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到江西酿酒风气的影响，李渡镇古代所在的抚州，以及今天所属的南昌，酒业也非常发达。南昌“丁坊酒”，名噪一时：“惟丁坊有井水重于他，汲井以酿，名丁坊酒。（以上南昌府）”。（曾国藩等：《江西通志》卷四十九）最值得一提的是，抚州历史上的酒业对李渡镇带来直接影响。至少有三个方面说明抚州酒史之繁荣：
（一）抚州历史上最享盛名的是麻姑酒，自唐至元、明、清，一直列为名酒、寿酒。虽然各地皆有麻姑酒，但以南城麻姑酒最为正宗。明正德《建昌府志》：“唐邓紫阳真人，献皇家寿酒，采用麻姑米、麻姑泉、麻姑山芙蓉峰首乌、灵芝所酿制。”《汤显祖集》也有“并道淮士好宾客，麻姑真价酒如泉。”“麻姑酒：神功泉在南城麻姑山，清而甘美，宜于酿酒。故旴江有麻姑酒。”（曾国藩等：《江西通志》卷四十九）南城酒文化对李渡也发生了重要的影响，李渡老街“派衍寿春”酒库主人梅氏，即于清代早期由南城迁入，成为李渡一大酿酒家族。
（二）抚州用以缩酒的茅，也是南方闻名。古代祭祀时用菁茅滤酒去渣，谓之缩酒。一说，束茅立之祭前，沃酒其上，酒渗下，若神饮之，故谓之缩酒。可见缩酒方法是用成束的“菁茅”来过滤酒中的糟粕，使之成为飨神的清酒。讲到“缩酒”，人们自然会想到楚国，《左传·僖公四年》：“尔贡包茅不入，王祭不共，无以缩酒，寡人是徵。”柳宗元《与崔连州论石钟乳书》：“荆之茅，皆可以缩酒。”所以，楚国沉醉的酒文明与荆茅缩酒密切相关。同样地，抚州的酒文化繁荣也与“缩酒”有关：
茅可缩酒。唐开元间有上封事使，言抚州三脊茅可用祭祀。宋太平兴国中，祀泰山，亦下抚州采之。（曾国藩等：《江西通志》卷四十九）
江西北部，它处于吴地长江的上游，楚地长江的下游，在春秋时是吴、楚两国交界的地方，因此王象之《舆地纪胜》引《职方乘序》，谓之“吴头楚尾”，于此可见江西受楚国文化影响之深。而抚州在唐宋时期以茅草缩酒知名，甚至成为宋太宗朝国家大祭的重要贡品。茅文化无疑带来了抚州酒文化的繁荣。
（三）抚州宋元酒风之盛，还反映在黄震《六月二十八日禁造红曲榜》。这是他担任抚州地方长官时颁发的禁造红曲榜：
抚州风俗多饮，红酒不独酝酿秫米，又盫坏食米为红曲，此事最害民食，然间犹境内之用耳。临川崇仁接境一带，如白虎窐、如上城、如马岭、如航步、如众湖等处，专有一等曲户，坏食米为红曲，公然发贩与四方民旅，如衢州龙游遍卖邻路之状。是绝本州岛百姓之性命，以资四远无赖之狂昬，其为不仁莫此为甚。[17]
“白虎窐”即今临川区白浒窑村，“上城”即临川区连城乡城上村，“马岭”即临川区秋溪镇马岭，“航步”即今航埠镇，上述地方距李渡镇二三十公里，“众湖”可能就是今天李渡的祝湖村。这里记载了咸淳七年（1271）南宋的酿酒实况：多数是用糯米（这里的秫米不是指籼米）酿制。但抚州却用粳米（食米）酿造红曲酒，更贩运到四方商客，受境外市场欢迎。虽然黄文指责上述地区一些曲户，但却也说明这些地方造红曲的技术远近闻名，从另一个侧面也反映了这些地区造酒风气之盛。第三榜禁造红曲榜进一步提出：“红曲坏食米，抚州经此饥荒人得更生之时，合尽照金溪县例，以曲曲为白酒。”这里，不以糯米为原料的红酒曲而是提倡以麦、高粱等为原料的曲曲，这就给李渡以后的蒸造烧酒打下了基础。
前面提到江西酒税于元明时期占全国比例很大，而抚州酒税在江西省来说也举足轻重。宋代抚州一地每年可得酒税钱“六万缗”。宋代一个钱为一缗，“六万缗”的钱为六千万钱，可见抚州酒税为当时朝廷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所占全国的比例可谓大矣！据明弘治《抚州府志》卷十一记载，宋淳熙年间，崇仁酒税7418贯840文，是本县商税1229贯129文的6倍；宜黄酒税2434贯96文，是本县商税859贯的3倍；金溪酒税7048贯512文，是本县商税2189贯750文的3倍多；乐安酒税1514贯567文，是本县商税429贯334文的3倍多。抚州在城都务酒税12645贯650文，与在城都务商税12677贯相近。酒税成了抚州各县重要的财政支柱。嘉靖《抚州府志序》说，抚州府治“酒肆”成列，远盛于前。东乡县“愉怡街，无大贸易，惟酒尚佳，邻邑来贩者甚众”；明李梦阳《游麻姑山》诗云：“何泉千山城下流，溪上十家九酒楼”，可见酒店之众。比重很大的酒税与发达的商品酒贸易是抚州地区酿酒业发展的直接反映。
综上所述，李渡酒业之盛，白酒的发明，与江西优良独特的自然生态、人文生态相关，同时也是江西特别是抚州、南昌地区酒文化繁荣的必然产物。李渡镇所属的古临川县与今进贤县，也以稻作起源地之一为举世瞩目。1994年秋，北京大学考古系、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美国联合考古队，对进贤县城南2公里的城墩遗址进行水稻耕作考古，发现有五千年的稻谷遗存。进贤县地区的商周遗址也出土了陶质酒器。临川罗家寨遗址，是战国时期的一座城址，城址面积为13310平方米，城内发掘出大量陶罐，并有盂、罍、盘、鼎 、餖等。这一切都为李渡酒文化的繁荣发展提供了广阔的文化背景。
李渡镇街区可谓占据了出产美酒的天时、地利、人和等诸多优越条件。
李渡酿酒历史，可追溯至唐宋以前。当时民间户户设缸，家家酿酒，用于自给、待客。宋成圩市后，开始从自给自足走向商业交易，市上始有酒肆，销售米酒，至南宋，初显繁华。
李渡烧酒工艺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土烧”时期，是由土烧黄酒向烧酒小曲工艺过渡的萌芽阶段。据明弘治《抚州府志》，北宋太平兴国（976—984）年间，宜黄人邓金林、娄金洪来此定居，供应泥壶甜酒为主，兼带来小曲酒工艺，开始酿制“土烧”。当时作坊皆是前店后坊格局，自产自销。其他酒店也纷纷仿效，制作土烧，蔚然成风。可见李渡烧酒，直接来源于抚州，邓金林、娄金洪成为李渡酒制作的开拓者、奠基人。但当时并没有产生烧酒。元代开始“液体发酵，液体蒸馏”，百斤稻谷，可酿出40～45度白酒六十斤，色似大曲酒，而味淡之，然较“土烧”已经大进一步：是为第二次飞跃，进入第二阶段。第二阶段就是小曲酒大行其道阶段，元代开始生产小曲酒，明代是小曲酒一统李渡。小曲工艺成为李渡酒的一大特色。第三阶段就是大曲酒阶段，始于明末清初，李渡大曲生产工艺逐渐取代了小曲酒生产工艺，实现了第三次飞跃。至清朝中叶，邓金林第二七世孙、万裕酒厂老板邓财茂掌握完整的“大曲酒生产工艺”，李渡酒工艺从此有了历史性突破。清朝末年，李渡最大酒作坊万茂酒坊，汇集和改进了白酒酿造工艺，酿成了酒味纯善、风味独特的李渡高粱酒，一时声名大振，李渡烧酒与毛笔、夏布、陶器、蟹壳饼并称李家渡五大土产，大销全省乃至安徽祁门、浙江、湖南一带。有的酒商还在浮梁、抚州等地设有分号，专门经营李渡高粱酒。
李渡烧酒酿造工艺广泛影响了中国白酒生产与发展。清朝人华联辉早年在李渡经商，后转到西南地区经商，并对“茅台酒”进行改良；临川人娄德清早年在李渡烧酒作坊学徒，后来辗转至樟树对清江酒进行革新，1930年娄德清在酒坛、酒缸、酒瓶上贴上两个“特”字，后增加到四个“特”字，于是遂有樟树的四特酒。[18]这些都使得李渡酒艺传播四方，从而对中国白酒发生影响。
李渡烧酒生产规模也与时俱增。根据方志，明有酒店14家，酒作坊6家。据傅春官《农工商矿记略》：明政德十五年（1521）建昌商人梅焕薪，东乡商人黄德昌先后来李家渡开办“福生”“福昌”酒店，自产自销。白酒生产形成了规模化局面。酒作坊由6家扩展为28家。至明嘉靖年间，每年产酒不下二三十万斤，李渡当年产酒量相当于今天的1300吨至2100吨，按明代总人口不过一亿计算当时人们的消费水平，李渡白酒的生产力已经相当于今天白酒规模生产厂家的生产能力。清初酒店增至24家，酒作坊7家，后来发展到作坊38家，产量提高至60万斤。清中叶，大曲酒盛行，白酒生产走向了鼎盛。
民国初期，李渡烧酒工业进一步发展。中期以后，由于频年战乱，酒坊几乎停酿。至民国三十七年（1948），剩下万茂、万裕、万祥、万隆、福生、复裕泰、复兴等九家。1956年，这九家接受“社会主义改造”，转为公私合营民生酒厂。1959年完全收归公有，成为地方国营李渡酒厂，有职工250人，年产李渡高粱100吨。1960年全省白酒评比，李渡高粱名列第一；1962年评为江西名酒。嗣后连获乌兰巴托、巴黎举行的“国际酒博览会”两届金奖。1985年酒厂扩建，有职工4000多人，年产2150吨，建筑面积38303平米，固定资产3600万元，流动资金2000万元。历史上年最高产量为8000吨。然而进入90年代，经营不善，盛极而衰，濒临倒闭。至2002年为香港恒源投资拓展有限公司收购，改制为江西李渡酒业有限责任公司，推出了代表李渡品牌形象的李渡王系列酒，始有起色。2009年9月李渡酒业再度易手，作为国内酒业领军企业，华泽集团承诺三年内将投资1亿元做大做强李渡酒业。我们将拭目以待李渡烧酒的下一个辉煌。
【注释】
[1]［清］朱楣.道光三年癸未重修进贤县志序.载朱啸秋主编.进贤县志［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9.P644.(www.xing528.com)
[2]［清］李文同.进贤县志叙.载朱啸秋主编.《进贤县志》［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9.P647.
[3]李渡镇人民政府编纂委员会.《李渡镇志》第一篇《地理》.2010.P27.
[4]胡天明.话说李家渡［J］.《进贤风物》（江西）.1987（7）.P36-41.
[5]［清］夏燮.明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59.P515.
[6]《走遍中国》编辑部编.走向中国［M］.北京：中国旅游出版社.2007.P46.
[7]晏殊（991—1055），北宋著名文学家。临川文港沙河（今属江西进贤县）人。距李渡镇约八公里。由于李渡渡口是这一带赴省城的重要水运交通要道，所以晏殊、王安石多从这里出入家乡。
[8]王安石（1021—1086），北宋著名政治家、文学家、思想家，临川人（今江西省东乡县上池村人）。临川县与进贤县相邻，王安石与进贤关系亦甚密切。褚人获《坚瓠集》三集“老蛇皮”条：“王介甫乃进贤饶氏之甥，锐志读书。舅党以介甫肤理如蛇皮，目之曰：‘行货亦欲求售耶？’介甫寻举进士（引者注：庆历二年22岁），以诗寄之曰：‘世人莫笑老蛇皮，已化龙鳞衣锦归。传语进贤饶八舅，如今行货正当时。’”
[9]金德瑛（1701—1762），字汝白，原籍安徽休宁瓯山人，寄籍浙江仁和。乾隆元年进士，督江西学政。
[10]蒋士铨（1725—1784），字心馀、苕生，号藏园，铅山（今属江西）人，清代著名诗人、戏曲家。乾隆二十二年（1757）进士，官翰林院编修。由于他生于南昌垣东街小金台前旧宅，外婆住在与进贤三里乡一河之隔的余千瑞洪，经常往来于南昌、进贤、临川、余干一带。目前在进贤钟陵尚有为进贤胡良贤题匾在世。
[11]清李茹旻，字覆如，号鹭洲，临川人（今进贤李渡），康熙癸巳进士，官中书舍人。尝预修《广西通志》《抚州府志》，所作凡例及诸传序，皆载集中。
[12]文先国.四眼井与两眼井［N］.中国文物报副刊.2011.3.25.
[13]冯友兰.冯友兰文集［M］.长春：长春出版社.2008.P44.
[14]文先国.酒具·酒品·酒文化李渡元代酒窖文化系列剖析［N］.中国文物报.2004.4.14（5）收藏鉴赏周刊第16期.
[15]文先国.酒具·酒品·酒文化李渡元代酒窖文化系列剖析［N］.中国文物报.2004.4.14（5）收藏鉴赏周刊第16期.
[16]周艳明.江西南昌西汉海昏侯墓出土的凤鸟纹提梁卣及相关问题［J］.《文博》.2016（5）.P30.
[17]黄震.黄氏日抄卷七十八上.《四库全书》子部十三儒家类总707708.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18]柯舸.酒与临川文化［J］.《文艺理论家》.1989（3）.P73.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