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创意产业[3]是一个内涵和外延都十分丰富的产业业态。自1998年英国布莱尔政府提出发展创意产业以来，文化创意产业就一直成为政府和学界关注的议题，在20年的发展和探索中，学术界对文化创意产业的认识经历了产业→经济→社会的演进，即从1.0到2.0，再到3.0的演变和升级。不同的发展阶段，价值和目标是不同的，而政府的政策和举措也不相同（见表4-1）。
表4-1 创意产业的发展与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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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初期的标志性文献是英国文化媒体体育部1998年11月发布的《创意产业图录报告》（Creative Industries Mapping Documents）[4]，其正式提出并界定了“创意产业”的概念和具体产业部门，将创意产业定义为各“起源于个体创意、技巧及才能，透过智慧财产权的生成与利用，而有潜力创造财富和就业机会的产业”。这一阶段创意产业发展的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与政策背景相关的创意产业门类得到迅速发展，如英国的13类创意产业；二是作为创意产业发源地和集聚地的国际大都市相继提出了建设“创意之都”的目标，如：纽约的“高度融合力、卓越创造力、强大竞争力、非凡应变力”城市精神；伦敦的“世界卓越的创意和文化中心”发展目标，东京的“充满创造性的文化都市”发展战略，新加坡确定的“新亚洲创意中心”“全球文化和设计业中心”发展方向等。
以2001年约翰·霍金斯的《创意经济》的出版为标志，创意产业作为新经济形态得到理论共识。[5]他扩展了英国政府提出的创意产业的内涵，把创意产业提升到整个经济系统更新与变革的层面。这一阶段的主要特征：一是创意产业超越传统意义上的文化产业和内容产业，成为一种投入要素渗透和融合到各行各业的“无边界产业”，[6]成为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创新发展模式的一种战略；[7]二是发展中国家也逐步认识到创意产业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性，开始根据自身文化资源战略性思考创意产业发展，如上海从2005年开始积极推进创意产业发展，将其与产业结构升级和城市转型相结合。
现代创意产业发展已经超越经济系统，逐渐进入通过解放创造力塑造新阶层和更新社会的发展阶段。尽管在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初期，不少学者就提出创意产业推动社会发展的积极意义，但由于产业化的惯性思维，在实践推进和政策制定中依然以经济目标为主导；经过20年的成长和发展，创意产业的社会性日益凸显，“创意城市”[8]“创意阶层”[9]“创意社群”[10]“公民—消费者”[11]等一系列有关创意产业与社会发展实现良性互动的研究不断深入，学术界充分认识到创意产业“最重要的地方在于在普通大众中鼓励知识的增长和创造性参与”，创意产业价值的创造依赖于创意阶层的崛起，其价值的实现有赖于消费者的认同，两者都与具有社会属性的群体密切相关。这一阶段的主要特征表现在创意产业已经突破经济目标局限，融入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创意产业集聚区已经不是简单的有围墙的“园区”或“旧仓库”，而成为融工作、生活、商业于一体的开放式社区。例如，上海最早的田子坊创意集聚区已经跳出了“旧厂房”的经济租金模式，在空间形态上由弄堂向街区转变，在产业业态上由单一向多元转变，在发展模式上由厂区向社区转变；又如黄浦区的“江南智造”，深度融入社区，创意社群活动丰富，形成了以社区为导向的园区、商区、城区“三区”联动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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