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文化遗产、工业文化遗产的价值评估体系,结合我国白酒酿造遗址实际情况,在上节分析的基础上,我们可以探索建立中国白酒酿造遗址遗产的价值评价体系与五大遗址价值分值(如下表)。为了全面评价,下表中除了将本体价值体系列出外,还将衍生价值体系也一并列出。其中分值计算代表个人看法,由于这种体系的建立和分值评估,都处在初步探索阶段,没有借鉴,所以错误在所难免,希冀专家提出诚恳的批评与帮助。
表8—5 中国五大白酒古酿造遗产价值评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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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以上六大指标的分析,五大遗址的综合价值排名依次是:李渡遗址(284分)、水井街遗址(272分)、泸州遗址(242分)、剑南春遗址(218分)、刘伶醉遗址(196分)。细分析,本体价值(历史、科技、艺术价值)排名依次是:李渡遗址(214分)、水井街遗址(196分)、泸州遗址(172分)、剑南春遗址(154分)、刘伶醉遗址(141分),这与综合排名是一致的,充分体现了本体价值在整个文化遗产价值中的中心地位。社会文化价值、经济使用价值排名依次是:泸州遗址(62分)、水井街遗址(53分)、李渡遗址(47分)、剑南春遗址(47分)、刘伶醉遗址(45分)。附加值排名依次是:李渡遗址(25分)、水井街遗址(23分)、剑南春遗址(17分)、泸州遗址(11分)、刘伶醉遗址(8分)。这些分值虽然不一定完全正确,但基本反映了中国白酒古酿造遗址的文化遗产价值的排名情况。这只是一家之见,提出来只作参考。
由此,我们可以对五大遗址的历史价值作一个综合评价了:
(一)刘伶醉遗址。一般认为是目前已知的我国北方最早的酿酒遗址[13],即金元明清及近代白酒酿造遗址。这个判断没有疑问,问题是它的遗产真实性、完整性、奇特度、历史影响力以及工艺等原因,价值大大受到限制。
(二)李渡遗址。中国元明清及近代白酒酿造遗址。这是目前全国发现时代最早、遗迹最全、遗物最多、时间跨度最长且最具地方特色、工艺流程最完整的烧酒作坊遗址[14],是我国迄今为止发现的第一家小曲工艺酒作坊遗址。杭州商学院食品学院副院长、教授邓少平认为,李渡烧酒作坊遗址的发现和发掘在中国酿酒历史上具有三大意义:第一,它是中国目前已知的时代最早、规模最大的蒸馏酒作坊遗址;第二,在工艺、布局配套上,遗迹没有缺项;第三,它是一个一直沿用至今的酿酒作坊。就目前考古发掘来说,这些评价是符合实际的。虽然它的单项价值,比如窖池数量不如泸州,遗址所在的酒业在当今行业发展中所处的地位也不如泸州、水井街、剑南春,只是一个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这点也比不上这三家,但总的来说,它的本体价值还是第一的,对中国白酒起源、产生的研究价值也最高。
(三)水井街遗址。中国明清及近代白酒酿造遗址。水井街酒坊遗址是我国第一个经科学考古发掘的全面、完整、古老、具民族独创性的古代酿酒作坊遗址。由于这个遗址挖掘时间较早,所以早期对这个遗址的评价有过分拔高之嫌,比如:“对探讨我国白酒的起源,即蒸馏白酒的起源是一次重大的突破,有极大的科学研究价值。”[15]“是我国发现的古代酿酒和酒店的唯一实例,堪称中国白酒第一坊。”类似提法,当时或许正确,但随着后来更早、更全遗址的出现,显然需要修正。当时也有专家非常谨慎地评价它的意义,说:“这一发现无可辩驳地说明,最迟到明代,中国已有非常成熟的蒸馏酒酿造技术。”[16]可见这个遗址对我国白酒起源的意义来说,不是直接的,而是间接的。它的历史意义,应该是:“第一,首次清理出明清‘前店后坊’式的中国白酒酒坊遗址。第二,发现了一座……自明清以来延续四五百年未间断生产的酒坊……。第三,水井街酒坊遗址说明早在明代的四川成都地区已有蒸馏白酒的规模生产,且其技术的成熟程度几可与今比美。”[17]
(四)泸州遗址。中国明清及近代白酒酿造遗址,全国老窖数量最多、分布最集中的地方。一般认为泸州遗址是国内保存最好、持续泛用时间最长的窖池,证实和补充了文献记载中关于中国蒸馏酒发展的史实;在现有的白酒文化遗存中,泸州老窖白酒酿造遗址的类型独特,在同类遗址中具有代表性;它体现中国明朝万历以来,川南黔北居民的物质生产、生活方式、思想观念、风俗习惯和社会风尚内容。
(五)剑南春遗址。是一处规模宏大、布局配套、设施齐全、遗迹保存较为完整的、特色鲜明的清代白酒作坊群,是继全兴水井街和李渡烧酒作坊遗址之后,国内又一次近代城市工业考古工作。该次发掘成果丰富了中国城市工业考古的内容,同时为名优白酒剑南春的酿造历史提供了实物资料[18]。
目前,国内对大遗址保护与利用的研究起步不久,历史学、地理学、社会学、城市学等学科都以各自的专业为基点,从不同角度研究大遗址。本文在深入分析五大遗址本质与特征、功能与价值的基础上,对其价值进行了定性与定量评价;定量评价选取历史价值、科学技术价值、艺术价值、社会文化价值、经济价值、生态环境价值、附加值6大类37项评价因子组成大遗址价值评价指标体系,并通过初步赋值,构建了中国白酒酿造遗址遗产的综合价值评价法,并通过对五大遗址价值的判定,为保护利用的整体模式选取提供了参考。此外,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出发,改变以往针对大的利用就是旅游开发的观念,提出在有效保护遗址的前提下,根据遗址功能和价值,从科学研究、教育、知名度、旅游等方面进行综合开发利用同时营建遗址区的生态和文化环境。大遗址保护与利用问题内容相当广泛,本书的撰写旨在唤起人们对五大遗址保护问题、申遗问题的关注,从而使中国白酒酿造遗址的研究不断向纵深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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