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置。集中分布发掘区西南向，厂房大门入口处。
（二）层位。分布于T5内，在H5下开口，打破第9层，直径0.65～0.95、深0.56～0.72米。分布面积长8.80米，宽2.30米，埋深0.72～0.98米。个体直径0.65～0.95米，深约0.56～0.72米（图6—4）。
（三）形状与结构。元代酒窖是国内特有结构的圆形地缸发酵池，被用于生产小曲工艺白酒。一般位于地下，呈口大底小的圆斗状。
保存现状：整体保存尚好，部分井圈有松动痕迹。
考古工作：经考古发掘，未充填且有4个还未清理，仍保留原始面。
图6—4 元代酒窖群（C10～C22）(www.xing528.com)
（四）堆积与包含物。出有黑釉靶杯、青白釉盏，卵白釉枢府瓷碗、酒醅等元代遗物。
解剖结果表明，元代、明代圆形酒窖，均系在地面上先挖一大坑，坑底再挖一小圆坑放置陶缸，然后用青砖夹土修建成。坑底小圆坑弧壁，平底。陶缸敛口，厚圆唇，内卷，曲腹，圜底内凹。属结构独特的砖砌圆形地缸发酵池。部分酒窖中还残存有酒醅和黄水。根据剖面观察，这些酒窖的始建、使用及废弃过程在形态和时间上各不相同，酒窖形成后就被长期使用，并且有多次增修和改造。而在陶缸与小坑之间的黄褐色胶泥层，结构紧密，黏性强，含少量酒醅，可能就是酒窖在多次修补过程中形成的。
以C7为例介绍如下：
C16位于T5内，开口于H5下，打破第9层，西部边缘被第1层破坏。大坑仅存底部，小圆坑直径0.4～0.76、深0.61米。陶缸素面，口径0.7米、底径0.41米、高0.58米。陶缸与小坑之间的黄褐色胶泥层厚2～5厘米。缸口边缘垒砌青砖，青砖仅剩一层，薄而规整，色泽青中泛紫，砖面呈斜坡状，砖长22、宽8～9厘米、高7厘米。酒窖内填土呈灰褐色，质地较疏松，颗粒较大，含砖块和碳渣，出有黑釉靶杯等遗物。
（五）李渡烧酒作坊遗址出土元代圆形酒窖群的历史意义。李渡烧酒作坊遗址中发现的元代酒窖是生产固态发酵蒸馏酒的窖池。这种结构独特的砖砌圆形地缸发酵池用于生产蒸馏酒。在南方酿酒不必采用地下池发酵，直接把陶缸放在地面上就能进行。只有生产蒸馏酒时才用地下池发酵，以便发酵温度均匀，防止异常发酵；在窖底埋缸，抬高酒醅，可防止地下水浸入酒醅，同时承接黄水，这与北方酿酒时把缸埋入地下达到保温的目的不同。其次，它是用于固态发酵。如果是用液态发酵，酒醅不仅会渗漏，而且在地下池中取酒醅也不易操作。更为重要的是，对窖池内残渣的分析也显示属固态法酒渣，检测时发现三种不同的菌落形态。世界范围内只有中国存在固态发酵，李渡烧酒作坊遗址中元代酒窖的发现，证实了《本草纲目》中关于“烧酒，非古法也，自元时始创其法”的记载，但也修正了李时珍把固态发酵时间确定为明代（即“近时”）的说法，最低限度地把固态发酵的出现时间推至元代。
元代酒窖的发现，是李渡烧酒作坊遗址确定最早年代的重要依据。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余家栋认为：“宋元时期江西墓葬里的砖薄而规整，颜色清中泛紫蓝，砖与砖的层叠是以黄泥勾缝的。李渡烧酒作坊遗址里水井、晾堂、地窖用的砖都有类似的特征。李渡作坊遗址上层的砖是经过明清以后维修的，下层的遗迹非常规整，且无石灰勾缝，由此认定李渡烧酒作坊断代保守地说是在元代，也有可能是宋代，因为已发现多件宋代的瓷片，有些瓷片还具有两宋时期最盛行的制作工艺。”[2]尽管这个判断比较保守，但李渡遗址的意义仍然非常重大。据目前所知的全国各大烧酒作坊遗址发掘表明，只有李渡烧酒作坊遗址发现了元代陶质地缸酒窖，而且数量多达13个，远远早于有“中国白酒第一坊”之号的成都水井坊遗址发掘出的长方形泥质窖池。成都水井坊遗址及其他各大遗址均未发现元代酒窖。因此，最能见证中国白酒起源、产生的，目前只有李渡烧酒作坊遗址。仅凭这一项，就已经奠定了该遗址特有的、其他遗址所无法比拟的历史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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