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害人参与刑事速裁程序—具体方式

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参与不同的诉讼程序，有不同的参与程度或者模式。有研究者将被害人参与刑事诉讼的模式区分为“强参与模式”与“弱参与模式”。[3]笔者认为用这种简单的区分法并不能对被害人在速裁程序中的被害人参与模式作出界定，因为刑事速裁程序中被害人的参与方式是多元化的方式。对于速裁程序中被害人参与的具体方式，可以根据其对诉讼进程是否构成实质性影响的角度进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而不应当生硬地套用某种具体的模式。

（一）被害人的意见和是否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达成和解与谅解是否会实质性影响刑事速裁程序的启动？

根据两高三部《认罪认罚从宽指导意见》的规定，办理认罪认罚案件，应当听取被害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的意见，并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与被害方达成和解协议、调解协议或者赔偿被害方的损失，取得被害方的谅解，作为从宽处罚的重要考虑因素。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听取意见应当记录在案并随卷移送。由上述规定可以看出，被害人的意见只是其作为从宽处罚的考量因素，但并不是决定速裁程序认罪认罚案件是否可以启动的先决条件。速裁程序中的案件由于受到案件范围的限制，涉及被害人的案件很多可能是非常轻微的刑事案件，有些则可能带有复杂的社会关系，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案件的初期阶段并不容易与被害人达成和解或谅解。如果在立法中一律要求所有的适用速裁案件的被告人都需要与被害人达成和解或者谅解，那么相当部分的轻微刑事案件就无法进入速裁程序和认罪认罚从宽的程序。虽然速裁程序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规定和强调被害人的参与，但是程序的选择与启动并不受制于被害人。两高三部《认罪认罚从宽指导意见》第18条明确规定，被害人及其诉讼代理人不同意对认罪认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从宽处理的，不影响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适用。表面上看，这种做法可能会损害被害人在程序进程中的主体地位，但是被害人的基本诉讼权利和实体性利益并不因此受到实质性的影响。

（二）被害人是否可以对速裁案件中的量刑建议构成实质性影响？

根据两高三部《认罪认罚从宽指导意见》第33条，关于量刑建议的提出的规定，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就主刑、附加刑、是否适用缓刑等提出量刑建议。人民检察院提出量刑建议前，应当充分听取犯罪嫌疑人、辩护人或者值班律师的意见，尽量协商一致。在量刑建议和听取意见方面，并没有明确表明在量刑建议方面要听取被害人的意见。同时，两高三部《认罪认罚从宽指导意见》第18条还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认罪并且愿意积极赔偿损失，但由于被害方赔偿请求明显不合理，未能达成调解或者和解协议的，一般不影响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从宽处理。综合上面的相关规定可以看出，在速裁程序和认罪认罚从宽案件中，被害人的意见和是否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达成和解或谅解对量刑建议并不构成实质性的影响。量刑建议是控辩双方的协商意见，并没有被害人参与的程序性空间。我国目前立法上之所以这样的规定，主要考虑到诉讼的效率，防止被害人的过度参与影响程序的推进。我国的刑事诉讼程序中被害人的参与程度是相当低的，这主要是国家强职权的诉讼模式所带来的必然结果。从诉讼文明发展的进程的趋势看，这种弱化被害人参与的诉讼模式在带来诉讼效率上的提升的同时，在很大程度上则是以牺牲被害人的参与权和实体性利益保护为代价，对于被害人来说并不公平。(www.xing528.com)

（三）被害人参与是否对速裁审判方式和裁判结果构成实质性的影响？

在速裁程序中，并没有排除被害人参与庭审活动。在司法实践中，被害人参与庭审的案件并不少，但是被害人参与庭审主要是对被害人的谅解和和解协议的确认。被害人是否参与庭审并不影响速裁程序的审理。但是，在开庭审理过程中，被害人如果能够在达成和解或者谅解的情况下出庭，并支持对被告人的从宽处理，对于被告人的认罪悔罪与判决后的服刑矫正等都具有积极的价值。因此，在速裁程序案件中，被害人的参与虽然并未实质性影响审判方式或者审判结果，但是由于被害人参与诉讼程序中，其价值并不因诉讼效率的提升而被淹没，其在法庭审判活动中的参与和发言，都体现了对被害人的权利尊重，彰显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的主体地位。

至于被害人是否可以就速裁案件的裁判结果提出抗诉，目前的速裁和认罪认罚相关法律规定中，对被害人的抗诉并没有限制性的规定，并不排除被害人有权就速裁案件中的裁判结果向检察院提出抗诉请求。由于被害人申请抗诉的个案比较少，对于这种被害人在速裁案件中的抗诉权的行使和落实情况还有待进一步观察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