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目前考古发掘成果来看，破解了元代中国白酒起源之谜的，除了刘伶醉遗址外，最有充分理由证明的就是李渡遗址了。它对于破解中国白酒起源的意义至少表现三个方面：
（一）证实了《本草纲目》关于“烧酒，非古法也，自元时始创其法”的记载。我国酿造白酒的历史最早可追溯到元代，这方面文献记载太多，其中最有名的就是李时珍《本草纲目》明确提到中国烧酒始创于元代，但一直缺乏这一观点的实物证明，而李渡元代烧酒作坊遗址的发现破解了这一难题，填补了空白，提供了最具说服力的实物依据。
（二）修补了《本草纲目》关于固态蒸馏法始于明朝的错误记载。上引的《本草纲目》记载的前半段被李渡遗址所证实了，而后半段又被李渡遗址所修正了。为什么呢？李时珍说：“近时惟以糯米或粳米或黍或秫或大麦蒸熟”，这个“近时”指的应该是明代；“以糯米或粳米或黍或秫或大麦蒸熟”指的是固态蒸馏法。李时珍认为固态发酵法产生于明代（“近时”），这个说法在李时珍之前没有或者很少文献记载，但现在，李渡烧酒作坊遗址已经修正了李时珍这个说法，将固态发酵法的发明往前推到了元代。
（三）填补了元代历史记录的空白。那就是：元代出现了固态蒸馏法。元代蒸馏工艺的文献记载，主要见于《居家必用事类全集》己集《酒曲类·造曲法》《饮膳正要》卷三《酒·阿刺吉酒》《轧赖机酒赋》《本草纲目》等，但都是液态蒸馏法，又称“湿态法”。至于元代有没有固态法？文献就缺乏记载了，只有通过考古来证明。而李渡遗址以无可辩驳的实物证明：元代出现了固态蒸馏法。它的意义和价值在于：填补了元代历史记录的空白。由于液态发酵法规模小、产量小，固态发酵法则规模大、产量大，所以逐渐成为我国最主要的传统白酒酿造工艺。
那么李渡遗址是如何通过遗迹、遗物来证明它的工艺就是固态蒸馏法的呢？在元代窖池内发现有残渣，经江西省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分析和检测，系固态法酒渣。这些距今700多年的酒醅中仍含有大量的活性生物菌群，这不仅是探索白酒起源的“活化石”，而且从酒窖残留大量谷壳上，可以判断当时白酒生产是小曲工艺、固态发酵或半固态发酵工艺。为什么呢？首先，这种国内特有结构的元代砖砌圆形地缸发酵池是用于生产蒸馏酒的。如果是生产酿造酒，南方不必用地下池发酵，直接把陶缸放在地面上就能进行。只有生产蒸馏酒，才用地下池发酵，才会窖底埋缸，抬高酒醅，防止地下水位升高渗入发酵酒醅，并同时承接黄水。这与北方生产酿造酒为保温之目的把缸埋入地下不同。其次，它是用于固态发酵的。如果用于液态发酵，酒醪不仅会渗漏，而且地下池取酒醪不易操作。更为重要的是根据窑池内遗留残渣分析是固态法酒渣。经江西省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检测，具有三种不同的菌落形态。全世界只有中国才有固体发酵，而李渡遗址是中国固态发酵的最早实物证据。
江西食品工业协会酒类专家余金德高级工程师根据李渡烧酒作坊元代酒窖并参照江西民间传统小曲酒生产工艺，使用模拟法，复原了元代白酒生产工艺[21]，结果如下：
1.工艺及配料的初步模拟。（100斤）稻谷→润料、蒸煮（增重至约200斤）→抬瓶（进晾堂）摊凉→加曲（约1斤）→堆积前发酵→（入缸）发酵（后加水100斤）→（8～10天后）起缸、蒸馏→入坛储存（按稻谷折算，每担谷子出酒度为40～45度的烧酒60斤左右）。
2.操作时间的初步模拟。入瓶蒸煮约2小时，抬瓶，摊凉、拌曲约1.5小时，起缸、蒸馏约3.5小时，其余时间为第二天润料和粉碎曲块等。
3.发酵周期的初步模拟。视春、冬和夏、秋温度的不同，发酵时间多则10天，少则8天。因此，每天进一缸料，出一缸醅，吊一坛酒，需10个发酵缸。
根据专家分析，固态或半固态发酵蒸馏酒酿制技术是由中国人独创的，在世界酿酒工艺发展历程中，堪称是成就最高的发明之一，其科技含量远高于早已出现的发酵原汁酒。正如在当年的发掘现场，原国家白酒评比专家组组长周恒刚先生认为：“白酒最早是液体发酵、液体蒸馏，而固体蒸馏比液体蒸馏在手工操作上前进了一大步。李渡无形堂元代烧酒作坊遗址的发现，最低限度可把固体发酵的时间上溯到元代甚至更远。全世界只有中国有固体发酵，因此，李渡无形堂元代烧酒作坊遗址是我国酿酒行业中难得的国宝。”[22]这些都大大丰富了中国科技史和中国酒坊遗址专题考古的内容。
李渡烧酒作坊遗址是目前我国乃至世界范围内证明元代蒸馏酒生产、发展并在科技史上取得突破的最好遗址，也是破解中国白酒起源问题上取得突破的最好遗址。李渡烧酒作坊遗址不仅对于破解元代白酒起源具有重大的科学意义，而且对于研究明清白酒工艺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所以，从本书意义来说，与各大烧酒遗址相比，李渡遗址的价值最大。这就是本书的主要结论。
【注释】
[1]傅金泉.谈谈对几种白酒蒸馏器的看法［J］.《酿酒》.2007（1）.P107.
[2]仲高.西域蒸馏酒源流考［J］.《新疆地方志》.1998（2）.P42.
[3]聂蕊.河北省刘伶醉古烧锅遗址的保护策略［J］.《建筑与环境》.2008（2）.P5-6.
[4]杨荣新.从考古发现看蜀酒文化与水井街酒坊遗址［J］.《四川文物》.2001（6）.P11.
[5]四川省文化厅、成都是文物管理委员会.水井街酒坊（全兴烧坊）遗址考古发现获重大成果［J］.《酿酒》.1999（4）.P113.
[6]王炎.水井街酒坊遗址与蒸馏酒起源研究［J］.《四川文物》.2001（6）.P26.(www.xing528.com)
[7]段渝.五千年中华文明史孕育出蜀都水井坊——水井坊，天下白酒第一坊［J］.《四川文物》.2001（6）.P3.
[8]陈剑.挖掘水井街酒坊遗址——追溯中国白酒起源［J］.《中国食品》.2011（12）.P84.
[9]杨荣新.从考古发现看蜀酒文化与水井街酒坊遗址［J］.《四川文物》.2001（6）.P14.
[10]李映发.中华“老字号”的祖迹——明代全兴酒坊遗址十谈［J］.《四川文物》.2001（6）.P55.
[11]李明斌.关于水井街酒坊遗址几个问题的探讨［J］.《四川文物》.2001（6）.P18.
[12]宋治民.水井街酒坊遗址的几点意见［J］.《中华文化论坛》.2002（3）.P129-130.
[13]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四川成都水井街酒坊遗址发掘简报［J］.《文物》.2000（3）.P24-25.
[14]李明斌.关于水井街酒仿遗址几个问题的探讨［J］.《四川文物》.2001（6）.P16.
[15]水井街酒坊遗址出土“天号陈”暨酒文化研讨会纪要［J］.《中华文化论坛》.2002（3）.P124-126.
[16]杨荣新.从考古发现看蜀酒文化与水井街酒坊遗址［J］.《四川文物》.2001（6）.P11.
[17]王聪、恒达.名至实归，源远流长，活文物“水井坊”改写中国白酒的历史［J］.《酿酒》.2001（5）.P99.
[18]陈剑.水井街酒坊遗址初步研究［J］.《四川文物》.2001（6）.P25.
[19]张自成.酒文化溯源——成都水井街全兴酒坊遗址钩沉［J］.《中外文化交流》.2000（3）.P55.
[20]四川省文化厅、成都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水井街酒坊（全兴烧坊）遗址考古发现获重大成果［J］.《酿酒》.1999（4）.P112.
[21]孙家骅、詹开逊主编.《手铲下的文明——江西重大考古发现》.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4.P509-510.
[22]杨军、刘淑华.李渡无形堂烧酒作坊遗址——探索中国白酒起源之谜［J］.《南方文物》.2003（4）.P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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