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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蒸馏酒起源研究:中国白酒源于李渡遗址,价值深入探讨

时间:2023-08-11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关于中国蒸馏酒起源于新疆,主要有两种说法:(一)中国蒸馏酒起源于唐代的高昌说。高昌,位于今日的新疆吐鲁番地区,是古时西域交通枢纽。三是李时珍说法的来源与理解问题。“元人许、熊二氏不仅指出蒸馏法‘出西域’,进而说明具体地点是吐鲁番地区。这么说来,新疆蒸馏法酿制烧酒的历史不是三百六十多年,更不是二百多年,而是近七百年!”

新疆蒸馏酒起源研究:中国白酒源于李渡遗址,价值深入探讨

关于中国蒸馏酒起源于新疆,主要有两种说法:

(一)中国蒸馏酒起源于唐代的高昌说。高昌,位于今日的新疆吐鲁番地区,是古时西域交通枢纽。公元5世纪中叶至7世纪中叶,在这个狭窄的吐鲁番盆地中,曾先后出现四个独立王国。唐贞观二年(628),高僧玄奘曾途经此地。唐贞观十四年(641),唐太宗兼并其地,以其地设西昌州(不久改称西州),天宝、至德时改名交河郡,领高昌、柳中、交河、蒲昌、天山五县,治高昌。安史之乱后,一部分回鹘人占据高昌建国,即高昌回鹘。直到成吉思汗征西辽,高昌回鹘归附蒙古,并到察合台汗国。也就是说,在明代以前,它只是短期内归属我国。

关于中国蒸馏酒起源于唐代的高昌说,来源于李时珍本草纲目》卷二五《谷部》“葡萄酒”条:

【集解】诜曰:葡萄可酿酒,藤汁亦佳。时珍曰:葡萄酒有二样:酿成者味佳,有如烧酒法者有大毒。酿者,取汁同曲,如常酿糯米饭法。无汁,用于葡萄末亦可。魏文帝所谓葡萄酿酒,甘于曲米,醉而易醒者也。烧者,取葡萄数十斤,同大曲酿酢,取入甑蒸之,以器承其滴露,红色可爱。古者西域造之,唐时破高昌,始得其法。按:梁《四公子记》云:高昌献葡萄干冻酒。杰公曰:葡萄皮薄者味美,皮厚者味苦。八风谷冻成之酒,终年不坏。……或云:葡萄久贮,亦自成酒,芳甘酷烈,此真葡萄酒也。

这里明确提出葡萄蒸馏酒来自于外来说(高昌本属于西域国名,后并入唐域,但时间非常短暂)。李华瑞根据这条孤证,认为唐代烧酒是采用蒸馏法酿制的葡萄烧酒,为此得出唐代已有蒸馏酒的结论。[37]李约瑟据此认为白兰地首创于中国[38],并说:“我们同样也知道中国从公元七〇〇年左右唐朝时就已经蒸馏烧酒(它和德国制的白兰地酒极其相似)”[39],曾纵野认为李时珍“肯定了在唐代我国已有蒸馏的酒,即用蒸馏方法制酒和有蒸馏的器具了。”[40]梦白编撰的《白兰地的故事》也说:“我国在一千多年以前的唐朝时期,就用葡萄发酵蒸馏白兰地”[41],张和笙更说:“唐朝蒸馏酒已非常盛行”[42],陈习刚则保守说:葡萄蒸酒技术至迟在唐初西州已经产生并传入内地。[43]甚至有人认为“我国在公元七世纪便有了液态法蒸馏酒”[44]……都是从李时珍的这则资料中得出唐代有蒸馏酒的说法。

按:问题关键,一是对初唐葡萄烧酒的属性理解是否准确;二是李时珍这段资料的来源。我认为初唐从西域取得的不是蒸馏葡萄酒法,理由有三:

一是史籍不载高昌的烧法。关于唐太宗破高昌、获得葡萄酒法,史载很多,如王钦若等编《册府元龟》卷九百七十二记载,贞观十四年(641),唐太宗“破高昌,收马乳葡萄实,于苑中种之,并得其酒法,帝自损益造酒,酒成,凡有八色,芳香酷烈,味兼醍醐,即颁赐群臣,京中始识其味。”钱易《南部新书》丙卷、李昉等《太平御览》卷九七二、王溥《唐会要杂录》卷一百、新旧唐书及《太平御览》、张英等《渊鉴类函》等记载大同小异,但都没有初唐“葡萄烧”及其制法的记载,“凡有八色”“味兼醍醐”,绝非蒸馏酒。李时珍的说法只是近千年后的孤证,未可轻信。

二是唐太宗时代全世界也没有出现葡萄蒸馏酒工艺。唐诗中咏及葡萄酒的章句最多提到用曲发酵葡萄,如初唐王绩《过酒家》云:“竹叶连糟翠,蒲萄带曲红。”由此看来,唐人掌握的酿葡萄酒法依然是用曲发酵。李时珍提到的中国葡萄烧酒来自于高昌,高昌是连接中国与西域的枢纽,因此高昌葡萄烧酒当来源于中亚、欧洲,但在8、9世纪,西域乃至西亚地区尚不能生产葡萄烧酒。因此高昌的葡萄烧酒失去了来源,而高昌本地发明葡萄烧酒,也没有其他文献考古材料证明。(www.xing528.com)

三是李时珍说法的来源与理解问题。李时珍关于葡萄烧酒的描述,当来源于叶子奇、许有壬。叶子奇《草木子·杂制篇》:“法酒,用器烧酒之精液取之,名曰哈刺基。酒极浓烈,其清如水,盖酒露也。”但此书说得清楚:“此皆元朝之法酒,古无有也。”又谓:“葡萄酒答刺吉自元朝始。”许有壬《咏酒露次解恕斋韵》序:“其法出西域,由尚方达贵家,今汗漫天下矣,译曰阿尔奇云。”明确地说是在元代从西域传入的,而李时珍说来自于高昌的说法,或是笔误。当然,专家对李时珍也有不同的理解:

1.周嘉华认为,应当将李的话理解为“葡萄酒,古者西域造之,唐时破高昌,始得其法”,而不是说“葡萄烧酒,古者西域造之,唐时破高昌,始得其法”[45]

2.王赛时认为:“李时珍这段话讲得很明白,葡萄酒自古有两种酿造方法,一种是酿,一种是烧。‘酿者’是发酵制酒,即所谓‘取汁同曲如常酿糯米饭法’;‘烧者’指蒸馏取酒。唐朝时采用了哪一种方式,李时珍并非确定。今人理解此段资料,往往困惑,原因是没有将李时珍的原话读透”。[46]

3.台湾学者刘广定则认为,李时珍所说的“古者西域造之,唐时破高昌,始得其法”者乃指下文《梁四公记》记载的“葡萄干冻酒”,并非“烧酒”。[47]

按:周嘉华、王赛时、刘广定的理解都是为李时珍辩护。即使这样,那只能说李时珍的表述上还是存在模糊不清的问题的。由于李时珍的解读方式,是将前人的文献堆积在一起,所以容易引起误解,也是自然的。但三人都理解唐时没有葡萄烧酒,都不认为李时珍自相矛盾,良有以也。

(二)中国蒸馏酒起源于元代的吐鲁番地区说。新疆(狭义的西域)蒸馏酒起于何时,一直是学术界及酿酒业专家学者关注的话题。有学者根据《本草纲目》卷二五确认为产生于唐代,我们认为证据不足,已如上述;新疆社会科学院仲高认为起源于元代新疆的吐鲁番地区,“最有力的证据有二:一是元人许有壬说:‘竺其(阿刺吉酒)法出西域,由尚方达贵家,今汗漫天下矣。’二是元人熊梦祥在其《析津志》中云:‘(哈刺火州之人)复有取此酒(葡萄酒)作哈刺吉’。阿刺吉、哈刺吉同义,就是用葡萄酒为原料,采用蒸馏法制成的葡萄烧酒。”“元人许、熊二氏不仅指出蒸馏法‘出西域’,进而说明具体地点是吐鲁番地区。这么说来,新疆蒸馏法酿制烧酒的历史不是三百六十多年,更不是二百多年,而是近七百年!”[48]

按:熊梦祥《析津志·物产》:“葡萄酒,出火州穷边极陲之地……复有取此酒烧作哈刺吉,尤毒人。”[49]仅从文献记载来说,新疆是我国葡萄蒸馏酒发源地之一,仲高的结论是成立的。但他又说:“自元代至明代,新疆肯定有谷物蒸馏法烧酒”,但目前还没有发现新疆在元代有粮食烧酒的文献记载与考古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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