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金说者，第一个证据就是宋金文献大量出现“白酒”“烧酒”“蒸酒”：
（一）关于宋文献中的“白酒”考。宋代文献中的“白酒”很多，论者列举的主要有：（1）宋诗之有“白酒”字面者，如：李华瑞引用苏轼诗：“白酒酿来因好客，黄金散尽为收书”（按：此伪托吕洞宾诗，非苏轼诗，李华瑞误引于此），秦观《记梦答刘全美》：“素冠长跪蒸酒肴，云是刘郎字全美”，李华瑞引此二诗作为白酒起源宋说的依据之一[101]。（2）其他记载，如《宋会要辑稿》食货二〇之八：仁宗明道年间，潭州“人民多酝造私酒，体问得或婚姻祭祀，雅尚白酒，虽官务美酝，终不成礼”；周去非《岭南代答》卷六记载：岭南地区“诸郡富民多酝老酒……诸道旁率沽白酒，在静江尤盛”。[102]真德秀《申御史台并户部照会罢黄池镇行铺状》：黄池镇“于官课之外，又多造白酒、小酒”。李华瑞《宋代酒的生产和征榷》皆引以为蒸馏酒。
［3］［宋］真德秀.西山文集［M］.四库全书本.
按：李保《续北山酒经》载有“白酒麦法”“雪花白酒法”，惜其酒法已佚。欲判断宋代“白酒”的属性，也可以举宋诗词为证：邵雍《秋怀三十六首》：“天气荐轻寒，白酒连醅饮”，张耒《田家三首》：“社南村酒白如饧”，辛弃疾《清平乐·连云松竹》：“白酒床头初熟”，这些白酒都是酿造浊甜的米酒，并不具备蒸馏性质。黄庭坚外甥洪炎有一首《尝白酒》：
竹叶榴花久擅场，一尊云液胜椒浆。人惟任达常中圣，药自消忧不作狂。满泛冰甆无别色，错斟瓶水有真容。祗应剩酝逡巡酒，始耐仙山日月常。
乍一看，这首诗写饮后的感觉，还真的是今天意义上的白酒，如“无别色”“有真容”，不正是无色透明的吗？色似无而香浓郁，不正像蒸馏酒吗？但首句“竹叶榴花久擅场”就点明了这种酒的属性：以安石榴花发酵而酿成的“榴花酒”，宋代也很知名，宋代窦苹《酒谱》：“又有浮蚁、榴花诸美酒，杂见于传记者甚众”。竹叶青酒是以黄酒加竹叶合酿而成的配制酒。逡巡酒的制法：“三月三日收桃花三两三钱，五月五日收马蔺花五两五钱，六月六日收芝麻花六两六钱，九月九日收黄甘菊花九两九钱，阴干。十二月八日取腊水三斗。待春分，取桃仁四十九枚好者，去皮尖，白面十斤正，同前花和作曲，纸包四十九日。用时，白水一瓶，曲一丸，面一块，封良久成矣。如淡再加一丸。”[103]尽管道教捏出韩湘子“解造逡巡酒，能开顷刻花”的故事，给它蒙上一层神秘的色彩，但其实它只是一种配制酒而已，苏轼、黄庭坚皆有诗吟咏。可见，数酒都是宋代知名的配制酒，虽称“白酒”，皆非蒸馏酒。《北山酒经》卷下：“白酒须泼得清，然后煮，煮时，瓶用桑叶冥之。”意思是说，白酒的酒醅比较浑浊，必须加以澄清，然后再去煮沸加热。这里说得非常明确。可见宋代的“白酒”也与唐代一样，是颜色发白的发酵酒。
（二）关于宋文献中的“烧酒”考。“烧春”见于宋代文献者，主要有四则：（1）吴自牧《梦粱录》卷一三记载：“天晓诸人出市……孝仁坊口，水晶红白烧酒，曾经宣唤，其味香软，入口便消。六部前丁香馄饨，此味精细尤佳。”这一直是学界有关宋代是否出现“烧酒”的争论焦点。日本学者筱田统肯定说：“这应是一种含酒精量较多的蒸馏酒”。[104]邢润川认为，“这种透明如水晶的酒，似乎是酒精含量不太高的蒸馏酒。”[105]李华瑞认为这是指蒸馏烧酒。[106]（2）范成大《荔枝赋》有“羞以烧春之浮醅”，日本学者筱田统《宋元酒造史》认为是白酒起源于宋代的一个重要证据。（3）宋伯任《酒小史》提到的成都刺麻酒、剑南烧春酒，被视为蒸馏酒。筱田统在《宋元造酒史》中说：“剑南烧春”很可能是一种蒸馏酒，因为四川、贵州、云南地处西南地区，那里自古与南亚早有许多文化交流，可能会先有蒸馏酒。龙晦认为，刺同“辣”，成都刺麻酒仍是烧酒的变种；剑南烧春在唐代就是蒸馏酒了，所以说：“大约宋初在四川出现了蒸酒。”[107]（4）南宋赵希鹄《调燮类编》记载：“烧酒醉不醒者，急用绿豆粉烫皮切片，将筋撬开口，用冷水送粉片下喉即安”；“生姜不可与烧酒同用。饮白酒生韭令人增病。饮白酒忌诸甜物”。所以被人当作南宋有蒸馏酒的证明材料。(www.xing528.com)
按：这几则史料皆不足以证明宋代的烧酒就是蒸馏酒，理由有三：
1.洪光住等认为：《梦粱录》那段话是在“天晓诸人出市”条目项下，所以“香软”形容的不是酒，而是早市供应的面点食品，不可能是早上喝蒸馏酒，也不合中国人习惯；我国自古有用酒烧菜的习惯，故名“烧酒”；还有用酱或酱油烧菜的习惯，故名红白。[108]按：此说有一定道理，况且“香软”两字不可能形容劲洌的蒸馏酒，如唐郑嵎《津阳门》诗：“青钱琐屑安足数？白醪软美甘如饴”，宋张元干《浣溪纱》词：“萼绿华家萼绿春，山瓶何处下青云？浓香气味已醺人。”元刘秉忠《冬夜饮南京酒》诗：“煨开琥珀明黄色，散作蔷薇软细香”，形容的都是“白醒、黄酒一类的发酵酒”[109]。可见，“水晶红白烧酒”与蒸馏酒无关。
2.范成大《荔枝赋》说得非常明确，是“浮醅”。《广韵·灰韵》：“醅，酒未漉也”，“羞以烧春之浮醅”指的是经过温煮但没滤过的酒，“浮醅”二字已经明确不是蒸馏酒。
3.筱田统、龙晦在论述成都刺麻酒、剑南烧春酒时，都使用了“可能”“大约”等模糊性概念，都是一种推测，只能说宋代出现蒸馏酒的可能，并不一定，还需要更多更明确的证据，而不是模糊的证据。
以上所引的“烧酒”“白酒”是否即后来之烧酒、白酒，古今同名异物之事甚多，仅观察名词而究其实，便不能充分说明事物的实质与属性。王赛时认为：“宋人对发酵酒进行加热处理时，分别使用了烧、煮、蒸三种方式，其中或以低温加热与高温加热的不同程度而称谓，或以加热的不同手段而区分，但无论如何都不属于蒸馏酒的范畴。”[110]此说符合事实。仅从字面上断章取义或望文生义来证明唐、宋时已有蒸馏酒，是许多白酒起源论者容易犯下的论证错误与逻辑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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