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一种说法，认为我国白酒，来自于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这与四川说遥相呼应。此说的代表是李衍垣和刘慎训。
李衍垣说：“在贵州古代的酒史资料中，有两个事实，对于探讨我国蒸馏酒的起源颇有启示”[32]，俨然有中国白酒起源于贵州之意。他所说的两个根据是：
（一）贵州省出土的六朝墓中青瓷小酒杯。贵州汉墓中出土的漆耳杯（汉代的酒杯）已近20件，而清镇便出了11件，其中编号为清M15：36～16的漆耳杯，铭文“元始三年广汉郡”，经实测，该杯能容370毫升，也即7.4市两。紧邻的平坝马场六朝墓出土的一件青瓷小酒杯，编号为平M55：11，通高仅3.4厘米，外口径6.1厘米、底径3.4厘米，经实测，此杯容量为45毫升，即0.9市两。李文认为，从西汉末年到六朝的数百年中，同一地区的酒器的容量突然缩小了八倍多而且价格也在上涨，表明六朝时期酒的酒精浓度也相应地提高了若干倍（八倍），而“要提高酒精的度数，最好的办法就是使用蒸馏法了”。
（二）彝文《西南彝志》中的两段史料（据贵州《民间文学资料》汉译本）。该书卷九《继续序德施氏的本源》中说：彝族的造酒师宜伦，“在妥德杓于箐中，采摘杉和樱的药物，另有斗岂（造酒酒药的名称）十二种，取来各种花草配合，制成烧酒和甜酒”；卷十五《论宏伟的九重宫殿》中，记载德家儿媳从“南方运大米，拿来蒸一蒸，蒸的好又软；酿成醇米酒，如露水下降。”李文认为，“这是彝文文献中有关古代酿造蒸馏酒的记载，既有‘烧酒’名称的出现，又有酿造蒸馏酒时必然出现的特征：‘如露水下降’。”并引用贵州彝文研究者高加乐口头说：“德施氏”的年代在晋，“九重宫殿”的事情发生在唐代。[33]朱宝镛[34]、邢润川[35]也都由此推断出“西南地区可能先有烧酒”，“唐代有蒸馏酒的重要证据”的结论。(www.xing528.com)
按：李文有两点值得商榷：其一，考古出土的酒杯缩小，就一定意味着当时通过蒸馏方法提高了酒精浓度，这本身存在着逻辑问题。没有文献与考古成果的印证，因此证据不足。其二，《西南彝志》是清代前期整理编纂成的比较系统地记载贵州彝族历史的彝文史籍，难免掺入唐以后的内容；又两则记载是否蒸馏酒也值得商榷：前则记载只是有“烧酒”之名，并无蒸馏工艺之实；后则记载只是蒸米成饭而已，拿来南方大米蒸饭，然后酿酒，并非蒸馏制酒；况且书中的许多历史及其年代，还有待进一步研究，目前遽作定论，为时过早。
西南说的另一位代表江玉祥认为：“关于烧酒法，始见于唐人著作，是南方少数民族发明的酿酒法。”[36]其文献证明是唐房千里《投荒杂录》与刘询《岭表录异》提到的“烧”酒。刘慎训说：这种用火烧酿酒法酿造的酒叫“烧酒”，又叫“烧春”。直至清代，贵州还有“烧春”酒，清代吴振棫《黔语》卷下“酒”：“南酒道远，价高至不易得，寻常沽贳皆烧春也。”火烧酿酒法，是蒸馏酒发明之前最先进的酿酒法，它的发明权应属于南中少数民族。南中，即汉代西南夷地区，其地域包括滇、黔两省和四川西南部。
按：关于房千里《投荒杂录》、刘询《岭表录异》二则史料，本书第一章第四节“唐起源考”已辨其非蒸馏酒工艺。至于清代贵州有“烧酒”的记载，并不等于汉唐时代的“西南夷”地区也有蒸馏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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