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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司法文明史:西周法律文化的历史背景

时间:2023-08-11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3]要了解法律文化,需要先了解西周法律文化的历史背景。但在牧野,许多从东夷俘虏的商战士临阵倒戈,这一事件很具有偶然性,使得在这一仗中周人决定性地打败了商王国。武王早逝,其子尚幼,政权交给周公,武庚乘机叛乱,周公平定三监。这一设计对周代法文化乃至整个传统社会影响深远,以至于表面看宗法封建只是周公对偶然事件做出的回应,实则是周人在为长久的谋划。

先秦司法文明史:西周法律文化的历史背景

钱穆先生曾说:“除却历史,无从谈文化。”[3] 要了解法律文化,需要先了解西周法律文化的历史背景。

(一)周人的起源

古代思想文化的世界都崇尚一个神圣的起源,这个起源多半具有神话色彩。周人的来源与商人相似。商部落的简狄吞了天边玄鸟产下的五彩的卵,于是受孕生了契,是为商人的始祖。而周则是姜嫄因为有德行而被上帝所赏识,她诚心祭祀,祈求上帝赐给她一个儿子,有一天她在野地里走路,看到大地上有个很大的脚印,一时的好奇心驱使她将自己的脚放在这个脚印里去,不想因此怀孕产下一子。这个男孩长成以后,会种各种植物,后人尊之为后稷,此人便为周人的祖先。从商周祖先的起源中,可以看出他们的出现均未经过人类正常的生育过程,是神话传说,所以也可以说商周都是神带来的产物,得到神灵的庇佑。但是细细比较其中的差异可以发现:商是简狄吞了一个有形的物体——鸟卵所生,这个故事还是鸟与人的结合,还是比较形而下的;而周是姜嫄偶然踏进一个脚印里产下一子,没有任何物质注入其体内,比起商, 已更为抽象,这反映人类的思维的某种进化观。而且商简狄吞卵时,是和妹妹建疵争夺之后取得胜利从而才食到鸟卵,而姜嫄则是因为有德行,偶尔踩入脚印,上帝才赐予其子孙。从这个细微的区别中,我们似乎可以看到德行观念的萌发。“天命靡常”“惟德是亲”等周代德行观念似乎在周人起源的传说中,已经奠定基础。

(二)迁徙与开拓

周人在先周的阶段,不窋时代在山西汾水,承袭了当地的光社文化 (农业文化)以及若干草原文化,而北方有强大的的戎族环视,这就使得周人时时有忧患意识, 从而较之黄河下游土地肥沃的商部落更加关注现实世界。到了公刘时代,他们开始向东北地方迁徙。公刘的儿子庆节迁到陕北泾水流域,那边土地广阔丰茂。九传到了太王,周国势更盛,不想碰到了一个意外的打击,因陕西东北住着一个强大的游牧部落,名鬼方。太王为了避开鬼方这股压力,又迁徙到渭河流域的歧下,之后一直在此发展。到了王季时代,周实力大增,王季不仅有很好的德行,又有显赫的武功,四周部落开始臣服于周。此时商王文丁看到周势力增大,就把王季杀害。王季有一个聪明睿智的儿子,德行高尚、富有野心又韬光养晦, 此人便是后来名垂青史的一代圣人——周文王姬昌。在不停的战争与迁徙的历史进程中,周人在保持对天的敬畏的同时,更多的则是对人事的关注,他们注重现实,生活认真、严谨、勤劳。我们看《尚书·周书·酒诰》《尚书·周书·梓材》两篇,就能发觉周人善于从历史中吸取教训。如《尚书·周书·酒诰》中就讲到商人因奢靡无度而获罪于天的情况,所以周人在总结他们自己迁徙与开拓这段历史时,有意识地将生活细节与德行、与天地联系在一起,所谓“以德配天” “与天地合其德”,即以生活小事看出了天道,这一点成为后来细致的“周礼”的最初的源头。由此似可明白“礼”原本源于生活,但又服务于江山社稷,这是一个必然的过程。

(三)武王克商(www.xing528.com)

文王继承了太王、王季的事业,号西伯,俨然商西部的霸主。他第一步在西北两方戎狄中求发展,第二步灭了密须氏,又和西南面部落小帮联盟。但是诚如许倬云所说:“周人以蕞尔小邦,人力物力及文化水平远逊于商,其能克商而建立新的政治权威,由于周人善于运用战略, 能结合与国,一步一步地构成对商人的大包抄。”[4]与此同时,商朝也面临着巨大的危机。一方面,周人在北边已循山西南部拊殷都朝歌之背,而山西高地可俯视周人王畿,中路一线,已克服崇部进入中原,南路一线,江汉已成为周人疆土。另一方面,纣王还在忙于讨伐东夷,商纣的实力被大大消耗。武王在克商时并没有把握,即使到牧野, 举行“牧誓”时,他还在强调纣王失德,天必败之。与其说这是一种个人自信,倒不如说是精神激励更为恰当。但在牧野,许多从东夷俘虏的商战士临阵倒戈,这一事件很具有偶然性,使得在这一仗中周人决定性地打败了商王国。这一历史进程,使得周人对此有不可思议的感觉,“必须以上帝所命为解,另一方面又必须说明商人独有的上帝居然会放弃对商的护佑,势需另据血缘及族群关系以外的理由,说明周之膺受天命。于是上帝赐周以天命,是由于商人失德,而周人的行为却使周人中选了。”[5]

(四)周公的宗法封建

武王克商后,发觉自己初入中原,和商的人民没有什么关系,而且商的土地辽阔,人民众多,要立即成为商的主人同样很困难。所以武王在取得了商朝的许多宝物之后, 觉得还不如享有东方宗主权来得好,他就命令纣王的儿子武庚仍做商王,另外派两个弟弟管叔鲜和蔡叔度帮着商王管理政事,称为“三监”,要他们监视商原住民,不许叛乱。所以武王刚克商后,并没有发展出一套新的政治制度,依旧是两个独立的部落国家,现代意义上的“华夏国家”还没有形成。武王早逝,其子尚幼,政权交给周公,武庚乘机叛乱,周公平定三监。这次是第二次克商,不但克商而且连带克了商的很多属国,周人的势力才开始真正渗透到了东方。周公做长治久安的打算,将西周王族族人和姻亲分封到新征服的地方,在其他商王势力所及的地方,比如燕齐,也都分封给了周王室内的重要人物,这种以家族血缘为纽带联系,封邦建国的方法,即为封建。所谓:

“惟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以为民极。”[6]

建国克邦过程中所做的最伟大的制度设计。这一设计对周代法文化乃至整个传统社会影响深远,以至于表面看宗法封建只是周公对偶然事件做出的回应,实则是周人在为长久的谋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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