，从“口耳相传”到“你说我记”再到“我问你答”，口述历史逐渐成熟，最终成为一门专业学科。当然，自觉形态的口述历史并不排斥自然形态的口述历史和人为形态的口述历史，更不可能消灭自然形态的口述历史，也不可能取代人为形态的口述历史，三者的出发点和侧重点并不相同。

作为征集、保护、传播、展示人类文明见证物的博物馆，应该重视自然形态的口述历史，进一步加强人为形态的口述历史，大力推进自觉形态的口述历史。博物馆应该把口述历史当作为一项常规工作，因为口述历史不仅仅是史料收集的一种手段，也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研究，有其独特的学科优势。而且，博物馆可以与多方合作，一起从事口述历史工作。例如，可以与高校科研部门合作共同研究，可以与档案馆、图书馆合作实现资源共享，可以与方志机构合作充实丰富地方史料，可以与群文机构合作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可以与各类媒体合作编制访谈节目。总之，口述历史为博物馆提供了一片大有可为的广阔天地，博物馆理应成为口述历史的桥头堡和收藏研究中心。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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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参见边巍：《崔永元：期待建立一座口述历史博物馆》，《文化纵横》2010年第12期。

[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博物馆管理办法》(2005年12月22日文化部部务会议审议通过)，博物馆“是指收藏、保护、研究、展示人类活动和自然环境的见证物，经过文物行政部门审核、相关行政部门批准许可取得法人资格，向公众开放的非营利性社会服务机构”。

[3]吕济民：《苏联博物馆事业发展史略》，《中国博物馆》1991年第2期。

[4]傅振伦：《博物馆学概论》，商务印书馆1957年版，第1页。

[5][美]唐纳德·里奇著，王芝芝、姚力译《大家来做口述历史》，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版，第2页。

[6]杨祥银：《与历史对话：口述史学的理论与实践》，中国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页。

[7](清)陈澧：《东塾读书记》卷11《小学》，台湾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87页。

[8][美]唐纳德·里奇著，王芝芝、姚力译《大家来做口述历史》，第9页。

[9]唐德刚：《史学与文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页。

[10]在英国，帝国战争博物馆开展了一系列口述史研究计划，而曼彻斯特犹太博物馆其本身就是曼彻斯特口述史研究项目的产物。参见[英]保尔·汤普逊著，覃方明、渠东、张旅平译《过去的声音：口述史》，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3—14页。

[11][美]唐纳德·里奇著，王芝芝、姚力译《大家来做口述历史》，第6页。

[12]在香港地区，博物馆开展口述访谈工作主要以香港博物馆为代表，具体情况可参见丁新豹：《香港博物馆口述历史计划简介》，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口述历史》第1期(1989年)，第235—240页。关于台湾地区博物馆开展口述访谈工作的情况，可参见余国瑛：《博物馆发展口述历史搜藏之研究》，台南艺术大学博物馆学研究所2005年硕士论文。

[13]《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1205页。

[14]上海数字博物馆官网，http：//museum.eastday.com。

[15]《本刊主编就博物馆学问题与鹤田总一郎教授进行对话》，《中国博物馆通讯》1987年第4期。

[16]苏东海：《与国际博协博物馆学委员会主席马丁·施尔对话录》，《中国博物馆通讯》1994年第11期。

[17]雷竞璇：《见于两份文件、三种语言的文化遗产保护》，郑培凯主编《口传心授与文化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文献、现状与讨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5页。

[18]《上海宪章：博物馆、非物质遗产与全球化》，国际博物馆协会亚太地区第七次大会2002年10月24日于上海通过。

[19]苏东海：《与国际博协博物馆学委员会主席冯·门施对话录》，《中国博物馆通讯》1993年第3期。

[20]参见陈墨：《口述历史门径(实务手册)》，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8—15页。

[21]根据国家教育部2012年新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属于管理学下面的二级学科，下设图书馆学、档案学、信息资源管理3个专业，而文物与博物馆学属于历史学下面的二级学科。

[22]《上海宪章：博物馆、非物质遗产与全球化》，国际博物馆协会亚太地区第七次大会2002年10月24日于上海通过。

[23]陈墨：《口述历史门径(实务手册)》，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