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白酒遗址发现：历史悠久，价值深厚！

（一）杏花村汾酒作坊（山西省汾阳市）。杏花村汾酒作坊，位于山西省汾阳市杏花村镇东堡村卢家街。遗址为宋代“甘露堂”原址，现存作坊遗址为堡墙式院落，北院为酿酒作坊原址，有五个院落，面积约7000平方米。清代酿酒作坊遗存有埋入地下的发酵地缸。院内有一元代古井，古井上建亭，名曰“古井亭”，亭依墙而构。院内还保存明代酿酒所用的甑筒一个。2006年7月成为国务院颁布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所遗存的作坊布局反映了酿酒技术流程，体现了堡式院落的特点风格，对研究杏花村汾酒历史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科学价值。

根据考古专家认证，本遗址年代为清代，清代是中国白酒高度发达的时期，因此本遗址对于考察中国白酒起源、产生的历史意义来说，不如上述各大遗址。

（二）五粮液厂古代老窖遗址（四川省宜宾市）。1956年，国家投资兴建五粮液酒厂时，发现古代老窖，经有关专家鉴定，为明代酿造白酒的老窖，至今有三百年的历史。现在这一重大考古发现已列为国家文物保护遗址。^[83]

据《宜宾方志》和《五粮液酒厂志》记载：明末清初（1644）时，宜宾城已有陈氏的“温德丰”及其他酒坊，用红高粱、糯米、粳米、玉米、荞麦五谷杂粮酿造白酒，酒质优良。约到同治八年（1869），清代举人杨惠泉为陈氏创建的“温德丰”命名为“五粮液”。在清末民初时期，已有多家酒坊采用五谷酿造白酒，至1937年，宜宾城有白酒作坊14家、酒窖120多座。

（三）射洪泰安作坊遗址（四川省遂宁市）。射洪泰安作坊遗址位于四川省遂宁市舍得酿酒生态工业园，2005年就已获得首批“中国食品文化遗产”称号。

2007年，为配合舍得公司泰安作坊老车间的改扩建工作，由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组织考古队进行现场考古发掘。泰安作坊遗址发掘清理出的遗迹单位主要有：建筑基址，灰坑3个，晾堂3处，酿酒窖池6口，接酒池1个，地面古沱泉水井1眼。泰安作坊遗址揭露出的堆积单位，包括各类遗迹与文化堆积层中，均含有丰富的文化遗物，出土完整、可修复的器物337件，其中酒具有各式酒壶、酒杯、罐、缸，生活用品有碗、盘、碟、灯盏、盆、钵，以及建筑材料砖、瓦、瓦当、石质工具、石井圈。按质地可分为地方窑烧造的土青花瓷器84件，江西景德镇窑系青花瓷器127件，釉陶器73件，石器3件，残铜器2件，铜钱币20枚，铁器1件^[84]。这些出土遗物都与酿酒、饮酒、酒肆、酒坊有关，遗迹中的大型酿酒窖池、接酒坑及遗物中的“品酒杯”为我国酒类作坊遗址中首次发现。

2007年在“舍得公司泰安作坊遗址考古发掘专家论证会”上，专家们一致认为：泰安作坊遗址的发现，是考古科学发掘的成果，“其地层关系明确，发掘过程规范，发现的遗迹遗物比较丰富，考古信息记录翔实。初步认定该遗址主要堆积为明清时代，延续至近现代。考古发掘证实舍得泰安作坊是具有悠久历史的白酒作坊”。因此我们基本上认定这个遗址是个明清传统白酒工业作坊，对于反映明清时代中国白酒业的发展来说具有重大意义，但对于中国白酒起源、产生的历史意义来说，非常有限。

（四）宿迁明末酒作坊（江苏省宿迁市）。2009年，南京大学文化与白然遗产研究所、宿迁市博物馆和宿城区博物馆组成联合考古队，在对宿迁市区东大街汇金大厦建筑工地（原该市中医院旧址）经过40多天的考古勘探，发现了一处明末清初的古酿酒作坊遗址，现场除了发现砖筑墙基、土筑墙基外，还发现了酒坛、酒壶、酒杯、酒糟等与酒有关的器物。

这次勘探总面积达4000多平方米，正式发掘了500多平方米。而新发现的明末清初时期的酿酒作坊遗址位于老中医院建设工地中部偏南。目前遗址除了发现砖筑墙基、土筑墙基外，还发现了酒坛、酒壶、酒杯等与酒有关的器物。酿酒炉灶遗址旁边遗留下来的大量酒糟——一些黑色物质，呈黑色稻壳状，历经三百多年，不仅有稻壳，还有高粱等作物，这些都是烧酒必备的粮食。新发现成了酿酒史珍贵实证。

此外，还有几处白酒作坊遗址、遗产，值得一提：

（一）泸沙古窖（四川省泸州市）。地处巴蜀泸州的泸沙古窖，位于天府四川泸州市龙马潭，据称是一座元、明、清三代川酒老烧坊的遗址，有着六百二十多年的历史。但尚待进一步研究。

（二）古井集团古酿酒作坊（安徽省亳州市）。位于明代酿酒窖池——功勋池西边30米处，已发掘出土的酒杯、盏、碗、缸等器物的造型、质地、釉色、纹饰等。考古专家称，这里可能是古酿酒作坊。贾庆元研究员认为，这处遗址的发现，为中国白酒酿造工艺的起源和发展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对深入研究淮河流域乃至中国白酒历史、饮食文化和古代经济等都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85]然而，目前，专家基本认定是明代酿酒作坊，因此，只能说它对明代白酒在安徽地区的发展提供了实证。

（三）贞元增酒传统酿造技艺（河北省邯郸市）。张书田认为：“2007年5月，邯郸丛台酒业股份有限公司的‘贞元增酒传统酿造技艺’被河北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贞元增酒是河北蒸馏酒的典型代表，中华老字号品牌，始创于元末明初，是我国黄河北岸最早以泥池为发酵容器生产的高粱大曲酒。出土文物陶瓷酒器上书‘贞元馆’和‘内府’字样。经专家鉴定为元末明初烧造。……由此，也证明了中国蒸馏酒自元代始创的论述。”^[86]

可见，国家公布第四、五、六批文物保护单位烧酒作坊之后，考古界不断有烧酒作坊问世，它们在中国白酒起源、产生的问题上各有一定的历史认识价值意义。经国家文物局专家鉴定，刘伶醉古烧锅遗址八百多年历史、水井坊酒坊遗址近六百年历史、泸州老窖池遗址四百三十二年历史、剑南春酒坊遗址二百八十四年历史，李渡烧酒作坊遗址也有七百多年的历史。至于杏花村汾酒明代作坊、五粮液厂明代老窖遗址、射洪泰安明清作坊遗址、宿迁明末酒作坊等，皆有不同时段的历史。这些白酒作坊，大多数拥有从未间断使用的发酵池群。从年代久远来说，目前以刘伶醉古烧锅遗址、李渡烧酒作坊遗址为最早，分别是北方、南方蒸馏酒的重要发源地，因此两大遗址对于中国白酒起源、产生的历史意义来说也最大。但是，欲印证中国文献中的白酒产生于元代说法，仅仅具有悠久的历史年代还不够，还必须拥有遗迹最全、遗物最多、延续时间最长且富有鲜明地方特色的文物遗址，在这方面来说，我们不能不承认，目前来说，只有李渡烧酒作坊遗址足以当之，因而对于白酒起源、产生来说，李渡烧酒作坊遗址也最具有说服力。

【注释】

[1]杜金鹏、岳洪彬、张帆.醉乡酒海古代文物与酒文化［M］.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8.P13.

[2]［英］李约瑟.中国古代金丹术的医药化学特征及其学术的西传［J］.《中华文史论丛》.1979（3）.P107.

[3]高木森.商周時代的酒［J］.《故官文物月刊》（总60期）.1988.P72.

[4]刘集贤等.杏花村里酒如泉（山西汾酒史话）［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78.P42-43.

[5]刘志一.中国古代蒸馏酒包装容器考［J］.《包装世界》.1999（3）.P56-58.

[6]刘慎训.试论我国酒的起源和流行对我国烧酒起源于唐、宋、元说质疑［J］.《贵州文史丛刊》.1993（5）.P47.

[7]北京市发酵工业研究所.中山王墓出土铜壶中的液体的初步鉴定［J］.《故官博物院院刊》.1979（4）.P96.

[8]张和笙.探讨小曲及小曲米酒的起源和发展［J］.《酿酒》.2004（2）.P18.

[9]耿建军.中国考古谜案［M］.山东画报出版社.2006.P203.

[10]刘志一.中国古代蒸馏酒包装容器考.包装世界［J］.1999（3）.P57-58.

[11]杨军.南昌市西汉海昏侯墓［J］.《考古》.2016（7）.P52-53.

[12]吴德铎.阿刺吉与蒸馏酒.载《辉煌的世界酒文化》［M］.成都：成都出版社.1993.P116.

[13]马承源.汉代青铜蒸馏器的考察和实验［Z］.上海博物馆打印稿.1983年第三届考古学会宣读论文.

[14]马承源.汉代青铜蒸馏器的考查和实验，见《第六届中国科学史国际会议文集》［C］.英国剑桥1990.

[15]王有鹏.我国蒸馏酒起源于东汉说，《水的外形，火的性格——深圳首届中国酒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8.P20-21.

[16]沈怡方.传统白酒的蒸馏（五）［J］.《酿酒》.1998（1）.P62.

[17]周嘉华.文物与化学［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0.P127.

[18]傅金泉主编.中国酿酒微生物研究与应用［M］.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8.P11.

[19]刘广定.中国始有蒸馏酒的年代问题.载《第四届饮食文化学术研讨会文集》［C］.1995.

[20]方心芳、方闻一.中华酒文化的创始与发展.载《辉煌的世界酒文化》［M］.成都：成都出版社.1993.P107.

[21]刘广定.元代以前中国蒸馏酒的问题.载何丙郁等《中国科技史论文集》［M］.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5.P208.

[22]洪光住编.中国酿酒科技发展史［M］.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1.P192.

[23]李志超、关增建.现存汉代蒸馏器初考.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油印本.1986.

[24]吴德铎.阿刺吉与蒸馏酒，载王炎、何天正主编.辉煌的世界酒文化：首届国际酒文化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暨剑南春国际酒文化征文获奖作品选［M］.成都：成都出版社.1993.P116.

[25]杜金鹏、岳洪彬、张帆.醉乡酒海古代文物与酒文化［M］.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8.P12.

[26]刘广定.中国科学史论集［C］.台北：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02.P340.

[27]余德章.从四川汉代画像砖看汉代酿酒与饮酒习俗［J］.《川南文博》.1986（1）.余德章.从四川汉画像砖看汉代酿酒［J］.《文物》.1987（4）.

[28]王有鹏.我国蒸馏酒起源于东汉说.载深圳市博物馆编.《水的外形，火的性格，中国酒文化研究文集》.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7.P19-24.

[29]吴德铎.烧酒问题初探［J］.《史林》.1988（1）.P143.

[30]周嘉华等.《中国古代化学史略》［M］.武汉：湖北科技出版社.1992.P162.

[31]周恒刚、付金泉编.古今酿酒技术［M］.北京：中国计量出版社.2000.P113.

[32]参阅Ambix1959第7期.P57-116.

[33]朱大渭主编.中国通史图说［M］.北京：九州图书出版社.1999.类似说法.又见季羡林主编.敦煌学大辞典［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P195.

[34]王福良.党项族酿酒中的化学论“烧酒”的起源［J］.《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1（3）.P195.

[35]王赛时.中国烧酒名实考辨［J］.《历史研究》.1994（6）.P81.

[36]傅金泉.从《中国通史图说》谈蒸馏制酒的起源［J］.《酿酒科技》.2005（3）.P94.(www.xing528.com)

[37]傅金泉.谈谈对几种白酒蒸馏器的看法［J］.《酿酒》.2007（1）.P108.

[38]刘广定.中国科学史论集［C］.台北：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02.P342.

[39]洪光住编.中国酿酒科技发展史［M］.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1.P193.

[40]涵芬楼影印.《道藏·洞神部众术类·丹房须知》部第588册.上海.涵芬楼.1926.又见赵匡华.中国科学技术史·化学卷［M］.北京：科学出版社.1998.P406-408.

[41]林荣贵.金代蒸馏器考略［J］.《考古》.1980（5）.P466-467.

[42]林荣贵.金代蒸馏器考略［J］.《考古》.1980（5）.P468.

[43]曾纵野.我国白酒起源的探讨［J］.《酿酒》.1978（2）.P15.

[44]邢润川.论蒸馏酒源出唐代关于我国蒸馏酒起源年代的再探讨［J］.《酿酒科技》.1982（2）.P3-4.

[45]方心芳.关于中国蒸馏器的起源［J］.《自然科学史研究》.1987（2）

[46]禹明先.中国酿酒科技史之探讨，载周立平主编.94国际酒文化学术研讨会［C］.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1994.P206.

[47]［日］岛尾永康.中国化学史［M］.东京：朝仓社.1994.

[48]李华瑞.宋代酒的生产和征榷［M］.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1995.P60.

[49]沈怡方.传统白酒的蒸馏（五）［J］.《酿酒》.1998（1）.P62.

[50]周嘉华.中国蒸馏酒源起的史料辨析［J］.《自然科学史研究》.1995（3）.P233.

[51]林荣贵.金代蒸馏器考略［J］.《考古》.1980（5）.P468.

[52]林荣贵.金代蒸馏器考略［J］.《考古》.1980（5）.P468.

[53]黄时鉴.中国烧酒的起始与中国蒸馏器［J］.《文史》第41辑.1996.P146.

[54]罗丰.蒙元时期的酿酒锅与蒸馏乳酒技术［J］.《考古》.2008（5）.P69.

[55]吴德铎.烧酒问题初探［J］.《史林》.1988（1）.P143.

[56]林荣贵.金代蒸馏器考略［J］.《考古》.1980（5）.P466.

[57]邢润川.我国蒸馏酒起源于何时［J］.《微生物学通报》.1981（1）.P29.

[58]李华瑞.宋代酒的生产和征榷［M］.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1995.

[59]郭长海.中国蒸馏酒史探源［M］.《酿酒》.1998（4）.P83.

[60]［日］筱田统.宋元造酒史.载薮内清编.《宋元时代之科学技术史》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67.P279.

[61]王可宾.女真国俗［M］.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88.P261.

[62]梁勇、梁清华.河北酒文化志［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8.

[63]洪光住编.中国酿酒科技发展史［M］.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1.P197.

[64]承德市避暑山庄管理处.河北省青龙县出土金代铜烧酒锅.载杜江主编.承德历史考古研究［M］.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1995.P343.

[65]王赛时.中国烧酒名实考辨［J］.《历史研究》.1994（6）.P84.

[66]［清］顾仲.养小录［M］.王云五主编.丛书集成初编.商务印书馆.1937.P3.

[67]李华瑞.宋代酒的生产和征榷［M］.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1995.P61.

[68]承德市避暑山庄管理处.河北省青龙县出土金代铜烧酒锅［J］.《文物》.1976（9）.P98-99.

[69]承德市避暑山庄博物馆.金代蒸馏器考略［J］.《考古》.1980（5）.P466-471.

[70]袁翰青.中国化学史论文集［C］.北京：三联书店.1956.

[71]罗丰.蒙元时期的酿酒锅与蒸馏乳酒技术.《考古》.2008（5）.P66-77.

[72]泸州老窖集团.1619口百年以上窖池群及酿酒作坊［EB/OL］.（2016-06-15）［2017-03-17］新华网http：//www.sc.xi nhua net.com/content/2016-06/15/c_1119046685.htm.

[73]赵永康.泸州老窖大曲源流［J］.《中国农史》.1997（4）.P52-55.

[74]张宿义、卢中明.泸州老窖对中国白酒发展的贡献［J］.《酿酒科技》.2002（6）.P85-86.

[75]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川成都水井街酒坊遗址发掘简报［J］.《文物》.2000（3）.P4-25.

[76]王陪、恒达.活文物“水井坊”改写中国白酒的历史［J］.《酿酒》.2001（5）.

[77]李伟纲.全兴水井街老烧房遗址的保护与利用研究［J］.《四川文物》.2001（6）.P70.“从中国酒史和酒文化的角度看，水井街老烧房遗址的发现，反映了明代白酒烧房多方面的情况。从实物和遗址角度讲，这是目前我们所能见到的四川白酒的根，中国白酒的根。”

[78]陈剑.水井街酒坊遗址初步研究［J］.《四川文物》.2001（6）.P25.

[79]李映发.中华“老字号”的祖迹明代全兴酒坊遗址十谈［J］.《四川文物》.2001（6）.P57.

[80]溯源探秘问酒香古井贡酒酿造遗址探访录［N］.中国文物报.2010-01-15 .

[81]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绵竹市文物管理所等.2004年绵竹剑南春酒坊遗址发掘简报［J］.《四川文物》.2007（2）.P3-12.

[82]夏如秋.从“三星堆”到“天益老号”古代四川酒文化历史流源考证［J］.《中国酒》.2001（5）.P39.

[83]傅金全.中国古代酿酒遗址及出土古酒文化［J］.酿酒科技.2004（6）.P92.

[84]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射洪泰安作坊遗址［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8.P16.

[85]晓侃.亳州市惊现古酿酒作坊.位于古井贡酒明代窖池旁［N］.新安晚报.2009-09-15.

[86]张书田.中国蒸馏酒的起源和发展［J］.酿酒科技.2008（1）.P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