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几十年间，西方城市转型在相当程度上体现为文化生产集聚区的不断新建和扩张，而文化生产本身也越来越倾向于高度集聚（Storper和Christopherson，1987、[29]Ha11，2010[30]）。文创行业的集聚将空间和文化进一步联系起来，它们是文化生产体系繁荣的组成部分，城市景观也是它们的主要成果（Hutton，2000）。[31]北京798、上海M50等艺术空间，艺术家的生活方式能够引起社会、媒体和游客关注；设计业更为依靠产业的前卫性质和规模集聚；影视传媒主要因明星效应成为焦点。以我国文创园区为例，无论是着重于产业推进和城区氛围改造（王慧敏，2012）[32]，还是文化遗产保护中的困境与举措（阮仪三和张松，2004）[33]，抑或是对过度地产模式和美学取向的批判（O'Connor和Gu，2014），[34]都从不同侧面反映了文创园区在景观化方面对城市更新的价值。
由于文化产品往往承载空间含义和具有传播属性，因而相对容易创造文化原产地形象。为不同市场而生产的电影、电视节目、音乐、时尚服饰、产品设计等，总是在一定程度上基于本地形象和文化传统，消费者思维区分和认证在这种流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Molotch 1996）。[35]好莱坞的电影、纳什维尔的乡村音乐、巴黎和米兰的时尚设计、柏林的工业设计，原产地标签成为产品重要的附加值，文化生产者愿意支付“集聚租金”。原产地形象以不同的方式与集群景观融合，成为文化资本进入新一轮文化生产和销售。除了借助大众传媒和文化产品实现生产与消费分离之外，另外一种模式是文化场所、原产地符号和生产景观的统一，消费者必须到文化生产点进行消费和参与，如演艺集群、度假中心等。其生产组织为宾馆、民宿、博物馆、餐馆、剧院、向导、巴士和船务等构成的柔性网络（Scott 2001）。[36]这种模式或是处于交通便利和成熟的内城，如演艺行业的集聚将大城市内城塑造为实验剧场空间，为游客提供“百老汇”“伦敦西区”“老北京”等地标消费；或是处于人流量大的景区，提供休养享受和印象系列等大型演出；快速交通之下的同城效应使得场所消费更加便利，产业更加集聚，景观效果和原产地符号益发突出和融合。(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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