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两节,我们主要是根据传世文献的记载来讨论西周的司法文明的,但是其中有许多内容,一直存在着真伪掺杂的问题,尤其是《周礼》和《礼记》诸篇,因其理想主义色彩甚浓,最受人攻讦。但随着考古发掘的深入,西周时期的青铜彝器越来越多地被发现出土,其中许多青铜器上刻有铭文。随着这些铭文被古文字专家陆续释读出来,我们对西周文明的认识也逐渐加深。更为难得的是,有一些青铜彝器铭文中传达出了重要的司法方面的信息,有些信息,可以直接和传世文献相印证,从而证实了部分的事实,而有些信息,又可以补传世文献之不足。但即便如此,青铜器铭文中的司法信息,总体上仍非常有限。故我们不能以如此有限的信息,去推翻传世文献的记载,只能在传世文献之外,加以一定的补充。
法律史学界早已发现了青铜彝器铭文(金文)对于法律史学研究的重要价值,中日学者都有从事金文法律资料整理者,如杨升南先生即整理出了《金文法律文献译注》收入在了刘海年、杨一凡先生主编的《中国珍稀法律典籍集成》(甲编)第1册《甲骨文金文简牍法律文献》中,1994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而日人松丸道雄、竹内康浩所撰写的“西周金文中の法制史料”一文,则系统介绍了10份(五年、六年琱生簋铭视为一份)与法律密切相关的青铜器铭文,后收录于滋贺秀三编著《中国法制史— —基本资料の研究》一书,于1993年由东京大学出版会出版,这都是比较早的整理成果,学界多有援引。不过此两书所收录的铭文偏少,尤其是后者,由于对“法制”采狭义的定义,故而更为有限。近年来,王沛先生在这些成果的基础上,再参考古文献学界《殷周金文集成》《商周青铜器铭文选》等大型文献及研究成果,整理出了160余篇金文法律文献,并撰成“西周金文法律资料辑考”(上)一文发表。“辑考”一文,言简意赅,所整理的法律材料宽狭适中,便于援用,惟只整理到西周中期,西周后期的材料则付阙如。因此,本节所引青铜彝器铭文,周初至西周中期者,以王沛先生“辑考”(上)为准,而西周中期以后者,则引自马承源先生主编的《商周青铜器铭文选》(第3卷),该卷是对商、西周青铜器铭文进行的释文及注释,部分释文也参考了徐中舒先生主编的《殷周金文集录》(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一书。因本节仅关注铭文释文,故青铜彝器的出土时间、地点以及馆藏信息等则略而不录,有意者但看上述马承源和徐中舒二氏之书即可。(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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