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产管理人解除权限制

我国学界对双方均未履行完毕的合同可以解除，并无太大争议。但对破产人的合同相对人已经履行主要义务的，管理人能否解除合同，仍存有一定争议。此时虽然可以借助一定的解释方法来得出肯定的结论（如将支付租金认定为租赁合同的部分履行等），但就其是否具有当然的合理性，仍需要在现行规范下予以论证。

破产程序启动后，未届期的不动产租赁合同应否视为待履行合同，能否依据《企业破产法》第18条规定，由管理人就此选择继续履行或解除合同，尤其在是否具备解除权的行使要件方面，我国学界存在较大的争议。

有学者提出，一方面，为贯彻“尊重破产法之外规则”的理念，管理人解除权的正当性需要结合破产法以外的实体法进行探讨；另一方面，其亦指出管理人的解除权在合同法上缺乏正当依据。《合同法》第94条第5项仅仅是为该条第4项在合同法分则和其他法律的延伸提供依据，[5]其本身并不构成独立的解除原因。当违约行为可归责于破产债务人时，位于债务人一侧的管理人不应享有待履行合同的法定解除权。[6]在破产法上，该解除权也难以证成合理性。管理人享有超越合同法规则的特殊解除权，是为免于履行对债务人财产不利的合同，但若想实现这一目的，管理人只需向相对人表示拒绝履行即可，无须借助于解除权。[7]另有学者认为，破产管理人行使解除权的目的在于使得债务人尽力摆脱负担，由此增进全体债务人的利益。[8]法律赋予管理人合同解除权的价值在于，管理人行使解除权使得可供债权人分配的债务人财产只增不减，以最大限度地保护一般债权人的利益。[9](www.xing528.com)

学界对管理人的解除权之所以产生较大的争议，是因为我国《企业破产法》仅对待履行合同的处理原则作出了一般性规定，并未对诸如租赁合同、知识产权许可合同等特殊合同的解除作出特别规定。鉴于“待履行合同”这一概念的范围十分广泛，对《企业破产法》第18条更为合理的解释是，应根据合同的不同类型来论述解除权的行使要件：①对合同履行状态进行区分；②对合同标的的类型进行区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