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建水陶书画装饰流于概念化、恶俗化的困境，书画审美的本质性回归成为首要思索的问题之一；再者，在设计思想驱动下的文人传统书画装饰元素的重构也是一种突破性思考。
（一）经典书画装饰形式的回归
参照清末民初建水陶装饰名家的经典作品，致力于建水陶书画装饰的雅致化成为建水陶书画装饰恶俗化困境中首先表现出来的思考之一。其过程包括从选制泥料、制坯、纹样定稿、刻填、烧制、打磨等制作环节都要极为严格且精益求精，特别是书法装饰设计与绘制。杜绝那些粗糙、恶俗的作品出现，以期获得高水平的装饰作品，当代一些较有古典文化素养的陶艺创作家就进行了这方面的尝试。这些陶艺家介入、并致力于传统书画装饰题材雅致化之路，力图改变建水陶僵硬化、恶俗化的装饰，使之重新勃发时代的生机。如图3-1A瓶上的“残帖”相对于当下繁杂、恶俗的装饰，已经显示出像清末民初经典范式中的雅致化、精英化靠近的趋势，其上的装饰透露出的宁静致远的氛围正是当下书画装饰中所缺乏的。而吴白雨的《弘仁笔意》则在构图形式、配色上都融入了较强的设计感，使弘仁的笔意散发着极具时代感的古雅韵味。
图3-1 A“残帖”花器 B“八大笔意图”花器 向进兴（制） 当代
（二）设计思想下传统文人审美元素的重构
1.书法中的文字重构
建水陶书画装饰虽然是文人书法审美在制陶工艺上的一种沉淀，但其终归是书画装饰在陶器装饰中的一种设计运用。从装饰设计角度上看，打破书画审美既有的装饰范式，寻求一种新的书画构成审美情趣也未尝不是一种可行办法。当陶艺家们意识到这点，他们就迫不及待地做出了尝试。比如吴白雨，当他意识到建水陶书画传统表现的局限，就开始思考怎样从设计本身突破书画装饰传统老旧、狭隘的装饰局限[11]。对此他提出“让陶艺回归设计”的观念，这种回归率先在书法装饰中进行尝试。
第一种尝试似乎较为温和，即在皈依工艺既是“用”[12]的基础上，将传统的书法文字装饰进行剥离，弱化其可读性与意义性，使之成为一种具有时代审美特征的设计元素。如图3-3中，陶器上字顶天立地的构图方式显示了对传统装饰构图“适中”、“稳健”思想的反叛，这种“开张”、“满”的构图设计显得极具装饰性，充斥着一种扩张的美感。这种对古代书写文明充满当代人文关怀的默默温情，弥散在吴白雨诸多作品中，如《不喜不忧》、《驴背看山》、《云之南方》、《福禄宜之》、《安神养分》等。
图3-3 有万喜 吴白雨（制）
比这更进一步的尝试则是将文字解构化，消解其意义与可读性，再将支离化、破碎化的文字视为一种纯粹的装饰元素。这种思想在其《文字般若系列》作品中彻底表现出来，如《文字般若NO：7》、《陈曼生铭文》（系列一、二）、《毛公鼎文》（系列一、二）、《骨匕刻辞意象》、《大龟四版之一》、《楚文》、《袁安碑文》等等。这一系列作品将文字的意义及可读性彻底消解，使支离破碎的文字彻底成为一种纯粹的构成装饰。甚至可以直观形容为，将文字打成碎片，再将这些碎片嵌于陶器之上（如图3-4、图3-5）。(www.xing528.com)
图3-4 《大龟四版之一》 吴白雨（制）
图3-5 《毛公鼎文一》 吴白雨（制）
显然，以上两种尝试将书法文字在陶器装饰设计中重新解读与定义。这种努力表面上看来是对书法装饰传统的一种反动与解构，其实质努力则是对文字的意义与可阅读性的颠覆，对设计思维本身的自我更新。这种努力成功地更新了建水陶欣赏者的观看经验，是对书法传统在陶艺装饰表现中的局限性的一种有效突破。这正是吴白雨所提到的：“当代建水陶艺术寻求创作观念和工艺技法上的本质性突破，这种突破就只能和必须是对传统建水陶艺术的某些部分进行转化、消解，甚至反动。”[13]
2.书画传统中“画”的新思考
当代陶艺家对书法审美主导的建水陶装饰语言当代转型的思考的同时，伴随着对绘画性装饰语言的探索。内容、题材的更新是当代陶艺家的第一个尝试，引入时尚绘画题材算是一种简单而可行的方式。刘也涵[14]首先开始了这种尝试，他似乎钟情于将绘画中的“政治波普”、“新文人画”等一类时尚的架上绘画图式移植到建水陶装饰中，如其作品《火红年代》（系列）、《钟哥》（系列）等，文革时期绿军装的时尚美女装束则是其作品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向进兴的努力也与刘也涵类似，只是他在陶器装饰中借助了时尚的都市丽人题材。他们这种借助移植架上绘画流行性题材的尝试，虽说还限制在绘画表现的完整性与叙事性的窠臼里，且带着对新时尚的媚俗，但却使得程式化、老旧化的建水陶绘画装饰主题得到改变，扩展了装饰题材的表现空间，给建水陶装饰注入新鲜的时代气息。
图3-6 《岁寒三友》 吴白雨（制）
图3-7 《落松》 吴白雨（制）
而吴白雨则把自己对书法装饰的努力延伸到绘画传统中，传统的绘画题材的完整性被打破，一些标志性的元素被艺术家有意识地抽离出来，并在新的设计构成中彰显出新的审美趣味。如《岁寒三友》中，松、竹、梅三者被抽象为三种植物的叶片与花瓣；《落松》之上，通身的松针似乎正用直线坠落的方式，诉说着一种新时代设计者心中古老落松的诗意；《病草》、《竹》、《梅》等作品，继续延续着这种解构化、抽象化，使绘画性在设计安排中成为一种新的诗意。[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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