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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渡遗址研究:揭示中国白酒起源及遗产价值

时间:2023-08-11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一)关于唐文献中的“白酒”考。袁翰青先生于1956年《酿酒在我国的起源和发展》认为唐诗中的烧酒、白酒等都是蒸馏酒。由于这些史料中的“烧酒”多出现在四川,所以谢文逸认为:烧春是古代的蒸馏酒,“说明了四川在唐代已可能有蒸馏酒出现”。[56]所以,不要一看到唐宋文献中的“烧酒”的“烧”就确定它是白酒。(三)关于唐文献中的“溜酒”考。(四)关于唐代的“乾和”考。

李渡遗址研究:揭示中国白酒起源及遗产价值

(一)关于唐文献中的“白酒”考。“白酒”见于唐诗,主要有李白《玉真公主别馆苦雨赠卫尉张卿二首》:“清秋何以慰?白酒盈吾杯”,《南陵别儿童入京》:“白酒新熟山中归,黄鸡啄黍秋正肥”,韩愈《题杜工部坟》:“当时处处多白酒,牛肉如今家家有”,五代词亦见,如李珣《渔父》:“倾白酒,对青山”等。

按:唐代的白酒与今天意义上的白酒,是两回事。白居易《朱陈村》之“黄鸡与白酒,欢会不隔旬”,此亦承前而来,如南朝梁武帝《子夜四时歌》云:“玉盘著朱李,金杯盛白酒”,皆以颜色相对,证明白酒是黄酒中呈白颜色的米酒。至于韩愈的《题杜工部坟》,不见韩愈本集,显是伪托,不足为训。就是《新唐书·杜甫传》将《旧唐书》“啖牛肉白酒,一夕而卒”改为“令尝馈牛炙白酒,大醉一夕卒”,来源于唐人郑处诲《明皇杂录》,也是不可信的。因为杜甫并未在耒阳撑死或淹死,不久后又北返,并作有《回棹》《登舟将适汉阳》等诗,最终病死在从潭州开往岳阳的一条船上。司徒鼎《从山西汾酒看蒸馏酒史》根据伪韩愈诗与《明皇杂录》,就提出结论:“这种白酒当是酒精成分比较高的蒸馏酒”,“说明那时蒸馏酒即白酒或烧酒已很普遍”。韩胜宝也根据伪托韩愈诗“当时处处多白酒”的记载,认为那时的蒸馏酒已很普遍[53],都不足为训。

(二)关于唐文献中的“烧酒”考。“烧酒”一词在唐代首次出现,如白居易《荔枝楼对酒》:“荔枝新熟鸡冠色,烧酒初开琥珀香”、雍陶《到蜀后记途中经历》:“自到成都烧酒熟,不思身更入长安”。烧酒又名烧香酒,李德裕《迷梦四十韵》自注云:“每学士初上赐食,皆是蓬莱池鱼,夏至后颁赐冰及烧香酒,以酒味稍浓,每和冰而饮,禁中有郢酒坊也”。“烧酒”又名“烧春”,又称“烧”“烧罂”,如牛峤《女冠子》词:“锦江烟水,卓女烧春浓美”。李商隐《碧瓦》:“歌从雍门学,酒是蜀城烧”,贾岛《送雍陶及第归成都宁亲》:“制衣新濯锦,开酝旧烧罂”,白居易《自到郡斋仅经旬日》:“暑遣烧神酎,晴教晒舞茵”。李肇《国史补》卷下罗列的一些名酒中有“剑南之烧春”。所以后人多认为是唐代有蒸馏酒的明证,如清翟灏《通俗编·饮食》:“按东坡言唐时酒有名烧春者,当即烧酒也。元人谓之汗酒”。袁翰青先生于1956年《酿酒在我国的起源和发展》认为唐诗中的烧酒、白酒等都是蒸馏酒。由于这些史料中的“烧酒”多出现在四川(所谓“蜀城烧”),所以谢文逸认为:烧春是古代的蒸馏酒,“说明了四川在唐代已可能有蒸馏酒出现”。[54]

按:专家虽然认定这些都是蒸馏酒,但对唐代烧酒的性质、制造工具则没有提及,论据显然不够充分。考唐代所谓的“烧酒”,又称“烧春”,其实就是经过热处理的熟酒醅,《岭表录异》亦说“也有不烧,为清酒也”,就是说,没有经过加热处理的生醅酒称“生春酒”(成都土贡有“生春酒”),又叫“清酒”。烧春与生春,都属于同一类型的米酒,只不过存在着是否经过热加工而已,而不是是否经过蒸馏的差别。[55]南宋杨万里《生酒歌》有云:“生酒清于雪,煮酒赤如血。煮酒不如生酒烈,煮酒只带烟火气,生酒不离泉石味。”宋代的米酒仍然有生、煮之分,亦犹唐酒有生春酒与烧春酒、生醅与熟醅之别也,皆与蒸馏酒无涉。正如有专家所云:“‘烧’字有许多意义:(1)燃烧;(2)加热,如烧杯、烧瓶等;(3)苛烈之意,如烧碱(即氢氧化钠);(4)加热蒸馏;(5)保温发酵,等等。”[56]所以,不要一看到唐宋文献中的“烧酒”的“烧”就确定它是白酒。其实这一点,清人就已知道了,如顾张思《土风录》:“按:乐天诗:烧酒初开琥珀香,雍陶诗:自到成都烧酒熟,是唐时已有其名,盖即黄酒之煎过者。今所谓煮酒,非世俗所行烧酒也。”这一见解值得研究烧酒起源者借鉴。

(三)关于唐文献中的“溜酒”考。“溜酒”之名,一些唐起源说者引用黄现瑶《古书解读初探》:“唐诗亦有‘久闻成都溜酒香,不思自身入长安’之句,可见唐代已有蒸馏酒。”按:二句并不见于《全唐诗》,且二句不合格律(如果是七律的话),唐人不应有如此的严重失律的问题。经过查对,二句可能是黄现瑶对雍陶《到蜀后记途中经历》“自到成都烧酒热,不思身更入长安”的误记与误引,关于雍陶诗中的“烧酒”,上文已辨,因此也不足为据。(www.xing528.com)

(四)关于唐代的“乾和”考。窦苹《酒谱·酒之名二》:“张籍诗‘酿酒爱乾和’,即今不入水酒也,并、汾以为贵品,名曰乾酢酒。”台湾学者魏岩寿释道:“按:酢,醋也、酸也,今之高粱烧酒酿造实为干和发酵,发酵完毕之醅,确具酸味,所谓‘乾和’‘乾酢酒’岂斯之谓欤!”因而“确信中国之蒸馏酒最晚亦在唐代”。[57]

按:关于“乾和”,朱翼中《北山酒经》:“唐时汾州产乾酿酒”,乾酿,即“乾和”是也。元宋伯仁(一作宋伯任)《酒小史》仍有该酒。“酿酒爱乾和”句,看不出是蒸馏酒;今天同名的乾和、汾酒是著名烧酒,不等于古代同名的酒也是烧酒。有其名,而无其实(酒的性质、制造工艺都没有提及),因此仅凭名称是证据不足的。

此外,据方心芳调查说,山西汾阳杏花村蒸馏酒在唐朝时已很著名,袁翰青相信这个调查,说:“据当地的传说,唐朝的时候就出产美酒了。这也可作为唐朝已有蒸馏酒的一个旁证。……蒸馏酒的制作可能不晚于公元8世纪的唐朝”。[58]蒸馏酒起源于唐说的证据实在勉强,所以把“当地的传说”都捎上了,连他们自己也不得不用“可能”二字发表观点,可见唐说论者的窘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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