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在刑事诉讼中完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但是并未提出要建立刑事速裁程序。刑事速裁程序的试点，其实是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试点提供先期的经验和程序保障。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与速裁程序都体现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精神，都体现了非对抗性的司法合作精神。[37]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刑事诉讼中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具体体现，不可能因案件适用程序的不同而受到严苛的限制，否则就会限制其功能的发挥。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的波及面必然相当宽泛。刑事速裁程序本质上是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先期试验，只不过这种试验隐含在速裁程序试点规范中。2014年启动的刑事速裁程序的试点被严格限制在很小的范围，即在可能被判处1年以下有期徒刑的11种相对较窄的罪名范围内才可以适用速裁程序。刑事速裁程序在试点上采取非常谨慎的态度，这与后来的较大规模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完全不同。两高两部《速裁程序试点办法》就为速裁程序的具体条件明确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必须认罪认罚的条件。可以说，刑事速裁程序的试点本质上就是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微缩版试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本质是鼓励和促进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与国家司法机关进行合作，而不是展开对抗。由于刑事诉讼制度和立法并没有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高度匹配的特殊性程序，无论是传统的简易程序还是普通程序都无法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价值理念高度契合。刑事速裁程序的制度基本上是围绕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内在要求进行设计的，包括量刑建议等都是围绕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来设计。刑事速裁程序两年试点顺利结束，国家并未发现刑事速裁程序试点本身存在不可控的刑事风险，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试点进一步开展就顺理成章。(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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