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介绍并分析了李渡烧酒作坊遗址出土的陶瓷器物，似无剩义了。但意犹未尽的是，从出土的各种类型的遗物来看，酒器最富有特色，值得专节分析。
李渡遗址出土的酒器，虽然多残缺不全，而艺术性依然如睹，往往具有残缺美。如下件出土于明代灰坑，编号：02JLLF20：11。虽然残缺不全，经过修复，宛然若见明代饮酒风貌：
图6—15 青花矮圈足酒杯（明代）
在350余件完整和可复原的遗物中，有73件不同时代的饮酒器，占出土物的1/5强，包括盏、盅、靶杯、压手杯等，构成了李渡遗址出土文物酒文化的主体。
（一）高品质酒具突显高品质酒。从全国两大烧酒作坊遗址出土文物来看，酒器占了绝大比重。水井坊与李渡出土的酒具数量相差不多，但水井坊酒坊酒具品质远不如李渡酒坊。成都水井坊以牛眼杯为其特色，以“兴”字款为标志，都属清代酒具（杯），且瓷质较为粗糙。李渡酒坊遗址出土酒具以元代黑釉高足杯为时代标志，以明清景德镇窑精细青花瓷酒具（杯）为品质标志，令海内外考古专家、白酒专家惊叹不已。江西毕竟是瓷器的故乡，酒具品质高出其他地区自是有得天独厚的条件。而酒具（杯）的好坏也不能与酒品没有关系。
李渡烧酒作坊遗址附近发掘的景德镇窑影青瓷托杯（见本书第四章图4—8），为北宋末期景德镇窑典型酒杯，从其器型、釉色及其实用价值与美学价值，足可以看出宋代江西进贤这个鱼米之乡酒文化的品位。遗址发掘的“大明嘉靖年制”款的青花鱼藻纹酒杯底足，是明代中后期景德镇瓷中精品，非上等风流富贵人家不配使用如此精美之器，而用佳器者定当饮上等佳酿。
图6—16 “大明嘉靖年制”款青花碗（明代）
此款是明代青花“大明嘉靖年制”款盅瓷片，明代水沟出土，编号：02JLLF7③：7。记得前些年文物艺术品拍卖画报资料上，有一件明代嘉靖年制款青花斗彩鱼藻纹罐，卖了4400万港币，而李渡出土的“大明嘉靖年制”款青花鱼藻纹酒杯残件，从残留花纹看，丝毫不逊色那件拍卖品。无论胎、釉、画工及青花发色，不愧是嘉靖上等货。而水井坊出土的如“成化年制”、“大明年造”、“永乐年制”底款瓷器等，亦远逊于李渡出土的这件瓷片。其带“兴”字款的青花瓷碗底，可以作为“全兴”酒文化前身的一个标记，但瓷、釉、色均太粗糙。
清代景德镇“嘉庆年制”青花缠枝花卉纹酒具，从酒坊清代地层中出土，类似的精彩瓷酒具（标本）不少。这说明该时期酒坊越办越多，李渡酿酒业达到鼎盛，李渡佳酿远销四方，历千年而不衰。清代乾隆时期盛行歌谣曰：“赶墟李家渡，打酒买豆腐”，据说已传唱了500年。李渡酒越做越好，从图7-49晚清兑酒小杯可见一斑。李渡酒杯即李渡酒品、酒文化，当言之不虚。
（二）高足杯：马背民族文化的结晶。元代酒窖出土的元代吉州窑黑釉高足杯，系从李渡酒坊遗址内元代酒窖取出来的酒杯。元代是蒙古族的天下，马背上的民族强悍豪爽，喝酒亦属海量，马上喝酒必须抓住下部的把柄，又称“靶杯”“马上杯”，是为元蒙古族在马上端拿方便而制，折射出浓郁的草原文明特色，故在元代最为盛行。元人尚白，曾特意在景德镇制作卵白釉的枢府瓷。笔者在李渡元代酒窖内亲手取出一个残缺的枢府盘。黑釉高足杯与白釉枢府盘说明当年的李渡酒与遥远的蒙古族人深厚的酒文化情结。这大概没有疑问。李渡酒坊遗址出土几十个明代青花瓷高足杯，“福”“寿”款的属明初器物。
明初仍有元代文化的遗风，酒具（杯）沿袭前朝韵味。明代景德镇窑盛烧高足杯。有名的如青花“福”“寿”字款高足酒杯，又称“青花靶杯”。高足杯底内心的“福”“寿”字，书法遒劲流畅，文化在酒具（杯）上的反映是潇洒大方。(www.xing528.com)
（三）从大到小：勾勒出饮酒具的演变历史轨迹。李渡酒坊遗址是经科学考古发掘的元明清至近现代酒作坊，出土器物从地层到器物排比，都有科学性。
元代以前饮酒器的形体较大，可能那时盛行米酒之类的酿造酒。到了元代饮酒具开始变小，这种变化可能和蒸馏白酒的出现有关。蒸馏白酒的酒精浓度较高，显然不适宜使用大饮酒器。遗址中出土的饮酒器具从元、明、清至近代，整体上呈现出逐渐变小的趋势。李渡烧酒作坊遗址出土的73个饮酒具正是这种变化趋势的真实写照。其中，有两个清代青花小酒盅仅纽扣大小，它们形状和大小的演变规律反映了我国白酒起源和发展的情况。
图6—17 “工”字形青花小酒杯（清代）
这两个酒杯只有一般的钮扣大，关于这个酒杯的用途，专家们有三种不同的看法：
1.有些人认为这种酒杯是用来品酒的，是品酒杯。
2.有专家认为这是古人祭神器具。古人制造这种祭礼上的小酒杯，跟白酒文化的演化也有关。考古队长杨军先生认为：（这件酒器）“明显不是用来饮酒的实用器，可能是与陶灯盏一同使用的用来祭神奠酒的器具，现今李渡镇仍能见到此种风俗，只是祭祀用其发生了变化而已。”
3.我们倾向为兑酒杯。用这种2cm高的极小杯为兑酒工具，全国罕见，可见李渡酒品质到了相当的高度。但我们走访了李渡百岁老人叶挺，他曾是旧李渡镇上有名望的商人，见多识广。他认为这是晚清青花口沿兑酒杯，是李渡酒坊乾隆年间八家酒坊至民国时期的独创，全国其他地方没有。该兑酒小杯一直用到民国初期。我们比较倾向于这种看法，是勾兑酒杯。在一个遗址中发现如此丰富的酒杯非常少见，这从另一个侧面论证了李渡烧酒作坊遗址作为“中国第一家白酒作坊”当之无愧。
73个不同时代的饮酒器具，包括盏、需、靶杯、压手杯等，它们形状和大小的演变规律，反映了我国白酒起源和发展的情况：
图6—18 李渡烧酒作坊遗址饮酒器演变图
元代以前，喝酒用形体较大的饮酒具，那时喝的酒应该是米酒一类的酿造酒；到了元代，饮酒具开始变小，这种变化和蒸馏白酒起源、形成有关。由于蒸馏白酒的出现，酒精度的提高，而用大酒器喝酒显然不适宜，所以元、明、清至近代各个时期整体上饮酒器具呈逐渐变小的趋势。李渡烧酒作坊遗址出土的73个饮酒具，正体现了这种变化趋势，特别是其中的两个清代“工”字形青花小酒杯，是目前全国发现的非常罕见的兑酒杯，因而显得特别珍稀。所以，遗址出土的70多件不同时代的盏、盅、靶杯、压手杯等陶瓷酒器，它们在形状和大小上呈逐渐变小的趋势，反映了我国白酒起源、酒精浓度提高和发展的情况。
酒器（具），在李渡烧酒作坊遗址中占有重要地位，在全国其他大型烧酒作坊遗址中也是这样。如四川省成都出土的青花瓷小酒杯（亦称牛眼杯），是水井坊酒坊遗址酒器文化的一个象征；遂宁市出土的两个明代的蓝色品酒杯，口径、杯高分别约3厘米，在我国酒类作坊遗址中是首次发现，堪称射洪泰安作坊遗址的国宝。中国各大烧酒作坊遗址共同酿造了璀璨的酒器文化。但李渡烧酒作坊由于处在瓷器的故乡，因此出土的酒器在质量上明显高于其他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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