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初期，社会上酗酒成风。一些官吏嗜酒作恶，贪婪虐民，各地土豪富家饮宴不断。不少贫民虽然食难果腹，也在这种社会风气的影响下设锅造酒，全国每年因为酿酒浪费了大量粮食。乾隆皇帝从避免官员嗜酒误政，满足民生，确保社会安定的大局出发，在1737年连续发出八道圣旨，下令禁酒。
禁酒令发布后，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浪费粮食的现象。但是，各级官吏滥施刑律滥罚滥捕，造成大量的人口失业，甚至家破人亡。一时间怨声四起。
官至尚书的孙嘉淦，在清代大臣中素以“狂生”、“太憨”、“不爱钱”和敢于“直谏”著称。他始终不能忘记“故家贫，耕且读”的情景。他能体察民情，面对禁酒令发布后的种种弊端，焦虑地反复思考：“为了一杯酒，把千万无罪之人加以惩罚监禁，这绝不是欲建万世之长策，因噎废食，有损民之生计。”“对！给皇帝上书，说出自己的见解。”想到这里，他又犹豫起来，违背圣旨，冒犯龙颜，搞不好有杀身之祸呀。但一向敢于直谏的孙嘉淦，终于还是下定决心给皇帝上奏。
在一片禁酒声中，孙嘉淦上奏乾隆，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一）对酿酒业采取一概禁止的办法并不明智，禁而难绝，必会造成盐枭未禁、酒枭又起的不安定局面。（二）酒禁只宜歉岁，而不宜丰年。如遇丰年，除了民食仓储所需外，确有较多粮食盈余，应允许用一部分酿酒，这样不仅可以解决谷贱伤农问题，还可能使百姓因此获利。（三）为民生计，立法不可不慎。供奉祭祀、招待宾客、敬奉老人用一点酒，是不应禁止的。酒禁太严，有钱人不敢买粮酿酒，农民丰产的粮食虽贱价也不能出售，“百用皆绌”。禁酒本为民生计，而效果却适得其反。(www.xing528.com)
乾隆得到孙嘉淦的奏疏后，感到他说得在理，就传旨总理事务王、大臣会同九卿详议，又令各省总督、巡抚讨论，并将各自意见上奏。
朝廷内外立即掀起了一场禁酒还是开酒禁的大争论。有人赞成孙嘉淦的观点，认为禁酒宜宽于丰年，严于歉岁；有的甚至认为“无论何时不应禁酒”；也有人反对孙嘉淦的意见，主张“仍按旧例查禁”。
乾隆皇帝接受了孙嘉淦的意见，改变了严禁的做法，“应令各于本省，因时制宜，实力奉行，以观成效。”这在一定程度上松弛了对酒业生产的束缚，进而推动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孙嘉淦体察民情、抗旨诤谏的品格也受到世人的称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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