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关于唐文献中“白酒”的光、色考。唐诗中关于酒光、酒色的描述，也被用作白酒起源于唐说的证据，主要有：（1）形容酒如水如露的诗歌，如王翰《赠唐祖二子》：“瑶觞滋白露”，李白《前有一尊酒行》：“琴奏龙门之绿桐，玉壶美酒清若空”，薛曜《正月望夜上阳宫侍宴应制》：“酒杯浮湛露，歌曲唱流风”，白居易《尝新酒忆晦叔》：“樽里看无色，杯中动有光”，鲍溶《行路难》：“尘生金尊酒如水”，姚合《乞酒》：“闻君有美酒，与我正相宜。溢瓮清如水，黏杯半似脂”，《寄卫拾遗乞酒》：“自饮君家酒，一杯三日眠，味轻花上露，色如洞中泉”、李贺《江南曲》：“酒杯若叶露，玉轸蜀桐虚”等。李白《行路难》：“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盘珍馐直万钱”、而司徒鼎《从山西汾酒看蒸馏酒史》说：“这里的‘清’字，与‘汾清’一样，应该是经过蒸馏而所得”。（2）比喻白酒如玉的诗歌，如李世民《帝京篇》：“玉酒泛云罍”，顾况《乐府》：“玉醴随觞至”等。谢文逸认为，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叶子奇的《草本子》都称蒸馏酒为“酒露”，所以如水如露如玉的酒诗，都是“指蒸馏酒的作品”，并自称“近年来收集的这些唐诗中有关如水、如叶露、‘看无色’、‘清若空’和‘动有光’的美酒的记述，都说明了唐代确是出现了清澈透明的蒸馏酒”。[59]（3）李白《月下独酌》：“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刘慎训认为：若非酒度较高清彻透明之烧酒，就不可能有“对影成三人”的联想了。[60]
按：古诗以玉喻酒、名酒，如玉腴、玉沥、玉液、玉酝、玉髓、玉醑、玉薤、玉浆、玉友、玉醅、玉泉、玉露春、碎玉、琼浆、琼酥、琼腴、琼波、琼液、琬醑等，不过指酿造的白色的米酒罢了；至于露名酒，根据“道书谓露为天酒”（《酒谱·外篇下·神异八》）和《诗经》饮酒诗《湛露》而来，皆非指蒸馏酒。又，丁仙芝《和荐福寺英公新构禅堂》中有：“咒中洒甘露，指处流香泉。”用佛教故事，亦非指蒸馏酒。东方朔《神异经·西北荒经》：“西北海外有人长二千里……但日饮天酒五斗”，注：“张华云：天酒，甘露也”。也有人理解为古代的酒露为蒸馏酒，是因为在蒸馏中，酒蒸汽冷凝为露而蒸馏出蒸馏酒。其实“天酒”非酒，不过是露的别称而已，《太平御览》卷十二引孙柔之《瑞应图》：“甘露者，美露也，神灵之精，仁瑞之泽，其凝如脂，其甘如饴，一名膏露，一名天酒。”亦可见“天酒”就是露水，如脂如饴，并非如露的蒸馏酒。至于李白的“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指的是明月、我和身影恰好合成三人，这个影子与上述“杯弓蛇影”之“影”不同，能让李白产生这种联想的酒更与蒸馏酒无涉。用“杯弓蛇影”与“对影成三人”来证明汉唐已有蒸馏酒，也足见白酒起源于汉唐说者证据的贫乏。
（二）关于唐白酒浓香考。关于唐酒之香味，被学者举以为唐代有蒸馏酒证据者，主要有两处：（1）有人说：杜诗常以“浓（重）”“香”二字形容蜀酒，如《戏题寄上汉中王三首》：“蜀酒浓无敌，江鱼美可求”，《序》云：“时王在梓州”，梓州即今之三台，杜夸三台酒“浓无敌”，“可能就是‘剑南春’的开始”；[61]［杜甫《拨闷》云：“闻道云安曲米春，才倾一盏便醺人”，李肖说：“此酒若不是高浓度酒，为什么刚饮一盏便让人略带醉意呢？”[62]隐含是蒸馏酒之意。（2）韩愈《醉赠张秘书》：“所以欲得酒，为文俟其醺，酒味既冷洌，酒气又氛氲”，吴德铎认为，“酒味既冷洌”应是经过蒸馏的酒，未经蒸馏、度数不高的酒，说它“冷洌”便不切合实际了。[63]
按：杜甫以“浓（重）”“香”二字形容蜀酒，并不说明这酒一定是蒸馏酒，浓、香形容酒者，古诗常见，岂必蜀酒如此？而且杜甫品味出来的“浓香”与今天川酒的“浓香型”也不是一回事。况且杜甫《谢严中丞送青城山道士乳酒一瓶》诗：“山瓶乳酒下青云，气味浓香幸见分。”此酒虽然“浓香”，但它混浊似乳，只是一种白颜色的酒，决非蒸馏酒。至于杜甫“才倾一盏便醺人”，韩愈以“冷洌”“氛氲”状酒，只是文学表现手法，都未必实指，不可当作科学来引证。
（三）关于唐酒消毒考。《广利方》，唐德宗年间颁行，已佚。宋人唐慎微《证类本草》卷二五引此书记载：“治蛇咬疮，暖酒淋洗疮上，日三易”。李华瑞《中国烧酒起始探微》认为解蛇毒须用高乙醇度酒，故“暖酒”当为蒸馏酒。[64](www.xing528.com)
按：“暖酒”其实就是温酒，把酒加热，是古人饮酒常见的一种习惯。如白居易《送王十八归山》：“林间暖酒烧红叶，石上题诗扫绿苔”，《和微之诗二十三首》：“门无宿客共谁言？暖酒挑灯对妻子”，《初冬早起寄梦得》：“炉温先暖酒，手冷未梳头”，这些哪里看得出是蒸馏酒呢？又明人陆容在《寂园杂记》卷十一：“酒不宜冷饮……盖不冷不热，适其中和，斯无患害。古人有‘温酒’‘暖酒’之名，有以也。”《红楼梦》第八回写宝玉爱喝冷酒，宝钗马上劝阻他：“宝兄弟，亏你每日家杂学旁收的，难道就不知道酒性最热，若热吃下去，发散的就快；若冷吃下去，便凝结在内，以五脏去暖他，岂不受害？”宝玉听了这话有理，便放下冷的，令人烫来方饮。很明显，这是古人饮酒的方式以及对冷酒、暖酒的认知，而不是指用蒸馏工艺去蒸馏酒。
又按：《黄帝内经》十三方“寒痹熨法”，用棉布浸药酒熨贴以治寒痹，是最早记载的一种外治方法。张仲景《伤寒论》30处酒疗方中，就有酒洗7方。东晋《肘后方》酒服方剂119例中，就提到酒洗和酒淬各1例；晋末《刘涓子鬼遗方》 [65]专攻痈疽和外伤，最早提到以酒消毒，在很大程度上发展了治疗外伤上的酒疗，东晋葛洪《神仙传》卷三记李八伯转作恶疮，周身匝体，浓血臭恶，乃起入酒中洗浴，疮则尽愈，体如凝脂，亦无余痕。这些故事曲折反映了酒浴的消毒功能，远比唐书为早，《广利方》又瞠乎其后矣。类似记载，还有中唐时期的李升《续仙传》，记老道士遍身疱疡，坐酒瓮中三日，须发皆黑白如童子；南宋曾慥《集仙传》记道士疥癣被体，裸浴酒瓮之中，疥癣尽除。这些记载虽然极富传奇色彩，但都曲折反映了酒被广泛运用于消毒，以治疗恶疮、疱疡、疥癣等外科疾病。虽然烧酒的作用比一般酒的消毒作用大，但都没有充分证据证明：这些书记载的是蒸馏酒。至于唐代《仙授理伤续断秘方》谈到酒用于骨伤科治疗，也不是蒸馏酒。而《本草纲目》提到烧酒酒敷2例、黄酒敷12处，就明确烧酒与黄酒皆可消毒，因为这时蒸馏酒已经产生并发达。所以我们看古书时，不要一看见宋以前药籍中提到“酒敷”的，就不假思索地断定是用烧酒。
（四）关于唐代酒价、酒器考。酒价、酒器与酒关系密切，因此也被用作证明唐代有蒸馏酒的证据。如孟乃昌认为：李白“金樽美酒斗十千”，杜甫“速来相就饮一斗，恰有青铜三百钱”，为什么酒价相差太大呢？因为这是“蒸馏酒与酿造酒的区别。十千钱一斗的是蒸馏酒，三百钱一斗的是酿造酒，是水分比较多的淡薄酒，所以差价在三十倍以上，作为商品的蒸馏酒在当时还是个新品种，所以价高。”[66]也就是说李白喝贵重的白酒，杜甫喝便宜的黄酒。但李白说过“会须一饮三百杯”，又作何解？于是便有人说：“大概李白爱喝的是黄酒，杜甫喜欢喝的是白酒，对于酒精度数高的白酒，一饮三百杯的李白就吃不消了。”[67]虽然两种观点截然相反，但认证的方法同样迂阔荒唐，预设的前提都是唐代有蒸馏酒。孟乃昌还注意到唐诗中的“斗”和“杯”之别：杜甫《饮中八仙歌》：“李白一斗诗百篇”“汝阳三斗始朝天”“焦遂五斗方卓然”“张旭三杯草圣传”；李白《月下独酌》：“三杯通大道，一斗合自然。”他认为用斗饮用低醇度的酿造酒，用杯饮用高醇度的蒸馏酒；孟又从杜甫诗“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及“敏捷诗千首，飘零酒一杯”的诗句中，得出结论说：“同一个杜甫，谈到同一个李白，酒量从一斗变成了一杯……只能从酒精浓度不同来说明：一斗指酿造酒，一杯指蒸馏酒”。[68]
按：这些推论致命的错误就是：（1）他们不了解古代文学用典的手法，唐代“斗酒十千”的诗歌太多了，如王维《少年行》（其一）：“新丰美酒斗十千，咸阳游侠多少年”，李白《将进酒》：“陈王昔时宴平乐，斗酒十千恣欢谑”，崔敏童《宴城东庄》：“能向花前几回醉，十千沽酒莫辞贫”，崔辅国《杂诗》：“与沽一斗酒，恰用十千钱”，许浑《酬河中杜侍御重寄》：“十千沽酒留君醉，莫道归心似转蓬”，权德舆《放歌行》：“十千斗酒不知贵，半醉留宾邀尽欢”，白居易《与梦得沽酒闲饮且约后期》：“共把十千沽一斗，相看七十欠三年”，陆龟蒙《奉和袭美酒中十咏·酒垆》：“若得奉君欢，十千求一斗”。就是唐以后也屡见不鲜，如宋代贺铸《小梅花·行路难》：“作雷颠，不论钱，谁问旗亭，美酒斗十千”，金代元好问《木兰花慢》“十千沽酒”，用的都是曹植《名都篇》“归来宴平乐，美酒斗十千”的典故，形成套语，皆极言酒价之贵，暗喻酒质之好，并非唐酒的实价，更非蒸馏酒的价格。用这个套语证明唐代有蒸馏酒，实在太过拘迂了。（2）“斗”和“杯”在诗人的笔下，仅是抽象地表示饮酒量，而不具确切的定量、定质的内涵；三杯可能故意作态，原非实指，而且“斗”不一定是容量单位，也可以是酒器，因此不能以“斗”和“杯”来区别发酵酒与蒸馏酒。至于孟乃昌在《中国蒸馏酒年代考》中还列举了白居易《问刘十九》诗：“晚来天欲雪，能饮—杯无？”说：“一杯之‘杯’不仅是求平仄声，只因杯里盛的是蒸馏酒。”更是深文周纳，穿凿附会，因为此诗前二句“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已经点明“新醅酒”是带糟的，带糟酒就不可能是蒸馏酒。只引后两句，不引前两句，而遽作定论，极不严谨。此外李白喜饮的“玉浮粱酒”[69]，只是新醅酒，决非蒸馏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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