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常，法学学术研究与法律实践是密切相关的，法律实践中的问题，往往都会体现在学术研究中。而学术研究的重要任务，除了描述和解释法律实践，还要对法律实践进行学术引导。就环境刑法而言，作为司法适用的规范根据，环境刑法是在何种意义上存在的？这需要跳出单纯的法律规范层面，将环境刑法视作规范体系，并将其置于环境保护措施体系中进行考察。环境保护措施有制度设计面与程序执行面之分。就制度设计面而言，环境保护措施可区分为“制裁的政策工具”“制裁的执行手段”“付费的政策工具”和“付费的执行手段”四种类型。在“制裁的执行手段”中，有刑事制裁与非刑事制裁之分，刑罚即属于“制裁的执行手段”。[14]这意味着，环境刑法是环保措施中的刑事制裁执行手段。但环境刑法不能仅局限于对处于末端的环境危害行为的刑事制裁。有学者从我国环境犯罪原因这一犯罪学视角看待环境刑法，从现实针对性考虑环境刑法的社会效果：“（1）环境决策、管理制度以及监管体制的完善或许比刑罚更有效；（2）环境刑法的视野不应局限于环境危害行为，而应当扩展到环境决策、管理渎职方面，刑罚在后一方面的运用或许比在前一方面的运用更有效果。”[15]
尽管对环境刑法展开的研究在我国还处于比较低级的阶段，尽管我国的环境刑法立法还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从法学与法律的使命来看，实现从关注环境刑法理念到关注环境刑法规范、从关注环境刑事立法到关注环境刑法规范适用的转向，是当前环境刑法理论与实务所面临的一个重要任务。欲在司法适用中有效连接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离不开法律方法论的作用。王泽鉴先生有言：“有实务而无理论，犹如盲目，有理论而不重实务，则近空谈。”[16]就此而言，对环境刑法规范的适用进行方法论层面的研究，构筑具有指导意义的方法论体系，就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务意义，但在根本上，仍然是为了保障我们所赖以生存的环境。(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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